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里，正当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蒙羞之际，更加可怕的事情却在加利西亚上演。加利西亚是横跨波兰西南部和奥匈帝国的东北行省，康拉德·赫岑多夫在这里一手主导了一场灾难，让哈布斯堡帝国输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诚然，俄军指挥官们在能力上不比康拉德好到哪里去。可是在1914年行将结束之际，康拉德让世人看清了谁才是这场战争中最蠢笨无能的那一个——是他让弗朗茨·约瑟夫的15万大军成了炮灰，一无所获。
不管是在宣战之前还是开战之后，这位奥地利陆军参谋长总是无法与毛奇步调一致。两家扯皮，互相数落对方不是成了每天的常事。8月的第二个星期，贝希托尔德伯爵，这位大战的发起者在维也纳向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帕拉维奇尼的儿子与他同名，就是在塞尔维亚服役的那名军官——哭丧着脸，说道：“全是德国人闯的祸。”帕拉维奇尼发现自己的奥地利同胞难得有人真正忘记1866年败于普鲁士人之手的痛楚，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写道：“我们两国虽然面临巨大危险，尤其是在最高层面，但旧怨敌意从未消除，德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康拉德全然不顾德国人只打算在东线维持现状，牵制法国，开始野心勃勃地在波兰发动大包围作战。康拉德为了实现目标，在8月份投入了31个师同俄国人的45个步兵师和18个骑兵师相抗衡。沙皇的部队之所以能够在波兰南部快速部署，一个原因在于俄国人早在全面动员开始之前就已调兵遣将，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将法国人的大把钞票花在了铁路系统升级之上。相比之下，奥军移动要缓慢得多。康拉德一开始原本打算调派1.1万列火车，最后调动成功的只有1942列。火车在奥匈帝国境内速度低到每小时只开10英里，只相当于德国人的一半。运兵的火车一天得停下来六个小时，好让车上士兵吃饱喝足。办事不力引发的闹剧频繁上演：奥地利西里西亚波多波尔兹的车站站长犯了糊涂，竟然弄反了信号灯，导致几支部队白白耽搁了好几个小时。站长后来在接受调查的时候饮弹自尽。
派往加利西亚的奥地利部队有四支，距离前线还有好一段路程就早早下了火车，只能徒步前行，8月19日到26日这段日子天天走上20英里。有些士兵和带队的军官一样，把即将打响的战争想象得过于天真。埃德勒·冯·霍夫特中尉带着一支战斗巡逻队，走在大部队前面，远远地看到两公里开外有哥萨克骑兵飞奔而来，等到敌人只有1200米远时才下令手下一齐放枪。奥地利士兵看到一个俄国兵中枪倒地，全都高兴地嚷嚷起来。“人人当然都说是自己打中的，”霍夫特回忆道，“那个俄国人从马上滚了下来，倒在地上，难道不好看吗？”
理查德·冯·施特尼茨尔是一名医生，44岁，丢下在维也纳红红火火的事业，跑到部队里头当了一名军医。施特尼茨尔刚到前线的时候只随身带了一个小提箱，因为“据说这场仗只要几个月就会打完”。然而，参谋官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此君是贝希托尔德的熟人——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悲观：“这对于我们的外交官来说是一场难过的‘胜利’。他们一直算计的只有如何对付塞尔维亚而已。”帕拉维奇尼在日记中用了一些法语单词：“现在的关键字眼就是下命令（‘0rder’），撤销命令（‘contreordre’），重新下命令（‘désordre’）。”特奥多尔·里特·冯·泽涅克中校在前往加利西亚陆军参谋部报到之前，与妻子在维也纳话别。泽涅克感觉自己像是“坠入了厚厚的云层当中”。波兰是沙皇俄国西面的一块凸出之地，也是这场大战中最富异域风情的一块战场。约翰·里德就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生活在波兰的众多民族。此时此刻，这些民族正受到来自尼古拉二世帝国各个角落士兵的摧残与蹂躏。借用这位美国记者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种族的盛会”：
生活在这里的摩尔达维亚农民早已臣服，性情温顺，穿着一身白色亚麻布衣服，戴着宽沿低帽，卷曲的长发一直披到肩上……俄罗斯农夫穿着罩衫，戴着尖顶帽子，脚上蹬着厚重的靴子——男人都是大块头，满脸胡子拉碴，脸上的神情苍白单调。俄罗斯女人要精神许多，脸上圆滚滚的，衣着色彩搭配得很是难看，像各色毛巾和衬衫拼凑在一起……时不时可以见到个俄国教士，一看就是一副狡猾奸诈、精于算计的模样，头发长长的，袍子前面挂着个大大的十字架晃来晃去。来自顿河的哥萨克人除了裤子上有一道红色宽条纹之外，制服与其他部队并无什么明显区别。他们的军刀镶了银，刀柄没有护手，一簇卷发从前额披下来，遮住左眼。鞑靼人脸上长着麻子，这些金帐汗国的后裔曾经横扫神圣的莫斯科，现在成了俄国军队里的强人，衣服上有一道红色的窄纹，很是醒目。土库曼人多穿白色或者黑色的熊皮外套，系着腰带的长袖衣服要么是浅紫色，要么是蓝色，靴子的尖头朝上翘着。这些人身上挂着金链、腰带、匕首和弯弯的马刀，显得琳琅满目。还有，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犹太人，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多元社会里头，不同种族效忠的对象也各有不同，三支大军将在1914年8月踏上这块土地。奥地利中尉康斯坦丁·施奈德中尉跟着自己的团坐上火车，快要接近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发现虽然依旧身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可不仅沿途的风景，就连每一个士兵的行为举止也起了变化：“最高指挥部在地图上画了条线，标出了战区的起始地点。这个地方就连自然景观都变得不大一样。和平的世界到了尽头，肥沃的农田本该有勤劳的农夫收割，现在已经遭人废弃。繁华的都市生活被抛在了身后……我们虽然听说火车没准会停下来，但还是得从如诗的美梦中醒过来，化身为斗志昂扬的英雄。让我们给枪上好膛，全副武装起来，等待天明。”
弗朗茨·约瑟夫的大军一过喀尔巴阡山的关隘，就进入了边疆地区。莱姆博格，普热梅希尔，克拉科夫，边境地区的每一座城市都坚壁高垒，犹如一座座要塞。从这里开始，奥地利人就要下车徒步，朝着俄罗斯人进军了。与康斯坦丁·施奈德的部队同行的还有六百辆辎重车。驾车的都是些平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明明指定走道路的左边，偏偏不照着做，看得施奈德好生无奈，叹道：“一路上吵个不停，时不时得停下来，路过不去，只好破口大骂一通。”波兰边境两侧的道路条件极其糟糕，铁路难得一见。康拉德的补给队虽说要参加一场20世纪的战争，走的速度却不比19世纪快多少。
奥地利人将在两条战线上遭遇俄国人。一条位于华沙以南一百英里，在桑河的另一边；另一条要再往东，横跨德涅斯特河两岸。在第二条战线上，奥军兵力与俄军比例为1:3。俄军司令官尼古拉·鲁茨斯基带着部下，小心翼翼地进入加利西亚，没想到刚一交手就损失惨重，很快退回了波兰境内。此时此刻，俄军各指挥官们收到的命令不仅不合常理，说得更加贴切一点，简直就是自相矛盾——这是两派争权夺利的结果：一派是把持俄军最高统帅部的尼古拉大公及其幕僚，另一派则是圣彼得堡和前线司令官尼古拉·伊万诺夫。战场上的军队将领们搞不清楚到底谁在负责，为了解决混乱，只好各行其是，看自己今天怎样方便就怎样做，全然不顾友邻部队可能会走哪条行军路线。高级军官之间的宿怨敌意由来已久，全然不知克制，恬不知耻地任其发展。如果说萨姆索诺夫和伦宁坎普两人之间关系紧张早就臭名在外，那么在加利西亚，古力耶维茨上校，这位第九集团军参谋长仗着自己是波兰贵族，又是朝廷宠臣，公然拒绝听命于自己的上司西伯利亚战区司令官莱切斯基将军。莱切斯基拒绝让古力耶维茨的老婆搬来司令部同住，结果被古力耶维茨斥为粗鄙之人，无可救药。
鲁茨斯基为人一向悲观，此番虽然面对奥地利军队，心里同时还在担心北面的德国人会趁机兵临华沙，然后一路直取圣彼得堡。他为此想把司令部搬到后方的涅曼河去。由于没有信心，害怕德国人打过来，华沙就连部分堡垒和桥梁都已经炸了。与此同时，35万俄国士兵正从卢布林向西南进发，进入奥地利境内。康拉德在此部署的兵力大致相当。两军在这片土地上肆意烧杀抢掠。当地居民由于尚未尝到战争的滋味，还不懂得如何适应战争的残酷。在奥波莱，一所教堂被烧得只剩下了祭坛和十字架。钟楼的砖块全被拆了下来，散落在四周的战场上，被奥地利士兵拿来修筑堑壕。相比之下，俄军正在一两英里开外向前推进，沿途遇见不少家庭穿着礼拜日的盛装，一如既往地前去教堂做礼拜，孩童们还在村中的水塘嬉戏玩耍。奥军这边，康斯坦丁·施奈德好奇地盯着加利西亚教堂洋葱一样的圆顶发呆，想着那些奇怪的地名，心里念着：“东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没错，就是这个样子。走到这里，离开欧洲已经太远了。”
参谋官埃德勒·霍夫特8月15日平生头一回经历了俄国人的密集炮轰，他住的农舍被一发炮弹直接打中：“马儿扬起前蹄，人们四散乱跑，肯定有些倒霉蛋挨了炮弹。”不过，当炮火停歇下来，霍夫特惊讶地发现受伤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还是伤在膝盖。霍夫特写道：“这肯定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人活下来。”士兵们在每一个战场上学到的都是同样的教训：炮火虽然危险，但不可能把人一次全部打死，因为距离太远，一锅端不大可能。
协约国派驻西南前线的武官刚一到前线，就受到了俄军一众指挥官和参谋官的热情迎接。俄国人的热情拥吻让英国武官阿尔弗雷德·诺克斯少将感到有些恶心。武官们发现俄国人对于喝甜滋滋的柠檬水似乎没有多大热情——伊万诺夫将军在这个非常时期下了禁令，军官食堂不得提供酒水。不过，这个新举措似乎既不能帮助俄国人提升士气，也无法增加效率。即便如此，伊万诺夫将军还是在士兵当中很受欢迎，会时不时找士兵们聊聊家常。一个重炮炮兵说起老家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将军亲切地保证，要他放心肯定会再次见到家人。炮兵难过地答道：“人们说通往战场的路又宽又大，可要想回家，却只有小路一条。”
8月19日清晨，伊万诺夫指挥部队，冒着瓢泼大雨向前进发。中途休息时，士兵们解开脏兮兮的绑腿，把布条晾干。几个年纪小一点儿的士兵还哼起了军队里的流行歌曲：
我记得那时
我还是个小姑娘，
遇到部队演习，
一位年轻的军官，
带着他的兵，
来到了我们村，
军官对我说：
“姑娘，给些水喝吧。”
军官喝完水，
从马上俯下身来，
亲了亲我。
一整晚
他都在我梦里。
不过，根据某个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的说法：“大多数士兵都说这是一场悲惨的经历，枯燥乏味，莫名其妙。”阿尔弗雷德·诺克斯也发现，有不少军马刚刚从农场和养马场征用过来，体形瘦小，根本拖不了大炮，干不了这样的重活。加上马的年龄太小，不好使唤，管马的士兵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经验。按照官方要求，俄国陆军每匹军马每日配给口粮为14.75磅燕麦，15磅干草和4磅稻草。考虑到这些可怜的牲口实在辛苦，因此口粮要比和平时期足足多出三分之一以上。然而，事实却是马匹吃得可能比士兵还要差，倒毙的马匹成千上万。
8月23日，前线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向伊万诺夫眉飞色舞地报告喜讯：“我军前方的奥军兵力比模拟推演预计的要少。”谁知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俄军由于疏于部署，结果在敌军面前暴露侧翼，惨遭血洗。伊万诺夫的士兵倒是聪明，知道沿着进攻时的来路撤退，一直撤到克拉希尼克才停下脚步，重新布置阵地。第二天，埃德勒·霍夫特和一名同事来到一座教堂。教堂之前被俄军占领，俄军后来遭到炮火密集轰击，被困在此处。教堂里有不少来不及掩埋的尸体：“空气的味道刺鼻难闻，叫人不得不屏住呼吸……厚厚的砖墙全都塌了，硕大的弹坑一个挨着一个。尸体就倒在地上，有个地方有7具尸体叠在一起，一个肚子炸了开来，一个脑袋炸得只剩下下巴，还有一个肩膀和屁股没了踪影，惨不忍睹。文泽把每一处都拍了照片，我只想捏住鼻子，赶紧离开。”
奥军这厢，头一个战死在加利西亚的是亚历山大·冯·布罗施·阿雷瑙将军。阿雷瑙是高级军官中最为求战心切的一位，8月21日未经侦察，便率领“皇家猎人”师排着密集的阵型，对俄军发起进攻，结果惨遭屠戮，死伤无数，自己也成了阵亡人员中名头最大的一个。奥军士兵抱怨自己的灰色军装虽然在山区作战不易发现，可是到了加利西亚的平原上反而相当惹眼。反观俄军，身着棕色军装，要隐蔽得多，除非活动起来，否则待在田间地头很难被发现。
弗朗茨·约瑟夫的军队长期受制于言语沟通问题。有一个师征召的都是波希米亚人，不止一次把附近的友军当作敌军，朝对方开火——由于波希米亚人只会说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发生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康斯坦丁·施奈德带着一支巡逻侦察队前去侦察俄军动向，路上遇上一队哈布斯堡轻骑兵。施奈德很想交换情报，不巧骑兵队伍里头竟然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施奈德手下蒂罗尔士兵的德语。8月28日晚，一支骑兵团刚刚走到奥军某师防线附近，只听见有人大喊：“哥萨克人来了！”随后数百人开始乱叫。慌乱之下照着黑暗中看不清楚的敌军一顿乱打。待到次日天明，施奈德视察前方阵地，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只见“山谷里堆满了尸体……都是我们轻骑兵团的士兵。这些士兵没有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如此凄惨的一幕让我差一点哭出声来”。这一次的灾难又是由于沟通交流失败所致：步兵说的是德语，听不明白轻骑兵的喊话，还以为来的是俄国人。
灾难降临到当地百姓的头上。奥地利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没有任何人关心当地百姓的死活。农舍是用茅草和木头搭起来的，统统被付之一炬。“只能看见房屋的石头地基，还有屋里剩下的灶台”，埃德勒·霍夫特写道，“沿途到处可见升起的烟柱，像墓碑一样可怕。树全被大火烧焦了，叶子也掉光了”。俄军撤退时不仅炸毁了沿途的火车站和桥梁，还在路上伐倒大树，挖出深坑，只为延缓奥地利人的步伐。苏瓦乌基有一座大庄园，附近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一个仆人正端着汤锅去餐厅，给尊贵的主人上午餐，吓得一下子将汤锅扔到了地上。没过多久，主仆二人就只能收拾铺盖，逃出家园。在卢布林前线后方，战地记者塞尔盖·孔杜拉什金看见有个人驾着一辆农用大车，载着老婆，正朝自己打招呼，感到十分惊讶，定睛一看才发现驾车的原来是熟人，是个地主，以前当过国会议员，老家的宅子被奥地利人烧了才逃了出来。这个逃难的乡绅指着大车后面，摆了摆手，一脸无助的样子。只见车后放了一个篮子，还有一把椅子。乡绅说道：“留下来的全部家当就这么一点儿了。我们现在正要找地方逃难去。”
“二战”期间犹太人受到的恐怖折磨为后人广为所知，可是1914年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尤其是落在俄国人手上的遭遇，对此有所了解的人就少了许多。成百上千犹太人死在了加利西亚，还有更多的犹太人财物被洗劫一空。俄国人对商人普遍抱有某种病态的怀疑，对犹太人更是如此。约翰·里德笔下的波兰犹太人“形容佝偻，身体瘦弱，头上戴着的圆顶礼帽满是灰尘，身上披着长外套，油迹斑斑，留着一缕细胡子，双眼露出狡黠与渴望，见了警察、士兵和牧师卑躬屈膝，到了农民面前就会吹胡子瞪眼睛。这是一群受到迫害的人，因为遭人敲诈和虐待才变得令人讨厌”。
十月份，华沙有一栋居民楼的住户向警察举报，说楼里有犹太人聚众谋划阴谋，想把自己“肢解”。警察闻讯赶到，发现所谓“图谋不轨”的几个共犯不过是一群倒霉蛋，正在商量如何穿过前线逃往德国，那边相对会要安全一些。阿尔弗雷德·诺克斯10月14日写道：“听说有个犹太人背了个麻袋，里面装了一个德国军官，想从伊万哥罗德过桥，结果当场被抓。两个人都被绞死。”11月，俄军占领莱姆博格，展开屠杀。20名犹太人被哥萨克骑兵杀害。12月，华沙有64个犹太人遭到逮捕，这些人据说全都参与策划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财产一律充公。
在战争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加不幸的事情降临到东欧的犹太人身上。其他不少无辜族裔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不幸。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领土之上，少数族裔长期以来不受信任。奥军在普热梅希尔要塞发布告示，内容堪比德意志第三帝国。告示上写道：“只有极端无情残酷才能……防止当地不同政见者放肆造次。”鲁塞尼亚人据信普遍同情俄国。9月16日，45个鲁塞尼亚人被军警拘捕，在押解穿过市区游街时遭到暴民袭击。暴徒们高喊着：“绞死卖国贼！”一些匈牙利地方民团士兵听见喧闹，在波西昂大街抓着这些鲁塞尼亚人，用军刀活活砍死，活下来的只有四个。
俄国人一开始选择退却，令康拉德信心爆棚。他强令部队沿着俄国人败退的路线，往波兰境内推进。由于推进速度过快，补给开始捉襟见肘。哈布斯堡军队熟悉的混乱场面随之而来。骡马炮兵部队强行抢在步兵前面。命令前后矛盾，害得一些部队只好来回打转。东欧幅员辽阔，空无人烟，与几乎连成一片的法国战线截然不同，军队到了这里常常迷路，有时候一连数日摸不清方向。敌军到底身在何方，成了颇费脑筋的难题。待到夜幕降临，部队已经走得人困马乏，补给粮草却迟迟不见踪影。参谋官特奥多尔·里特·泽涅克眼看骑兵因为“出牙期的麻烦”损失惨重而哀叹不已——这些骑兵愚蠢之极，就像他们19世纪的上一辈那样，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由于交战双方很少用到飞机，不做侦察，8月28日到30日这几天两军意外遭遇了好几回。伊万诺夫的军队在战斗中损失了上百门大炮，两万士兵当了俘虏。
俘虏当中有一个名叫伊万·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和战友们在前线战区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被前后不一的命令弄得晕头转向，带队的军官更加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8月将尽那会儿，库兹涅佐夫的部队撤到一个地方，发现一大群平民，都是临时征召起来的，在挖堑壕。库兹涅佐夫他们于是利用夜幕掩护，把堑壕给抢了过来，没想到天刚蒙蒙亮又接到命令，要求放弃堑壕，按原路返回。谁知刚刚走到一座村子，只见一名上校骑马飞奔而来，嘴里大声喊着，要他们务必赶紧回到堑壕里去。
混乱接踵而至：“各连各排的士兵都混在一起。军官在大声召集自己的队伍。”部队朝着堑壕往回走，稀稀拉拉，根本就不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更像一群乌合之众。结果刚刚走到堑壕，奥军就从两翼围了上来。数百俄国士兵一下乱了阵脚，一边喊着叫着，胡乱放枪，一边寻找自己的队伍，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一枚炮弹在库兹涅佐夫身旁开了花，把他掀到空中，摔得昏死过去。库兹涅佐夫醒来发现四周一片寂静——自己已经当了俘虏。抓他的人跟他说了一连串波兰语。库兹涅佐夫写道：“我根本听不懂，后来才知道说的是‘没事，先生，没事的’。”不过，库兹涅佐夫的几百战友可没有这般好运。他被抬上一驾马车，运往后方的时候放眼望去，看见地上躺的全是死尸和伤员。
奥军这厢，康拉德声称赢得大胜，自鸣得意起来。可是，俄国人已经开始调派援军，他们的战略补给线也比奥地利人的要短。就在康拉德的北方军8月26-28日在莱姆博格以南向俄属波兰发起进攻的同时，奥军还在佐洛塔利帕河发动进攻，这里的俄军兵力要多出来不少。这一回该轮到奥地利人品尝失败的滋味了。奥军损失之惨重，丝毫不亚于伊万诺夫此前在北面的遭遇。在乔齐洛夫附近召开的一场师参谋会议上，康斯坦丁·施奈德有个同事，指着头顶的一朵云彩，神秘兮兮地说云朵形状像从后面看俾斯麦的头：“俾斯麦是三国同盟的创造者，一直反对同俄国开战，你看他现在正背对着我们。”8月29、30两日，奥军在南部再次发起进攻，被俄军打得大败而归。弗朗茨·约瑟夫的军队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还敢发动密集进攻，损失惨重，当然在情理之中。
不过，康拉德总是充满幻想，北面赢得的胜利让他自信南面蒙受的失败无关紧要。他又想出了一个复杂的方案，首先诱使南面的俄军继续深入，然后再调集自己的北方部队转向，从侧翼包抄。康拉德此时刚刚得到德军坦嫩贝格告捷的消息，倍感兴奋，扬言道：“凡是德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奥地利人也必须做到。”9月的头一个星期，俄奥两军都在加利西亚冒失前进。士兵们还没开始交战，就已经因为连续不停地行军疲惫不堪。鲁茨斯基虽然在9月3日占领了莱姆博格——奥军已经弃城而去——不过在随后几天与俄国人的小规模冲突中接连吃了好几场败仗。
康拉德犯下的一个最大错误在于他一门心思扑在南面进攻之上，幻想着像拿破仑一样一战成名，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俄国人正在北方大举增援。截至9月1日，俄军已经增至35个师，而奥军只有20个师。俄军兵力过于强大，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康拉德在卢布林以南的阵地袭来，甚至还能抽出足够多的剩余兵力，向维斯瓦河突进，攻打驻守东岸的一个德国预备役军，进入德国境内扫荡。德国预备役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仓皇渡河逃窜，损失8000多人。有必要指出的是，俄国人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里抓到的德国士兵要比英法两国俘虏的德国士兵加在一起还多。俄军虽然先是在坦嫩贝格受辱，之后又在马祖尔湖蒙羞，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可是到了9月份的波兰战场上，运气反倒一下子好了起来。
卢布林距离前线不远，也就几英里路程，全城此时正陷入激动与狂热之中。民众聚集在大教堂外面，争相一睹从奥地利人手中缴获的大炮。大炮的护板上弹孔累累——一门大炮护板上用拉丁语刻着“王者最后的论据”，另一门上面刻着“为了祖国的荣誉”。有个小伙子是个俄国炮兵，正在洋洋得意地向一无所知的民众介绍如何操作大炮，口中念着指令，假装装上炮弹，然后把拉火绳一拉，大喊一声“开炮！”。成千上万双军靴踏过街头，尘土飞扬。火车站里，士兵们蜷着身子，三五成堆的躺在地上，把枪放在一旁，用帽檐遮住眼睛。“哪怕到了凌晨两三点，”有人对眼前的景象如此描绘道：“整座城市仍然无法平静下来。街上到处都是人，打了胜仗，大家都兴奋得要命，静不下来。”这个人还看见一群奥地利俘虏被押着从街上走过，大部分人从始至终低头看着脚下，不敢环顾周围，与当地民众对视。
俄军在奥军两翼的巨大兵力优势开始显现：康拉德的部队在轮番冲击之下早已筋疲力尽，难以为继，只能节节败退。奥军军营中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有一个士兵名叫帕尔·凯莱曼，在相距不远的加利奇目睹了人们从莱姆博格要塞大逃亡的场景：
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从城里涌了出来。有的坐着马车，有的走路，还有的骑马。人人都在想尽办法保全自己。能带走的都带在了身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疲惫不堪，沾满了灰尘和汗水，一副惊慌失措、无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受尽了痛苦与折磨。眼神中流露着惊恐，动作慌慌张张：这些人已经被极度的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扬起的尘土把队伍包了起来，仿佛要把人卷走。我躺在路边，睡不着觉，睁着眼看着这地狱般的一幕。就连军队的马车也挤到了队伍里头，逃窜的步兵和迷路的骑兵从田里踩了过去，没有一个当兵的装备齐全。这么一大群人就这样拖着疲惫的脚步，从山谷里挤过去，往斯坦斯劳逃去。
莱姆博格是哈布斯堡帝国的第四大城市。莱姆博格的陷落对于奥军来说堪称奇耻大辱，奥地利人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陷入更多麻烦当中：不少大炮不见了踪影，有些其实是炮兵故意扔下的，这样才能逃得更快一些。8日晚上，康拉德的军官们看着部下满身污秽，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的样子，只好承认吃了败仗。俄军第二天从北、东、西三面向奥军逼近。奥地利人只剩下南面唯一一条逃跑路线，他们抓住了机会。“我们的部队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带着失败的痛苦，又回到了边界的这一头，胜利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康斯坦丁·施奈德如是写道。
绝望的日子还在继续。鲁迪格·弗莱赫尔·施蒂尔弗莱德·冯·拉森尼茨那年18岁，是猎狐步兵营里的一个排长。他命令士兵9月10日拂晓在马杰罗附近发起反攻，结果士兵被俄国人猛烈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只能躲在一处林地边上，卧倒在地，等待进攻指令。队伍渐渐失去了耐心。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句：“冲啊！”士兵们一骨碌爬起来，冒着枪林弹雨，朝着开阔地就冲了出去。拉森尼茨赶紧跟上，试图阻止士兵们前进，可是根本不管用：“我想拦住他们，不要这样发疯猛冲，可是不管我怎么叫喊，也没人理会——根本下不了命令。”荒唐的是，有些士兵还一边往前跑，一边还举着铁锹，挡在眼前，保护脸部。大家没过多久又赶紧找地方隐蔽，开始挖沟。拉森尼茨还没来得及开挖就突然感到右脚啪地一响，紧接着大腿一阵剧痛。他知道自己中弹了。
由于没有哪个抬担架的有胆子敢冒着炮火清理战场，拉森尼茨只好在地上一躺就是15个钟头，直到夜幕降临。有个士兵一直陪在拉森尼茨旁边，一边帮他挖沟，一边不断安慰他。“到了正午的时候，天气热得难受，我俩渴得实在受不了。”拉森尼茨的同伴先是用厕纸和烟丝卷了一支烟，接着又找来一块面包，虽然不怎么新鲜，二人还是一同分享了这点东西。晚上9点半，两个人终于被抬上担架，送往后方。拉森尼茨躺在大车上，沿途所见一片可怕的景象，像这样运送伤员的车子排成了长列，车上的人在“不断哀嚎呻吟”。拉森尼茨好不容易到了普热梅希尔，上了火车，被送往维也纳，在维也纳的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