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马恩河
德国人在展开大规模西进攻势之前，要不换个说法，开战之前就应该想到过一点：古往今来，势均力敌对手之间的较量鲜有能够速战速决，立见胜负的。即使是马尔伯勒在战场上大败法军，或是拿破仑·波拿巴力战群雄，也做不到毕其功于一役。威灵顿的滑铁卢大捷，或是老毛奇在色当扬威，这些比起通常的战争发展轨迹来当属例外。1914年参战的各路大军虽然拥有足够强大的武器装备，足以对敌人造成骇人的肉体和物质打击，却被机动调配的落后技术拖了后腿。更为糟糕的是动员兵力过多，大大超出了指挥官与士兵们迅速沟通的能力。
无线电通信设备彼时使用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不仅极其少见，而且庞大笨重，只能用于高级指挥部之间，发射范围狭窄，可靠性也差强人意。1914年那会儿用的是火花式发报机，由于不能微调，信号只能通过长波频段传播，毫无隐蔽可言，截取窃听极其容易。美国人虽然在1913年发明了无线阀门技术，实现短波信号传输，但欧洲直到两年之后才开始广泛运用。不仅如此，交战各方使用的许多密码系统也被敌国破解。部队倘若按兵不动，处在静态位置，尚可通过电报或者电话联系，一旦开始移动，就只能通过信使传令。有的好歹开个机动车辆，不少仍然只能依靠骑马送信。
德国的军事将领们在1914年可谓雄心勃勃。然而，为将之人越有野心，就越难掌控队伍动向。指令发出之后，需要跨越数千平方英里的作战区域，才能送达执行，其间延误往往达到数小时，甚至数日之久。部队一旦接到命令，行动起来，要想改变计划，好比站在舰桥上发号施令，要下面的人手动转舵，让无畏舰转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德军连胜之势在9月上旬开始遭到逆转，原因首先在于“施里芬计划”本身存在巨大纰漏，加之毛奇指挥不够坚决——当然，在他国领土上指挥六个德国集团军移动作战，如此技术难度同样不容小觑。法军败退至少起到了一定的补偿作用，能够让霞飞充分发挥法国本土的交通通信优势，这一点对于霞飞来说极其有利。
不过，领兵打仗之人习惯只从自身角度看待困难，此为战争特点之一。英国人尤其如此，在当时的氛围之下完全没有看出对手已经深陷麻烦。德国出于战争需要，征召了大批士兵。其中不少人刚刚结束平静安详的平民生活，就要顶着炎炎烈日，肩负重物，长途跋涉，横跨西欧。入侵法国的德军到了9月初已经队伍松散，身体瘦弱的士兵越走越慢，不少落伍掉队的结伙当了逃兵。地图辨识不清、命令传达错误、目标更换频频，这些都耗费掉大量时间精力。不同番号的部队在行军路上走乱了队伍，找不到自己人。士兵们得不到充足睡眠，想要休息又得不到许可，以致伤亡加大。德军预备役有个团里面有一位历史学家，看到这些指挥混乱的场景，害得部队行军路上人越走越少，队伍越走越乱，让士兵更加容易精疲力竭，不由得连连扼腕叹息。
9月的头两天，毛奇所在的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竟然连第一第二集团军的一条消息也没有收到。1日当晚，毛奇给第一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发去电报：“尔部情况如何，即刻回复”，却没有收到任何回信。9月4日，克拉克给毛奇的回电在经过16个小时的延误之后终于送达，克拉克在信中十分恼怒。值此关键时期，霞飞正在北部集结兵力。回到8月23日，也就是蒙斯战役当天，德军右翼三个集团军24个半师面对的还是联军的17个半师，可是待到霞飞9月6日重新部署完毕，法国人已经能够投入41个师在马恩河发起进攻。霞飞为了完成此次进攻，不惜大幅削减南部兵力，依靠战前修筑的强大防御工事弥补人数劣势。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也在等着德军进攻发难。这场20世纪战争过去一个月以来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防守一方享有的优势何其巨大，尤其是在守军做好充分准备之后。
毛奇还犯下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他不该向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雷希特让步，答应亲王西进莫朗日的要求。毛奇常常诅咒这帮统治权贵。给他压力的不仅只有德皇一人，还有两位皇子和这位身为集团军司令的大公。“霞飞真是幸运，”毛奇咆哮起来，“在法国亲王算个屁！”毛奇坦言因为上头作梗，就连安排联络官向最高指挥部汇报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办不到。
毛奇虽然搬出种种借口，可是指责他应该为混乱局面负责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毛奇做事经常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一开始赞成鲁普雷希特亲王发动进攻，谁知两天之后就改变主意，宣称自己只是希望在洛林前线“修理”一下法国人。鲁普雷希特可不管这些，只顾继续向前推进，一门心思对“南希的大皇冠”发起进攻。这座山脊高约300英尺，山上修有堡垒，防御森严。整个9月上旬，鲁普雷希特都在持续进攻，给法军增添了不少麻烦。在南希市北面，德军攻势集中在一条狭长低矮的山脊之上，山脊背后就是凡尔登，此役便是后来著名的圣米耶勒突出部之战。而在绰号“大皇冠”的高地上，卡斯特诺——此君将为自己赢得“岩石”的雅号——组织起了异常顽强的抵抗。
主攻在9月3日夜间展开。身着灰色军装的德军士兵朝着高地蜂拥而去，战斗异常惨烈。多处要地数次易手，交战双方尸横遍野，丢弃的武器、散落的弹药、装备满地都是。德军军官伤亡尤为惨重。9月5日下午，守军已经命悬一线，卡斯特诺请求第二集团军迅速战略撤退。霞飞拒绝了请求，勒令第二集团军务必坚守阵地。霞飞一心要在北部发起大反攻，即便南希战斗胜负未明，仍然不断从卡斯特诺部抽调兵力。9月7日，德军攻占了圣女吉纳维芙山上的一座小村子。由于村子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法军随后发起反攻，夺回村庄，战斗一直持续至午夜。
7日当天，驻守特罗荣要塞的450名法军将士击退了德军的大规模猛烈进攻。巴登军在一系列交火中伤亡近万——德军前线伤亡情况与法军大体相当。9月10日，卡斯特诺发起反攻，把德军击退数英里，并在吕内维勒缴获大量补给，守住了默尔特河一线，南希就此转危为安。鲁普雷希特的士兵炸掉了河上的桥梁，德国人知道自己也许再也不用匆匆忙忙地赶着过桥了。待到9月11日撤退之际，这支巴伐利亚集团军有一个团已经减员千人。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将兵败南希的责任归咎为毛奇朝令夕改。的确，毛奇本就不该默许这次进攻。如果说法国人不得不在多条战线同时展开殊死战斗，那么德国人同样如此。兵力分散意味着德军的战略失败已经近在眼前，指日可待了。
霞飞军队在中部和南部的顽强防守为北部反攻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虽然，人们只把“绝不让德国人通过”这句豪言用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上，但这句话其实早在1914年9月就可以派上用场，德军当时是头一回兵临城下，对这座著名要塞发起猛攻。倘若卡斯特诺和他北面的军队悉数战败，那么为马恩河战役所做的一切都将归于徒劳。对于德国来说，鲁普雷希特在“南希的大皇冠”受挫，后果一如法军兵败莫朗日一样极其严重。后人之所以对于这段史实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是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发生在更北面的一些大事更加值得让人铭记。
9月初，德军情报运转失灵再次对战局造成严重影响——这一回惨败的轮到了德国人。克拉克的集团军正在挥师南下，右翼刚好从巴黎以东30英里处扫过。德军侦察机发来报告，说大批法军正在向南撤退。德军压根就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足够重视——顾得上往西面多看一眼。虽然有飞行员报告法军正在巴黎前方和克拉克军队侧翼后方集结，但是并未引起德军指挥官重视。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已经集结完毕，兵力达到15万。这位66岁的老将本已退休，1914年又被征召回来，此刻正指挥着七个预备师。德军将领一心认为法军——英国人更加不值一提——已是手下败将，无足轻重，依旧没有把莫努里的军队放在心上，只是在不断争论着该用什么方式赢得胜利。克拉克虽然一直在施压追击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五集团军，但是仍然没有追上目标。
就在霞飞好话说尽，争取弗伦奇参战之际，莫努里的军队已经开始向东推进，将克拉克的右翼围在了乌尔克河（马恩河的支流）一线。不少法军对于进攻的命令表示质疑。军官们眼看手下士兵一个个筋疲力尽、士气低落，更加不要说自己内心的失败念头与日俱增，纷纷难以相信这样一支军队还有能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少数几个军官甚至向上级提出正式抗议。不过，抗议未被考虑。9月6日，第五、第六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
马恩河战役的第一位英雄人物——这场战役在绵延数百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产生的英雄人物有好几十位——是一个德国人。克拉克只留了一个军在后方掩护。这个军由22800名预备役士兵组成，战斗力并不强，军长是汉斯·冯·格罗瑙将军，全军以莫城西北方向的蒙蒂永高地为中心布阵，正对着巴黎。莫努里的先头部队与之遭遇，攻势受阻。格罗瑙部虽然兵力远处劣势，但指挥极其有力。德军炮兵成功压制住第六集团军的前进势头，令对手丧失了奇袭的机会。格罗瑙随后率部后撤六英里，赶在9月6日午夜12点之前及时通报指挥部莫努里部正在逼近。格罗瑙虽然损兵折将4200余人，却做出巨大贡献，使德军避免出现重大崩盘危险。克拉克当即做出重大决定：指挥全军转而应对新的威胁，随后发起反攻。
与此同时，弗朗谢·德斯佩雷的法国第五集团军正在朝着比洛进发，一些法国军官脑袋瓜里面装的仍然满是八月份的那股鲁莽劲。菲利普·贝当将军只身一人，骑马前往军中，向全体官兵发表演说，宣布撤退已经结束，法军即将转入反攻。贝当的演说激情四溢，斗志昂扬，有些官兵听了也似乎愿意深信不疑。可是到了9月6日早晨，当士兵们接到命令，朝着第一个进攻目标圣邦村进发时，却一个个打起了退堂鼓。贝当见状翻身下马，大步流星地走到步兵队伍中，亲自带领士兵迈开步子，齐步向前，以身作则，不惧死亡。法军很快攻下圣邦村，法国炮兵赶紧冲向前方，重新布阵，步兵紧随其后，迅速推进。贝当指挥的这个师有一架私人侦察机，占了个小便宜。这架侦察机是贝当的炮兵司令艾蒂安上校之前拿一车弹药换回来的，现在正好可以用来帮助炮兵定位攻击目标。
军长路易·德·毛迪伯爵是土生土长的梅斯人，1870年普鲁士占领之后离开梅斯。伯爵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年曾经发誓除非三色旗在阿尔萨斯-洛林的上空再次升起，否则自己终生不再踏入咖啡馆、音乐厅、剧院等娱乐场所——德·毛迪信守了承诺。道格拉斯·黑格用一如既往的高傲笔触描述了德·毛迪——黑格对几乎所有法国人都带着这样一股居高临下的傲慢劲——写道：“他个头不高，是个活跃分子，年龄在58岁左右，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很有可能染过。像极了以前的老派法国人，就像路易十四时期舞台剧里的那样。”德·毛迪两周前刚刚在莫朗日浴血奋战，死里逃生，现在又带领部下不惜一切代价赢取胜利。事实证明，这一次付出的代价的确高昂：马恩河战役首日，有一个旅就有600人战死沙场。
法国第五集团军的众将士在经历了上个月的酷暑考验之后，还能听从德斯佩雷的命令前进，简直就是个奇迹。相当多的官兵亲身展现了自己的热情与精力，被证明成为取胜的关键。就连克拉克日后也连连惊叹：“这些人过去半个月以来一直在撤退，只能睡在地上，早就累得半死不活，却能够一听到冲锋号就捡起枪支，开始反击。这种事情我们德国人从来就没有看得上眼过，这样也能打仗，我们德国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
不过，对于霞飞的进攻部队来说，9月6日再次成为大屠杀和死亡恐惧的重演。有一个团奉命攻打一个名叫瓦雷德斯的村庄。士兵们沿袭了八月份的战术，跟在鼓手和旗手身后前进。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就有20名军官阵亡。团长肖莱上校不顾胳膊肩膀先后挂彩，撕下血衣，露出胸膛，率领士兵举起刺刀，冲过一片1500码的开阔地，同敌军展开肉搏。另外还有一个村子叫作尚布里，日落之前三次易手，直到佐阿夫步兵团上阵方才拿下。教堂的院子里堆满了身着华丽军服的佐阿夫士兵尸体。有一个旅由摩洛哥士兵组成，据说会将德军士兵尸首的首级砍下。人们若是对法国殖民地部队的历史有所了解，便会对此信以为真，知道这就像英国军队里头的廓尔喀部队一样。保罗·塔富纳少尉是一名预备役军官，27岁，老家在法国波尔多，世代靠酿酒为业。塔富纳目睹了法军穿过一片甜菜地前进的场景，写道：
士兵们齐步向前的场面十分壮观，只是走得太快，挨得太近……我们和他们一同前进，可是机枪手落在了后面。好不容易到了查幕丁市，却发现了一件让大家都很难过的事情：“可怜的市长……一颗子弹正中他的心脏……”有几个士兵试图爬到后面，躲进甜菜地里去。我走了过去，掏出手枪要他们出来。士兵们有的说有伤在身，有的说在忙着照顾其他伤员。子弹从四面八方劈头盖脑地呼啸而来，要让这帮人站起来的确得费功夫。
塔富纳反复要求机枪手上前，但是开机枪的那帮人拒不从命。
冲锋已经没了势头，停了下来。扛旗的穆勒雷背靠着路的另一边，脑袋底下枕着一个麻袋。在一个干草堆后面，我看到了军旗，还有几个士兵和一个上校。上校的军装被解了开来，右胳膊用绷带吊着，衬衫早已被鲜血染红，整个人像一片叶子一样在瑟瑟发抖。
我帮穆勒雷包扎伤口。他左肩下方受了伤，闭着眼睛，脸上还有一些色泽。“是你吗？塔富纳，”穆勒雷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捏着，“你不会丢下我吧？……把皮带给我解开，在衬衫里面……皮带里面有些金子，金子给我留下吧，手枪你带走。”
这个团不久之后又冒着枪林弹雨发起了新一轮冲锋。塔富纳也再一次领教到了要想阻止士兵溃逃有多么困难。
“给我站住！掉头回来！往前冲！”我冲着士兵们叫个没停，勇敢的小伙子们也确实掉头转了回来。我注意到迪梅尼正拿着旗杆。有一个中士离我很近，突然高声唱起了《马赛曲》，接着每个人都唱了起来。只是，在这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这首瓦尔米大捷之歌也很快被淹没了。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后爬。待到夕阳落到法军阵线下头，塔富纳也躲在堑壕里头睡了过去。9月6日夜幕降临之时，法军左翼的第六集团军向前推进了两到三英里。不少村子在白天的战斗中着了火，腾起熊熊烈焰，照亮了远方前线的夜空。再往东，第五集团军面对德军的猛烈炮击，还是守住了一些战果——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一日消耗的弹药量就超过了普鲁士军队在1870年战役中使用弹药的总和。弗朗谢·德斯佩雷手下有个师长，名叫夏尔·曼金，跑到库尔吉沃村去阻止士兵在炮火中逃跑，劝说大家挺住。士兵们对师长抱怨说已经两天没有吃过饭了。
莫努里和德斯佩雷的部队虽然占领了一些地盘，可在其他地方法军仍然无所进展。福煦的新建第九集团军防守的是一条山脊，距离巴黎东南60英里开外。山脊前方有一条溪流，名叫小莫兰河，河畔长满了杨树，地点位于圣贡德沼泽地。这个地方一片荒凉，人迹罕至。进攻部队若要跨越此地，只有几条堤道可以通行。步兵们倒可以从齐腰深的水里徒步趟过去，但车辆无法通过泽地。福煦出生在塔布市一个公务员家庭，1914年已有63岁，为人聪明睿智、独断果敢、寡言少语，早就人所共知。当然，福煦也是为数不多能够流利使用英语的法军军官之一。对于需要明白福煦真实意图的人来说，好在他手下有个参谋长名叫马克西姆·魏刚，是一位上校，被福煦亲切地称为“我的百科全书”。福煦的话也好，命令也好，魏刚都有本事把那些只言片语恰到好处地解释清楚，二人就此成为史上有名的合作搭档。第九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在9月6日凌晨穿过沼泽地，对德军发动夜袭，打头阵的是一个摩洛哥步兵旅。天光即将破晓，法军正沿堤道朝孔日前进，不料夜色突然被德军探照灯和密集的炮火照亮，法军只好停下前进的步伐。
与此同时，德军也在别处率先发难，朝着圣贡德沼泽地南面的山坡发起进攻。黎明时分，法军在蒙德芒城堡里的一个师指挥部遭到德军猛烈炮火袭击。镇守此处的法军指挥官是亨伯特将军。此君喜欢戴一副单片眼镜，式样十足，此刻正拿着双筒望远镜，从城堡窗户向外观看战事进展。城堡主人雅各布先生同家人一道躲在地下室避难，时不时掀起地板上的暗门，询问战况。雅各布先生心脏本就不好，没过几天就因为过于紧张一命呜呼。
北面，福煦的步兵已经在沼泽地里苦苦挣扎了一整天，无论什么时候想往东边露个头，都会被德国人的机枪给狠狠打回来。待到下午4点，进攻的这个团接到撤退命令时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兵。另外一支部队还没到维勒讷沃，就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抱头鼠窜。士兵们被重新集合起来，狠批一顿之后重新上了战场。对于霞飞的士兵来说，一个常见的困难就在于法国兵传统上仍然抵制使用随身携带的行军铲——法国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魏刚后来说道：“法国士兵对于堑壕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人教过他们如何挖壕据守，或者说至少没有系统教过。每到不得不需要教的时候，就得做好准备，等着让士兵们嫌弃。”莫里斯·甘末林对此也表示认同，说道：“只要一提到组织防御，都会遭到本能抵制；士兵们一心只想战斗，心中只想着敞开胸膛，迎接危险，对他们来说，掘地为壕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这是一种本能，好像从阿金库尔战役无畏的骑士精神和丰特努瓦会战像模像样的对决开始，就一直传承下来，直到现在这个机器和残酷的经济战时代。”相比之下，德国人从来不会因为使用挖壕工具感到面上无光。随着德军继续沿着公路，向圣贡德沼泽地西面的塞尚强势推进，没有任何人怀疑在福煦的战线上，究竟谁会成为这场战役取胜的一方。
不过，截至目前，克拉克9月6日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应对莫努里的进攻。由于英国人毫无作为，压根没有造成任何威胁，这位德国司令官索性把左翼正对着英国远征军的兵力抽调过来，增援受到威胁的区域。克拉克的大军9月5日还是呈东西向布阵，可是到了6日结束，就已经重新部署成了南北走向，并且开始对莫努里的军队展开猛烈反攻。克拉克有本事做到这一点，足以让人看出英军有多么丢人现眼，完全没有求战欲望，这对联军作战来说简直就是潜在的灾难。法国人民仍然不明就里，只知道一场大战正在进行当中，却完全不知进展如何。有个士兵在较早之前的冲突中负了伤，讲述了自己坐着运送伤病员的列车，回到家乡格勒诺布尔时受到人们热情迎接的情景，写道：“简直美妙极了！鲜花、巧克力、美酒……我们像英雄一样受到盛情款待。可是，面对‘德国人离巴黎还有多远’‘我们是在撤退吗’这样的问题，却答不上来。格勒诺布尔的人们和全法国人民一样，都想知道英国人到底在干吗。”
英国人到底在干吗？英国远征军9月6日迟迟按兵不动，令法军领导层大为震怒。克拉克的增援部队从英国远征军阵线前方经过时队伍松散凌乱，只要发力一击便足以将其打垮。谁知，英国人当天居然从联军后方10英里处才开始缓慢前移，速度之慢，令人忍无可忍。莱昂内尔·丁尼生中尉眼看法军在两翼拼死拼活，浴血奋战，自己的队伍却在依然悠闲缓慢地前进，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们路过吉米·罗斯柴尔德家漂亮的大宅子，看到成群雉鸡到处乱窜，真想停下来抓几只尝尝鲜。”
当天下午，罗斯柴尔德家的猎场看守人（是个英国人）惊讶地发现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的二等兵托马斯·黑格特竟然藏在了自家的小棚子里。黑格特早就暗自下定决心，无论马恩河战役有多么辉煌荣耀，都和自己无关，于是穿着偷来的平民衣服躲进了棚屋，也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9月8日，按照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的命令，黑格特由行刑队执行枪决，与黑格特同一个部队的两名同伴见证了行刑的全过程。士兵们从一开始落单掉队，逐渐变成争当逃兵，鉴于这种现象日趋严重，史密斯-杜利恩军长希望这次执行死刑能够尽可能的产生威慑，以儆效尤。给宪兵主任的命令非常明确，枪决黑格特“越公开越好”。黑格特就这样成了示众的靶子。
9月6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陆续接到一些报告，报告含糊其辞，提到前方有敌军出没。黑格于是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几个小时，结果等到6日结束时距离预定目标仍有七英里，仅仅阵亡7人，受伤的也只有44人。英国人打仗磨洋工的方法层出不穷。英国工兵几天前刚刚炸掉了弗里波特的一座石头大桥，待到撤退的时候又不得不重修一座，好让步兵沿原路打道回府。对于英国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来说，9月6日最好玩的事情莫过于当晚借宿在一所女子中学里头。飞行员们在军服外面套上女生穿的睡衣，上演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枕头大战。第二天，也就是9月7日，星期一，英军左侧的莫努里部试图再次发动进攻，而英国人在滂沱大雨中仅仅前进了14英里，这一次基本上还是没有遇上敌人。
亚历山大·约翰逊是英军第二军某旅的通信主任。他困惑地写道：“我们直到下午5点才开始动身。这么拖沓我实在难以理解。当然，根据野战勤务条例，我们的职责是‘动用能够用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匹马和每一杆枪，对敌人穷追不舍’。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第一军要是能够加快进度，那么昨晚就应该已经把德国佬给团团包围了。”马尔维茨骑兵部队的后卫部队发起一连串骚扰行动，效果相当不错，迫使英军放缓了前进步伐，慢得简直像只蜗牛。客观地说，英军的所作所为迎合了他们最高司令官的想法，换句话说，在马恩河战役最为关键的时刻，人虽然到了场，可心不在场。英军所有部队都在不断向后方发信抗议，说自己可歌可泣的士兵们是多么劳累。可是，如果将英国远征军闲庭信步般的推进拿来同克拉克的快速转向比一比，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惊人差距：德军在9月7日长途跋涉将近40英里，8日更加超过了40英里。
与此同时，马恩河战役最为人传唱的一段故事也发生在了这个时候。莫努里的部队面对德军疯狂反扑，形势岌岌可危。巴黎的出租车载着援兵，火速驰援。虽然说句老实话，援军人数的确不多，可这段轶事依旧魅力十足。当时正值8月底，法军第七师从第三集团军中被抽调出来，坐火车从圣梅内乌尔德北上，经历了一段噩梦般的旅程：一些火车在特鲁瓦一带24小时才前进了6英里，铁路被补给列车、救护列车和运送难民的列车堵得水泄不通。士兵们只好在巴黎北郊庞坦的军营里歇脚，这时正好接到加利埃尼的命令，要求继续前进，与第六集团军会合。这位巴黎军管总督在得知军用车辆奇缺之后，当即做出指示，征用民用运输车辆。一位参谋立刻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要求“所有出租车，一律立即返回车库；并且电话指示出租车公司将出租车加满汽油、机油，必要的话，备好备胎，迅速送到荣军院所在地”。
晚上10点刚过，当天最长的一条汽车长龙就已经集合完毕——车子一共四百来辆，包括少量私家车，还有24座的公共汽车——随后分头出发，寻找各自的“乘客”。当晚和次日其实并无多少进展。负责指挥车队的参谋官找不到本应运送的部队。司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上了年纪，大家就这么坐在太阳底下，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干等，看着骑兵和骑自行车的部队打眼前经过，奔赴前线，偶尔大声吆喝几句，给士兵们加油鼓劲：“龙骑士万岁！骑自行车的加油！”
就这样一直等到7日晚上，这些出租车才在拉巴利耶村同第104步兵旅碰头。士兵们看到自己要坐着出租车奔赴战场，简直感到难以置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如此奢华的待遇。小伙子们挤进车里，把武器和装备统统塞了进去。车队穿过深黑的暮色，朝着第六集团军进发。步兵旅的小伙子们和其他士兵一样，只要逮着机会就会睡上一会，很快也陷入了梦乡，磕磕碰碰时有发生，在所难免，有时也会被金属的撞击或者低声的咒骂吵醒。
保罗·林提耶是莫努里军中的一员，和其他人一道目睹了援军的到来：只见援军穿过一个村子，村里早就被人马挤得水泄不通，“一辆汽车从人群马堆当中开出一条路来，一大拨人和牲口连连后退，往我身上挤，把我顶在墙上，差点儿都快要被挤扁了。又有一辆汽车循着前面那辆车的轮胎印开了过来，然后一辆接着一辆，多到数都数不清，悄无声息地跟着开着。月亮升了起来，月光照在出租车驾驶员的帽尖上闪闪发光。驾驶室里面可以看得出坐的是士兵，正在低头睡觉。有人问道，‘是伤员吗？’汽车驶过，车上的人答道，‘不是，是第七师，巴黎过来的，准备上前线去。’”这些“乘客”最后在纳特伊尔附近下了车。这支“马恩河出租车队”一共跑了30英里，把4000名法军士兵送去参加了这场百万大军的战役。出租车司机们路上一直在打表计程，到手的车费虽然只有打表金额的四分之一，一共130法郎，相当于差不多5英镑，但也抵得上至少两个星期的薪水了。
9月7日上午11点40分，弗朗谢·德斯佩雷发布将军令：“敌军正在全线撤退。第五集团军今晚务必不惜一切代价赶到小莫兰河（位于蒙米拉伊）。”德斯佩雷的部队在当天的行军途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一开始还颇感意外。前方的德军已经撤走，正赶往西北方向，抵御莫努里军队的进攻。克拉克的军队只留下了一些尸体。当晚，夏尔·曼金在茹瓦塞尔的城堡里头过的夜，城堡头一天晚上还在龚特尔公爵的手中，此人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公爵，德皇的表兄。路易·德·毛迪看见博谢圣马丁的城堡里亮着灯，希望在那里也能够找到同样舒适的地方落脚。没想到进了里面才发现整座楼里全是德军伤号，一旁的几个医疗勤务兵见到德·毛迪来了，立马咔嚓一声，立正站好。“见他娘的鬼！”德·毛迪只好一边嘟囔着，一边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无所谓，那边好像还有个谷仓。”当晚，他就和几个参谋在干草堆上睡了一宿。
再往东去是福煦第九集团军的战线，在圣贡德沼泽的战斗一如既往的打得艰苦。法军的75毫米炮成功遏制住了比洛的进攻企图。9月7日上午，这位德军司令官命令全军退至小莫兰河后方。不过，比洛左翼的豪森认为自己这一侧的法军较弱——事实的确如此。豪森的军队此时已经只剩下8.2万人。豪森本人身患重病，变得神志不清，后来一查才知道是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即便如此，豪森仍然要求不计损失，在9月8日凌晨发动新一轮强有力的进攻。德军两个近卫师开始悄无声息地向前推进，匆忙中与法军两个团遭遇。法军士兵正在酣睡当中，可怜不少人还没醒来就被德军刺死，剩下没被打死的逃了个一干二净。
德军继续往前推进，很快遇上法军预备役部队。这些预备役士兵也在熟睡当中，武器堆在一起，连哨兵都没有布置，结果同样被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有一个步兵团在阵地后方两英里露营，一共损失了15名军官和600名士兵。待到福煦和几位军长黎明时分一觉醒来，才发现整个右翼已经溃不成军，成千上万士兵正在慌不择路地抱头逃窜。福煦的参谋于是迅速向南面的第四集团军致电求援，得到的答复却是友邻部队同样无能为力。福煦于是另辟蹊径，与左翼的弗朗谢·德斯佩雷达成一致，二人对德军右翼发动联合进攻，看看能否借此迫使德军放弃推进。
然而，法军到了中午依旧看不到希望。德军自黎明时分开始，已经向前推进了80英里，看上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一个佐阿夫中尉描述了自己的营反击时的情形：营长是个大个子，名叫杜尔巴尔，“进攻伊特皮里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根拐杖就径直冲了上去，嘴里还叼着烟斗。营长坚决拒绝卧倒，说什么‘法国军官可不怕德国佬’。没想到只过了一秒，一发子弹就打穿了他的脑袋。”反击失败，福煦的阵线眼看大势已去。第六集团军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此时，好几支步兵部队在德军的“锤击”之下已经溃不成军。有一名上校名叫罗贝尔·尼维勒，此人后来在“一战”中当过司令，时间不长，祸害不小。尼维勒眼见士兵四散逃窜，于是快马加鞭，冲到自己的炮兵连前头，要炮兵赶紧把75毫米野战炮从炮车上解下来，对德军展开近距离平射。尼维勒的大炮此时此刻成了胜利的象征，一些步兵围在大炮旁边。不过，考虑到法军士兵日后的生死存亡，尼维勒没有战死，活了下来，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就在8日当天，加利埃尼亲自驱车，赶到了莫努里设在圣苏普莱的司令部。老将军本来就有病在身，加上一路颠簸，着实吃了一番苦头。“我这次来就是让你放宽心的，”加利埃尼满怀豪情地说道，“你现在面对德国三个集团军，至少有三个集团军这么多人吧，虽然攻不上去，倒也不用担心。”加利埃尼的意思是法国第六集团军已经尽了本分，拖住了克拉克的部队，关键的反攻就交给弗朗谢·德斯佩雷和福煦去处理，当然还有英国人的象征性支持。当晚，莫努里保证将多多少少尽力坚守下去，直到其他战线的压力迫使克拉克放弃阵地。
可是，这场战事——没准也是整场战争——在9月8日仍然胜负难见分晓。交战双方都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是一张没完没了的旋转门，刚刚从一边转进去，又从另一边转了出来。法国第六和第九集团军危在旦夕。克拉克信心满满，认为再过一天就可以将莫努里击败。福煦的炮兵忙个不停，有些大炮一天要打上千发炮弹。军心已经动摇，一些士兵接到前进命令时表现得相当抵触。在马恩河战役当中，法军整团集体溃逃的事情发生过不下一回。
斯皮尔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和德·毛迪一起，遇到一支行刑队押送一个逃兵去往刑场。“德·毛迪看了一眼，扬了扬手，示意行刑队停下，迈着独有的快步，走到那个倒霉蛋跟前，问他犯了什么罪，一问才知道是临阵脱逃。”德·毛迪听后跟那位士兵解释说道，军纪严明，容不得半点玩笑，还讲了为什么要杀他示众的原因，说有些人不用惩罚也能坚守岗位，可另外一些人没那么坚强，就必须接受失败的后果。士兵点了点头。德·毛迪伸出手来，说道：“你这样也是一种方式，算是为法兰西尽忠了。”说完示意行刑队可以离开，继续走了。斯皮尔斯坚称德·毛迪的这番话让这个犯了军法的士兵低头认罪，可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能够肯定的倒是法军在1914年发现这样的惩罚措施相当管用，足够让其他士兵坚守阵地，不当逃兵。
9月8日，弗朗谢·德斯佩雷整整一天都在同比洛的大军鏖战，比洛在重压之下侧翼也已开始暴露。这位德国司令官于是收紧右翼，结果拉大了同友邻部队的间隙。比洛和克拉克二人，还有这两位将军同毛奇之间几乎完全失去通信联系，这一点简直要命，也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德军的每一位司令官都在各自为战，完全不清楚其他地方战况如何，也没有任何一只手来协调作战。毛奇虽然通过截获的无线电报得知英国远征军正在朝着克拉克和比洛的中间缺口进发，可他并不了解整体战局。毛奇同时意识到交通线恐受到威胁，一方面，比利时人8月25日至26日从安特卫普主动出击，发起零星攻势，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有可能在比利时海岸登陆。
西线战场究竟鹿死谁手，悬于一线：卡斯特诺告诉霞飞自己可能被迫放弃南希；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已经垮了；毛里斯·萨拉伊的第三集团军正陷入苦战，死守雷维尼的缺口，力保凡尔登不失。法军告急的电报源源不断地传到英军总司令部，信中的语气虽然礼貌，紧迫程度却一封急似一封。霞飞请求弗伦奇爵士加快英国远征军的推进速度。可是，英军指挥官每遇见一片林子，都会让队伍停下脚步，先行侦察一番。英军即便未遇任何抵抗便渡过了小莫兰河，依旧没能赶在9月8日入夜之前抵达马恩河。汤姆·布里奇斯少校写道：“我们的追击虽然算不上用尽全力，但是部队多少还是有几分疲惫。”话虽然说得没错，可是法国人又会累到什么程度呢？法国人的遭遇难道不是更加糟糕吗？
一切都取决于到底哪一支军队首先垮掉。9月8日下午1点许，朝着福煦右翼进军的德国近卫军筋疲力尽，停下了脚步。德国人虽然清晨发动的白刃战取得了胜利，却缺少后备兵力扩大胜果：三个师才刚刚走了8英里，就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力。剩下的士兵也已饥肠辘辘，怨声载道，有的至少一天没有得到补给，有的甚至两天。大部分士兵刚一停下脚步，就累倒在地，沉沉睡去。天气变得异常糟糕，雾气蒙蒙，细雨淋淋。圣贡德沼泽的战局变得越发扑朔迷离，福煦有一些部队发起进攻，打退了部分德军，可在其他地方，法军仍在继续撤退。第九集团军有好几支部队公然拒绝前进的命令。所有投入战斗的士兵都处于极度疲劳、士气低落的状态当中。
8日当晚，福煦向法军最高统帅部描绘了一幅乐观场景，简直堪称大言不惭，谎话连篇，说什么自己的一些部队进展顺利，还说其他部队受到挫折、后撤甚至溃逃。真实情况却是福煦的两翼全都遭到挤压，只有中路还在勉强支撑，形势岌岌可危。传闻福煦当时掷地有声地宣称：“我的右翼被挤进去了，左翼也在后退。这才叫好，正好从中路打进去。”按照几位高级参谋的说法，福煦这番话说得这么煽情，其实是经安德烈·塔尔迪厄中尉之口出来的。此人是福煦的翻译官，口才极佳，最喜欢说这种夸大其词的话。实际情况却是法国第九集团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与其说靠的是自己努力，还不如说是因为德国人在其他地方遇到的麻烦带来的压力。
就在霞飞和从洛林到巴黎一线的几位司令官们苦苦纠结于究竟能否守住阵地，是否应该继续进攻之时，远在卢森堡校舍之内的毛奇却在一边钻研地图，一边用苍白的语调同身旁的参谋说道：“我们什么消息也得不到，简直糟糕透顶！”这一幕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英国远征军虽然行动极其缓慢，但这位德军总参谋长只要一想到比洛和克拉克各自为战，互不相顾，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正向二人中间的缺口进发，就感到心神不宁。毛奇9月7日并没有给第一和第二集团军发出任何指令——当然，即使发了指令，也很可能会被忽略。实际上，毛奇一整天都是在苦闷中度过的。鲁普雷希特亲王亲自造访德军最高指挥部，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如果逼着自己抽调六个弹药队给友邻部队，就会削弱第六集团军对南希的进攻力量。毛奇底气不足，只好在鲁普雷希特的要求面前让步。鉴于同北面各路大军的指挥官几乎完全失去联系，毛奇接下来只好决定派遣理查德·亨奇中校作为联络官，挨个去每个司令部取得联系。此举很快就将引发军事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授权表演。
塔彭身为毛奇手下的主要参谋官，经常习惯派遣信使，并且授予信使相当大的权力。亨奇时年45岁，出生在一个军士家庭，一开始加入的是撒克逊而非普鲁士军队，虽然因为患有胆囊炎，脾气暴躁，烟瘾又重，但才华出众，思路清晰，声名在外。亨奇当天是坐车走的，后面还跟着一辆车，以防万一。毛奇在亨奇出发之前和他私下聊了一会儿，不过没有人知道毛奇具体给的什么指示。这位中校无疑得到了口头授权，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毛奇的名义调动军队。对于这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一位指挥官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发号施令，绝对非同一般。不过，毛奇就是这么做的。8日上午11点刚过不久，亨奇就从指挥部所在的女子中学乘车动身出发。与此同时，法德两军正在200英里长的战线上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毛奇接下来一连好几个小时心都在悬着，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自己派去这位信使的回音。
亨奇自作主张，决定每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都要亲自视察一遍，而非仅仅走访比洛和克拉克的司令部。亨奇跟陪同的连级军官说了一下自己的担心，说毛奇其实并没有给自己任何书面指示，但他料想这个肯定不会招惹什么麻烦——事实上也的确没有。亨奇视察的第一个地点在阿尔贡。他下午4点给卢森堡打了第一个电话，报告中路的第四和第五集团军状况令人满意。至于豪森的第三集团军，亨奇得出的也是同样结论——他没有意识到第三集团军在经过上午的一番猛攻之后，已经无力继续。豪森仍然相信自己即将横扫福煦的军队。晚上8点，毛奇接到电报，意思大概就是如此。
就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面，亨奇又发来另外一份电报，电报这一次是从比洛在蒙特莫特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发出来的。这也是这场大战中最重要的一封电报。电报送到手中时，毛奇正坐在桌旁，给妻子写信——毛奇几乎每天都会给妻子写信——他用近乎歇斯底里的语气写道：“我找不到词语来形容现在承受的压力，这个担子过去几天以来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目前境况不妙，遇到了很大困难，就像一副黑色的窗帘挂在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全世界都在联手反对我们，看起来感觉每个国家都想把德国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让我们永不翻身。”
9月9日凌晨两点，亨奇传来消息，毛奇大惊失色。报告中写道老比洛对于自己所处困境已经有所警觉。在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双重重压之下，比洛的右翼正在溃败。法军兵力远在德国第二集团军之上，德军有效作战兵力已经从26万人缩减至15.4万人。比洛虽然没有从克拉克处得到任何消息，但还是报告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之间出现了缺口，宽度达到18英里，并且在不断扩大，英军正在朝着缺口进发。不知道是比洛，还是比洛的某个参谋官，反正在同亨奇谈话时一度用上了“灰暗”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第二集团军面临的危险。比洛请求亨奇中校以德军最高指挥部的名义下令，让克拉克向自己的侧翼靠拢。亨奇的回答语气平静，措辞慎重。他告诉比洛自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克拉克的军队正在陷入苦战，而且朝向完全相反。就在谈话之际，又有电报送来，报告德·毛迪已经突破了埃内姆的阵地，正在向蒙米拉伊步步进逼。
比洛本就年岁已高，身体不佳。他的参谋长奥托·劳恩施泰因也是有病在身（劳恩施泰因1916年死于心脏病）。经过连续五周的重压，二人都已无力支撑。亨奇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中校，却告诉这位第二集团军司令，说自己有毛奇的亲自授权，有权批准第一第二集团军撤退。亨奇建议立即展开撤退，这样的话，克拉克和比洛才有可能在菲斯梅重新会师，那里位于韦勒河畔，往东还有30英里，在快要接近兰斯的位置。考虑到这个建议对于这场战役和整个战争的巨大影响，比洛似乎如释重负，表示同意。亨奇于是给毛奇发去电报，写道“第二集团军情况严重，但并未绝望”，写完之后就回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也就是9日早上5点，亨奇与比洛的参谋们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讨论。比洛本人没有参加——这位将军整晚都在不停地哭喊声中惊醒，饱受折磨。空中侦察清楚地显示法军正在朝着德国第二集团军的阵地快速推进。在如此背景之下，早上的讨论对头一天晚上做出的撤退决定予以了确认。亨奇中校显得异常谨慎。虽然，亨奇采取的这个行动几乎无法避免，但这样一名低级军官能够在战争的如此关键时刻插手介入，足以让这一幕成为接下来一个世纪的争论焦点。
亨奇一离开比洛的司令部，就立刻动身，坐车前往50英里外的马勒伊，克拉克的司令部就在那里。亨奇的车从战线后方经过，这里不仅有两支大军鏖战正酣，还有大批平民正在惊慌失措地逃难，到处熙熙攘攘，一片混乱。亨奇发来的电报让毛奇情绪低落，甚至认定失败不可避免。毛奇在给妻子的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局面越来越糟，巴黎东面的这场仗恐怕将以我们失利而告终。我们肯定要为那些被破坏的东西付出代价。”上午9点2分，比洛的部队接到命令，开始撤退。
不过，再往南面，豪森仍然在对福煦的右翼展开猛攻。拂晓时分，德军已经攻下孟德芒城堡，把一个摩洛哥步兵团打得抱头鼠窜。整个上午，德国人都在猛烈炮轰，法军防线危在旦夕。德军同时发起步兵进攻，差一点儿就可以拿下高地，控制整个地区。对于西面30英里开外的联军来说，运气着实不错——联军的运气已经大有好转。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个晚上。9日上午，向蒙米拉伊进发的法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抵达时发现比洛的军队已经撤退，只留下一些军用杂物，还有一大堆空酒瓶，数目惊人，地面都被碎玻璃给盖了起来。德国人走时忘了一件大事，犯下了大错——这个错误反映出德国人走得有多么忙乱，士气又是如何低落——他们竟然忘了炸毁马恩河上的大桥。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刻。
9日当天，英国骑兵终于渡过马恩河，身后跟着的是黑格的第一军。第二军也紧接着渡过了河。9月9日，炮兵威廉·爱丁顿写道：“由于肯定德国人已经撤了，每个人都比之前开心了许多……下午，我们看见了大部分德军撤退的场景，场面相当壮观，士兵一队接着一队，多到数都数不清。”爱丁顿看到路面上散落的德军武器和装备，感到非常惊讶，更令他吃惊的是一辆废弃的汽车里面竟然装满了女人的内衣。骑兵中校戴维·坎贝尔曾经拿过障碍赛马冠军，他指挥部队继续向蒙塞勒冲锋，虽然被一名德国长矛兵刺伤，但还是一脸高兴，笑道：“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这15分钟。”
英国远征军此时进入的是一片空旷地带，见不到一个敌人。即便如此，约翰·弗伦奇爵士还是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从英国本土赶来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继黑格和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之后又有了第三个军队，弗伦奇想让三支部队保持步调一致。掷弹兵团的杰夫瑞斯少校用挖苦的语气写道：“这一路追的那可真叫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来德国后卫部队的拖延战术相当成功。”9日，黑格听到传言，说邻近的法军刚刚吃了一场“大败”，变得愈发谨慎起来。
英军高级将领们缺少的并非勇气，而是动力、决心和能力。事实的确如此，英军指挥官会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把自己的人暴露在外，显得又蠢又倔。有一个上尉看见师长艾尔默·亨特-威斯顿站在拉弗特的大街上，毫不在意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打在身后的墙上，不禁写道：“勇气的确可嘉，只是作为一名将军，勇敢得过了头。”东兰开夏郡步兵团的勒·马钱特上校也是如此，9日接到进攻指令后还站在外面，结果被德国人逮个正着，一枪撂倒在地。几天之后，锡福斯步兵团的艾弗林·布拉德福德爵士和第一步枪旅的亨利·比达尔夫两位上校正站在一块空地上，同吉米·布朗洛上尉查看地图。其中一个刚刚嘟囔着“大进军”几个字，两枚炸弹就在身旁开了花。布拉德福德战前在汉普郡是一名板球手，结果被当场炸死。布朗洛头部受了重伤。比达尔夫除开帽子被冲击波掀到30英尺开外，身上毫发无伤。不过，比达尔夫第二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皇家工兵团的士兵在清理枪械时不小心枪支走火，子弹击中比达尔夫的脚踝，迫使他退出前线。不过，这些只是战场上的小插曲，并非德军持续抵抗所致。英军总司令部里头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部队走得更快。那位英军总司令最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确保自己的部队不会成为法国人背信弃义或者德国人突然奇袭的牺牲品。
同样是在9日当天上午，亨奇中校还有一个地方要拜访——这个地方更加重要。亨奇上午11点半方才抵达克拉克的司令部，路上堵得水泄不通，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竟然有后备兵朝自己的汽车开枪。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神经兮兮地告诉这一帮参谋官，说法军已经渡过马恩河，正在全力挺进。不过，亨奇发现克拉克及其幕僚倒是信心十足——他们有理由感到自信，因为他们阻止了莫努里前进的脚步。按照克拉克手下总参谋官的说法，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着给法国人致命一击。莫努里的左翼已经溃败，部队士气低落，伤亡减员严重。然而，这位毛奇特使却在此时突然宣布，比洛的部队已被打败，正在撤退，克拉克必须同样后撤，否则后方很快就会遭到英国远征军的攻击。亨奇为了强调威胁有多么严重，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来时路上逃兵、救护车队、补给车队和难民乱成一团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