第一节丘吉尔的冒险

9月2日，交战双方在瑞士至凡尔登一线展开战斗。漫长的战线连绵不断，从瑞士一直通往凡尔登。一个星期过去，战线稳定下来，从凡尔登到马伊又多了60英里。不过，在埃纳河到英吉利海峡之间仍然留有方圆170英里的空旷地带尚未遭到两军践踏蹂躏。法军和英军都在忙着抽调足够兵力，守住阵地。在北西两面，法金汉窥出端倪，认为有机会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完成两翼合围，德皇的大军正是在8月错失良机。法金汉虽然并不认为德军仍有把握赢得绝对胜利，但是纵使无法对联军侧翼包抄，倘若能够拿下英吉利海峡沿线港市，可能的话甚至向西打到加莱，那么也好让德国在和谈开始时占据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

英法联军为了应对威胁，开始重新部署。此番调兵遣将堪称联军参谋后勤工作的一次壮举。联军指挥官们普遍感觉乐观，认为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尚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发起一场快速运动战依旧可行，不用像在贵妇小径那样毫无意义地乱打一通。西线在9月、10月见证了1914年的最后一场可怕混战。深秋日近，天气不断恶化，敌对双方虽然对于海峡沿岸一线兴趣不大，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包抄切断对方的后路，但还是展开了一场被通称为“奔向大海”的交战。约翰·弗伦奇爵士让英国远征军移至联军左翼，原因部分在于图个方便，好和英国本土交通，另外也希望手下这支小小的远征军和强大的骑兵分队能够充分利用沿岸优势，把握战机。然而，无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系列遭遇战中难以脱身，接下来的正面攻坚战一打就是好几个星期，成为大战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联军防线在德军大规模攻势面前岌岌可危。

法金汉原本做出的判断不错，谁料走马上任后下的第一脚棋就违背初衷，竟然批准比洛孤军深入，向苏瓦松-兰斯前线突进。行动在9月16日宣告失败，法金汉随后孤注一掷，全力加强右翼。法军这厢，莫努里同样希望避免与敌正面交锋，一心绕开克拉克，小心翼翼地沿瓦兹河溯流而上，不料17日遭遇德军，行动受阻。霞飞赶紧派兵北上，组成一支新的集团军，交由卡斯特诺指挥。这位73岁的老将身体健硕，在“南希的大皇冠”一役中表现“稳如磐石”。不过，卡斯特诺手下都是预备役士兵，既无斗志，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法金汉得以腾出手来，分兵应对。新组建的集团军由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雷希特指挥。德军的问题在于虽然占领了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部分地区，但这些地方铁路为东西走向，难以大规模调兵遣将，从战线最南端运兵北上。比利时境内铁轨损坏严重，国王阿尔贝的国民们在撤退途中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将大部分机车运到了法国。德国人虽然征调了2.6万名劳力清理阻塞的隧道，修复损坏的铁轨，但是铁路系统直到10月依旧无法恢复正常运行。

德国人从9月开始，直到11月一直在源源不断向海岸增派援军，可是兵力仍然远远不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法国人的火车要好用一些，这一点区别至关重要。9月23日晚，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向瓦兹河上游进发。霞飞身在统帅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摸清德军此举意在何为。不过，卡斯特诺的小伙子们有本事阻止德军的前进步伐。法军26日在南面挫败了德国人的另外一次突进，德军伤亡惨重。这一次又是在南面，法金汉麾下各路将领倾巢而出，下场和霞飞在8月行动中几乎一模一样——当时进攻的是法国人。不过，北面才是注意力真正所在：对于参加战斗的四个国家来说，不少士兵打心底希望能够赢得一场历史性胜利。法国境内，通往亚眠、阿拉斯、朗斯和里尔的各条公路上都挤满了骑兵和车辆；火车往返不停，将成队成队的步兵运到各地的指定下车集结点。

德军战线情况大同小异。炮兵赫伯特·苏尔茨巴赫随队奔赴前线，路上看着骑兵从自己的队伍跟前经过，一队接着一队，场面甚是壮观。苏尔茨巴赫在10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有达姆施塔特的龙骑兵、特里尔的猎骑兵，还有梅斯、卡尔斯鲁厄、布鲁赫萨尔、牟罗兹和卡塞尔来的骑兵团：骑兵们手持长矛，威风凛凛，给人感觉即将投身一场大战……看得人心中充满希望，激动不已。眼前疾驰而过的人里头有好些熟悉的面孔。这些人要在这片宽广的阵地上狭路相逢，该有多么奇怪。”苏尔茨巴赫发现自己的下巴冒出了胡子茬，更加激动起来，像老兵一样嘴里嘟囔道：“好几百万人一起打这一仗，能够成为其中一员，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德皇御驾亲临绍尼前线劳军，旨在打消士兵心中的疑虑。“圣诞节前大家就可以回家了，”德皇反复强调，“我会让大家尽快回家的。”在巴黎，马恩河大捷的余韵犹在，人们同样思乡心切。英国大使馆的弗朗索瓦·伯迪爵士在10月1日写道：“如果霞飞这一仗打赢了，为法国夺回阿尔萨斯-洛林，他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不过，这只是那些未经战阵之人的想法。那位法军最高统帅在这个想法成为现实之前，首先必须被迫放弃侧翼包抄德军的企图。霞飞虽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前线增兵，却始终认为除了守住防线之外，别无良策阻挠德军的宏伟计划。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大军此时正朝里尔进军，阿拉斯告急。10月4日晚，阿拉斯被围。霞飞面对威胁，任命斐迪南·福煦代表自己负责指挥整个北部战区。福熙身为全权代表，在接下来数周之内做出的主要贡献在于让全军保持了钢铁一般的意志。福熙告诉下属，撤退断无可能，全军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德·毛迪此时正在福熙麾下任第十集团军司令，率部击退了德军对阿拉斯发动的一次主攻。随着10月6日夜幕降临，阵线基本稳定下来，法金汉只好转移注意，另谋他处。

法国人清楚知道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掌握自己国家北部和比利时尚未占领地区的命运，英军和比利时军队同样起着关键作用。从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军队在对阿拉斯以东法军发起进攻的同时横扫比利时。当地民众和比利时军队一路后退。根特的让娜·范·布莱恩博格夫人心事重重，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听到了好几次炮声，你根本想象不出这种巨大的声响有多么可怕……想一想，大炮每响一声，都会有好多人送命……想必你也在你们当地的报纸上听说了我们这里的遭遇，男女老少被统统杀了个精光，全村全城都给烧成了一片火海。”

30日，志愿参军的英国护士格莱蒂斯·温特波顿开车去威海姆接一名伤员，路上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只能绕来绕去。“桥边上躺着一个人，是那帮帅气小哨兵中的一个——已经死了。我们冒着猛烈的炮火过桥……就在这个时候，从桥的另一头跑过来12个士兵，一个个全都吓得腿脚发软，紧紧抓住桥两边的栏杆不放。带头的死了，这帮当兵的只好四散逃命。我们没有找到伤员，就把这12个士兵接上了车……这一伙人相当激动，差一点儿要抱住我，谢谢我救了他们。我实在累坏了，再也经不起猛烈的炮火折腾了。”

法金汉下令务必扫清安特卫普这个障碍。德军已经先后两次遭到要塞内比利时驻军的骚扰，第一次是在勒卡托，第二次是在埃纳河战役的时候。德国人现在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眼中钉给彻底拔掉，解除对德军通信的威胁。德军最高指挥部从预备役部队紧急抽调一个军，在重型火炮支援之下开始攻城。比利时陆军大部分兵力聚集城内。声名扫地的毛奇也亲自来到安特卫普，希望能够重拾几分威望。比利时向法国求援，却遭到霞飞拒绝，因为安特卫普并不在霞飞的大战略计划之内——按照霞飞判断，安特卫普已成孤城，根本无法守住。在这位法军最高统帅看来，撤退势在必行。他只派遣了为数不多的一些佐阿夫步兵，地方军和陆战队前去掩护安特卫普卫戍部队撤退，好让比利时人沿着海岸一线退到法国境内。

不过，英国人雄心勃勃，另有打算。英国人对阿尔贝国王的这个国家投入了大量感情。约翰·高尔斯华绥在《每日邮报》上大声疾呼：“我们打算为比利时做些什么？——比利时是一众小国当中最英勇无畏的一个，却仅仅因为忠诚遭到铁蹄践踏。多少国家因为这场上帝的大决战受苦受难，比利时是中间最无辜的一个，我们又能为比利时做些什么？”这位小说家说得情真意切，道出了英国民众的心声。比利时虽然遭到入侵，但是相当一部分国土并未落入敌手。英国倘若出兵相助，肯定能够帮助比利时摆脱遭人奴役的命运。不少英国人，其中不乏文官武将，一想到能够在家门口，也就是皇家海军势力范围之内打上一仗，自然来了兴致。现在比利时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可以不用再受霞飞和那帮法国人的干扰，独自作战了。

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向不懂审时度势，哪怕此番有机会带着整支英国远征军驰援安特卫普，依旧拖拖拉拉——其实，弗伦奇自打8月开始就想让远征军留在安特卫普。假设这个计划真的付诸实施，弗伦奇的部队几乎肯定会落入德军包围，甚至来不及逃跑就全军覆没。弗伦奇拖到最后，只是与法军达成一致，将英国远征军从埃纳河重新部署到联军左翼。10月1日晚，英军各部开始从贵妇小径陆续后撤。虽然已经开始撤退，英军还是在安特卫普发起了一场冒险。向安特卫普派遣整支远征军的想法尽管已经作罢，英军阵中有几个胆大的还是认为有机会试一试。

文职人员诺曼·麦克劳德在当年的海军部文件里偶然发现了一本战前留下的战略备忘录。备忘录是丘吉尔写的，用麦克劳德的话来说，写得简直“妙不可言”。丘吉尔早在1911年就描绘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必有一战，“预言法国将在东北战线上被迫保持守势，很可能在德国借道比利时，发起进攻之前就得将领土拱手相让，就连巴黎也可能面临危险”——法国人民得玩一场伺机而动的游戏，至于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丘吉尔表示质疑——英国将派遣29万人的部队支援法国——40天过后，战局就将扭转。不过，麦克劳德对自己如此钦佩丘吉尔也做了一番解释，写道：“这份文件差不多是我见过丘吉尔唯一能够展示自身才华的东西——海军师的计划已经让人看到了他的问题——丘吉尔头脑灵活，点子很多，办事也相当得力，但是欠缺平衡与连贯，所以真正做起来实际效果不好。我很难想象丘吉尔能够把脑子里的宏伟计划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执行到底。他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开了个头，便没了下文，若是计划得不到贯彻，就会拿出一些惩罚来唬人，威胁部门头头，接下来又是犹犹豫豫，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决断，直到最后放弃计划。”

鉴于那位海军大臣令人捉摸不透的进取之心，麦克劳德的上述评论似乎颇有有先见之明。麦克劳德提到的“海军师计划”是丘吉尔想出的一个典型的海盗做法。丘吉尔纠集了一帮皇家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部冗员，一心想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私人军队，于是搬出一堆理由，声称安特卫普是个天赐良机，能够实现自己英军两栖登陆的梦想。可是，这个想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欠缺审慎，甚至可以说鲁莽冒失。安特卫普被丘吉尔视为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滩头，无险可守，要想增援，只能溯斯凯尔特河而上，此举势必打破荷兰的中立地位。即便如此，这位海军大臣仍然自命为英国的全权代表，认为唯有自己能够解安特卫普之围，指挥着当时唯一能够抽调使用的英军部队——他自己的海军师——出发了。

安特卫普周围部署的比利时军队正身陷困境。一个月前，法国《晨报》还言之凿凿地宣称安特卫普“坚不可摧”。可是，这座要塞事实上自从1900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添置过任何现代化防御武器，和列日要塞一样在现代大炮面前不堪一击。卫戍部队中有两名掷弹兵，一个叫爱德华·比尔，一个叫夏尔·比尔，二人来自布鲁塞尔一个富裕家庭，家中兄弟四人。比尔兄弟七周之前匆忙入伍，一心建功立业，没想到被送到安特卫普，日复一日，每天就是挥着铁锹挖沟开壕，心情低落。此时此刻，兄弟二人身陷德军攻势之中。城市近郊要塞遭到猛烈炮火攻击，一发炮弹击中弹药库，引发巨大爆炸。爱德华·比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需要鼓起全部勇气。场面太可怕了！到处都是尸体，有的没了脑袋，有的已经看不出模样，断肢横飞，开膛破肚。呻吟惨叫声不绝于耳，听得人心惶惶。大多数尸体都没有军牌，无法辨认。有个地方躺了37具死尸，活下来的只有4个，都受了伤，其中两个伤势严重。

抬担架的不肯上前面去，我们的指挥官于是看谁愿意自告奋勇，把那两个伤得最重的抬到农场去。夏尔、我，还有另外两个人站了出来。指挥官同我们一一握手，说道：“有种，好样的。”我们穿过开阔地带，炮弹在身旁四散炸开，有时候就在眼前。受伤的那两个人我们每走一步，就哼一下，越走哼得越厉害。我们走不到二十步就得停下来，手指上湿漉漉的全是泥，抓不住裹伤员的毯子。

几个人好不容易到了阵地，放下担子，赶紧打道回府，回到要塞，受到了战友们的热烈欢迎。大伙儿见到他们活着回来，也都感到意外。

9月28日，德军对安特卫普外围60英里防线正式展开围攻，只剩下西面荷兰和比利时交界一线的公路网开一面，未被包围。安特卫普周围大片农田已被放水淹没，成了一片泽国。此举原本打算阻止敌军进攻，结果没想到地表水深，害得要塞外面的防御部队没法挖壕据守。到了9月30日，也就是星期三晚上，德军开始发起持续炮击。爱德华·比尔写道：“场面甚是吓人。前面后面都能看见大炮发出的火光；北面全是火，南面和西面也是一样火光冲天。阿弗尔-圣卡特尼村中心燃起熊熊大火，烧得像个火炬，就连教堂钟楼也起了大火。”到了第二天早上，比尔所在的部队被大炮炸得实在顶不住，只好丢下阵地。好在当晚趁着大雾弥漫，又夺回了阵地。比尔过了几天继续写道：“这是我们第三个晚上没有合眼了……今天的炮击又死了4个，这一条沟里已经死了20个……哎，恨虽然恨，但是起不到作用。看到战友就在身边倒下，其他人受伤，却没法替他们报仇雪恨！眼看着同伴还没来得及开打，就倒在敌人的机关枪下。这段时期的密集炮轰太伤士气了。”

丘吉尔的皇家海军师士兵身上穿着海军军服，装备奇缺，可以说根本没有受过训练，压根不知如何陆上作战。丘吉尔对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打法情有独钟，之前已经派遣海军师干过好几回类似的事，第一次去的是奥斯坦德，接着是敦刻尔克，之后又去了里尔。这位海军大臣丢下海军部里的位子，心急火燎地亲自赶赴安特卫普，乘着一辆劳斯莱斯敞篷汽车在市内巡视。丘吉尔有一名随从，是个新兵，名叫亨利·斯蒂文斯，如此这般描述了丘吉尔的此行经过：“在我看来，处处都是丘吉尔先生在做主……他对阵地不大满意……时不时骂上几句，批评比利时军队堑壕选址不对，修得差劲……表达观点的时候非常强势，挥着手杖，敲着地面。说话极其尖刻，发泄一通之后会走上几步，看着敌军的方向出神。有时候一言不发，迈开大步，说走就走，一头钻进车里，极不耐烦地等着……丘吉尔有一回发现一条堑壕里头守兵极少，劈头就是一句‘这帮浑蛋死到哪里去了’。”

只要看看比利时军队是何等不堪一击，再看一看安特卫普地处联军控制区域的最西北尽头，远水救不了近火，就知道这场战役人人都认为没可能打赢。现如今，却把一支兵力不足，临时拼凑的英国部队投入到这样一场战役中去，这种做法无论说怎样荒唐，都不为过。皇家海军陆战队上校莫里斯·费斯廷描述了自己的部下放弃里尔时有多么难过。里尔当地居民一度将他们视为救星，大加欢迎。可是，他们迫于丘吉尔的命令，却不得不放弃里尔，赶赴安特卫普。费斯廷在10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离开里尔对我来说是一场痛苦的回忆，只希望再也不要喊我去干这么丢人、这么痛苦的事情。”

陆战队士兵放弃里尔之后，一路心神不宁，步履蹒跚地往北进发，准备与南下的比利时炮兵会师。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联军口口声声誓要保卫安特卫普，其实并非真心实意。让费斯廷和战友们感到更加困惑的是自己要奉命完成的目标——区区2500人，一无炮火支援，二无后勤保障，更加糟糕的是还饥肠辘辘，饿得要命。一行人突然发现竟然遇上了海军大臣本人，不禁大吃一惊。眼前的这位海军大臣浑身滚圆，身披披风，头戴一顶海军军帽。“我们正在赶路，海军大臣视察了队伍，承诺吃的会丰盛一些。他看起来显得相当激动。”海军陆战队最终抵达安特卫普，海军师还有另外一个旅，纯粹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也加入进来。全队随后被带往阵地，很快发现德军观察兵可以通过系留气球指挥炮火，阵地处在敌军炮火威胁之下。丘吉尔弄来了几辆劳斯莱斯装甲车和一辆装甲列车，开车的全是身穿水兵服的水兵，这帮人到了这个时候也已经打过一些小仗。接着命令传来，要求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人。莫里斯·费斯廷写道：“竟然下这样的命令，可把我气炸了。要守住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阵地本来就荒唐透顶，不说倒也罢了，现在居然还下了军令，简直忍无可忍。”

英国海军部战前已经指定海军陆战队在舰上服役。军事动员开始之前，“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已经跌至谷底，近乎滑稽可笑……（到了此时此刻）海军陆战队发现自己一没有计划，二没有装备和训练应对这样的紧急状况。”参加此次行动的人不少上了年纪，属于后备军人。费斯廷在到达安特卫普的头一个晚上就吓了一跳。他去一个营视察岗哨，发现全营上下竟然全都睡得如同烂泥，连一个哨兵也没有安排。第二天10月7日，士兵们首先接到命令撤退，刚刚走出没多远，又得到命令，要求掉头回去，把之前的阵地重新夺回来。费斯廷临危受命，当上了副旅长。他上任后的头一项命令就是把英军指挥部上空飘扬的那面大大的红十字旗给降了下来，插在了一家精神病院前面。这样做倒也恰如其分——一天之后，这个旅就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被打得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比利时守军的境况变得更加绝望。爱德华·比尔在7日写道：“随着夜晚很快来临，我们接到新的命令：趁着起雾，把村外的堑壕给夺回来。将军说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路上损失一半兵力也要完成任务。我们部队排成两列纵队前进，夜色漆黑，鸦雀无声。很快眼前出现一片巨大的火光，瓦切比燃起熊熊大火，烧得只剩下了断垣残壁。随处可见着火的房屋在火中还没有完全垮塌。村民们丢下的牲口在四处觅食。我们继续往前赶路，眼前的景象让人过目难忘，心情低落。脚踩在碎石路上沙沙作响，路上留下的一个个深坑表明这里给炮弹炸得有多惨。”

丘吉尔日后谈起德国后备役部队时显得相当不屑，认为这支不入流的队伍在比利时要塞里“扭来扭去，像蠕虫一样”。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联军已经无力坚守防线：安特卫普在劫难逃。皇家海军陆战队从杰克·西利上校那里得到命令，全军撤退。西利原为英国陆军部长，此时也已到了战场，在海军师参谋部底下临时干事。费斯廷说话可没好气，直言此人就是“军中那帮游手好闲玩弄权术之徒中的一个”。混乱接踵而至。英军各部队开始零零碎碎地撤出阵地，逃离安特卫普。“我想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西利上校更让我讨厌。我知道他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一个重要朋友。我真的要诅咒老天，为什么让我们旅这么倒霉，落到这两个家伙手中。这两个家伙都是职业政客，对当兵打仗一知半解。”

随着情况明了，英军开始陆续撤出安特卫普，要塞无力回天。副旅长费斯廷，连同有病在身的旅长，还有参谋官，一股脑儿全都挤进了唯一的一辆汽车，有人甚至站在了车门两侧的踏板上头。黑色的夜空被着火房屋燃起的熊熊大火划破。一行人走走停停，汽车发出突突声响，有两个轮胎爆了，只能依靠轮圈继续行驶。费斯廷写道：“10月8日晚上的安特卫普简直见了鬼。”英国人经过好一番苦苦哀求，才让将信将疑的守城士兵打开梅赫伦大门，成功逃了出去。

比利时军队共有8万士兵从安特卫普撤出，后来随着法金汉加紧对比利时的钳制，接连打了好几场硬仗，面对占据压倒优势的德军表现英勇。撤退队伍中有一小群英国护士和救护车司机加入比军作战。埃尔希·诺克尔是其中一员，他10月9日下午正好在根特北面一个名叫梅勒的村子里。诺克尔写道：“德国人突然冲上街道，枪上都上了刺刀。炮火猛烈，我们只好撤离。”诺克尔后来听说不少死伤的士兵就躺在不远处的一块萝卜地里。诺克尔坐车赶到现场，发现几十个德国兵，死的死，伤的伤，躺在法国陆战队士兵中间。开车的汤姆是个伦敦佬，两个人赶紧把伤员转移到车上，装了满满一车。汤姆开车载着伤员去了安全地带，留下诺克尔在原地，还有3个德国兵和1个肩膀烂了的比利时兵要照看。

诺克尔在日记中写道：“四周一片死寂，听不到一丝声响。直到救护车远远消失在路上，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我坐在萝卜地里，身旁躺着200具死尸，还有4个伤员坐在地上。我寻思着：‘汤姆会不会被抓住，回不来了？’‘德国人会不会想夺回梅勒，从萝卜地打过来？’我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说道：‘小姑娘，你会说德语吗？’我答道：‘会。’这个坐着的伤员接着说：‘你随便找个死人，把大衣和帽子脱了，过来我们坐在一起。’……这个伤兵告诉我德国人就在萝卜地的另一头，要是看到我穿着卡其色制服可能会开枪。”

诺克尔一直等到天色渐暗，终于看见救护车朝自己开了回来，一个小时之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医院。诺克尔日后兴高采烈地评价了自己的此番经历，极其生动的反衬出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女性和平时期的生活是多么无聊与压抑：“这样妙不可言的大日子，我可不愿错过。”诺克尔在接下来的好多年里一直保留着这份追求刺激与浪漫的心，即使后来嫁给一位比利时飞行员，成为塞格拉斯男爵夫人，依旧热情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