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巴黎告急

八月的巴黎经历着巨变。这座法兰西之都已经全面转变成为一座战争之城——虽说暂时尚未被敌军包围，可这样的危险至少已经迫在眉睫。包括博物馆在内，一切公共设施全部关闭。公共汽车被政府征用，出租车有那么一段时间从街头销声匿迹。地铁照常运行，不过售票员换成了女性。由于车厢实在太过拥挤，叫人透不过气来，很多人宁愿选择步行。街上响声最大的动静就是救护车的高音喇叭，呜哇呜哇地叫着，从车站到医院来来回回运送伤员。店面大多已经关门，店员也已参军入伍，上了战场。电影院除开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几间“放映室”，一律关门大吉。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一次祷告仪式吸引了超过五万人参加，到场的几乎清一色全是女人，人人都在为法国的前途祈祷。

部分物资变得紧缺起来。牛奶其实并不稀缺，毕竟布洛涅森林就养了不少奶牛，可是由于缺少人手搅拌，黄油供应开始紧张，面包房停止制作牛角面包和各种形状的“花式面包”。马肉已经很难吃到，由于军方征用大量马匹，农民认为把剩下的马匹先养起来，留着不杀，待到以后卖给军队做战马，要比送进屠宰场更加划算。贝尔维尔公园已经对外关闭，这样就可以在公园里面养羊养牛。公园里的湖水已被抽干，变成了养兔子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以防有朝一日首都陷入重围，沦为孤城，也好有备无患。

怪象不止一处。有一天，街头的路人一大早就惊奇地发现里沃利大街上竟然来了一群羊，正被赶往东面的铁路。军队接管了乔治五世酒店。巴黎的大皇宫把平日摆放艺术品的展区腾了出来，作为2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栖身之地。凡尔赛宫成了一座大兵营。几十盏探照灯齐齐射出灯柱，把首都的夜空照得通明透亮，密切注视着是否有敌军飞机出现。每天都会有一大群人守在讷伊美国人开的医院外面，争相围观伤兵进进出出。志愿参军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每个国家的都有，全部安排在荣军院接受体检。鉴于不同国家的人身体状况不尽相同，医生拒绝了一半来自俄国的志愿者，还对三分之一的波兰人，11%的意大利人和4%的英国人说不。美国人更是一个没要。基奇纳伯爵竟然允许英王的子民选择为法国作战，令英国驻法大使好生恼火，表现得异常愤慨。弗朗索瓦·伯迪爵士愤愤不平地写道：那500个英国人既然如此自告奋勇，为何不加入自己国家的军队作战？

最为紧缺的当数消息。有关战局发展的唯一消息只有陆军部每天时不时在告示栏里贴出的一纸公告，短短三行，内容乏善可陈。巴黎人是从一份意大利报纸上第一次得知在阿尔萨斯爆发激战，伤亡惨重的消息。那是一份五天前的旧报纸，写文章的记者还是从巴塞尔发来的报道。由于纸张价格飙升厉害，多家国内报刊倒闭歇业，勉强维持下来的几家几乎根本提供不了什么新鲜消息。数以千计的印刷工，连同新闻记者都被动员入伍。安德烈·纪德苦于消息难寻，每天竟然要买九份不同的报纸。马塞尔·普鲁斯特一天要买上七份，虽然找不到什么新的消息，但对亨利·比杜在《辩论报》上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倒欣赏有加，认为比杜的文章“思路清晰、文笔流畅，算得上是和这场战争有关的唯一让我读得下去的东西”。不过，普鲁斯特后来得知比杜同时还在替这家报纸写剧评，心甘情愿地干这样一个二流活计，也多少失去了信心，叹道：“我只希望他不会搞混自己的角色！”

霞飞和法国政府就这样把有关军事行动的一切消息遮掩起来，秘而不宣。8月28日，政府突然发布公告，宣布“我军防线沿索姆河展开，延伸至孚日”，消息一出，举国震惊。政府轻描淡写一句话，却意味着敌军已经深入法国的心脏地带，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我们以前那么乐观，像个疯子，现在全都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纪德哀叹道，“报纸实在是太能吹嘘了，弄得每一个人都在想入非非，还以为我们的军队只要摆个架势，就能把德国的军队统统打得落花流水。”此时此刻，人们已经开始认命，接受敌人即将兵临城下的现实。29日，一架德国鸠形单翼机在巴黎投下五枚小小的炸弹，似乎让人觉得距离大军围城的境遇又更进了一步。

8月30日，全法国的人都知道政府正在撤离，搬往波尔多，一并搬走的还有法兰西银行里储备的黄金，而且德国人也已经占领了贡比涅。在英国大使馆，弗朗索瓦·伯迪爵士烧掉了机密文件。伯迪不无忧伤地写道：“德国人看来已经胜券在握，攻占巴黎指日可待。”伯迪本人随后也匆忙逃往波尔多，一同撤离的还有外交团的大部分成员。平时7个小时的车程，这一回火车却开了足足14个钟头。伯迪抱怨说只有三节车厢留给自己的随行人员，挤得一塌糊涂，俄国大使馆的人却占了8节车厢，不单外交人员带着家属，就连仆人也带上了孩子。

米歇尔·科迪是一名公务员，是同自己部门的人一道离开的巴黎。科迪用不屑的语气谈起了自己的部长：“看着这帮人现在这副德行，真叫人难过……有的开着车，四处乱转……有的躲进自己的专列，看看这帮家伙吧，享受起权力来是多么猖狂嚣张、多么无所顾忌。”眼看这帮高官部长一个个逃之夭夭，讥讽之声不绝于耳。奥夏蓬分酒店是权贵常去的地方，有人灵机一动，给酒店重新起了个名字，把“夏蓬”两个字换成“卡蓬”，叫作奥卡蓬分酒店，意思是“胆小鬼”。有天晚上，科迪和几个政界同僚几杯开胃酒下肚，穷极无聊，突然想起语言学上的一个怪现象，于是探讨起来：为什么一个女人没了丈夫，会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作“寡妇”，而一个女人失去孩子，却没有专门的词汇或者短语来形容呢？驻守巴黎和波尔多的军事检查员展开了一场竞赛，相当荒唐。一方审查删除的新闻刊物，另一方总会开绿灯放行，两方互不买账，彼此作对，搞得新闻记者好不恼火。虽然，一般认为波尔多的新闻审查制度没有那么严格，可法国和其他所有参战国一样，严令禁止对外披露伤亡总数。

眼看政府官员弃城而去，上百万难民也纷纷效仿，逃离首都。这些人身份更加卑微，普鲁斯特就是其中一员。他朝着诺曼底海边的小镇卡布尔一路前行，那里可是他深爱的地方。原本五个小时的行程，结果花了22个小时才抵达。镇上小小的医院里头挤满了伤兵，普鲁斯特到了镇上，每天都会带上一些扑克牌、游戏道具和巧克力之类的小礼物前去看望。虽然，有一帮逃难的公爵夫人会帮着搭建场所，给比利时难民施舍食物，可这位小说家还是觉得这样的活儿交给镇上的妓女来干应该会干得更好。

陆军部长梅希米在逃往波尔多之前干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桩便是任命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为巴黎军管总督。加利埃尼时年65岁，戴着眼镜，外表看上去干瘦佝偻，有过长期殖民战争的经历，1911年在竞争法军最高统帅的角逐中败给了霞飞。劳合·乔治那段日子与加利埃尼有过多次会面。借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加利埃尼“一眼就能看出病得不轻，面色蜡黄，身形枯槁，心绪不宁。感觉身体里的活力已经被一点点榨得差不多了，像个死人”。加利埃尼其实当年四月刚从军队退役，最高紧急状态出现时接受征召，赶紧把剩下的一点儿精力、勇气和洞察力——当然还有聪明才智——积聚起来，为法兰西尽忠效力。加利埃尼和朗勒扎克一样，早先也去过位于维特里弗朗索瓦的最高统帅部，还在8月14日建议霞飞在阿登阻击德军进攻，可惜意见未被采纳。

在此紧要关头，加利埃尼看起来正是当此大任之人。法国人虽然在英国人眼中向来习惯情绪外露，可当加利埃尼在8月26日接受军事总督，得到梅希米的热情拥吻之时，就连这位老将军自己也着实吓了一跳。加利埃尼随后迅速围绕巴黎组织防线。他心里其实清楚得很，深知一旦德军突破法国野战军阵地，巴黎已不可能再像1870年那样禁受得住围城考验。那帮官僚权贵们看来还是无法适应从和平时期到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的节奏转变，竟然因为担心给巴黎市民造成困扰，而不愿拆掉房屋，拓宽射击地带。如此搪塞推托，让加利埃尼不由得大为恼火。

8月27日，现任政府下台，重新洗牌随即开始。已经声名扫地的勒内·维维亚尼虽然保留了总理职务，可内阁中首次出现了两名社会党人。议员们对于梅希米明显无力掌控霞飞显得极其反感——这位法军最高统帅甚至公然拒绝普因加莱视察前线，令总统好生愤怒。梅希米就此丢掉了陆军部长职位。接替其位的亚历山大·米勒兰也无法帮助加利埃尼缓解困难。这位军管总督虽然接手的巴黎卫戍部队超过十万人，但这些部队只是杂牌军，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加利埃尼深知，巴黎要想抵挡住德军正面进攻，预备役部队根本起不了作用，起码还需要三个军的常规兵力，可霞飞根本就不会给他。

有个英国人在9月初曾经哀叹感慨，这座欧洲最辉煌灿烂的城市竟然沦落至此，形同空城。咖啡馆时髦的大阳台已经人去楼空。有位名人常爱驻足林荫大道，如今只能独自一人，孤独感伤地坐在那里，已然“被追求者抛弃”。一位巴黎的编辑挖苦道，从巴黎到枫丹白露一路上到处都是被人遗弃的汽车。车主人平素习惯了司机接送，如今赶着逃命却发现自己不会开车，于是只能弃车而去。荣军院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人有如惊弓之鸟，渴望拿到军方通行证，好逃离巴黎。车站售票口前挤满了排队的长龙。树木被纷纷伐倒，用来设置路障，要么做成带射击孔的木头栅栏，此情此景令巴黎市民无比哀伤。一天下午，一群人聚集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看着一只鹰在头顶的天空高高盘旋，于是纷纷议论起这只鹰的代表意义来：莫非这就是象征着拿破仑的那只铜鹰，或者是霍亨索伦的家族象征？最后发现全都不是，这只是一只刚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秃鹫而已。

第二节约翰爵士的绝望

1914年已近晚秋，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同法国第二集团军司令卡斯特诺举行了一场会晤。二人谈到英法联军当下面临的困难，劳合·乔治提起了法国最伟大的战士。“啊，拿破仑，是拿破仑！”卡斯特诺陷入了沉思，“要是拿破仑今天还活着，也许想的是‘其他事情’。”卡斯特诺随后被问及法国是否有能力击退德军，他微微耸了耸肩，答道：“这是必须的！”卡斯特诺言之凿凿，将德国人逐出国门并非选择，可有可无，而是非要做到的事情。卡斯特诺的话真实道出了法国的战略处境，这样的状况自1914年8月底开始，一直持续直到4年之后。意味着德军实际上已经侵占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大片领土。英法联军此后一直致力于保持进攻态势，力争从德军手中夺回失地。

可是，这样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法军在1914年9月成功实现命运大逆转，加利埃尼的众多崇拜者随后声称加利埃尼理应获此殊荣，毕竟霞飞的支持率此时已经大大降低。在战争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霞飞为完成“第17号计划”，一手主导了一系列惨烈的战役，牺牲了超过十万年轻士兵的生命。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完全误判了德军的部署和战略意图，结果为法军招来灭顶之灾。假使霞飞9月1日倒下阵亡，他在历史上只会留下“糊涂蛋”和“刽子手”的骂名。霞飞日后还将不断做出错误的判断，让法军蒙受更大的损失，直至1916年12月黯然下台。

诚然，霞飞并不被人视为史上最功勋卓著的战士，可他在1914年8月下旬至9月的短短几个星期里至少一度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伟大时刻。霞飞头一条为人称道的功绩在于他在边境战役惨败之后并未在精神上垮掉。同时代的欧洲军事将领对于大战中损失惨重的后果早已习以为常，区区一份伤亡名单根本吓不倒他们。许多高级军官将处变不惊视为衡量自身男子气概的重要标准。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阻止交战双方的不少指挥官在1914年的那个秋天在绝望中一蹶不振。

霞飞并未倒下。这个慢条斯理，身形笨重，体格健壮的男人开始慢慢掌握敌军意图。在那些法国、英国还有德国的其他将领乱了方寸之际，霞飞却依旧保持着严谨自律，展现出一名奥林匹克选手所具有的冷静和钢铁意志，这对他阻止德皇大军取得节节胜利至关重要。霞飞在边境战役时扮演的还只是一个屠宰场监工的角色，可自从8月25日之后就成了联军的救星。他在这一天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部队向北大规模调动转移。霞飞凭借着战前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牵制住大批德军，并将20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调派到联军中路和左翼。如此大规模调动需要相当复杂的火车协同运输，直到9月1日才最终完成。与此同时，联军左翼的撤退仍在继续。不过，在前线的中心地带，法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反击行动。举个例子，法军8月25日对进犯南希的德军发起反击。卡斯特诺身为南希地区指挥官，面对鲁普雷希特亲王从莫朗日前来的军队，在指挥防御上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

霞飞虽然体形笨重，却在那些日子里展现出惊人的能量。霞飞从不喜欢依靠电话来传令指挥联系，他为了同下属将军们会面，不惜驱车往返数百英里，沿途一路尘土飞扬，挤满了士兵和难民。相形之下，毛奇直到9月11日才离开指挥部。霞飞的车开得飞快，替他驾车的是乔治·布约。此人本是一名赛车手，1912年和1913年在法国格兰披治大赛上两度折桂，后被任命为霞飞的司机。霞飞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疾驰而过的画面也成了当年法军后方让人熟悉的一幕。

英军仍在后撤，与右翼的三支法军步调大体一致。这三支法国部队负责断后，仗打得比蒙斯和勒卡托要狠，损失也更加惨重。朗勒扎克还在以为英军第二军在26日的战役中已被歼灭，他的想法也进一步加深了下属军官对英军的蔑视。霞飞在左翼最左侧新设的第六集团军仍然没有准备停当，一周之内无法投入战斗，无奈之下，只能对持续撤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指定的反击地点已经落入敌手，25日发布的第二号将军令中的初始计划显然已经不再可行。可是，突入北部的构想是否仍然具有意义呢？英军总司令及其幕僚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一心只想挽救自己为数不多的军队。在英国人看来，是法国人让自己遭的罪。截至8月28日，英法联军已经撤至索姆河南岸，三天后开始横渡埃纳河，随后穿过香巴尼的乡间，兰斯已被放弃。

接踵而至的灾难让联军内部关系进一步恶化。30日下午，朗勒扎克的参谋给英军指挥部发去电文，要求英国人帮忙摧毁瓦兹河上的一座桥梁，地点位于巴依。在拖拖拉拉好几个小时之后，一队英国工兵部队带着炸药，动身出发。英国人的卡车在漆黑的夜色中误打误撞地上了桥，全然没有发觉德军早已摆好架势。派去的工兵被统统打死，大桥完好无损。第二天，也就是31日，法国第五集团军继续顶着灼人的烈日撤退，他们迫切需要艾伦比的骑兵来保护左翼。路易斯·斯皮尔斯想出了一个极富创意的点子。他估摸英军可能出现在哪些地区，给那些地区的邮局局长们挨个打去电话。最终有一位局长传来了积极的回应：这位女局长找来一个宪兵。小伙子可算帮了大忙，找到一名英国轻骑兵来接电话。这个骑兵军官曾和斯皮尔斯一起共事过，许诺一定转达消息，还自己试图找一些人手过来，帮帮位于两支联军部队中间空当地带的这几支部队，可惜最后未能成功。

与此同时，英军指挥部一直在不停向南转移，基本上无法取得联系，感觉好像在“生闷气”一样。借用斯皮尔斯的话来说，约翰爵士及其下属这个时候“对于不能对英军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毫无兴趣”。31日是个重要的大日子，这位英军总司令在这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给伦敦发去一封电报，把自己对法军以及必须得和法国人共同作战的厌恶之情尽情发泄了一通。“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冒这样大的危险，去再救法国人一次，”约翰爵士在电报中写道，“我认为你们根本就没搞明白第二军现在支离破碎，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的进攻力量已经完全瘫痪了。”

堂堂一位老兵，指挥着战场上唯一一支英国军队，居然表现得如此出离愤怒，不禁让英国战时内阁惊愕万分。约翰爵士的电报送抵伦敦之际正值关键时刻。由于开战头一个月，英军只是派出小小陆军的部分部队参战，加之欧洲大陆战事规模如此之大，可以说是战局扑朔迷离，情报错漏百出。各大报纸早期鲜有战事报道可寻，仅有的几条消息无一例外持欢欣鼓舞态度。8月17日的《泰晤士报》头版头条甚至写着“德军被赶出迪南”，可谓乐观之极。英国远征军的许多军官在给家人写信时，语气一如既往地轻描淡写，全然没有把即将降临的悲惨遭遇当作一回事。30岁的哈里·迪戎是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一名上尉，他在8月29日的日记里兴奋地写道：“我身体好得很，一切都很棒。我们刚刚完成了一场伟大的行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连行军25个小时，中间几乎一刻不停，这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好几天。有的人走到腿脚抽筋，连站都站不稳。我们碰上的绝对是德国陆军的精锐，最后把成千上万德国佬打得落花流水……那帮德国猪尽干一些下三滥的丑事。有一次把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赶在队伍前面……还有一回穿上法国人的军服，出来大喊大叫……不管哪一点，我们都比德国人强。”

如此一派胡言，目的只是安抚远在家中的亲人罢了。就连首相大人对于法国人打的仗到底有多大也一无所知，这些战事规模之大，足以令英军的那点小打小闹相形见绌。阿斯奎斯收到关于蒙斯战役的电报后，反反复复读了两遍，无可奈何地对基奇纳说道：“我觉得你已经尽力，做了能做的一切。”阿斯奎斯反复提到法国人不愿战斗的事情，搬出英军的那套调调，认为这个法国盟友简直就是个“懦夫”。8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一开始简单讨论了一下远征军是否有必要从敦刻尔克撤出的问题，不过大家紧张的情绪随后很快缓和下来。莫里斯·博纳姆·卡特是首相幕僚之一，他在8月28日给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写了封信，以英国人特有的大国口吻自鸣得意地说道：“我们英国人民创造了奇迹，我是真的这么想，是我们英国拯救了法国人。”阿斯奎斯本人也在8月29日表达了类似看法：“比利时人……算是真正勇敢——到目前为止要比法国人好多了——现在还在组织军队。”这位英国领导人似乎对于战局发展、战场变化和其他相关事情毫无意识，当天还在给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用漫不经心的语气提起俄国人可能派遣三到四支部队通过阿尔汉格尔进入法国的事情：“你不觉得这个主意还蛮不错吗？”两天之后，阿斯奎斯又在抬头机密的信中草草写下这么一句：“俄国人来不了了——他们要差不多六个星期才到得了阿尔汉格尔！”

阿斯奎斯为人聪明敏锐，可每每笔下言及极具战略意义的大事，就好像是在讨论一些客人无法参加花园聚会之类的无聊琐事。整个8月，英国已经陷入战争当中，阿斯奎斯居然重拾旧习，周末跑去乡间度假，有一回在肯特享受完田园风光，回城路上遇见一个司机车辆抛锚，还友善地伸出援手，用自己的车把坏车拖到了最近的镇上。就在这趟路上，阿斯奎斯还顺道搭了两个从马盖特度假回来的小孩，把他们送回了刘易舍姆的住所，一个小孩一路上还一直坐在首相的腿上。

诚然，对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善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讽刺的口吻去评价。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既吸引不了众人围观，也招惹不来记者拍照，只是单纯反映出阿斯奎斯善良的家长本性。然而，倘若换成下一次大战时的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类似燃眉之急的危机状态中也能有如此行事作风，着实难以想象。阿斯奎斯1914年无论嘴里说的，还是手上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一场难以估量的欧洲浩劫，表现得何等循规蹈矩。他既没有手段，也缺乏兴趣指挥军事行动，将权力交给了基奇纳和陆军部。说阿斯奎斯毫无将才，并非中伤诋毁。他在如此大规模紧急状态之下的所作所为，与1940年内维尔·张伯伦的表现如出一辙，都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度过危难。

与此同时，英国民众对欧洲大陆局势发展知之更少。《泰晤士报》到了8月18日还在自信满满地宣称：“目前但有一事明了，德军并未贸然发动全面进攻，这与之前军事专家们的预计有所不同。”谁知短短三天之后，人们便得知真实情况与《泰晤士报》所言完全背道而驰。《纪事报》告诉读者：“这场大战完全有可能决定欧洲命运，重塑欧洲版图，现在已经开始。”民众此后十天再未得到有关战事的任何重要消息，也变得愈加漠不关心，那些对社会和政治心存不满的“低层人士”尤为如此。

伊顿公学校长爱德华·利特尔顿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发表在24日的报纸上。这位校长在信中表达了对于这一类人道德沦丧倍感失望：“我们有不少工人，认为就算是德国人打赢了战争，处境也不会比现在差多少。这种观点如果不加以反对，我们是要完蛋的。”同样是在8月24日，议会律师休·戈德利在乡间度完周末聚会之后致信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写道：“万万没有想到乡下的人对现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这么少，根本就不关心……他们真的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就在同一天，由于误以为俄国在东普鲁士打了胜仗，塞尔维亚打赢了奥地利，报纸上呈现出一派狂热乐观的景象。有人预测沙俄军队很快就能打下哥尼斯堡，继续向旦泽挺进。霍雷肖·博顿利这个骗子大发感慨，在《约翰牛》杂志上宣称：“当战争的喧嚣归于沉寂，让每一个英国人的眼中都闪耀着平静自信和坚定毅然的目光。带着我们的女人和孩子，让我们聚在一起，畅谈我们牺牲的可爱同志，是他们赢得了胜利，还有这个新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和平将成为国王。”

然而，法军惨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英国政府上下。海军部秘书诺曼·麦克劳德在8月24日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如果法国人没有本事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么去帮这样的人也毫无希望。”第二天，《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预测——虽然已是事发两天之后，但《泰晤士报》的预测这一回倒是很准——在蒙斯的英军将被迫和法军一同南撤。同样是在8月25日，诺曼·麦克劳德同第四海军军务大臣塞西尔·兰伯特进行会晤，谈话氛围极其忧伤。兰伯特“对当前局势看法相当悲观。在他看来，法军已经无力支撑”。兰伯特说：“恐怕法国人只能让德国人一路打进来了。好吧，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接受事实，120年前的处境和今天一模一样。”不过，麦克劳德当天下午又在日记中提到兰伯特后来变得振作起来，说道：“我们的小伙子们表现很好，基本上没什么损失就回来了——局势还是大有希望的。”

8月26日，《每日邮报》新闻编辑在日记中写道：“英军伤亡情况首次公布，人数超过两千。战争才刚刚开始，就出现这么大的死伤。大家私底下都感到惊慌失措，议论纷纷。”《泰晤士报》在开战头几周刊载了阵亡军官的生平简介。比如说，“克劳德·亨利，中尉，1881年出生，1903年加入皇家伍斯特郡步兵团……1909年至去年7月在西非边防军服役……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吉尔金森，上尉，1880年出生，1899年加入苏格兰步兵团，曾在雷德佛斯·布勒爵士手下服役，参加了雷地史密斯救援军。”简介同时附有照片，其中有些显得极不搭调，让人一看就不舒服。比如埃塞克斯步兵团的朗德中尉照片上穿着一身球衣。“安菲翁”号巡洋舰在北海被水雷击沉，《泰晤士报》之后如法炮制，刊登了一份获救水兵的完整名单。不过，这些举动并无什么意义，后来很快不了了之。

《泰晤士报》登过一则广告，反映出英国国内对于欧洲大陆战争普遍持有的看法天真到何等地步，读起来更加令人震惊：“印度在大英帝国面临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赤诚之心令全世界为之钦佩。印度的王公、农民、军队和全国财富都在听从英国调遣，其奉献精神令人感动。作为回报，您不妨帮印度一个小忙——您还可以从中获益。请在家喝‘纯印度茶’，在公共茶室和餐馆也请一定喝‘纯印度茶’！”

法国和英国对媒体封锁军队消息，如此政策导致了不少恶果。普通民众苦于根本无从得知士兵境遇。记者们除了仅有的少数官方通告之外，没有任何消息来源，于是纷纷单枪匹马奔赴前线，探寻消息，结果大多被赶了回来。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很可能是真的，讲的是一群记者在去往战场的路上遭到扣留，被带到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将军面前。有一个记者声称自己是《泰晤士报》派来的，将军听后冷冷说道，希望记者的老板，也就是诺斯克里夫勋爵会慷慨奖赏这名记者的敬业和热情，可是至于他本人，将会派兵护卫这群记者到图尔市去凉快凉快，直到战争结束。

由于缺少前线记者发来的报道，专家们只能依靠推测或者从前线传回的只言片语做出判断。报社编辑开始刊登前线士兵寄给后方亲人的信件，信件有的是士兵的妻子，有的是母亲转交给报社的，信中描述的英勇事迹让她们非常着迷。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回忆信件有不少是在粉饰英雄，要么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第一步兵旅就非常生气地发现自己部队里有一个士兵名叫柯蒂斯，写了一封信，被多家报刊转载。柯蒂斯在信中描述了自己撤退过程中的英雄事迹，事实上这家伙还没开始打仗就当了逃兵，躲到后方去了。

与此同时，8月29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将蒙斯战役中的英军部队描述成“胜利之师”。查尔斯·洛用宽慰的笔调将英军撤退比作威灵顿将军的部队1815年在夸特布拉斯的情况：“那样做只不过是在以退为进，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在滑铁卢赢得大胜……他们当年好好教训了法国人一顿——如今几乎是在同样的地点——又给法国人树立了榜样。”霞飞及其属下看到英国人如此趾高气扬的傲慢态度，该有多么恼羞成怒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着8月29日报上消息传来，欧洲大陆战局不妙，如此出人意料的新闻让读者们大吃一惊。《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报道，报道是记者8月28日从法国亚眠发回来的，上面写道：“北部战况看来相当严峻。”到了大撤退的混乱时刻，记者们终于能够采访到了一些士兵。士兵们口中描述的画面极其惨淡。更加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泰晤士报》记者亚瑟·摩尔正骑着自行车沿公路前进，途中遇到几个掉队的英国远征军士兵。摩尔听完士兵讲述，回来写了一篇关于英军困境详情的深度报道，登载在了8月31日的专刊上，随即引发轩然大波。文章将英国远征军描述得一败涂地。“当务之急在于必须让这个国家了解到某些真相，”摩尔写道，“真相的滋味虽然苦涩，但是我们有能力面对。我们必须降低损失，评估现状，咬紧牙关……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士兵脸上流露出惧色。他们的确是在撤退，虽然已经无法重新组织起队伍，但是这支军队不会任人宰割……我们的损失非常之大，我亲眼见到不少部队溃不成军……总而言之，德国人的首次大规模行动取得了胜利。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英国远征军遭受重创，伤亡惨重，亟须大规模增援。”摩尔在文章最后指出德军同样蒙受了巨大伤亡，“很可能也已经到了极限。”

《泰晤士报》在社论中吹嘘道：“英军创造了漫长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荣耀，赢得了新的不朽声誉……面对占据压倒性优势敌军的持续进攻，英军虽然被迫转入撤退，防线遭到突破，但是并未被击溃。”《泰晤士报》发表如此消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样的文章也惹恼了其他英国媒体，这些媒体一向遵循政府指令，只知靠着满篇陈词滥调维持士气。阿斯奎斯对摩尔的报道公开发难，否认摩尔所言英军已经溃败的结论。然而，《泰晤士报》报道引起的风暴仍在继续发酵。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发来有关远征军情况的秘密电报，文中观点和上述这位“凭感觉臆测”的记者几乎一模一样。二人都犯了严重错误，都在夸大其词。不过，弗伦奇的“失败主义”有恐导致可怕的后果：他告诉阿斯奎斯自己计划撤过塞纳河，在拉罗谢尔港口建立一个新的后勤基地。毫无疑问，这位英军总司令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世纪前的约翰·摩尔，约翰·摩尔当年在西班牙正是撤到科伦纳，才挽救了他那支小小的勇敢的军队。

伦敦谣言漫天，流言四起，充分反映出英国人对于法军有多么计较与偏颇。诺曼·麦克劳德在日记中记载了一系列溃败；英军总司令扬言要将英国远征军撤回本土，借此要挟法国；一支法国骑兵师据说拒绝对陷入困境的英军施以援手，理由是“自己太累了”；英军坚持战斗11天，直至“血肉之躯全部倒下”。第四海军军务大臣不胜其扰，对麦克劳德说道，看上去英国这一次又得不顾自身安危，挽救法国了，一如当年威灵顿拯救西班牙一样。这位要人隔天又透露道：“我已经同法国人说清楚了，他们要么坚持战斗，要么死路一条。”

威斯敏斯特宫与白厅收到约翰·弗伦奇爵士发来的电报时该有多么震动，可想而知。堂堂英军总司令居然在战场上打算甩手不干，抽身回家，事态之严重超乎寻常。英军想要抛开法军单干，这样的想法将对联军作战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内阁当机立断，做出决定——这个决定至关重要，不做不行——英法团结压倒一切。弗伦奇的请求遭到驳回。内阁明令弗伦奇，英国远征军务必与霞飞的军队保持一致、并肩作战。陆军大臣基奇纳被火速派往巴黎督军。英军总司令弗伦奇必须打消抛弃法国的丢人念头。

第三节希望的种子

9月1日，就在皇家骑乘炮兵团第12炮兵连和近卫兵旅在奈瑞和维莱科特雷小打小闹之际，法国首都巴黎的英国驻法大使馆——那里以前是宝琳·博尔盖塞在圣奥诺雷路的宅邸——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会议。基奇纳刚从伦敦匆匆赶来，特意选择在此同约翰·弗伦奇爵士会面，后者也已从贡比涅召回。这位英军总司令后来坦言自己对于此次会晤十分反感。首先，他要见基奇纳就不得不离开指挥部，其次，他的这名陆军元帅同僚现在明明只是一个文职陆军部长，却穿着一身军装前来参会。弗伦奇抨击这次会面是对其本人“行政指挥与权力”的一场政治干预，当即拒绝了基奇纳亲赴战场督查英军的提议。可是，事实真相却是倘若要这位总司令作陪的话，定会感到自愧不如，谁叫基奇纳身为军人，要比他弗伦奇更有头脑，开会当天身上还戴着1870年—1871年普法战争的军功勋章，这可是一年前刚刚特别纪念颁发的。二人在经过一番紧张、甚至激烈的言语交锋之后终于就作战计划艰难妥协，达成一致：约翰·弗伦奇爵士将继续指挥英国远征军后撤，但他必须同霞飞的计划密切保持一致，并且随时注意保护法军两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