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几期的社会主流杂志《女士》同样反映出英国上流社会的幼稚无知。10月15日，有个女记者撰文感叹乡村上流社会家庭中的男主人和打猎的仆从都去参军当了兵，生活变得一贫如洗。这个女记者用了个大标题，名叫《女运动员和战争》，还愤愤不平地说道：“养狗场里的啰唆事情怎么干也干不完，这个时候可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干这些。就算伊芙琳早中晚都守在狗场里，也没法完全相信自己有本事叫那帮人按规矩办事。喂狗食从来就是一件麻烦事，现在当饲养员的这个人又脏又懒，只有实在没有办法，才会喊一下，干一下。”
战争还才刚刚开始，就有迹象显示有一种趋势表现得日渐明显——互敬互爱的社会风气开始每况愈下，以前得过好处的人不免大失所望。有个英国人遇见一位来自牛津的老友，感叹道：“十年前坐公共汽车，车上要是人挤人，总会有工人站起身来，用手碰一下帽子，示意给我让座。现在遗憾得很，这样的精神已经见不到了。”种族区分倒是和以前一样尖锐。《号角报》10月10日的一篇报道就让人哀叹。有个英国将军和一名身着制服的印度王子同在一家酒店餐厅用餐，席间从始至终没有同王子说过一句话。第二天晚上，就在这家酒店的吸烟室里，有人看见一群同样的军官还是对这位“肤色黝黑的君主”不理不睬。《号角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愤愤不平地写道：“如果觉得和一位印度王子讲话有失身份，英国国王又有什么理由心安理得地让印度人替自己卖命？”
问题问得不错，只不过这种问题英国社会的仲裁者们是不会回答的。出于无奈，非得回应的话，许多人会声称之所以要打这一仗，是为了捍卫传统英国社会的标准和礼仪。的确，几乎所有交战国都认为自己是在维护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借用里奥·埃默里的话来说，中产阶级里头志愿参军的那些人提出强烈反对，抗议“安置自己的军营跟一群浑身污秽，满身臭汗的混混挨在一起”。英国首相的小儿子西里尔·阿斯奎斯后来在法国当了一名军官，谈到参军服役时轻慢地说道：“就是在一帮无聊无赖之徒的陪伴下与一群蛮人打仗。”虽然，共同的危险会让前线阵地上的阶级隔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弱化，不少中产阶级人士——有男也有女——还是觉得被迫与比自己低等的人保持亲近，难以适应。“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遭遇，顶着隆隆炮火，一整晚和一群普通士兵挤在同一间房里，所有的人都睡在稻草堆上”，护士埃尔希·诺克尔写这段话的时候正待在比利时的一座谷仓里头。诺克尔后来陪着一群伤员回了英国，由于不得进入当地医院，大家只好在多佛的一家招待所凑合睡了一晚。到了尤斯顿火车站，诺克尔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才说服车站管理部门答应将伤员安置在女洗手间里，等火车来了再走。
相比之下，虽然人数不多，却总有那么几个幸运儿觉得现在身处的环境要比习惯了的家里更加舒适。34岁的奥地利农民卡尔·奥贝尔霍夫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响应征召入伍参军，跟着后备军住进了蒂罗尔的一家豪华酒店。奥贝尔霍夫惊叹道：“我们居然可以坐在餐桌旁，有女服务员伺候，像个贵族一样。根本不用操心其他任何事情。”奥贝尔霍夫运气不错，不用上前线打仗，觉得参军要比在自家农场辛苦干活舒服得多，和同伴们没日没夜地尽情喝酒、赌钱，放任自由，这些事情换作在家根本连想都不敢想。奥贝尔霍夫每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铁路线旁守上两个小时，这样一来，“除了吃饭，最累的差事就是教会游行了”。
《女士》杂志在谈起欧洲大陆难民逃到英国的问题时表现得极其傲慢：“待在英国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为数不少，这些人想必觉得英国的生活方式相当古怪。有一件事情法国和比利时的女人们肯定会很怀念，没了这个还会感到失落，那就是讨价还价。回到她们各自的国家，差不多每一回买东西都少不了讨价还价。价格固定不变是大多数英国女人乐于见到的，可在法国和比利时女人看来，这样的安排相当无趣。”杂志上的社会闲谈专栏也挑选了相同的专题：“不少人看到比利时人饱受战争之苦，逃到英国，对其热情款待，礼遇有加。埃克塞特勋爵夫妇便是其中之一。夫妇二人将比利时的维勒斯伯爵夫人和她的五个孩子邀至家中，住在伯利庄园，这里是勋爵夫妇在英国中部的历史圣地。埃克塞特夫人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叫米拉，她留着一头金发，有着一双深色的眼睛，长得极富魅力，戴着一颗绿松石，上面点缀着漂亮的饰品。”
《女士》杂志尽力帮助妇女处理战争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12月10日就在“每日难题”专栏中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有个女人养了几只猫，有个军官要上前线。女人答应军官照料他养的狗。假如这只狗要吃掉猫，请问这位女士该如何是好？《女士》杂志认为这位女士有责任保证这只狗得到妥善安置，没准还可以给狗找个新家。杂志还报道了礼节问题，从殖民地回来的太太们多会遇到这些繁文缛节。文章认为太太们不要在名片上印临时住址，要印永久地址。太太们应该意识到，一个社区里的人住得久了，除非是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否则是不会去新搬来的人家里串门的。为了方便互相走动，《女士》杂志建议刚从国外搬回来的应该找一家声誉良好的报纸，把回国的消息公之于众。杂志对于英国大老爷们在欧洲大陆的辛苦劳累提得不多，最挨得上边的一篇文章和后勤有关：“在现代战场上，能够让一支努力奋战的军队填饱肚子，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大可称之为‘养家’，养一个大大的家。不过，由于我们掌握了制海权，给远征军提供补给变得易如反掌。”如果身在后方的人只是依靠《女士》这样的杂志获取信息，那么对于法国的战况到底有多么吓人一无所知倒也不足为奇——这种事情知道的少点，兴许是件好事——再说了，那些正儿八经的报纸上有实质内容的消息也多不了多少。
有些人心思单纯，悲天悯人的点点情怀也飞到了前线。施奈德米尔的小艾芙丽德·库尔在日记中写道：“海员们的船要是在海战中沉了，一定会很吓人，别的船都不会停下来救他们。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淹死了那么多人，全世界都吓坏了。现在，每天都有船沉，却没有人关心船员怎么样了。”这个小女孩和好朋友格蕾泰尔有一个秘密任务：打理清扫坟墓。墓都是俄国战俘的，施奈德米尔附近有个战俘营，那些俄国兵背井离乡，死在了那里。
战俘营成了乡下人经常光顾的观光景点。在乡下，不管他来自何方，只要是个外国人，都会引起当地人的好奇。有些农民一到星期天，就会带着一家老小在战俘营外头溜达，隔着铁丝网看里面关着的那帮人，搞得当局好生恼火。明斯特市下了禁令，战俘营周围600米内，当地市民一律不得接近。在德国的大小城市，人们——大部分是女人——喜欢围在火车周围，看车上的俘虏等着运到战俘营去。有些爱国人士发现居然有人对这些落难的外国人心生爱怜，不禁大吃一惊：有个记者撰文指责人们不该沉迷于这样的情感当中，任由自己“在性爱冒险的低俗欲望”中堕落。政府也威胁要将这些无耻之徒的名字公之于众。蒂永维尔有4个护士和法国战俘订了婚。事情曝光之后，德国红十字会接到政府通知，红十字会志愿者不得进入战俘营。
同情敌人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为人接受。奥地利的克恩顿州有一个斯洛文尼亚天主教神父因为亲塞尔维亚被捕入狱。神父告诉信众：“让我们为皇帝和奥地利祈祷，同时祈祷塞尔维亚人看到光明。”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卢布尔雅那，欧根·兰佩博士听到英国人吃了败仗，喜出望外，写道：“人人都希望英国人见鬼去。贝尔纳托里奇开了一家公司，当地的犹太人叫作‘英国服装大商店’。贝尔纳托里奇现在宣布重新改名叫作‘卢布尔雅那服装大商店’”。埃塞尔·库珀有个英国熟人，住在莱比锡，和一个德国人生了个孩子，这个德国人后来死在了法国。当地政府既不答应为孩子提供救助，也不允许女人找工作，因为她是敌人那边的人。牛津古典学者吉尔伯特·穆雷一开始反战，没过多久就改了主意，写道：“我发现自己无比迫切地希望听到德国无畏舰在北海被击沉的消息……要是知道哪次哪次交战，我们杀了两万德国人，第二天只杀了2000，我就会感到难过。”
路易·巴塔和一群士兵押着一车德国俘虏，坐火车穿过法国南部。好几家报纸都在煽风点火，要老百姓让这帮“人模人样的畜生”知道知道厉害。于是乎，每到一个车站，都会围过来一大群愤怒的群众——女人们在吐口水，男人们手里挥舞着小刀和石头。这同一拨人会往负责押解的法国卫兵怀里塞葡萄酒和葡萄。火车刚一开动，法国卫兵就会和看押的战俘一起分享这些美酒水果：“这些姿态体现出了同志般的友爱，对于那些针对赤手空拳敌人的作呕表演，也算是一种补偿。”那些亲眼见识过真正的战场到底有多么可怕的人可没有如此盲目的爱国主义表现。巴黎一家音乐厅有一名演员唱了一首歌，在歌中讽刺德国人的军队夹着尾巴逃跑，德国人的炮弹都是哑弹，没想到底下观众反应冷淡，在座的就有休假的士兵。有些法国小曲要流行一些，歌里唱着德国人真正罪不可恕的是向独裁暴政低头屈服。有一首曲子名叫《晚餐没了》，歌里想象邀请德国皇帝到巴黎来用餐。合唱团齐声唱到：“我们来做蛋糕，叫你来吃。”
欧洲各国的不少妇女看着自家的男人在战场上赢得勋章，受到人们的爱戴，自己却只能留在家里缝缝补补、写写信件，感到分外沮丧。“我们在这里留守大后方，很难体会到打仗有多么艰苦”，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在12月的日记中写道，“只能为战场上的爱人提心吊胆”。格特鲁德和母亲那年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给东普鲁士来的难民缝制衣服，还有收集慈善捐赠的东西。对于欧洲的妇女们来说，给士兵织衣服是日常工作，差不多成了一项神圣的职责。不过，妇女们的劳动成果有时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奥地利士兵埃贡·基希的部队驻扎在塞尔维亚，11月收到一批货物。基希给货物编了个目录：“暖和的内衣——当然，织这些东西一点屁用都没有；手套绣得还算精细；腕套上有一个红心图案；连指手套太大了，一头小象都戴得进去；护膝可以给长腿鹳鸟穿。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姑娘们参加聚会时打发无聊时间，要么满足虚荣，一时兴起随手织的。”基希下士勉强表示了感谢，想着要是可以的话，还不如送点烟来实在。
有些妇女对于参加急救课程兴致颇高，因为这个能够让她们有机会聚聚。不过，格拉茨市的中学女教师艾塔·吉在9月16日写了这么一番话：“每天都有事情压在心里。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越来越不满足，在这样伟大的时刻，除了照顾孩子，什么忙也帮不上。”在英国，就连《女士》杂志也在哀叹女人能够做出的贡献相当有限：“很快将要组织成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缝缝补补的事情一直在做，红十字会的成员已经做好准备，只等一声令下，挑选出来的护士就会去该去的地方，各就各位——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女性都在尽可能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专门工作。即便如此，人人心里还是想多出一份力。”
梅恩夫人是一个英国士兵的妻子，丈夫在爱尔兰驻防，自己在伦敦东区一家招待所上班，每天要面对一大群来自德国、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女人，都是一些不远千里，离乡背井的女人。战争让梅恩感到深深的孤独，丈夫不能陪在身旁。几个兄弟也接受军训，参军当兵去了，“这种感觉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梅恩看着卖国旗的、买东西的，还有救护车来来回回，忙个不停，写道：“这些我都看不懂，不过心里头还是（为英国参战）偷偷感到骄傲——现在我想我错了。”梅恩接受了一份工作，在比利时一家英国医院做手术室护士，动身之前将结婚戒指寄给丈夫杰拉德保管。不巧的是，由于临走时情绪激动，忘了附上解释说明，害得她丈夫收到戒指后大为不解，心情沮丧。
9月底，德国一个名叫海琳·施维达的女孩干了一件大胆的蠢事，只身一人前往法国，去军中探望心爱的男友威廉·凯森，谁知刚刚走到德国西部就被一个军官给抓了起来。军官要海琳回家去，傲慢地宣称只有男人才可以接近战区。海琳难过地写道：“我又忘了，忘了自己只是一个女人。”然而，随着战争一天天持续下去，女人开始证明自己在很多方面足以替代男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样的势头发展得越来越快。图卢兹和其他法国城市一样，第一次出现了女性邮递员、消防员，甚至还有电车售票员。人们送了个昵称，叫作“彭斯家的姑娘”，这是因为图卢兹公交公司老板叫作彭斯先生。在军火工厂里工作的女人则被称作“女军火员”。
英国救护车女司机多罗西·菲尔丁10月17日在比利时给家人写信，抱怨自己运气不好：“所有事情都乱成一团，我只好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揽着。真希望有个男人带头冲在前面。我一回去，就要安顿下来，找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嫁了，随他欺负。拖着其他人跑来跑去的日子我受够了。”不过，这种心情低落的哭诉发泄只是偶尔累了才会发生。菲尔丁当年25岁，是登比伯爵的千金，大部分时间还是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份活儿足够有趣，能够带来各种机会。
菲尔丁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一直担心自己所在的志愿兵部队没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唉，我觉得我们这帮女人可能没什么机会干很多实实在在的战地工作。就算不是所有的时候，但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后方待着。”不过，菲尔丁很快发现手头这份活儿相当来劲：“要做的事情一大堆，许多事情很有意思，有趣极了。”10月8日晚上，菲尔丁帮助将两名英军伤员从堑壕转移到后方3英里处。不过，菲尔丁不大愿意为敌军俘虏提供救助：“我不介意冒着危险去救自己人，救法国人也行，但是换作德国人，万一被哪个可恶的家伙在身上打出几个洞来，可就惨了。”
所有交战国的妇女们很快就将以菲尔丁为榜样，掌握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责任。不过，有些传统性别角色的转变较为缓慢：在比利时前线后方，29岁的女护士伊丽莎白·埃尔希·诺克尔夫人——诺克尔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来自埃克塞特——在9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在将军的外套上缝了一颗纽扣——这个男人让我着迷。”
在每一个国家，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战争都让君主的重要象征意义得以增强，毕竟这场仗本来就是以一国之君的名义打的。奥地利报纸报道了弗朗茨·约瑟夫去维也纳绿园少年宫内军事医院视察的经历，文章写得毕恭毕敬。贵族青年鲁迪格·拉森尼茨和其他人一同受到奥皇接见：“大公夫人玛丽亚·约瑟芬把我介绍给了陛下，陛下询问了我的伤情和部队情况。上一回见到陛下还是1909年，在圣珀尔滕，我当时是圣珀尔滕一所军校的学生。陛下和上次相比背要更弯了，话也不多。有人事先告诉我，陛下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要大声回答。我从战场带回来了一个俄军背包、几枚徽章和一些子弹，当作纪念品给陛下过目……陛下看上去还颇有兴致。”
《新报》如实地告诉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们：“最高统帅接见了各位军官，陛下平易近人的风范令一位上尉感动不已，这位上尉虽然已经截去了右臂，仍然谦卑地请求陛下恩准其留在军中继续服役。陛下大为感动，答应了这名忠诚的军官的请求。陛下在宏伟的大厅里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用各民族的语言向在场的全部102名士兵致辞……士兵们显然深受鼓舞。”格拉茨中学教师艾塔·吉不仅在日记中差不多逐词逐句地把报纸上的报道抄了一遍，还不忘加上评论，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自己特有的感情色彩：“这些卑微的普通人肯定高兴坏了，皇帝陛下和他们说话。还有多少人——就连那些受伤的也会心生妒意吧——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宠！——生活真不公平。有些人运气好，有些人就没有。”
欧洲各国的君王们并非个个智力出众，有些甚至反应迟钝，迟迟未能意识到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究竟意义几何。道格拉斯·黑格在8月11日与乔治五世共进午餐之后写道：“国王陛下看上去忧心忡忡，不过他给我的印象是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态有多么严重，我们的国家和他的皇室家族正要经受怎样的考验，也没有真正理解大国之间一旦开战，胜负何其难料。尽管在旁人眼中陛下胸有成竹，其实不然。”就在1914年的那个冬天，黑格在圣奥莫尔检阅完部队后再次与英王会面，仍然不觉得英王在审时度势方面有所长进：“陛下虽然看起来信心十足，但是总觉得我们的军队天生英勇善战，对于指挥官在战场上为保持士兵‘士气’付出的种种努力视而不见，对一切军事训练也熟视无睹。殊不知训练在和平时期极有必要，可以让、好比说、一个连像一支组织有素的部队一样明知有去无回，仍然一往无前，英勇赴死。”英王同时费尽心机，为自己的许多亲戚在敌方阵营作战搪塞辩解。他有一次告诉阿斯奎斯，说自己的表兄、也就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阿尔伯特亲王“并非真心替德国人打仗”，只是在管理战俘营而已。
10月的一天晚上，奥地利贵族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与卡尔大公同坐一桌，共进晚餐——大公此时已经接替弗朗茨·费迪南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法定继承人。帕拉维奇尼眼看大公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禁心灰意冷：“真是难以置信，大公居然可以如此‘置身事外’，这是因为他同士兵接触太少。听到大公信心满满地宣布俄国人已经完了，战争即将彻底结束，我真的无法按捺自己。大公对于一切质疑全然不顾，只知坚持一己之见。”帕拉维奇尼进言道，战争胜负取决于西线成败，奥匈帝国必须支持德国。没想到这位未来一国之君的回答依旧冥顽不化，愚蠢固执：“法国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必须朝着意大利进军。”
相比之下，那位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眼看自己一手挑起的战事发展至此，开始流露出幻想破灭的迹象。9月25日，海军上将艾伯特·霍普曼与德皇共进晚餐，对德皇的明显厌战情绪印象深刻。德皇威廉用上了“灭绝人性的恐怖屠杀”这样的字眼。不过，到了此时此刻才知道一时兴起，有感而发似乎多少有点为时已晚。霍普曼对提尔皮茨上将苦笑道：“过去25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玩世不恭、蛮不讲理的专制体制之下。所谓成就，不过是虚伪的面子假象；所谓地位，不过是徒劳的争名夺利。这个国家在这种体制下面混得太久。大多数人都不想这样。可是，专制政体让我们无法诞生伟大的政治家，反倒养出了一帮官老爷和马屁精。”这些话出自一个对德国政治体制有着密切观察之人笔下，可谓语重心长，道出了德国走上歧途，挑起大战的缘由所在。
随着秋意渐浓，初冬来临，英法联军虽然依旧迷茫，不知究竟怎样才能打赢这场战争，却已经越来越不再担心输掉战争，这是因为联军能够越发迅速有效地动员兵力。反观另一边，不少人心中忧虑的疑团与日俱增。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0月25日写道：“我开始愈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整个德意志民族——此刻面临的困境即将演变为一场可怕的悲剧。在我看来，我们肯定无法击败英国。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他们不可能战败。可是，我们有可能，也肯定会输，不在今年，就是明年。一想到我们德意志民族将要战败，我就悲痛不已，谁叫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
想当初，有些人好战心切，就连家里人都在公然叫嚣开战。此时此刻，这股狂热的好战情绪也已渐渐消退。奥地利女教师艾塔·吉在9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去拜访了k博士和他的妻子。k博士是个聪明人，有着坚定的信念，令我深受感染。博士坚信德国和奥地利将会获胜，因为正义站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边——要是我也能像他这样信念坚定就好了。”10月10日，艾芙丽德·库尔被奶奶的话吓了一跳：“每一个当妈的都应该去皇帝那里，告诉皇帝‘不要再打了！’”这位老妇人一辈子经历了4次普鲁士战争，现在看着屠杀无休无止，也感到害怕起来。
不过，从11月柏林莫阿比特工人区流出的一封政治情报来看，当地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没那么热衷打打杀杀，但是仍然会为战斗尽职尽责。弗莱堡市长奥托·温特尔是一名退伍军人，9月28日在圣保罗大厅的一场集会上面对上千名最有名望的弗莱堡市民，发表了如下一段讲话：“我们团结一致，亲如兄弟，对于谁该为发动战争负责这个问题，也有着一致的答案……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工人平民，所有阶层都紧密地站在一起。”库尔特·亚历山大是自由主义倾向犹太刊物ikc-blatter/i的编辑，9月撰文指出不少德国人指责犹太人不为战争出力：“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每一个犹太人都要努力成为英雄，至于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常的工作中倒不重要。每一个犹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体现出价值，能够被浓墨重彩地写入德国人民的历史当中。”当然，也有一小撮反对者，克虏伯公司经理威廉·穆埃隆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是一个空想家，一直梦想欧洲能够消除国界之分，由一个统一的政府管辖，对于自己的国家挑起战端，深感愧疚。穆埃隆在日记中写道：“普鲁士今天的所作所为只会激起欧洲人民的更多深仇大恨，进而演变为彻彻底底的积恨宿怨。”
10月24日，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谈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参战？”——这个问题正讨论得热火朝天，至少在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新政治家》杂志谈起很多人反对英国与专制的沙俄结盟，“凡是俄国反动势力支持的，一概不信”。有观点认为战争是反动势力蓄意发动的，目的在于避免社会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我们之所以参战，并无其他真正理由，纯粹是为了取悦外交官和军火商。”《新政治家》对这些阴谋论进行了一番驳斥，谨慎地得出结论：“我们知道德国的广大民众并不想打仗，还有那些可能希望知道事实真相的人……也众口一词，一致声称德皇同样不想战争。”英国的内阁、议会还有人民“之所以同意参战，完全是为了帮助比利时。不管有多少私欲——这样的私人利益需求无疑为数不少，形形色色——恰好因为这个国家的决定得到满足，但真正的参战决定毫无疑问是基于比利时的考量才做出的。”毋庸置疑，这最后一句话说得没错。
劳合·乔治用一场演讲为英国的战争努力做出重大贡献，这场演说堪称劳合·乔治政治生涯中最振奋人心的一次，于9月19日在伦敦皇后厅发表。劳合·乔治在演说中提出的信条日后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欢迎：“英国此时此刻正在参加一场战争，目的在于终结战争。这是一场神圣的战斗，‘是为了将欧洲从军事集团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收获将比他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要多得多……这片土地下潜藏的奢侈和懒惰的大潮将会退去，一个新的英国将会诞生。”劳合·乔治的演讲虽然当时听来激动人心、鼓舞士气，却在日后收获了苦果。劳合·乔治认为这场大战不仅会促进全民道德新生，还将以激进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他的这些观点直到1918年都未兑现。英国民众希望破灭，失落之情强烈。许多人感到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在堑壕中的悲惨遭遇——这种磨难既然上了战场，就不可避免——更多是因为感觉遭到了劳合·乔治及其政治集团的出卖，如同买到赝品假货一样。劳合·乔治后来在1916年12月当上了英国首相。这位内阁大臣虽然大可振振有词地宣称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同样兜售假货，但是回到1914年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完全可以把真相同英国民众解释清楚，告诉英国人民只有像法国人民一样付出血和财富的代价，才有可能赢得胜利。诚然，胜利带给英国人的好处除了几个殖民地之外——这些殖民地价值究竟几何，尚且存疑——并无多少重大利益可图。但是，这样的牺牲必须付出，不为别的，只为避免更加糟糕的结果，不让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
交战双方都无比热情地把“上帝”拉了进来，为自己的战争大业撑腰鼓劲。约克大主教在10月大声疾呼：“每一个人只要良心未泯，就必须坚守岗位，直到战争结束。除非彻底摧毁德国人穷兵黩武的好战精神，否则和平不会到来。”德国教会虽然奋斗方向正好相反，但在精神上同样坚定决绝。不莱梅挚爱圣母教堂的牧师在城里的预备营开赴战场之前，为全营士兵做了一场告别布道：“你们接受号召，即将承担的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对于拯救你们的同胞来说至关重要。你们若是面对敌人，也能保持良心的干净，那么即便身处死亡与毁灭当中，也能成为杰出的布道者，为了理想传播福音。这是一条你们非走不可的路，这条路是那样的黑暗，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活着回家。”至少在这最后一点上，这位牧师还是体现出了先见之明。
第二节新闻与毁谤
9月5日，英国首相致函海军大臣，口吻一如既往地轻描淡写：“亲爱的温斯顿，报社埋怨我们提供的消息太少，‘饿得慌’。报社有抱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这是你的机会……让报社走（新闻）局那边，把这个星期的一些事情‘品一品’。你用你那双巧手给他们‘调一调味’。公众多少知道一些情况，不过他们可能还是生活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一想到打仗，无非就是‘又吵又闹，乱作一团，衣服浸满鲜血’罢了。”
有个德国牧师注意到“如果说大战爆发之前，报纸只是家庭的好友，那么现在已经成了主人，决定了一家老小，亲朋好友之间的几乎所有话题”。这个时代，报纸大量发行，公众对新闻的依赖简直上瘾，结果差不多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下大力气，不管是通过文字广播，歌曲还是新发明的新闻影片，总之不遗余力地将媒体捏在手里。截至1918年，法国军队已经制作了600多部影片供大众消费。包括红磨坊在内，巴黎的好几家音乐厅都用电影取代了现场表演。
交战的每一个国家都意识到赢得美国的支持将至关重要，为此竞相争取。《泰晤士报》8月发表的一条社论看起来有些自鸣得意：“英国人民注意到自己为之战斗的事业得到了美国同胞们的同情，这份同情之心可以说没有限制，英国人民非常满意。”事实上，真相要远比此复杂。轻蔑之声在大洋彼岸广泛存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编辑就写了这么一番话：“美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激我们的先辈。先辈们当年离开欧洲，移民出去的决定实在是太有远见卓识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道德至上者，虽然认为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对政府体制来一场激进改革，但是并不同意将战争责任完全推在德国人民头上。美国的工业大亨们——至少私底下如此——认为如果战争能够削弱德国的全球竞争力，那么这样的结果有利可图。美国自始便倾向支持协约国，某些大人物还在暗中提供支持，最有名的当数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诚然，西奥多·罗斯福在1915年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击沉之前一直支持武装中立，而非让美国参战，但他一直强调尊重小国，尤其是比利时这种小国的权利。不过，同盟国同样拥有支持，特别是德国后裔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8月14日，一家德国新闻办事处在美国开张，协约国很快步其后尘，在美成立了新闻处。
法国由于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9月9日大幅加紧了新闻审查：“对政府或陆军最高统帅部毫无节制攻击”的社论一律禁止，“鼓吹停战或者中止敌对行为”的文章也不得发表。10月上旬，克列孟梭的报纸《自由人》因为对伤员治疗不力的丑闻进行曝光，结果被封刊一周。政府要求所有报纸停止刊登伤亡人数。在德国，虽然对报纸评论的控制直到1915年才开始严格起来，但是自从1914年10月柏林成立中央审查处，关于军事挫折或失利的一切讨论就开始正式遭禁，对于高层政策的批评，战争目标的讨论，以及有关战争是否具有意义的异议观点也不得发布。
大战早期，各国普遍支持对新闻严加管理。作家希莱尔·贝洛克极力主张应当将不利消息和军事机密等同视之，严禁公之于众：“明智的话……就不要让民众知道出了哪些漏子，赶紧弥补就好，也不要让人们知道政府干了哪些蠢事或者恶行，只要在没出乱子之前压下去就好。”贝洛克后来在给吉尔伯特·基恩·切斯特顿的信中写道：“有时候为了国家利益考虑，还是有必要撒谎，哪怕编得再离谱也无所谓。”不过，英国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还是受到了影响。战争头几个月的审查制度过于严苛，前线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连敌人都已一清二楚，却在英国遭到新闻封锁。
各交战国都在竭尽全力，发动本国最犀利、同时也是最有文采的“笔杆子”来替自己的战争大业正名。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不仅批判德皇统治无道，还对德国的文化、历史甚至葡萄酒展开口诛笔伐。作曲家卡米尔·圣桑对瓦格纳大肆抨击。有些作家甚至公然宣称杀人也有道义可言。埃德蒙特·古斯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了战争与文学的关系，文章发表于1914年秋天刚开始的时候。古斯将战争形容为“伟大的思想清道夫”，把血流成河比喻成流动的液体，可以“清除智力上浑浊的死水，疏通头脑里淤塞的渠道”。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创造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在一篇名为《致武力》的小册子中写道：“那些在这场最严重的危机当中，怀着为国尽忠的想法，慷慨赴死的人是多么幸福。”
10月18日，54位文坛巨匠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文章，文章题为《英国知名作家为英国参战辩护》。文末印有全部作者的签名。阿诺德·本涅特作为其中一员，大战期间发表宣传文章300多篇。他在给美国出版商的信中透露自己的第一本宣传手册“自由：关于英国情况的声明”已经写好。手册之所以赶在1914年10月出版，是因为本涅特担心英美两国的“和平主义分子和来自财经界的影响”有可能在德国军国主义被彻底击败之前“逼宫施压，迫使和平过早到来”。有作者在《新政治家》杂志上提出质疑，质问这帮作家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对战和问题说三道四。本涅特的回答颇有几分目中无人：“战争本来就是关乎人性的大事，本能当在理性之上。在我看来，一个严肃的作家理应对于人性略通一二，有权就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表达看法，并无不妥，不应受到凌辱谩骂。”本涅特发现还是政府给钱实在——这个可比只图嘴上痛快更加实际——他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作家凭借口舌之劳，从设在威灵顿别墅的政府宣传局那里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报酬。
德国有一位学者在9月撰文指出，全国69位历史教授当中有43人在写和这场战争有关的文章。鲁道夫·欧肯是耶拿的哲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光1914年一年就做了36场演说宣传。柏林的哲学家阿洛伊斯·里尔为自己的文章付梓兴奋不已：“我们的第一大胜利就是战胜自己。我们从来没有像8月初那些难忘的日子那样紧密团结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在为全体人民而活，全体人民也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有悖学术道德的诸多事件当中，最出名的当数所谓的《德国知识分子宣言》。宣言发表于10月，由93人联名签署，为首的是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宣言对协约国的“不实之词与中伤污蔑”表示抗议，指责协约国“无所不用其极，试图玷污德国的荣誉。德国是为了生存才奋起战斗——这是一场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战争。”
两派可谓唾沫横飞，口水满天，口诛笔伐日趋激烈。卢万被毁，兰斯大教堂遭到炮轰，这些都成了协约国师出有名的强大武器，足以昭告天下自己在捍卫文明社会价值观免遭德国人的野蛮暴行践踏。法国更是如此。天主教徒与世俗论者战前本来隔阂颇深，现在可好，但凡德国的东西，一律反对，竟然把两派一下子给团结在了一起。在英国，威灵顿别墅发布报告。报告由布莱斯勋爵领导的“调查德国暴行委员会”编纂而成，记录了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的累累暴行，虽然在遣词造句上看似正儿八经，但是一看内容，还是显得危言耸听。
有好几位法国作家声称发现了法国人和德国人在生理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杰出的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柯钦激动万分，煞有其事地指出德国人身上有一股特殊体味，“极其强烈，无法消除”。柯钦还在德国人身上发现了一种跳蚤，属于新的品种，比法国士兵身上的个头明显要大。这样的话不免过头，但凡有点脑子，理智尚存的人都会对这样的宣传心生反感。随着战争持续，变得愈加惨烈，有些人说的话变得越发无稽离谱。这些人为了支持自己国家打仗，不惜无中生有，捏造证据，编出种种不实之词，自然引起不少冷嘲热讽。
如果有人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现代媒体才喜欢夸大其词、异想天开，欺世盗名。那么这些人真该回到1914年，去好好看一看那个年代的各国媒体是如何谣言满天，谎话连篇的。《每日邮报》刊载了一个故事，讲的是海军打了一场大胜仗。故事完全子虚乌有，纯属杜撰。“这些骇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一旦开了个头”，欧根·兰佩1914年9月初在卢布尔雅那写道，“便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好比两个人在街上碰面，互问对方‘有什么消息没有？’其实谁也没有新的消息。但是，总有人愿意听信谣传，传播谣言。整整一个星期，气氛极其紧张。家里有男人或者儿子在军中服役的都在悲痛祈祷，在战战兢兢中度日。报纸一来，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去看，看过之后会压低声音小声说道：伤员名单中没见到我们家的人。他们根本就想瞒着我们！死了太多人，他们连记都记不清楚！”
响应号召，写战争报道的记者里头难得有几个对军事上的事情知晓一二，一看就知道是个门外汉。堑壕战刚刚出现那会儿，还被法国媒体斥为德国人孬种无能的表现，德国兵也被形容成一群“地鼠”。多家报纸在大肆谈论敌军有多么不堪一击、士气低落，食物短缺。有消息说奥地利的城市为免遭饥荒威胁，正在向意大利开口求援。德国据说有意征召意大利人来填补工人空缺，可惜招不到人。《泰晤士报》在9月下旬根据伤亡名单，做了一个极其夸张的估算，宣称英国远征军在一个月的战斗里头损失了40%的军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在维斯瓦河上的巡逻艇上工作，10月25日在信中写道：“昨晚传来消息，说巴黎被我们打下来了，真是胡扯。我一开始非常高兴，随后意识到这种消息不可能是真的。新闻报道一旦开始乱猜，肯定说明情况不妙。要是真有好消息，这些假话就没有必要存在了。”5天之后，维特根斯坦拿到一份德国报纸，赶紧从头到尾，匆匆忙忙扫了一遍，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感觉糟糕透了：“没有好消息——就等于坏消息。”
与此同时，法国的《尼斯先锋报》在8月19日编了一个故事，说英国皇家海军和德国公海舰队在北海大打出手。英国海军据说损失了16艘无畏舰，其中就有“铁公爵”号、“狮”号和“壮丽”号。法国报纸特别热衷报道那位德国亲王的消息，说什么亲王此时正作为集团军司令在指挥部队作战：8月5日先是在柏林死于一场暗杀；15日在法国前线受了重伤，被送进医院；24日又在另外一场暗杀行动中遇刺身亡；9月4日据说试图自杀，虽然抢救了过来，但在10月18日再度受伤；20日在亲王夫人的目视下死在了床上；可是到了11月3日又被证实发了疯。这些故事没有一句真话，完全不值一信。
《法国行动报》向公众披露了一个消息，说美极乳品厂和卡布连锁店其实是个情报中心，由一帮普鲁士军官掌控，这些人早已加入法国国籍，一心盼着战争爆发；每个乳品厂里都暗藏着无线电发报机，美极牛奶里还掺进了毒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报道唆使，冲进工厂店内，把这些毫无关系的外资工厂和商店砸了个稀巴烂。不少故事离奇古怪，其中一个流传甚广。故事和“特平毒气”有关。这是一种新的超级炸药，据说由化学家欧仁·特平发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躲在堑壕里的德国兵。法国讽刺周刊《鸭鸣报》正是创刊于这一时期，专门针对传统媒体上那些连篇累牍的谎言鬼话。
报纸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并非自身之过，而是因为政府拒绝告以实情，又不允许记者亲赴前线采访，才导致如此结果。英国的雷平顿上校抱怨审查制度遭到滥用，“用以掩盖政府、海军和陆军犯下的一切过错”。的确，审查制度在维持民众士气方面起到的作用要远在防止敌人获知行动机密之上，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在马恩河战役之后才开始向媒体透露口风，提供的信息少之又少。然而，伤害已经造成：巨大的裂痕已经产生，再也无法复原。法国的记者们自此之后对于一切官方声明始终表示怀疑——读者们也将很快失去对官方的信任。
战场上的法国士兵将这些报道轻蔑地称为“bourragedecrane”，字面意思是“塞脑袋”，说得恰当一点，就是“鬼话”——士兵们拿到手的报纸上全是这些“鬼话”。《巴黎回声报》的莫里斯·巴莱以鼓吹战争名声在外，罗曼·罗兰大力宣扬和平主义，送给巴莱一个雅号“大屠杀的夜莺”。法国的士兵们对传统报纸毫无好感，转而看起了自己编写传抄的战地报纸，能够拿到手的话，也会看一些瑞士的报纸。哲学家阿兰·埃米尔·奥古斯特·沙蒂叶当时还是一个士兵，他在11月25日写道：“《日内瓦日报》在我们这里特别抢手，军官们甚至拿来做起了剪报；军事报道写得令人拍手称道，我们的报纸相比起来简直就是荒唐，这一点人人都赞同。”
历史学家路易·德比杜尔也是军人出身，对此表示赞同：“我们所有人都受不了那帮记者炮制出来的那些堑壕里的故事，说我们的士兵是多么别出心裁，氛围又是如何热烈，部队一派喜气洋洋，堑壕里头布置得别致生动，诸如此类，统统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军队不过是保持镇定，队伍没散罢了。天气寒冷，气候恶劣，士兵身处这样的悲惨境地，只好听天由命，打起精神面对。”德国的报纸也在干这些骗人的勾当。法兰克福的《奥德报》上刊登了一篇特写，题为《埃纳河畔的勃兰登堡人》。作者是一名战地记者，在文中表扬士兵们把堑壕收拾得像家里一样舒适，懂得苦中作乐。防空洞在笔下被描绘成“装修布置，舒舒服服”；前线阵地上的营地据说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皮袜子故事集》里面的美国旧边疆有异曲同工之妙。战争在年轻人的眼中也被描写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挑战。
哪怕是最最荒唐的无稽之谈，欧洲各国的人们也好像信以为真。有个作家名叫亚瑟·梅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登在了9月29日伦敦的《晚间新闻报》。作者在文中描述了英国远征军是如何在蒙斯目睹圣乔治现身，带领一群古代英格兰弓箭手奋勇杀敌的场景。射出的箭雨一下子射死了一万德军，而且不留一丝痕迹。梅琴的这篇文章虽然被明确列为小说，仍有不少人认为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与此同时，同盟国这边，奥地利人也在广为传唱一个12岁孩子的传奇故事。小姑娘名叫罗莎·泽诺克，据说在给莱姆博格战场上的伤员送水时不幸被弹片击中，落下了残疾。泽诺克失去了一条腿，被送进了维也纳的一家医院。弗朗茨·约瑟夫亲自探望，送给小姑娘一个盒式挂链，还答应替她买一副假肢。这个“莱姆博格小天使”的故事就此成为奥地利儿童文学的一大主题。《女士》杂志不肯甘居人后，也推出了一本英文新书，书名《比利时玩伴》，由内莉·波洛克创作而成。《女士》杂志写道：“这是一本小小的故事书，写得很棒，也合时宜，适合孩子们阅读。讲的是当下战争的故事，场景一部分设在英国，一部分在比利时。”
两军交兵，士兵们之间形成的集体归宿感要比与后方民众的情感联系强烈得多，出现这种事情不足为奇。毕竟，各交战国政府有意将后方民众隔离开来，不让民众知道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在战场上到底干了些什么。
德国人对英国军事动向的了解更多来自中立国传来的小道消息，而非协约国的报纸或者自己安插的间谍探子。柏林派出的第一个间谍是一名预备役军官，名叫卡尔·罗迪。此人特意说一口带有明显美国口音的英语，好引人注目。由于寄往中立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信件遭到截获，罗迪于10月2日被捕。威斯敏斯特市政厅的一所公共军事法庭判处罗迪死刑。死刑如期执行。罗迪被枪毙在了伦敦塔的壕沟之内。他死前对宪兵副司令说道：“我想你应该不会和一个间谍握手，对吧？”“当然不会，”这位宪兵副司令答道，“但是我会和一个勇敢的人握手。”军情五处处长弗农·凯尔也敬重罗迪是条汉子，对枪决的决定感到遗憾。其他德国间谍后来被一锅端了个干净。有个在中立国荷兰的比利时难民给英国陆军部写了封信，告诉英国人联系人的真名叫弗兰斯·莱巴赫，还有德国间谍在鹿特丹的联系地址。
让柏林感到庆幸的是，其他信息渠道犹在，仍然能够随时掌握英军动向。所谓“上头的一万人”，也就是英国的上流社会向来不注意谨言慎行，让战场上的英军指挥官们大为头疼。最敏感的军事行动情报竟然可以在有钱贵妇的餐桌上传来传去，这些消息很快就会见诸中立国的报端，被敌人知道，自然正常。“要想打听消息，你只要去赴一场午宴就够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像佩吉特夫人和阿斯特太太这样的大户人家，打听到的基本都是一手消息，绝对没错”，记者菲尔森·扬写道，“陆军部的那帮人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每天过着神仙日子，先是不动神色，等到仆人离开房间，看着眼前摆着的桃子和杯里的波特酒，这才慢慢开口：‘好吧，我知道的不多，不过跟大家说个事……’。这种事情直到今天仍然司空见惯。”有审查制度也好，没有审查制度也好，英国的军事安全大战期间一直岌岌可危，和受制于人的媒体向公众提供的消息一样乏善可陈。1914年—1918年的这场战争有一个显著特色——各国政府因为采取蠢笨甚至近乎打压的新闻管理政策，结果待到大战结束，声誉一落千丈。各交战国的统治者们欺骗了广大公众，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后信任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