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康拉德下令全面撤退。康斯坦丁·施奈德接到命令，趁着夜黑风高骑马去找附近的一个师求援。战线被打出了缺口，非常危险，必须立即堵上。施奈德在路上碰到一个营，队伍已被打散，只剩下不到一成兵力。营长对于施奈德告诉自己位置所在十分感激，可当施奈德刚一开口求援，就二话不说，一口拒绝，然后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实在人手短缺，无法抽兵增援。这位参谋官白白骑马跑了这么远，只好打道回府。由于危在旦夕，军情紧急，指挥部里气氛压抑。俄国人在继续增兵驰援，康拉德的部队却在不断萎缩，士兵们因为连续行军统统累得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待到9月9日，俄军仍在毫不留情地向前推进，奥地利人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康拉德只好向德国开口求援。德皇也正为自己的军队兵败马恩河，陷入危机而苦恼，只能答复康拉德目前无法调兵相助。
俄国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与其说是自己的将领指挥有方，作战勇敢，还不如说是因为奥地利人一错再错。不管怎样，康拉德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看着德国人在其他地方高歌猛进，奥地利人感觉更加不快。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描述了部队参谋部的同事听到德国人在坦嫩贝格打了胜仗的消息后酸溜溜的反应。参谋部的那帮人个个嘴里嘀嘀咕咕：“赢的总是德国人，从来不是我们奥地利。”帕拉维奇尼答道：“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能赢就行。”帕拉维奇尼听到其他人还在说三道四，于是坚持己见，大胆说道：“所有事情都交给德国人去管，难道不是更好吗？！”帕拉维奇尼的这番话可不受人欢迎。“我可不是靠说这些话来讨好别人，”他过了两天补充道，“德国人看来赢得很大，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秘方。虽然，换作我们，很难拿到，但是不要忘了，我们面对的可是俄军的精锐主力。”住在加利西亚前线地区的沙俄臣民们对于侵略者被击退感到分外高兴。斯塔尼斯拉夫·库尼茨基是个地主，趁着奥地利人还没来得及糟蹋自己的家业，就把孩子们送到了卢布林，待到周围刚刚开始打仗就和妻子一同躲到了庄园的地下室里，待了整整36个小时。等到迎来哥萨克人，重获自由——解放只是暂时的——库尼茨基郑重邀请俄国军官们大吃了一顿，不仅吃了“味道极好的卷心菜汤”，还有从自家池塘里钓上来的一条大鲤鱼。库尼茨基家的花园虽然弹痕累累，千疮百孔，餐桌上却装饰着秋季盛开的紫菀。
俄军的数百万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对于现代技术一无所知，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个俄国士兵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是怎样得到勋章的：“是这样的，先生。那天我正在路上走着，看见一辆汽车朝我开来……开车的戴了个德国人的帽子。我于是赶紧闪到路旁，开枪射击。汽车被打中，停了下来。我跑上前去，一枪打死了车里的那个家伙。我当时想把车带回指挥部去，可是跳到驾驶员的座位上，想发动汽车，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汽车扑哧扑哧直响，就是不往前开。这个时候我正好瞅见一个农民驾着一辆马车经过，于是就让他把马车解开，（用马）拖走了汽车。”俄军在罗兹附近的战斗中使用了最早的装甲车，士兵们头一回见到，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有个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钢甲怪物看了许久，一本正经地说道：“这家伙可了不得。”有个记者在提到装甲车的时候写道：“这些车子大受欢迎，不管开到哪里，人们都希望能待久一点，好多看几眼。”
英国武官阿尔弗雷德·诺克斯跟随俄军一路前进，有天晚上目睹了俄军审讯奥地利战俘的过程，对于俄国人保留的骑士精神感到相当惊讶：“那场面可真叫人难忘，房间里挤满了人，有军官、也有战俘，只点了一根蜡烛，烛光闪来闪去。受审的只有军士和少数几个人……按照俄国人的理论，军官是体面的人，不得随意侮辱，强迫他们提供背叛自己祖国的情报。”后来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也体现出了这种骑士精神。俄军当时被迫撤到了杜纳耶茨河的对岸。奥军一个师有一个参谋官把拉德劳的一座古堡占为己用，古堡之前住的是一位俄国军长。新住进来的奥地利参谋官之所以未受炮火骚扰，是因为那位俄国将军曾向城堡主人亨里克·多兰斯基伯爵保证过，为感谢让自己在这里借住一月，将让城堡免遭炮火威胁。
奥军一路败退，沿途到处都是丢弃的武器、汽车和装备。遗弃的马匹要么死了，要么早已奄奄一息。大批掉队落单的士兵涌入普热梅希尔，当地的卫戍部队正在加强防御，对付即将到来的围城战。9月12日，随着混乱加剧，普热梅希尔的交通陷入瘫痪。17日，普热梅希尔进入俄军炮火范围，俄军随即展开炮击。维也纳市民开始担心敌人可能会打下普热梅希尔，一路杀到多瑙河：虽然，维也纳有些城区能够派得上用场的大炮还是1875年制造的，有的甚至生产于1861年，还是紧急调派了3万工人修筑工事。
奥军内部，军官士兵等级分明，待遇差别之大令人咋舌。理查德·冯·施特尼茨尔身在普热梅希尔城内，他在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靠打牌、吃饭，睡觉来打发时间。到了晚上，会到卡拉拉中尉的防空壕中打打牙祭，喝上几杯葡萄酒，还有香槟。”施特尼茨尔说自己——他的这些描述并无反讽之意——无事可干，除了照看几个霍乱病人，有几个病人后来还把霍乱传染到了维也纳。不过，翻看同一时间某步兵团的作战日志，记录的却是一场噩梦。哪怕连续三周撤退已经让全团上下累得筋疲力尽，收到的命令仍然是“不管掉队的人，继续前进，不得停歇”。鉴于普热梅希尔城里已经挤满了零散部队和破损车辆，乱作一团，为了避免混乱加剧，这个团没法子，只能多吃点苦，再多走几英里，从城边绕过去。
普热梅希尔为了应对包围，开始囤积供给，不过为时已晚。城里大炮一共有714门，将近半数还是19世纪发射黑火药炮弹的那种。等到打出去，才发现储存的不少炮弹都是哑弹。防御装备工作在仓促进行，新修了一些简易外围工事，铺了将近100万码的铁丝网，射击地带也被清理出来。只是附近的林子还留着没有砍掉，这样一来俄国人靠近时就可以利用林地掩护进攻。总之，一切都极具哈布斯堡帝国一贯的办事特色：奥地利人虽然一直有心守住普热梅希尔，可是早就习惯了懒惰倦怠，根本没有积极应对，直到敌人兵临城下，悔之晚矣。普热梅希尔首次被围从9月26日开始，直到10月10日落入俄军之手。俄军占领该城长达数周，直至后来被迫再次撤退。
康拉德的大军由多个民族的士兵构成，本来就不和睦友好，在军事失利的重压之下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从东部地区征召组建的部队尤其靠不住。举个例子，第19战时后备步兵团由所谓的鲁塞尼亚人组成，大部分士兵是乌克兰人。这个步兵团在8月份的一场战役中被打得溃不成军。士兵们丢下武器装备，夺路而逃。9月，由于实在太不可靠，承担不了防区防御任务，这个团余下的士兵被从普热梅希尔的卫戍部队中清除了出去。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奥军巡逻艇“高普兰”号上的一名船员。船员们在维斯瓦河上巡逻时面对敌军正面进攻，纷纷弃船而逃。“俄国人就在身后紧追不舍”，维特根斯坦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合过眼。”船员们第二天又回到了船上，不过这一回只是奉命经杜纳耶茨河撤到克拉科夫。只有到了普热梅希尔后方，奥军纪律士气才略微有所恢复，康拉德的部队毕竟撤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避开了同敌军直接交锋。康斯坦丁·施奈德写道：“士兵们的行为在一天天好转。开始服从命令，把武器扛到肩上，不再像之前那样有时在地上拖来拖去，有时像运动员一样拿着。公路上不再有抢劫发生，就连马也不会再糊涂到拴在一起养。”
截至9月中旬，奥军已经退至克拉科夫以东的河边，损兵折将超过35万。俄军虽然伤亡也已高达25万，但是由于预备役兵力更多，因此能够迅速抽调人手补充。奥地利人丢弃的战争物资不计其数，其中火车机车近千台，辎重车1.5万辆。奥军牵引车辆和役马奇缺，就连120毫米口径大炮都要靠牛拖运。即便如此，康斯坦丁·施奈德仍然惊讶地发现这场战争展示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技术革命，“意义比从拿破仑到毛奇整个时期都要更加重大。”
康拉德此时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原地掘壕固守，等待德军援助。9月19日，亨利·威尔逊从法国给妻子塞西写信：“（西线）战事将在来年开春结束，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俄国人打得不错的话，我看不出俄国人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好好打下去。”威尔逊的话反映了英法两国一直以来对于俄军战力充满信心，哪怕俄军在坦嫩贝格和马祖尔湖遭受惨败之后仍然如此。当然，这两仗到底输得有多惨，伦敦和巴黎方面并未充分了解。1914年—1918年的这场大战，如同其后1941年—1945年的“二战”一样，俄国人对自身军事作战，尤其是吃了败仗从来守口如瓶，一直是让西方盟国感到沮丧失望的根源。10月17日，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认为，东线战事究竟进展如何，被笼罩在一片谜团之中，这一点全世界都在关注。杂志坦承：“战斗正在进行，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能长达数周……如果审时度势的话，就应该清楚不管哪一方宣称赢得‘大胜’，都不要信以为真。”
反观哈布斯堡帝国这厢，康拉德对属下冷冷说道，如果弗朗茨·费迪南大公还在人世，一定会将导致这场战祸的罪魁祸首——康拉德说的就是他自己——拖出去毙掉。“奥地利人的境况看上去相当糟糕”，德军中校马克斯·霍夫曼在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就是奥地利人过去二十年来忽视在军队上花钱的可怕后果。”康拉德的军队已有将近三分之一被击溃。好在俄国人追击缓慢，才让奥地利人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伊万诺夫选择了暂停脚步，好让军队重新集结，补给休整，同时加强莱姆博格的防御工事，以应对奥军反扑。
东线战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后勤补给拖了交战双方的后腿，今天是俄国人，明天就轮到了奥地利人。俄奥两军的给养补给部门都是一样的碌碌无能。随着秋雨降临，没有铺筑路面的道路很快被淋成了沼地。俄国人在加利西亚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支持能力，要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铁路。除了不缺人，其他什么都缺：士兵们背着背囊在战场上溜达，从死马身上收集蹄铁。塞尔盖·孔杜拉什金听到有个士兵在炮火当中，从一所农舍里向所有人喊道：“快过来吃！我煮了一些土豆，天知道口粮啥时候才能到手。”话音未落，就只见一队人冒着奥军炮火，飞也似的冲进农舍，享用起这难得的美食来。
沙皇士兵们的日子过得实在可怜巴巴。只有等到从圣彼得堡寄来些许慰问品，才能得到稍稍缓解。寄来的有香烟、贝果和蛋糕，都装在一个小小的粉红色蕾丝花边袋子里。有些部队只给在前方堑壕里的士兵配发步枪，第二道防线的士兵只有等到前面的人死了才能接手拿到武器：瓦西里·米什宁参军之前是一个家具销售员，从俄国中部来的，接过枪一看，只见上面血迹斑斑，早就干了，吓得不敢伸手。待到十月中旬，卢布林市内邮局囤积的信件已经堆积如山，足足有32吨重。这些信都是写给成千上万士兵们的，他们在殷切期盼着家乡亲人的消息。可是，邮递员没有马车把信运往前线，所以无法投递出去。
回到奥军指挥部，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在尽量往乐观的方面想，试图安慰自己，起码军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除了一些零星遭遇战，前线没有什么消息传来……看看其他战场的情况，你就会发现没有理由感到沮丧：法国人、英国人还有俄国人，都遭受了巨大挫折，比利时就更不用提了。起码我们让俄国压路机停了下来。不过，既然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对我们极为有利的决定性进展，这场屠杀和破坏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和平的天使有朝一日降临。”
如果说无论哪一个战场，死亡都是同样可怕的事情，那么东线战场上伤员的命运要比西线差得太多。乡下的大车走起路来上下颠簸，吱吱作响，拖车的马儿累得筋疲力尽，拖着蹄子，有气无力地从战场往后方走，车上躺着的要么缺胳膊少腿，要么奄奄一息，躺在干草上头，身下的草垫都被鲜血浸透。一辆车通常一次拉三名伤员，要是到达包扎所的时候还能有两个活下来，简直就是奇迹。走得更远的话，活下来的更少。阿列克谢·克休宁有一回听见一个俄国伤兵在跟一个奥地利俘虏聊天，语气相当友好，那个俘虏也受了伤，两个人躺在同一辆车上。
“匈牙利人？”
“不是，斯洛伐克的。”
“你们不是很多人都投降了吗？”
“噢，是啊，是有很多人投降，还有很多被打死了……头几天过得倒挺快活，后来完全不行。根本没有吃的……面包全吃光了，罐头也没了，他们只是给我们喝两次咖啡。”
这个斯洛伐克士兵告诉俄国伤兵，自己把老婆和两个孩子丢在了喀尔巴阡山的家中。他夸奖俄国人，说俄国人是好人，心地善良，说起这番话来的口气和平常的俘虏一样温和。
“告诉我，先生们，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我实在搞不明白他们派我们来打自己人，到底图个什么？”
卢布林医院里的景象看得让人心惊肉跳——原本300个床位，一下塞进来2500个伤号。伤兵们躺在地上，大厅里，走廊上，连厨房里躺的都是。由于医疗物资暂时短缺，医生护士人手不足，不少伤兵得不到治疗看护。有个士兵朝着一个从身旁走过的人痛苦地尖叫起来，以示抗议：“把他赶走。他踩着我们了，他的靴子踩着我们了！”有个士兵头部中弹，已经完全看不见，只能沿着走廊，摸着墙壁走。还有一个也是头部受伤，倚在炉子旁边，两只眼睛模模糊糊，神采全无，见到一个军官走过，竟然条件反射般地挣扎着站起来，敬了个军礼。
由于医院实在没有地方，卢布林火车站的一处仓库就成了多余伤员的容身之处。到处都是躺着的人，血污斑斑，呻吟声不绝于耳。波兰护士在中间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给伤号们分发香烟。有个俄国兵指着身旁的一个奥地利人，对着护士说道：“也给他一根，他是我们自己人，说我们一样的话，估计是乌克兰的。”这种事情确有其事。因为加利西亚和其他战场不同，两国皇帝虽然誓要拼个你死我活，底下的臣民们却处在相同的境遇当中，不免惺惺相惜，打仗只是听命于那帮穿着金边制服的跳梁小丑，既无法理解，也没有同情，只是苦于无法脱身罢了。在华沙的一所医院里，记者塞尔盖·孔杜拉什金问一个受伤的士兵，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伤在胳膊上。士兵用带着苦楚的语气嘲讽道：伤在脑袋上的就只能永远留在战场上了。孔杜拉什金写道：“听到的故事很多很多，差不多都一样，就像这些当兵的，都是一样的人，就像当下的局势，成千上万的人都上了战场。”
阿列克斯·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坐火车去前线，从车上向外望去，竟然发现战区后方农村里的人们生活一如往常，一开始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车站里的人还是那样悠闲懒散，村子里和田里依旧祥和宁静，丝毫看不出任何变化……夕阳西下，一个农夫赶着牛群走在铁轨旁，扬起漫天尘土……”不过，当托尔斯泰快到战场的时候，这番田园牧歌的景象就被打破了，放眼望去，景色凄凉，寂静萧瑟。南向的火车经常开着开着就得停下来，这是因为运送伤兵的火车开往莫斯科，方向相反，得给对方让道，托尔斯泰坐的这列也不例外。伤兵直接躺在露天车厢里，饱受日晒雨淋，风吹雨打。托尔斯泰发现其中很多人都穿着奥地利军队的蓝色哔叽外套和长筒靴——比起沙俄军队发的那点行头来质量要好得多。
差不多每一个士兵在被捕成为俘虏的那一刻都会感到一时震惊，茫然不知所措，心里意识到人生就此改变，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变得怎样。伊万诺夫·库兹涅佐夫描述了发现自己落到奥地利人手上那一刻的感受：“我想到了家乡里皮亚吉的村子，想到了我的父母，年轻的老婆，还有孩子。要是没有我，他们以后的日子会难过不少。这些人到底会怎么处置我？”东线战场的交战双方都有不少战俘死掉。俄军战俘被关在运货的车厢里，打匈牙利经过，停靠路边车站的时候常常会遭到当地居民的攻击，居民们往车厢两侧的板子上扔石头，还用木棍敲来敲去。
匈牙利的埃斯泰尔戈姆附近有一个军营，里面关了好几千俄国俘虏，条件极其恶劣，不少人没有吃的，结果被活活饿死。伊万·库兹涅佐夫写道：
我们醒来，看到四周躺的到处都是尸体，马上就要被拉去埋掉。有好几回……我们集合在一起，要求给点吃的……走到守卫士兵跟前，朝卫兵们大声喊着：“面包！给我面包！”士兵举起枪托打我们，把我们赶回军营里去……地上又多了15具尸体。有时候，大官会到军营里来，对我们严厉警告一番，接下来几天面包会多一些，还会给我们做土豆汤。不过，过不了多久，吃的又会变得和以前一样少。被抓来的按照地方不同，分成不同派系。我和另外几个是奔萨那块来的……有两个还是亲戚……大衣被收走了，只好穿着短外衣和裤子，躺在地上睡觉。他们每隔三到四天会给我们每人发200到300克面包。吃的一天煮一回，往开水里兑上一点儿面粉，再加一点儿红胡椒粉，一桶二十个人分。秋天一到，就变得又冷又湿，到处都是烂泥。地上的沙土松松软软，很快能够挖出个洞来，挖好之后再做成一个凹龛，里面足够躺下好几个人。我们组一共三个，爬进洞里头去，躺在里面，头上是拱起来的沙土洞顶。早上一觉起来，整个人都埋进了沙里，只能抖干净，再洗一洗，然后一整天在军营里来回溜达，到了晚上再钻回洞里去。10月一到天更冷了，我们的临时住所也塌了。
反观奥军这厢，悲惨遭遇仍在继续，没有丝毫缓解。“要想躲避炮火，就得待在堑壕里，”埃德勒·霍夫特写道，“可是泡在水里绝不是件什么有趣的事情。大雨一下，就泡在了齐腰深的水里，靴子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不在一个地方久待的话，挖堑壕的工作会相当累人。这样的事情我能躲就躲，一点兴趣也没有。”波兰的秋天冷飕飕的，野鹤在战场上空飞过，发出阵阵悲鸣。不少村子的村民已经背井离乡，逃离家园。管他哪一边的军队，只要打自己村子经过，都叫人害怕。路上走的有人、马，还有大车，把狭窄的乡间公路挤了个水泄不通，有的干脆从种着土豆、甜菜和胡萝卜的田里直接趟过去，开出新的路来。
塞尔盖·孔杜拉什金写道：“空旷的田野里，山谷里，逃难的人们随处可见，成群结队，都是从维斯瓦河附近的村里逃出来的。家里凡是扛得动的都被带在了身上，拖家带口地长途跋涉。这些人不知道究竟该到哪里去，只好在又冷又湿的山谷里坐下来歇歇脚，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尽量想让孩子暖和一点。一个男人嘴里在不停地嚼着一片干面包皮，嘴唇都冻僵了，一脸苦相。我问他话：‘安诺波尔那边情况怎样？’。他过了好一会儿功夫，把面包皮咽了下去才接话：‘噢，先生，跟死了一样。昨天鲁什诺维茨家的房子被炸没了。一个炮弹打中屋子，屋子就垮了。当家的受了伤，他老婆被炸死了。还有个当兵的也死了。马维奇、布拉克、两头牛，还有安东·佩茨和戈杰科夫斯基，全都死了。剩下的人基本跑光了，还没走的今天会走。’交战双方为了找到敌军奸细，展开大肆搜捕。虽然，大部分间谍纯属臆想而已，可仍有不少无辜百姓为此丧命。理查德·施特尼茨尔就写过，他在普热梅希尔经常早上六点听到枪声，是从要塞射击范围里传来的：“被罗列上间谍罪名的人就这样遭到处决。”康斯坦丁·施奈德对于毫无节制的猎捕间谍行动心生畏惧。他讲述了军警闯进一个村子的事情，因为“据说听到村里传出枪声，就把觉得可疑的村民统统打死”。
俄军继续在东普鲁士边境这边发起零星攻势，由于疑神疑鬼，害怕当地游击队，干了不少惨绝人寰的事情。俄国人打到小镇多姆瑙，遭到德军攻击，却自欺欺人，非说是镇上的人干的，一把火把镇子烧了个干净。同样的暴行还在阿什万根上演，俄军车队途经此地遭到枪击，有40人随后遭到处决。不过，战后一份德国的官方记录对俄军的行为说得还是比较严谨公允：“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俄国军官还是在努力制止暴行发生。”在大多数占领区，俄国人做事还算有所节制，尽量保证当地人能够吃上饭。的确，俄军1914年入侵东普鲁士基本算得上比较人道，有所收敛，这一点与他们30年后的所作所为反差鲜明。
让德国人最为痛恨不已的是俄国人后来撤退的时候掳走了一些当地居民，当作人质——具体人数虽然有所争议，但是当在千人左右——战争期间一直扣着不放。俄国人重新占领了东普鲁士边境的一些居住区，这些地方都是俄军在马祖尔湖战役失利之后撤出来的，帕帕温也在其中。俄国人四处扫荡，烧杀抢掠，让当地的施祖卡一家下定决心，背井离乡，向西逃到德国人控制的地方去。9月14日，施祖卡一家在一名俄国士兵的陪同下，走进了格拉耶沃当地的俄军指挥部，想要一份离境许可证。一家人一开始还受到俄国人的热情款待，甚至还收到了俄国人送的一小罐蜂蜜，谁知很快便被告知将被拘押一晚。第二天晚上，施祖卡一家才得知自己将被送到俄国腹地——一同抓走的还有数百个家庭，全被当作了人质。施祖卡一家在西伯利亚一直待到1918年，后来又被关进战俘营，直到俄国内战爆发，才趁乱逃了出来，等到返回家园已是两年之后了。
视线再往南移，阿列克谢·克休宁访问了几个被俘的奥地利士兵。这些奥地利战俘排成长队，走在卢布林城里，一眼望不到尽头：“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队斯洛伐克人，穿着蓝色的军装，后面跟着匈牙利人，穿的是深蓝色的夹克外套。早上只要醒来，推窗往外一看，就能瞅见战俘。出了城，看到的还是战俘排成的长龙。等到晚上回到宾馆，看见的还是奥地利战俘的身影，像黑点一样。”俄奥两军士气都已低落。有天晚上，康斯坦丁·施奈德的部队正在找地方宿营，碰巧发现了一座被抛弃的乡村豪宅。士兵们砸烂门锁，闯进餐厅，发现桌上杯盘狼藉。宅子的主人几个小时之前还和几个俄国军官在此享用晚餐。士兵们把凡是值钱，能够带走的东西一扫而空，还砸坏了屋里的家当。“在敌人的土地上，道德约束不复存在。”施奈德写这番话时显得并不舒服。不过，这支奥军部队第二天遇上俄军火力压制，奥军上校竟然因为出于宗教顾虑，拒绝下令让士兵们炸毁一个巨大的木头十字架，哪怕十字架给了俄国人不错的藏身之处瞄准射击。
虽然，1914年9月的西线战场交战各方战线僵持不下，直到10月份才进入下一阶段，但广袤的东部战场上战事发展持续变化。东部战场公路铁路奇缺，庞大的军队只能依靠双腿徒步行进。赶上大雨倾盆，道路泥泞，行军步伐更加缓慢。由于距离实在隔得太远，没有哪一方能够像法国和佛兰德斯那样保持战线连续完整——这里的战线长度差不多是法国和佛兰德斯的两倍。兵力密集程度只有西线的三分之一左右。
不管俄国还是德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都被双方视为这场战争中的一个病号，为了站稳脚跟，在不断向德国求助。俄国人千方百计试图一鼓作气，尽快消灭奥地利人，扭转8月份在东普鲁士的惨败结局。如果说情报工作在西线战场不大受人重视的话，那么在加利西亚，情况要更加糟糕。交战各方要么判断不准对方的行动意图，要么面对对手先发制人，反应拖沓迟钝。俄军指挥官们还在不停勾心斗角，相互倾轧。9月中旬，南面的伊万诺夫试图向撤退中的奥军持续施压，目标首先拿下普热梅希尔，再占领克拉科夫，然后直取布达佩斯。
与此同时，德军这厢也已清楚看到，除非答应康拉德的请求，否则别无他法。法金汉和德皇只要一想到奥地利军队全面崩溃，就坐立不安，只好赶紧抽调四个军奔赴东线，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驰援盟友。新组建的第九集团军被部署在了德国东部边境，就在克拉科夫以北，从此地可以直接威胁俄军右翼。俄国人在9月底做出回应，集中30个师的兵力对付兴登堡，大军由伊万诺夫指挥。俄国人寄望这支部队不仅能够一举击败德国第九集团军，还可以从维斯瓦河中游趁势向奥得河上游推进。俄军在维斯瓦河率先发难，使得俄军指挥官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再起争端。鲁茨斯基感觉自己受到上级轻慢，懊恼不已，决定带领军队擅自进攻东普鲁士——这又是一次分散兵力的鲁莽之举。俄军共有25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剩下的30多个师还留在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军队看得死死的，抽身不得。
刚刚进入10月，伊万诺夫决定重整部队，为进攻做好准备。这需要俄军后撤渡过桑河，再向维斯瓦河东岸北上，寻找安全渡河地点。如此一来一去耗掉了三个星期。俄军在这三周机动期间不停行军，根本没有与敌交战。10月9日，德军抓住一名掉队的俄国军官，获悉了俄军的作战指令，这才意识到自己的18个师已经打得精疲力竭，此刻面对的是俄国人的60个师，根本没有机会一举制胜。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于是放缓步伐，只是在俄军身后尾随。鲁登道夫向外界吹嘘胜利，其实只是自己的部队在朝前走，敌人的部队在往后撤罢了。
伊万诺夫可谓将沙俄军队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没有同任何敌军交战，也会因为其他原因损失惨重。队伍从未停下过行军的脚步，成千上万马匹由于缺少饲料，倒毙路上。士兵们在连绵无尽的雨中备受折磨，苦不堪言。待到全军最终抵达维斯瓦河的指定渡河地点，不仅补给不足，就连架桥渡河的装备也找不到，别无他法，只能眼睁睁看着河水滚滚流过，一等就是数日。好不容易等到10月11日开始渡河，对岸的德奥军队早就准备就绪，严阵以待：有些俄国士兵虽然成功渡河到了西岸，却被困在桥头堡动弹不得。一座浮桥被洪水冲垮，顺水一直漂到华沙郊区才停下来。截至10月中旬，局势已经明了，伊万诺夫强渡维斯瓦河，进攻德国的计划已经落空。
随着俄军开始渐次后撤，波兰边境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当地的俄国官员审时度势，撤到了华沙。宪兵赶紧换上平民的衣服，省得引起双方注意，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奥特沃茨克火车站只剩下了一个宪兵留守。这个宪兵为了壮胆，灌了一肚子伏特加，向路过的乘客每人收取一卢布的“人头税”。华罗克拉维克市曾被德军占领长达三个星期，城里的消防队员靠着军刀，才让当地人保持秩序。德国人撤走之后，消防队员们继续承担起警察的角色。卢布林和科瓦尔也是同样情形。俄军从未训练过军官如何承担管理城市的职责，一个城市只要政府垮台停转，全城就会陷入无人管理的持续混乱。
米哈伊尔·莱姆基是一名沙俄军官，在总司令部任职，眼看当官的面对同胞陷入困境，漠不关心，不禁心生倦意，写道：“这帮家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国人生计毫不关心。”黑市交易猖獗起来，不仅有食品和酒，还有制服、靴子、外套，甚至武器。大部分东西都是做黑市生意的从战场上四处搜回来的。当兵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卖掉个人装备换吃的，就连珍贵的冬装也不例外。
如果说但凡当兵入伍的，不管打什么仗，上了战场都会发现自己所知有限，基本只限于眼界所及的那点儿范围，那么身处加利西亚和波兰这些偏远地区的人就显得更加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了。维斯瓦河畔有一座大宅子，被一个骑兵团当作了指挥部。战地记者塞尔盖·孔杜拉什金走进宅子，几个军官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其他国家战局如何，立刻迎上前去，抛出一堆问题来：“法国打得怎么样？罗马尼亚在干什么？土耳其呢？德国人现在打到哪儿了？”孔杜拉什金写道：“我从没想过自己还有这么大能耐，知道这么多有趣的情报。我努力回忆了一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细节，还有各种走势、观点和其他评价。”
该轮到德国有所行动了。德军一路深入波兰腹地。天气恶劣，沿途一路都是深深的泥沼。可是，就在第九集团军前进之际，鲁登道夫却没了信心。他认为自己的军队兵力实在太少，要想拿下华沙，不切实际，于是在10月20日下令撤退。交战双方的步子还是迈得太大，虽然又多损失了数千士兵，可是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取得明显优势。
波兰城市罗兹陷入麻烦，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战是和。咖啡馆里人满为患，有平民，也有军人，天上虽然时不时落下炮弹来，可是吓不倒来喝咖啡的。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当地最好的宾馆——维多利亚宾馆，直接从屋顶打进去，把顶层的天花板和地板砸个粉碎，再从侧墙飞了出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列克谢·克休宁正在和同为战地记者的弗拉基米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此君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办者）闲聊，一枚弹片突然飞了进来，把邻桌的玻璃桌面砸得粉碎。其他客人并未受到这点儿小事影响，仍然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大家听一个勇敢的飞行员说起自己是如何驾驶飞机，降落在无人区，由于炮火猛烈，只好在沼泽中待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天黑才偷偷摸回俄军阵地。
罗兹城里到处都是乞丐，不少人以前是工厂工人，由于工厂全部停工，现在断了生计来源。克休宁写道：“人们被一些女人追得到处跑，这帮女人疯疯癫癫，眼神神经兮兮，见到人就拽着袖子不让走。孩子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尾随在路人后面，一路木屐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当地最好的几家宾馆由于没有取暖燃料，房间里头异常寒冷，不过表面上仍然坚持提供奢华的服务。有几家餐厅还在提供美味的食物——只是少了面包而已。电车还在运行。食品店关上了百叶窗，店外挤满了人：既然面包已经卖光，那么就开始抢购意大利面。要是意面也没了，大部分人就只能靠吃土豆过日子。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炸声，还有小型武器发出的突突声，汇成一曲交响乐，一刻不停。夜幕降临，夜空被红色的火光染红，不时传来爆炸的冲击声。整整一天，伤员源源不断地走过街道。除了伤得最重的，其他伤兵都得按照命令，自己走去火车站，那里隔上一段时间还有疏散人员的火车可以坐着离开。
然而，德皇的军队在波兰取得的战果完全无法与东普鲁士的大胜相提并论：从1914年秋开始，直至初冬，德国人多次试图突破俄军防线，占领罗兹，均以惨败告终。两军伤亡惨重。落入俄军之手的德国伤兵当中有一个战前是个会计，一想起受伤，远离家乡妻儿，就哀恸不已。临时负责照看的是一个外国护士。此人便是36岁的劳拉·德·托科齐诺维茨，是出生在加拿大的歌剧演唱家，后来嫁给了一位波兰伯爵，住在苏瓦乌基的一个大庄园中。这个敌军俘虏无精打采，一脸忧伤地跟劳拉诉苦，说道：“大人物吵架，我们就得付出代价，就得流血，就得丢下老婆孩子。”这位托科齐诺维茨伯爵夫人后来才得知，这个德国俘虏没来得及赶上救护列车，送往后方就死了。不管是哪一边，大部分士兵应该都会同意这个德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评价，确实很难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