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后方

早在9月16日，当时大战才刚刚开始六个星期，安德烈·纪德就在思考“只要周围环境没有刺激，人就不可能一直保持紧张状态，毕竟这种状态本来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所以回去读读书，弹弹巴赫的曲子，哪怕用欢乐的节拍来编赋格曲也不错。”纪德笔下写过这么一件事情：火车站里有个女人，因为火车晚点大发脾气，车站工作人员解释因为有军事命令，自己也没有办法。这个女人冲着工作人员怒道：“你们打的这场仗，我已经受够了！”

各交战国的平民百姓已经在学习如何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情绪压抑，限制诸多，这样的状况将持续不止4年。《经济学家》杂志在谴责英国的紧急管治规定赋予政府太过严厉的权力，有些权力甚至直到战后好几十年，还在被政府大臣们滥用。德国下令禁止在公开场合说英语，圣彼得堡则不准说德语。打电话如果违反规定，要被课以3000卢布的罚金。要是有人胆子够大，敢于面对面用德语聊天，照理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俄国人执行起法令来一向粗心大意：有钱的德国人继续在沙皇的帝都过着养尊处优的悠哉日子，11月14日甚至还举办了一场宴会，庆祝德皇万寿无疆。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少人想“尽自己的一份力”，不过也有人愿意安坐家中，有的人找的借口还挺不错。马塞尔·普鲁斯特因为身体欠佳，不适合服役，最后得出结论，自己参军反而会给其他人增加负担。“我问我自己”，普鲁斯特跟一个朋友说道，“我要是入伍参军，会有多么麻烦。”运气好不用上战场的于是转为关注国内问题。9月下旬，波尔多的酒庄庄主们报告说今年葡萄收成不错，预计1914年的干红可以与1870年相媲美——这个年份可没有几个法国人愿意提起。冬天一到，奥地利掀起了一阵穿军装戴军帽的风潮。尽管这样的穿戴看起来不那么得体，却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以示与前线的战士们紧密团结在一起。许多大户人家的菜单变得简单了不少，原因不仅在于缺少食物，更重要的是厨房人手不足。《女士》杂志向英国上流社会的读者们建议道：“第二道菜——布丁——尤其适合家中年轻一点的口味。如果晚餐减到只剩两道菜的话，他们要么选择肉和布丁，要么就是鱼和布丁，绝对不会抛开布丁，只选鱼和肉。”

许多商人认为战争干扰生意，大为光火。欧洲各地的信箱里塞满了商人和工业家们的信件。这些信里可没有好话，都在抱怨要么货运耽搁，要么买卖取消。乌尔姆附近有家小公司，老板8月写信抱怨“打仗影响恶劣”。德国汽车制造商威廉·迈巴赫20日在给儿子卡尔的信中，一说起儿子绘制的技术设计图粗制滥造就唉声叹气：“就算打仗让人分心，也不能当作借口，出现发动机传输故障这样的严重错误。”英国人在时刻担心德国间谍用信鸽把英国的秘密情报送到德国，出于恐惧，起诉关押了好几名德国侨民。举个例子，安东·兰伯特住在普拉斯托的隐士巷，就在伦敦东区，因为未经许可，养了24只鸽子，结果被罚苦役六个月，鸽子全部遭到捕杀。

物价飞涨，食物价格暴涨得尤其厉害，德国的情况最为糟糕，穷人们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许多城市设立了流动厨房，用以救济那些突然失去生计来源的人。法国出台政策，暂停收取房租。各家各户如果主劳力参军，每天可以领到1.25法郎的补贴，16岁以下的孩子每人可以额外领取50生丁。法国1911年日平均工资各地不等，少的如旺代省，为3.72法郎，多的好比巴黎，可以拿到7.24法郎，有些家庭发现家里如果有人参军，日子还能过得更加宽裕一些。法国政府认为为了维持士气，这些钱还是值得一出。英国可没有如此慷慨大方。英国当时法官年俸5000英镑，外交部常务次长岁入2500英镑。开战两个月后，英国内阁就阵亡者遗孀发放抚恤金的事情进行投票。丘吉尔建议按照每周6天、每天7先令的标准发放，其他人建议按照每周6天、每天6先令的标准，首相劳合·乔治则认为5先令更合适。最终采纳的也是这个低一些的标准。

若论世道不公，分配最为不均的莫过于后方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穷人，尤其是依赖消费品行业生存的人，好比肖迪奇的家具厂和伊斯灵顿地区的钢琴制造商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许多家庭为了吃饱肚子，不得不典当用品；情况好一点的会卖掉家具和自行车。音乐厅的生意受到严重冲击，只好加快进度，改行成为电影院。与此同时，更有钱的虽然叫苦不迭，抱怨仆人不够，可食品供应没有任何困难：11月9日举办的伦敦市长晚宴上就有甲鱼汤、鳎目鱼切片、羊肉饼、烧牛背、烧锅炖野鸡、烟熏舌、俄式奶油蛋糕和蛋白糖饼。

进入秋季，政府收到的报告令人沮丧，社会底层穷困潦倒，酗酒严重。其中一份报告写得清清楚楚：“女性过度酗酒的情况仍然存在，据说还有很多人依靠乞讨为生。”陆军部开口要警察帮忙多关心留意一下参军士兵妻子们的“幸福”——说的隐晦一点，其实就是守贞问题——要这些女人守活寡，她们当然不愿接受。直到圣诞将至，经济状况才略有好转。军人配偶可以领到分居补贴，就业率也开始上升。钱多了起来，秋季一度萎靡不振的珠宝销售开始出现复苏。女人承担起了之前只有男人才干的活儿，这股潮流将进一步扩散开来。举个例子，1914年在铁路部门办事的女员工不过千把人，4年后将增加到1.4万人。

船主、磨工，还有玉米商人和糖商生意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工厂对生产线加以改造，用来制造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设备，有些仅限少部分人生产，例如木质鞍架就是由以前制造柜橱的工人制造的。基奇纳要求外交部每个月提供一万头活羊，满足在法国印度军队的日常饮食需求，此言一出，让格雷爵士大吃一惊。羊虽然没有找到，但找到的替代食品还是能够接受。不过，经济恢复步伐整体依旧缓慢，诺斯克里夫旗下媒体1915年曝料新闻弹药短缺，反映出经济复苏尚不充分。

英国工会的一些人出于维护国家团结考虑，曾在8月接受提议，暂停工人敌对活动，现如今也开始失去耐心。工会的人看见雇主从战争中收益颇丰，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效仿为之。当时有观点认为，“雇员雇主之间因为摩擦产生的一切敌对态度”都是对国家的背叛。《店员》杂志12月12日刊文谴责了这种“骗人的爱国主义”。1915年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总天数将近300万个工作日，1916年为240万个工作日，1917年超过500万，1918年增至将近600万。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那几年里，这些数字反映出了英国社会分化之深何其痛苦。虽然，比起1917年至1918年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类似社情来显得没有那么暴力激烈，但劳工反抗始终是英国在为战争努力过程中的一道不和谐音符。

“顶住”这个词在维也纳的各家报纸上频繁出现。不过，越来越多人想知道自己到底需要“顶住”什么。奥地利的妇女得到指点，说大力咀嚼食物可以释放更多营养；黑莓茶的好处得到极力吹捧；按照要求，负责操持家务的应该将蔬菜尽量切得更小更细，再下锅烹饪。大多数商品还有现货可卖，只是面包供应很快就不稳定了。德国和奥地利自1915年开始实行食物配给，法国直到1917年、英国迟至1918年才开始推行。不过，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在某些地方出现得要早得多：法国人就一直抱怨面包质量太差。

世界各国都有不少人在讨论如何从战争中获利，好几个国家的政府也在其中。土耳其对于从德国获得的资金和军事援助看来颇为满意，在10月29日加入同盟国。土耳其的统治者们以为时机已到，能够终结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他们太过草率，以为德国会支持君士坦丁堡实现称霸巴尔干的野心。在世界的另一头，英国人犹豫不决，不知道日本加入协约国究竟是祸是福，当看到东京纯粹是为了实现帝国野心才有意加入，变得更加怀疑起来。然而，英国外交部改变心意来得太迟：9月23日，日本对同盟国宣战，就此成为仅有两个为了明确领土诉求参战的交战国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意大利在1915年参战。虽然，英国人帮的忙不多，可日军还是迅速攻占了德国在中国沿海的飞地青岛，展示出的过人能力和灵活战术恐怕令其西方盟友都望尘莫及。

萨恩·朱利亚诺侯爵是意大利驻伦敦大使，于1914年10月向法国驻伦敦大使恬不知耻地透露，影响意大利是否参战的要素有三个：道义、利益，还有准备情况。意大利军队尚未做好准备参战，罗马政府还要看哪个交战国给的好处最多，才决定支持哪个。弗朗索瓦·伯迪爵士对此轻蔑地写道：“意大利人异想天开，以为自己远胜于古罗马时期，自以为是地中海大国，是突尼斯、马耳他、埃及和土耳其群岛的主人。”意大利在领土要求得到应允之后，于翌年加入协约国。这笔交易反映出协约双方的互不信任，罗马政府又是何等蠢笨。

以美国、荷兰和挪威为代表的部分中立国家利用各交战国忽略的商业市场，从中大量获利。挪威尽管有一半商船被u型潜艇击沉，可是到了1918年还是从海运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美国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号召美国人民在情感和法律上保持中立。随着几个国家陆续发来警报，警告战争可能摧毁美国经济，美国人很快意识到这场战争将敞开工业和贸易的机遇之门，特别是8月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机会就摆在眼前。

在个人层面，通过战争牟利的现象在欧洲比比皆是。有个奥地利人做得尤其出格。奥托·泽林格在克尼特尔费尔德开了一家镰刀厂，由于生意每况愈下，于是突发奇想，把厂房改成战俘营，用于商业谋利。泽林格9月6日向当局写信，提出做笔交易，让战俘营一直开到1915年7月——即便如此乐观的企业家，也认为仗顶多只会打到这个时候。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泽林格最终接受了营房每平米25克朗的租金合同，外加几百俄国战俘建造营房。等到12月，战俘营已经收容两万余人。为了养活这些人，后来又签了一份附加合同。

在更低层面，法国认为有必要将牛奶销售商置于警察监督之下，因为出售的牛奶有58%查出掺有户外喷泉水。法语广告开始出现在《泰晤士报》上，此举针对的是比利时难民，堪称将社会公益和商业机遇的巧妙结合。广告多为精装房屋出租，上面写着“整房出租”。《泰晤士报》写道：“鉴于大量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英居留，广告可由报社员工按需免费翻译。”类似这样代表新世界的明显标记还有不少，好比伦敦从10月开始给路灯涂上油漆，旨在避免空袭，毕竟这样的厄运已经降临到了好几个欧洲城市的头上。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伦敦全城上下对这一片漆黑感到困惑不解，心情沮丧，尤其是等到冬天都快过了，也没见到德国人前来空袭的影子。

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市民认为既然爱国，就应该有个积极向上的乐观样子。某记者在圣诞节前一周写道：“伦敦的生活可不只正常，甚至比平常还要欢快喜庆。”有些入伍新兵也持同样观点。基奇纳的新军里头有一名新兵，在英国南部接受军训，虽然条件极不舒适，管理也相当混乱，可在给《新政治家》杂志写文章，描述自己刚刚穿上卡其布军服的经历时还是写了不少好话：

实在是太开心了，简直都没法冷静下来思考。真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说实在的——没有比这三个月更加开心过。身体感觉棒棒的；军营集体生活其乐融融；总能找到机会结交各路朋友，背景经历各有不同；大家朝夕相处，同吃同住，感觉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又方便，又刺激。最重要的是，自己也好，战友也好，大家说话做事幽默风趣，让平日里的种种不快统统烟消云散。我可能想法不一样，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既然战争已经来了，我除了感谢上帝给我机会经历这些，并没有其他想法。管他打仗是个什么样子，既然来了，就做好准备，投入战斗，这就是最好玩的游戏，就是这世上最好的活儿。

当时有类似想法的士兵为数不少。这种状况直到写这段话的这名新兵和同伴1915年去了西线，才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法国政府在12月上旬搬回了巴黎。由于之前流亡波尔多的行为实在太不光彩，普因加莱总统声名扫地。社情紧张的状况在秋季危机期间一度有所缓解，此时再次浮出水面。中产阶级中的不少人依靠房产收入度日，对于政府强制暂停收租的做法日渐不满。哈尔曼-保罗画过一幅漫画，画中一个商人跪在总理面前，说道：“只要您愿意，就把我儿子带走吧，4年、5年、6年都无所谓，但是，啊！但是请把我的收入留下！”有钱人看上去对穷人毫无同情之心。法国成立了一个国家基金，专门用来救济穷人，结果只募集到了20万英镑，只有其他国家同类基金的一小部分——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捐献了4万英镑。巴黎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回归正常生活，和平街上的一些裁缝铺重新开门营业，几家剧院也恢复了日场演出。不过，公共交通一到晚上10点就会停止运营。巴黎不少有钱人8月逃了出去，感觉在法国南部和西南地区就这么待着，听不到枪炮作响，比起回到乏味沉闷的战时首都，日子反而过得更加悠哉舒服。

有些富人发现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身家大大缩水。不过，有门路和军方下单签合同的那帮生意人倒是发了大财。9月，法国陆军部长邀请一众工业家来波尔多共商大计，会上告知众人，法国即将面临炮弹短缺危机：75毫米炮弹库存不足，一个月后每门大炮将只剩下两发炮弹可打。会议通过应急计划，设定目标日产炮弹十万枚。不过，这个目标直到一年过去方才实现；此外，炸药产量将从每天41吨增至255吨。专业技工被从军中紧急召回，支援战争物资生产。技工们戴着红袖章，上面绣有手榴弹标志，以示并非逃兵。不过，此举无法阻止某些工业家假公济私，利用这个豁免兵役的方法把没有什么技术能力的亲戚朋友从军队里头弄回来。日用品生产商转而开始生产饭盒、水瓶、铁锹以及炸弹和炮弹，很快赚得盆满钵满。

战争刚开始头几个星期，法国许多工厂由于商品缺乏买家，纷纷关门倒闭。战争催生出新的需求，需求旺盛，长达4年。伊泽尔省雷纳格市的一座铸铁厂为了满足政府每周一万把铁锹和鹤嘴锄的合同需求，24小时开工不停。格勒诺布尔市有家建造厂雇了500人制造金属堑壕掩体。该市另一家工厂签了合同，要在1914年圣诞节来临之前每天生产75毫米炮弹1000枚，到了1918年日产量已经增至9000枚；厂里的工人也从800人一下猛增到2750人。当地一家造纸厂开始改行制造炮弹填充物，工人人数比战前翻了一番。帆布、炸药、皮革、水壶、纸笔、弹药部件和罐装食品的需求同样巨大。生产这些产品让各交战国的制造商们都大赚了一笔。

写有祈祷祝福话语的连环信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下一个人的手中，每一个收到信的人都被要求将信传给另外九个人。据报道，乡下教堂的活动有所增加，但并无证据显示人们的虔诚有所增加。士兵也好，市民也好，不少有教养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当着别人的面说过一句脏话，可是战争让这些人在某些场合会冷不丁地脱口而出，冒出一句“去他娘的”！让品格高尚的人士无法忍受的不只粗俗的语言，更有实际行动。对于那些即将赴死，或者持续分居的人来说，通奸成了当务之急，非做不可。正如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所言：“我在老家参军入伍，成了一名枪骑兵。噢，谁不想和勇士同床共枕呢？”大战开打头8个月，弗莱堡感染性病的人数翻了不止一倍，法院卖淫判刑的案子飞增；大多数城市都是类似情形。

有些平民，尤其是学术圈里的那帮人，正在努力同敌国同行保持公开交流：这种做法被认为体现出了文明开化的姿态，突出了欧洲文化的共性。1914年10月，梅纳德·凯恩斯通过中立国挪威，给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寄去一封信，问对方大战结束之后，可不可以给剑桥的一位逻辑学家提供奖学金。维特根斯坦家境富有，之前是赞助人，表现得慷慨大方，此时正在巡逻艇上当水手，在维斯瓦河上巡逻，值此“非常时期”，看到老朋友居然只寄来一份投资建议书，可没有好脾气。

英年早逝成了普遍的主题：不管在哪一个交战国，随着家人、朋友死亡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人们开始变得习以为常起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给同事的信中说起自己当兵的弟弟查理一只胳膊刚刚截肢——“我们希望他能活着回来”，还好他们做到了——还有一个侄儿也受了重伤：“这些悲伤得我自己一个人扛，可是其他人也有其他人的悲哀，有的比我的要大得多。”中学教师格特鲁德·斯卡德拉的家人住在费尔登，距离不莱梅不远。全家人都不敢看报上的伤亡名单——“我们感觉没那么坚强。”斯卡德拉的家人听到马恩河传来的消息之后沮丧万分——“我们在法国只好稍微后退一点点了。”接着到了10月，传来的消息更加糟糕：年轻的路德维希·斯卡德拉也出现在了死者名单当中。家里寄的信被军队退了回来，上面写着短短的一行字：“9月4日阵亡。”格特鲁德对弟弟的遭遇悲恸不已：“是他们团遭到了进攻，还是他晚上一个人站岗的时候中了枪？死了那么多人——敌人死的要比我们多得多。唉，我替他们所有人难过。”

过了两天，也就是10月12日，寄给弟弟戈特弗里德的信也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受伤，下落不明。”一家人知道戈特弗里德也死了，死的时候才21岁，距离送到兰斯附近的战地医院刚刚过去八天：“我们失去了家中最小的弟弟——他是我们的阳光！死神啊，你太残忍！我们该去哪里寻找慰藉？”斯卡德拉试着想象弟弟与上帝同在一起，借此安慰自己。“主啊，请把我们最心爱的孩子留在身边吧。他们的战斗已经结束，获得了胜利者的桂冠，希望他们不要回来。”

哪怕只有只言片语，哪怕多半徒劳，不少家庭还是会想尽办法打听阵亡亲人的消息。法国士兵阵亡之后，手腕上佩戴的身份标签通常会被送给他们的至亲，标签上会加上短短几个字“光荣牺牲”。这种做法在当时美其名曰“接受勋章”。有个女人有5个孩子，丈夫开赴前线不久便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却在当天晚上收到了“勋章”。寄送哀悼卡开始流行。其中一张属于圣苏尔皮斯神学院的学生莱昂-皮埃尔-马里埃·沙拉梅尔。上面写着：“1914年9月24日，在克雷西战役（索姆河）中为国捐躯，卒年22岁。”在费尔登，玛格达莱妮·费舍尔是路德维希·斯卡德拉的女友，男友在法国阵亡之后去了城里的摄影师那里，看能不能找到男友最后留下的军装照。可惜只找到一张大合影，男友的相貌也看不大清楚。玛格达莱妮后来发现路德维希的连长加岑梅尔中尉受了伤，正躺在当地的医院里。连长给玛格达莱妮零零碎碎讲了一些她男朋友的最后情况，虽然不知真假，但已经比许多家庭得到的消息要多得多。

由于从军当兵一直以来都是英国上流社会家庭男孩和平时期经常选择从事的职业，在法国的损失让这些家庭蒙受了沉重打击。9月19日公布的一份阵亡将士名单中就包含了珀西·温德姆、洛德·格恩西还有瑞维·格伦菲尔的名字，无一不是青春少年，风华正茂。阿斯奎斯在给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打听起有关瑞维·格伦菲尔的事情来：“你是不是和他跳过舞？”维尼西娅肯定和他共舞过。对于每一个刚刚步入社交圈的少女来说，那个冬天公布的烈士光荣榜上找不到自己熟悉的名字并不容易。不论有关这场战争的其他评价如何，英国的统治阶级至少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从8月23日到12月31日，共有60名贵族成员战死在了法国和佛兰德斯；此后阵亡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在每月6人左右。这些人曾经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享受着盛名风光，如今换来的却是一纸简短讣告。这样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莱昂内尔·丁尼生在10月14日写道：“第16枪骑兵团的威利·麦克尼尔真是可怜，当年还在全国越野障碍赛马场上英勇驰骋，今天早上却死在了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每一个国家都在号召中小学激励人们热情洋溢地支持战争。法国教育部长阿尔贝特·萨罗在给中学校长们的通知中写道：“我希望在开学的第一天，在每一个城镇，每一个班级，老师开口说的头几句话能够提升大家的爱国心……向我们军队正在参加的这场神圣战斗致以敬意……我们每一所学校都有士兵送上火线——无论老师还是学生——每一个人，我清楚得很，面对死亡早就在承受骄傲的悲伤。”安德烈·纪德一听到这样的话就心生惧意：“一个新的橡皮图章就这样被造了出来，这是爱国者们新的习惯心理。没有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叫人产生敬意。记者们每每谈起德国，那个语调真叫人恶心。个个都在赶潮流，人人都怕落在后面，都怕看上去比起其他人来，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法国人’。”

法国中小学得到指示，要求给学生布置作文，题目五花八门，好比《我们团动身了》《一封来自为我们而战无名大哥哥的信》《来了一车伤员》《德国人杀害了一个拿着玩具枪在操场玩耍的七岁小男孩》《德国人侵略了你的城镇——描述你的感受》，诸如此类。校长们得到上头指示，地理课应以战区作战地图为准，地图每天都会更新。复员返校任教的伤员被认为有一技之长，能够有所发挥。当然，这样做到底结果如何，恐怕难如教育部长所料。德语课遭到取缔，由英语课取而代之；历史教学大纲也对拉丁和希腊英雄重新进行了强调。

德国高中毕业考试设置了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假如生命是一场战斗，我们的武器是什么？”“是什么激励着每一个适合参军的德国人响应祖国的战争召唤？”柏林一所中学以《战争的教育意义》为题征文。每一个国家都会组织儿童上街收集金属物品，用来制造军需品。施奈德米尔的艾芙丽德·库尔惊奇地发现，自己从家里偷出来的铁锅铁盆居然还能变成子弹。艾芙丽德的奶奶生气地抱怨道，学校尽搞这些收集活动，害得家里的东西都快丢光了。

孩子们的游戏也受到了战争的强烈影响。英国有一家玩具厂名叫“不列颠”，做了一大批参战各国的玩具士兵模型。在汉堡，4岁的英格博格·特莱普林逢人便说，自己的三轮脚踏车可以用来给部队运兵。英格博格的妈妈带着她们三姐妹到汉堡的赫尔曼·蒂茨百货商店逛街，发现商店里摆着一个巨大的玩具战场，里面有堡垒、法国兵和德国兵，起了火的屋子，上面还吊着一架飞机。安娜·特莱普林写道：“孩子们全都惊呆了。”玩具制造业杂志《德国玩具报》试图为自己正名，声称玩具作用重大，言之凿凿地宣称玩具可不仅仅是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孩子们了解战争的过程，培养民族意识、诚实的品质，还有爱国主义情怀”。

虽说，每一个国家都要求孩子为支持战争做出贡献，但英国公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众。理查德·奥尔丁顿在小说《英雄之死》（ideathofahero/i）中形象地描绘了这种体制的典型产物——说的就是指挥基奇纳新军的那一类人——这一类人虽然什么都不相信，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他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每一条偏见和禁忌都表现得心悦诚服，服服帖帖。英国中产阶级不管想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其他人不管想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他看不起一切外国人。除了吉卜林、杰弗里·法诺、埃莉诺·格林和每天的报纸，基本不读其他任何东西。他不太喜欢埃莉诺·格林，认为太过“前卫”。虽然从不关注莎士比亚，也从没听过俄国芭蕾，还是喜欢“看一场精彩的演出”。他认为流行音乐剧《朱清周》是最伟大的演出……他觉得美国人是一群殖民地的下等人，从大英帝国这最完美的体制中分离出去，叫人遗憾……他虽然蠢得让人好气，却诚实、友善、认真负责，既可以服从命令，也能够向其他人发号施令，可以不辞劳苦地照料自己的部下。不管是指挥一场毫无胜算的进攻，还是绝望防守直至最后，他这种人一看就靠得住。像他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

罗伯特·c.谢里夫在大战期间是一名军官，后来写出“堑壕剧”《旅程终点》（ijourney’send/i）而闻名于世。他认为公学学童之所以能够在法国起到引领民众的表率作用，靠的不是军事技能，因为他们不需要在这方面干出成绩，靠的是树立的个人榜样，“靠的是他们的耐心、幽默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英国公学体制的优缺点在1914年的战场上展露无遗，国内的领军旗手表现得情绪过于外露狂放，甚至让一些爱国人士都感到反感。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教师是威廉姆森、中尉军衔，来自黑格特。威廉姆森的死让《泰晤士报教育增刊》9月22日专门为此刊登了一条社论：“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战场是多么严峻残酷，讲求尽忠职守，正是学校灌输的纪律精神和体育道德才在战场上结出了丰富而光荣的累累硕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最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迹将被载入战争史册，其中不少有助于提升年轻军官的声誉，而这些军官几个月前才刚刚结束各自的学校生活。”《伊顿公学纪事》10月刊登了一首小诗，纪念阵亡的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兵团中尉布莱克洛克——小伙子去年夏天刚刚脱下公学燕尾服。

带着你们高地兵团的小伙子们，

向着可怕的密林冲锋吧！

可爱的人啊，你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像战士一样死去！

截至1914年11月，战殁者中出自伊顿公学的有65人，威灵顿学院38人，查特豪斯和哈罗各21人，拉格比学院20人。这些数字丝毫无法扑灭这些公学学员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抱负热情。克兰伯恩勋爵是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继承人，邀请好友奥利弗·利特尔顿和亚瑟·佩恩住在自家在哈特菲尔德的庄园里头，等待陆军接受入伍申请。3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猎，一想起不久之后将要感受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枪声就喜不自禁，会心大笑。小伙子们从始至终把打仗看成一件开心轻松的事情，直到日后去了法国：佩恩后来双腿中弹，无法继续作战，被送回了家。他在自己的狩猎记录簿上加上了这么一条：“猎场——艾沃威河，猎物——我自己。”

威斯敏斯特公学举办了一场六年级学生辩论赛，其中一个辩题是《仲裁取代战争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正方以11:7获胜。颇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辩题“德皇应该对当前的战争负责”却以反方10:6获胜。校长们指引着昔日的学生走向战场，多少有些残酷无情。在他们看来，就好比是派出一支板球队参加大赛。9月2日，拉格比公学校长戴维博士致函《泰晤士报》，在信中强调义务参军有助提升道德素质：“现在是个好机会，给所有阶层的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也是对学校精神和特色的极大考验……对于家长们，我们愿意送上一条建议，这是一位母亲眼看儿子犹豫不决时说过的话……‘孩子，妈妈当然不想让你去（战场）。但是换作妈妈自己，妈妈会去。’”然而，该来的迟早会来。战争头几个月激起的情感热潮过于汹涌澎湃，随着伤亡人数节节飙升，有些人一听到这样的说教就心生厌恶，感觉受到愚弄。浮华的辞藻，虚伪的虔诚大行其道，联军战争事业的真正意义反而遭到极大抹黑，尤其在拼死付出才赢得迟来胜利那一代人看来更是如此。

随着活下去的希望变得越来越黯淡渺茫，一些人放弃了早婚的打算，另外一些则认为必须抓紧机会把婚事办了。议会律师休·戈德利有个朋友，女儿8月23日出的嫁，没想到4天之后就死了丈夫，成了寡妇。有个24岁的炮兵军官，名叫约翰·皮克·奈特，是杰出服役军章的获得者，1913年与布莱顿家的奥利弗·奈特小姐订婚。二人在1914年8月约好推迟婚期，待到战争结束再办。不过，寒冬来临让躲在堑壕里的奈特改变了主意。奈特获准短暂离队。这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在布罗姆利的圣约翰教堂中举行了婚礼。新郎并未身着盛装礼服，而是穿上了一身卡其布军装——这种衣服当时已经开始流行。婚宴在奈特父母家中举办，就在桑德里奇公园附近。完婚几天之后，约翰·奈特回到了法国的炮兵部队，1916年牺牲。报上报道了不少婚礼没有婚宴，甚至没有办完。比如说琼·詹姆士小姐和伦斯特步兵团的约翰·法雷尔先生。“两个人本来打算去苏格兰度蜜月，没想到计划泡汤，新郎只好临时归队。”

数百万人同家人天各一方，信件在这些分离家庭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士兵只要不上战场，每天都会给家里写信。不少妻子也尽可能展开纸笔，诉说衷肠。这个年代的欧洲人大都识字：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战场上的普鲁士士兵收到信件包裹差不多有50万个。相比之下，1914年每天寄给德军的信件包裹多达990万个。军中寄出的信件包裹也有680万个。收到心爱之人的来信总会令人心潮澎湃。“收到丈夫的来信，信上写了很多，充满爱意”，奥地利女教师艾塔·吉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女人家，可不能没有心爱的他！”

不过，无论是在后方家中，还是战场之上，要想用一两封信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好好描述一番，尤其是将心底的情感彻底抒发，满足远方收信人的情感需求，可不容易。还是艾塔·吉：“我每天都给亲爱的丈夫写一封信，把所有的事情，悲伤的也好，感动的也好，统统都讲一遍。昨天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今天又收到了两封。他把每天做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告诉了我，挺有意思。结尾总会写上几句温柔的话。要是少点儿大白话，多点儿甜言蜜语就好了。可惜我家男人做不到这一点——他心思那么粗犷，每写一句温柔的话都不容易。”有些法国农民去参军之后，会在给家人的信中做一番指导，教留在家中的女眷干农活。有一个士兵来自塔恩省圣阿尔邦，心里挂念家中马厩里头的一匹母马，在信中用指责的口吻问妻子道：“你说你没有耽误耕期，可是没有告诉我到底种了多少袋燕麦和玉米。”洛特加龙省有个女人，给丈夫的长官寄去一份肉酱，巴望着这点心意能够让长官手下开恩，别叫自己的男人参加最危险的任务。

“凡是家里有人当兵，告假回来，全家人都会约定俗成”，本书作者的外祖父、炮兵军官罗尔夫·斯科特-詹姆斯写道，“以为他们不愿多说打仗的事，出于礼貌，都对打仗的事避而不谈。其实真正不想谈的是家里的人。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指在海外服役的人要比身在后方的同胞处境好多少或者坏多少——只是留在家乡的是一类人，出外打仗的又是另一类人。非要实话实说，留在后方的人其实连同情心都没有多少。”

某些特权人士觉得要把打仗当作一件严肃庄重的事情不大容易。瓦奥莱特·阿斯奎斯10月去了一趟法国，回来后给当首相的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盘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逃难老女人的事情，语调带着点戏谑，甚是好玩：

“德国人是不是在你们村里干了坏事？”

“是的，坏得透顶。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打得稀巴烂。”

“德国人野蛮不？”

“野蛮极了——他们杀了我的猪！”

瓦奥莱特如释重负，写道，“原来杀一头猪会产生这么大的心理阴影，也能达到恐怖的程度。”这个女人太过蠢笨，不知道对于一个法国农民家庭来说，杀一头猪有多惨，是多么大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