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伦奇接下来一连四天，打定主意充分利用免责条款来推脱保护法军侧翼的责任，霞飞和法军同僚对此大失所望。这位英军总司令先后发布一系列命令，将此解释为自己有权拒绝接受参加联合反击行动的反复请求。弗伦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部队一直撤到塞纳河的对岸去，这样就可以和德军分隔开来。约翰·特林对此评价道：“法国人无法确定英军的真实意图，法国北方大部已被德军占领，而英国人除了撤退，显然再无其他想法，因此大大增加了霞飞的困难。”特林的这番评价相当中肯。加利埃尼后来对法军窘况的描述不管怎样，还是可信的——加利埃尼的话带有强烈的党争意识，试图制造一幅混乱前景，好让自己借机上台。加利埃尼讲述了自己在前线后方遇见一些法军将领，这些军官和手下的士兵失去了联系，士兵们也不知道自己军官的下落；指挥官们不知身处何地，又该去往何方。9月2日，这位巴黎军管总督与霞飞进行了电话通话。霞飞表达了对第五集团军左翼的担忧，说“英国人太懒，根本不打算前进”。
英国人但凡派兵参战——1939-1945年的那一场也算在里面——就差不多已经习惯了花上好几个月，乃至好几年的宝贵时间来做准备，直到迫不得已，才会拿起武器好好打上一仗。诚然，国家需要召集远征部队，派往海外，有时甚至得跨越千山万水，出现耽搁延误在所难免。可是，相形之下，1914年这场战争带来的震动非比寻常，来得太过突然：这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欧洲大战，士兵们在短短三周之内就从练兵场、小酒吧、军官餐厅还有马球场被送上了血雨腥风的战场。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少指挥官也在其中——如此转变有些太过剧烈，难以承受。这些人在这幕决定欧洲命运走向的大戏中无法实现必要的心理转变，适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8月31日晚，斯皮尔斯就听到朗勒扎克在一个人低声自言自语，语气一反常态的柔和，颇有几分伤感。这位将军借用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话，叹道：“唉，留在家中的人可以爱抚情人的酥胸，而非上阵厮杀，该是多么幸福！”这帮军官无力在1914年8月尽到保家卫国、守土有责的责任，他们在情感上流露出来的投降心理固然惹人怜悯，却并不值得同情。一个人除非有决心肩负重担，否则就不该担此重任。
对于那些日子里急着逃命的人来说，迂回去往巴黎后方是一件慢到足以让人失去理智的事情。成群结队的部队、汽车和难民把前线后方的每一条道路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一天晚上，有一名英国军官在路上被一队骑兵挡住了去路，队伍一动不动，军官只好扔下汽车，徒步前行：“胸甲骑兵高高坐在马上，戴着笨重的头盔和胸甲，一动不动。没有任何人下马。夜静悄悄的，枪炮的轰隆声听起来感觉相当的近。突然一阵风吹过，骑兵身后的马尾四散摆动开来，这支铁蹄部队接着又陷入了沉寂。”拉莫特是第五集团军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为了督促军事地图印刷工加紧干活，不得不一趟又一趟驱车前往巴黎。一方面，由于法军对于法国全境地图需求太大，供不应求，印刷工忙得不可开交。另一方面，法国人当年一心以为霞飞能够率领大军挺进德国，印刷了成千上万份德国西部地图，现在随着战事陷入僵持，只能整整齐齐地堆在那里，等着烂掉。
8月末9月初那会儿，英法联军既有英雄事迹上演，也出现了不少龌龊的场景。人们每每提及德军在法国境内大肆掠夺，无不感到厌恶，有关记叙多到数不胜数。不过，对于英法士兵撤退路上的非分之举，比如一些人穷凶极恶地掠夺财物——尤其是抢酒——却鲜有人提起。瓦兹的勒梅——阿姆洛地区发生破坏事件，罪魁祸首并非敌人德国，而是法国殖民地雇佣军。爱德华·科德维目睹了劫掠惨状，心有余悸，写道：“这些大农场的主人原本住在超乎想象的奢华宅子里面：家中摆着水晶花瓶、钢琴、台球桌还有豪华的睡床。现在全都遭到了一群野蛮士兵的破坏。这帮家伙把锁着关着的地方统统撬开，把里面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碰上中意的东西抢了就走，没用的一律捣毁弄烂；屋主人的照片被撕了个稀巴烂；床单和女人的内衣被踩在地上；床上、台球桌上，还有钢琴上，吃的撒得到处都是；瓷器也被扔到地上，砸个粉碎；有些当兵的还在床上拉屎撒尿。换作德国人，都不会如此过分。”
由于伤亡人数过多，军队的医疗机构已经不堪重负。英军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伤员在抵达医疗站后因为缺乏救治，结果不幸死于坏疽症。法军方面，根据医护助手吕西安·拉比的记载，自己在开仗的头一个月里头开着救护车收治了406名伤员，第二个月是650人。白天通常无法转移伤员，晚上即使有了法军救护犬的帮忙——法国人专门训练了150多只救护犬——也很难找到伤员位置。拉比已经习惯了随随便便做出无情的判断：对于那些一看就知道活不下来的伤员，果断放弃。据说还用手枪帮助一些伤员结束痛苦。拉比唯一的装备只有一些包扎用的敷药。有一回为了帮助一名伤兵止血，只好拿了两片硬邦邦的饼干压在伤口上，然后绑上绷带，死命系紧。
包扎敷药的救助站里没有灯，一脚下去，常常踩得满腿是泥。拉比写道：“太可怕了！那么多伤员！所有人都在哀求我们先给自己看，先给自己治。地窖里全是伤号，房子里面也满屋子都是——每一间房，每一张床，全都是人。”有些伤员即便有幸能够在塞得满满的火车里找个位置，到了后方也不见得就能减轻痛苦。很多是在挨了四五天之后才第一次入院接受治疗。破伤风成为伤兵死亡的头号杀手。开在讷伊的美国医院有一名牧师，说起自己和同事询问每一名伤员伤情的情形时写道：“有几个人一言不发，只知道用手指着喉咙，要么就是头和身体的一侧。有些人掀开伤口上盖着的布，露出黑色的一大块，泡在血污里。味道令人作呕……今天早上我给一个里昂来的士兵做了赎罪祷告。这个士兵的脑门被炸了个洞，半边身子没了知觉，神志倒还相当清醒，能听懂说话。我问他问题，是和不是都还答得上来。”
至于那些四肢尚在，身体健全的士兵，利用撤退的混乱从队伍里偷偷溜走的可不止一两个。有些后来重新归队，辩解声称之前与部队失去联系，其他一些就算掉在后面，做了俘虏也满不在乎。约翰·弗伦奇及其同僚并非向失败主义低头的唯一高级军官：约瑟夫·德·迈斯特将军是法国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后来告诉斯皮尔斯，说自己在那个灾难性的8月一度认真考虑过开枪自杀。9月1日，第五集团军的士兵继续往巴黎东北方向撤退，斯皮尔斯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这些法国兵看上去像鬼一样，刚刚从地狱里冒出来，为了赎罪只好在罪恶的世界里不停赶路。一个个低着脑袋，红裤子和蓝色军装因为沾了太多灰尘，已经看不出颜色，走路跌跌撞撞，碰到弃在路上的马车，甚至撞到其他人身上。这些人就这样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路走个不停，眼睛里全是灰，也顾不上周围阳光灿烂的亮丽风景，眼前只有丢弃在地的背包、奄奄一息躺着的人，还有偶尔见到的几杆废枪。”
因战争而来的灾难如潮水一般席卷了普通民众生活的地区，人们在极力逃避。有一个小村子，村长名叫德福里谢，看到一群士兵正在挥汗如雨地挖坑，埋一匹死马，于是上前要士兵们停下来，说坑离村民的房子太近。士兵们一边嘴里发着牢骚，一边挪地方，换到一块地里重新开挖。德法两边的军队几乎都找不到时间来掩埋阵亡将士的尸体，更不用说牲口的死尸了。“一个人能够适应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真是难以置信，”爱德华·科德维写道，“吃饭睡觉，居无定所，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用挂念，因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既收不到信，也看不到报纸，这出戏到底唱得怎样，压根就没法分享……我们就像傻瓜一样一声不吭地埋头往前走，简直就是战神的奴隶。”
交战双方卷入这场人员大转移的兵员数以百万计，俨然一场骇人的动物大迁徙。其中只有少部分人了解时运的激荡转变。霞飞大可拿着8月一系列战事的战略成果炫耀一番。法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起的猛攻逼得德国人无法抽掉转移部队，增援比利时境内的右翼。随着部队从海外殖民地陆续赶来，协约国军队兵力渐强。由于意大利宣布保持中立，法国得以将南部边境守军转移至西线战场，增强实力。多亏了第五集团军、达马德的地方部队还有英国远征军的不懈努力，德国人才在这场赛跑中败下阵来，他们没能赶在霞飞重新部署之前实现在法国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目标。重整旗鼓的霞飞既然已经铸好了盾牌，接下来就该利剑出鞘，展开进攻了。
整个8月下旬，直到9月初，从南部开来的火车源源不断地将兵士、汽车、枪支和马匹运往巴黎北部，加入约瑟夫·莫努里将军麾下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阿洛伊斯·勒文施泰因只是一名德军中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法军作战顽强，指挥有方。“最重要的是，”勒文斯泰因写道，“法国人有能力大规模快速运输部队，这样就可以凭借绝对优势兵力进攻我们的薄弱地带。”比起自己的上级总参谋部对法国铁路系统能力的看法来，勒文施泰因的话无疑体现出了更为清醒的判断。法国的铁路系统此时此刻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霞飞虽然将第六集团军置于加利埃尼管辖之下，却拒绝了后者增加一支卫戍部队保卫首都的要求——巴黎能否守住，必须靠着在这座荣耀之城视野之外打一场大战才能决定。霞飞私下里大为不满，认为英国人撤得过于仓促，让他原本打算在亚眠开战的想法落空。即便如此，霞飞当着约翰·弗伦奇爵士及其属下的面，依旧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彬彬有礼。英国远征军虽然兵力只占联军总兵力的3%，可要想展开反攻，英国人的支持必不可少。英军正在行军路上，虽然走的方向往后，但既然线路位于法国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就必须说服英国人停下脚步，待在原地不动。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克拉克犯了一个大错：他既没有按照“施里芬计划”的部署包围巴黎，也没有直接进攻首都，却让自己的军队掉转东向，从而缩短了德军发起闪击的时间。克拉克对于莫努里的新建第六集团军完全不屑一顾，直接越过对方阵地进军。他的这一举动反映出毛奇手下将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绝对信念，以为这场战争的关键行动已经结束。德军既然已经俘虏了十数万法军士兵，现在看来只需收割胜利果实即可。胜利的狂潮席卷霍亨索伦帝国：就连柏林工人阶级居住区——工人此前一直在强烈反对战争——的窗沿上也头一回插上了胜利的旗帜。赫伯特·苏尔茨巴赫是一名新入伍的德军炮兵，在这狂欢时刻直到9月2日才动身去往前线，对于错过德军胜利兵临巴黎城下的一幕感到相当沮丧：“我被一种奇怪复杂的心情包围着，感到又高兴，又开心，又自豪，既有互道离别的那种心情，也会意识到这样的时刻是多么伟大。”
德国人在1914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期望为何落空，原因众说纷纭，过往一个世纪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认为，毛奇的大包围战略之所以失败，原因只有一个——他缺乏远见与胆识去合理执行“施里芬计划”。也有不少人认为原因在于8月底那次往巴黎北部的军事转向。转向是由比洛发起的，最终成为对施里芬伟大构想的致命背叛。然而，上述两种说法均无法令人信服。应该说，在协约国广泛动员之后，随着其军事力量逐渐能与毛奇的军队相提并论，不管德国采取何种战略，除非协约国遭遇完败，否则都不可能在1914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后，这位德国总参谋长都遭到了同胞的大肆批评，因为是他为了加强南面的兵力削弱了德军右翼。确实，毛奇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每一寸土地不受侵犯而殚精竭虑。历史上伟大的领军人物也许可以接受放弃某些实地，来确保拥有足够力量在关键之处发起致命一击；毛奇支持鲁普雷希特亲王进攻南希，此举显然大错特错。可是，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交战各方兵力空前强大。法国陆军比起1870年，甚至是1906年——那一年施里芬正好光荣卸甲——都要更加兵强马壮。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都不会任由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要知道那可是霞飞军队最令人生畏的地方。
抛开其他一切不谈，对于一支只能依靠士兵双腿或者马匹行动的军队而言，施里芬的大包围计划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20世纪毁灭性武器发展飞速，交通与通信技术远远滞后。在这个摩托化尚未到来的时代，防御一方有足够能力利用铁路干线，抢在攻方发难之前，更加迅速实现军事调动或者增援。德国妄图凭借一个“施里芬计划”就想速战速决，一举击败欧洲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这是一种灾难性的集体错觉。即使拿破仑·波拿巴再世，也无法在1914年取得不同结果。阿尔弗雷德·施里芬伯爵一如历史上的不少名将和军事大师，他的致命局限在于缺乏对后勤的了解与掌握，而这恰恰是一切现代化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基础：一支军队上阵作战，单日所需给养自1870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施里芬与其说是一位天赋过人的战略家，倒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注定带着那帮愚蠢的门徒走向失败。
9月1日，法军截获情报，证实克拉克的军队已经掉转方向。一个沾满血污的挎包被人从前线捎到了朗勒扎克的参谋手中。挎包是从一名阵亡德国骑兵军官身上缴得的。包内装有食品、衣服、文件以及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揭露了克拉克麾下各支部队的部署情况，还用铅笔标出了各部当晚计划的宿营地——全部位于巴黎东北——由此证明克拉克的首要目标已经不再是巴黎。德军右翼正在横穿联军战线，把自己暴露在了反攻面前。
从一连串截获的电报来看，德军已经精疲力竭，补给交通困难与日俱增。毛奇的军队在后勤方面高度依赖马匹，现在却因远离铁路终端陷入巨大困境。马匹得不到充足喂养，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只能让马进食难以消化的青玉米。至于德国预备役部队，毛奇一度打算让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但是现在要想做到这一点，显然有些勉为其难。预备役士兵本是平民出身，直接征召入伍，难以像联军士兵那样胜任角色，而且缺乏足够火炮支援。至于士兵坐骑，早已疲病交加。根据一封破译的电报显示，努瓦永的近卫骑兵师急需三车蹄铁，还有钉子，越多越好。仅克拉克的第一集团军就有8.4万匹军马，一天下来所需饲料多达200万磅：成百上千马匹虚弱无力，有的甚至饿毙倒下。运送干草的大车同样奇缺。
同样稀缺的还有兽医。虽然每一个步兵旅拥有军马480匹，可是所有兽医都被分到了骑兵和炮兵部队。如此一来，许多马匹只能由毫无经验的人照料。这些人对于如何照看马匹几乎一无所知，处置不当，加速了马匹的死亡。与此同时，新技术作用有限，机动车辆技术落后，各方军队都清楚知道车辆不靠谱是个什么磨人的滋味。爱德华·哈克是一名中尉，在英国远征军陆军勤务部队里头指挥一个分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一辆卡车（是一辆桑尼）刹车的时候因为过热起火。还有一辆（沃斯利）油路给堵住了……还弄坏了一辆哈雷的汽油管，只好用铜焊接起来。”日记中记载的这些经历对于在法国作战的每一支摩托化部队来说司空见惯，德军亦无法置身其外。车辆可用性本身就很低，加上行军作战条件恶劣，损毁更加容易。按照德军非战时规定，机动车辆一天最多只能行使60英里，以便维护保养。可在德军进攻过程中，所有部队都严重违反限定。待到9月末，毛奇大军的4000辆军用卡车已有三分之二损坏，无法再用。
此时此刻，朗勒扎克的军队正部署在巴黎东北部60英里开外的埃纳河南岸，莫努里的军队则在巴黎北面40英里处集结，德军尚不知晓这支部队的存在。英国远征军的位置大概在上述两支军队的后方。霞飞若想对克拉克暴露的侧翼给予毁灭性打击，英军的合作必不可少。如果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军队在霞飞部队发起进攻时按兵不动，那么两军之间就会出现空档，这样的间隔极其危险。9月1日，霞飞在给陆军部长的信中写道：“可是，我们至今也没有从英军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我也没法开口要求（英国人）合作。”霞飞心情沮丧，继续写道：“不管怎样，我都不知道英国人愿不愿意答应。”霞飞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潜心准备反击，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那位英军总司令参加进来，要知道那个家伙不仅蠢得没边，还喜欢像个孩子一样乱发脾气。
让霞飞和联军感到幸运的是，基奇纳当天对约翰爵士表明了态度，坦言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抛弃法国，单方面撤军。这位陆军大臣将周三晚上发给战时内阁的急电抄送给了英军总司令，电文写道：“弗伦奇部正在前线作战，将继续配合法军行动，当然同时也会尽可能小心行事，以免陷入侧翼孤立无援的境地。”基奇纳的这一番话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指示日后证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促使约翰爵士打消了率领英国远征军尽快向海边撤退的念头。
九月战事开始之后，加利埃尼试图抢功，有意将策划实施这场袭击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如此非分之举显然过了头。霞飞早在加利埃尼上任之前就在谋划在北部发起一场反攻。虽然，二人是各自单独做出的相同判断，但负责的是霞飞。不过，在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集结方面，这位军管总督的充沛精力和巧思构想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加利埃尼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将全巴黎的整个交通运输资源动员起来运输军队，写下了一段“马恩河出租车”的传奇佳话。征用出租车运兵的故事虽然不假，但是运往前线、与第六集团军15万大军会合的士兵只有区区4000人，顶多也就一个旅的兵力。即便如此，还是得承认加利埃尼在国难当头之际能有如此作为，足以为自己赢得身为人民领袖的一席之地，要知道有多少意志薄弱之人这个时候早就一蹶不振，垮了下去。
头一个垮掉的就是查尔斯·朗勒扎克。9月3日，霞飞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念及共事多年的旧情，解除了朗勒扎克的职务。第五集团军司令就这样被“里摩日”了。这是那个年代法军流行的一句套话，用来含蓄地形容撤了职的军官——虽然不一定真的非去不可，但这些人会被调到后方的里摩日城看守军营。虽然，霞飞那段日子里也对一帮不称职的将军们进行了大清洗，一共撤掉了三个集团军司令，10个军长和38个师长，但仍然难消朗勒扎克的心头之恨。
法军大换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英军耳中。约翰·弗伦奇爵士喜出望外——话说回来，没有人比弗伦奇更适合送去里摩日。级别低一些的英军军官同样备受鼓舞：9月4日，盖伊·哈考特-弗农听到传言，说友邻的法国部队换了一批新的指挥官，一个个“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哈考特-弗农还听说之前的那一批已经因为胆小怯战被处决枪毙掉了：“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事。”传言有一部分还是可信的。霞飞虽然没有枪毙未能尽职尽责的军官，但是对于一般士兵，但凡临阵脱逃，或者不敢上阵的，一经发现，定会格杀勿论，以儆效尤。霞飞在9月2日的命令中明文写道：“凡脱离部队者，若有发现，立即逮捕，就地枪决。”此举立竿见影，效果明显。士兵们纷纷意识到了临阵脱逃的可怕后果。法军尽管在1914年8月遭受了惨痛打击，可绝大多数官兵还是展现出了应有的勇气和决心。无论如何，法军的战斗意志在行刑队的严惩威逼之下的确有所加强。
接替朗勒扎克的是其麾下最得力的军长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这员虎将在迪南和吉斯战役中一鸣惊人，最终成为“一战”期间最受人尊崇的法军将领之一。斯皮尔斯写道：“只要一看见德斯佩雷的脑门，就会让人想起榴弹炮的弹壳来。”9月4日，这名新任集团军司令走马上任后对下属发表的头一番演说就令人振聋发聩。德斯佩雷警告道，凡失职失责者格杀勿论，第五集团军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生死大战。按照当时人们的心态，遭到枪决多会博得战友的同情，但这种极端惩罚是否必要，却鲜有人提出疑问。朱勒·阿拉尔战前是一名宪兵，开战之后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军警，有一回陪着一个牧师和一名律师，向一个定了罪的二等兵宣布死刑消息。三个人都参加了行刑过程。阿拉尔大致描述了一下，写道：“那个二等兵拒绝戴上眼罩，是他自己下命令开的枪。经过医生检查，证实已经死了。死是死了，可原本应该好好活着。”
9月3日，加利埃尼从组织首都防御的繁忙工作中抽空拜会了几位外交使节。使节人数不多，都是没有跟随大部队一同撤往波尔多的。加利埃尼受到了美国和西班牙大使的热情接待。不过，西班牙大使把话说得很明白，他希望看到德国人赢得胜利。挪威大使不仅有着相同看法，还毛遂自荐，认为等到德军进入巴黎，自己没准还可以做个中间人，参与停战调停。
与此同时，那位法军最高统帅却静静端坐在统帅部里，思索当下局势。时间一个接一个小时的过去，斯皮尔斯在笔下描绘了统帅部里的场景——统帅部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奥布河畔的巴尔——写道：“下午酷热难耐，参谋官办公都在一所学校里。学校操场上种了一棵高大的梣木，树枝全都垂了下来。霞飞整个下午就坐在树荫下。偶尔能够听见教室窗户里头传来隐约的说话声，时而响起叮铃铃的电话铃声。一切安静得叫人昏昏欲睡，赶上哪位军官因为线路信号差，对着话筒，气急败坏地扯着嗓子嘶吼一通，寂静也会被打破个一两次。可是，除了暑气从宽阔的石板地上慢慢腾起，操场上再也见不到任何动静。只有一个大个子坐在那里沉思。”加利埃尼给莫努里发去急电一封，要求第六集团军做好准备，第二天，也就是5日对敌发起进攻。可是，第六集团军做得到吗？英国人又会不会伸出援手，协同作战呢？
等来的可不是什么好兆头。9月3日，黑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法国人根本靠不住。嘴里没有一个字信得过。”黑格第二天告知约翰·弗伦奇爵士，说自己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守一个地方我们还行，可是士兵们攻不上了，也没法急着赶路行军。史密斯-杜利恩来了，他也认为我说的没错。弗伦奇爵士答应过（远征军）必须马上撤过塞纳河，去河对岸休整。”这就是那位英军总司令的表现。哪怕基奇纳四天前在会上已经明确表示英军必须与法军协同作战，弗伦奇仍然一心急着同法国人撇清关系。
9月4日，弗朗谢·德斯佩雷离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天知道，他在司令部有多少事情要忙——驱车前往布雷，与弗伦奇头一次会面。德斯佩雷到了才发现英国人连个影子都找不着，大为光火。直到最后，亨利·威尔逊才匆匆露面，给上司缺席找了一堆借口开脱。弗朗谢·德斯佩雷向威尔逊解释道自己的军队第二天就会发动进攻，不知道英军届时会否在左翼共同作战？威尔逊坦言上司不在，自己无权代替做主。德斯佩雷极尽辛辣地讽刺一番之后扬长而去——他大可这么做。英国远征军总参谋长穆雷之前已经与加利埃尼和莫努里就第六集团军具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起进攻有过一番激烈争论。由于深受那位巴黎军管总督的厌恶，德斯佩雷没有参加会晤。几个人到了4日才得出最终方案，要求推迟一天，即6日发动进攻，好让英国人再多撤个几英里，腾出地方来，好让第六集团军再向东移一点点儿，以便进攻马恩河南部。霞飞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原本指望5日发起进攻，这样战线可以拉得更宽一些，位置大体在部队现在所处的地方，也就是马恩河北部。
出人意料的是，英、法、俄三国代表4日在伦敦签署协议，强调三国团结一致，共同进退。这便是人们熟知的《伦敦宣言》。签约各方一致承诺不会与德国单独媾和。之所以出台这样一份协议，主要是因为俄国担心法国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可能认输投降。不过，法国人也有自己的顾虑，担心英国人的表现靠不住。签约当晚，于盖上校从战场上向统帅部发去报告，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宣称需要进一步考虑法军进攻计划，5日、6日继续撤退。霞飞、弗朗谢·德斯佩雷、莫努里还有加利埃尼对这位英军总司令可谓恨之入骨，恨不得让其葬身海底，死了才好——这样的话他们私下里肯定说过。
4日当晚8点，霞飞正在奥布河畔的统帅部里用餐，虽然吃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烤羊腿，气氛却显得紧张局促，沮丧抑郁，让手下感到异常压抑。正在此时，一名参谋官突然闯了进来。参谋官黑色的军服上沾满了灰尘，脸上胡子上满是尘土。眼睛里进了沙子，疼得难受，在灯光下不停眨眼。参谋官走上前去，敬了个军礼，说道：“报告将军，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让我转告您，英国人已经做好进攻准备。”约翰·弗伦奇爵士虽然极不情愿，一拖再拖，最终还是同意遵从英国政府指示。霞飞高举双手，大声说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前进攻了！”斯皮尔斯的上述描述也许有些夸张，加上了一点儿戏剧成分，可是意思到位。穆雷和威尔逊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总算说服了那位个子矮小的英国陆军元帅，让他知道英国最起码得做做姿态，配合法军进攻。霞飞于是下令联军9月6日发起马恩河行动。晚上9点15分，约翰·弗伦奇爵士发来电报，正式同意英军参加。
就在当天，克拉克向德军最高指挥部发去电报，写道：“经过连日持续艰苦作战，部队战力已达极限……急需支援。”克拉克此言等于坦白承认自己上周还挂在嘴边的必胜豪言成了空话，一个星期下来白费工夫。沃尔特·布隆描述了自己连当时的情况：“士兵一连几天没有刮过胡子，也没洗过脸，脸上全是胡子茬，看上去像个原始野人。外套上积满了灰尘，斑斑血迹是给伤员绑扎绷带时沾上去的，经炮火一熏，成了黑色，线头也被灌木枝丫和铁丝网给挂了出来，破破烂烂。”
9月4日晚，毛奇终于明确放弃“施里芬计划”，承认法军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右翼——即便当时情况还不算严重。毛奇下令，要求德军在战线中路和左翼发动最后的大决战，实现对凡尔登的合围。毛奇同时督促克拉克和比洛二人务必紧密配合，并且命令第一集团军掉转方向，对准巴黎，以防联军由巴黎发起反攻。克拉克认为毛奇的指令含混不清，没有加以理睬：他在继续错误地追击朗勒扎克。9月4日晚，第三集团军司令豪森报告要求给予部队一天时间休整，这也意味着他无法配合比洛策划的进攻行动。毛奇虽然对此并未提出反对，但德国人的一拖再拖让自己再次错失良机：豪森的部队假若还在继续向前推进，也许能够插到法国新建第九集团军（当时费迪南德·福煦担任司令）和朗格勒·德·卡里两支军队的空隙当中，可惜他并没有这么做。入侵法国的德军就此为自己招致了灭顶之灾。
就在英法联军筹划进攻准备之际，战斗也并未停歇。几乎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钟头都在经历生死考验：第六集团军正在北部集结之际，法军还不得不在“南希的大皇冠”打一场恶战，艰难阻击德军发起的一波主要攻势。9月4日，法国著名诗人、社会主义活动家兼出版发行人夏尔·佩吉在维勒鲁瓦遭到枪击，头部中弹，死于非命，年仅41岁。佩吉的死成为法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象征，一如“霞飞老爹”，很快上升为法兰西民族必胜决心的形象化身。
深入法国腹地的德军此时此刻已成强弩之末。当然，这一点交战双方都不清楚。9月5日晚，勒梅尔夫人——这位女士与普鲁斯特关系亲密，在巴黎开了一家大型艺术沙龙——正在位于塞纳-马恩省雷韦永的城堡中与女儿舒泽特一同在花园散步。不料，德军先头部队已经杀到。只见一名德国骑兵军官策马跃过篱笆墙，一直冲到二人跟前，方才扯住缰绳。这名军官戴着一个单片眼镜，高声喊道：“我一直想见玛德琳·勒梅尔，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说完扬起缰绳，疾驰而去。如此一幕生动刻画出了欧洲有教养阶层之间惺惺相惜的画面。当天晚上，一支德军部队便占领了庄园。
军队正从巴黎源源不断开赴前线，莫努里的军队也已经布好新的阵地。即便如此。关于第五、第六集团军还有英国远征军的准确动向依旧扑朔迷离。第二天下午早些时候，霞飞驱车来到位于默伦的沃勒佩尼尔庄园，约翰·弗伦奇爵士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接下来发生的这一段，倘若斯皮尔斯的描述不假，那可真是精彩之极，纵使不止一次被人提起，但是只要一谈到1914年的故事就绝对不会少了这一段。话说霞飞走进大厅，与在场的英法军官互致问候。“接着，”斯皮尔斯写道，“霞飞很快开了口，声音低沉、没有什么抑扬顿挫的调子，一如霞飞本人直截了当。霞飞说自己深感有必要亲自到场，对约翰·弗伦奇爵士表示谢意，因为爵士做出的重大决定很可能左右欧洲的命运。”那位英国陆军元帅闻听此言，鞠躬致意。
霞飞接着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计划。
我们认真听着霞飞讲的每一个字。我们仿佛看见每一支部队都在按照他的意图，在广阔战场上行进移动，如同一台精密机器的零部件，直到进入指定的位置。我们看见火车排成长列，一趟接一趟地运送士兵，弹药堆积如山，枪炮静默待发……霞飞看来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德国人的软肋——那支盲目冒进的军队正在加速奔向毁灭，如同一股庞大的灰色洪流来势汹汹，朝着悬崖奔涌而去，直到滚落崖底。霞飞犹如先知一般，话语中透露出必胜的信念。我们听他讲起马恩河大捷的故事，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霞飞接着转过身来，将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握得那样用力，仿佛都要弄疼一般。那股感染力是如此强烈，简直让人无法拒绝。霞飞将军说道：“元帅阁下，法国就拜托您了！”说完，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刚才的努力耗尽了他的体力。
在场的法国军官也接着霞飞的话，附和说道：“元帅阁下，这可关系到英国的荣耀啊！”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在提醒英国有可能颜面扫地，并不太像是在恳求，因此显得更加可信。无论如何，有一点确凿无疑，霞飞的确是在激情澎湃地向约翰·弗伦奇爵士发出呼吁。这位英军总司令试图用法语回应，到了最后还是放弃努力，扭过头去，朝一名参谋说道：“见鬼，我说不出来。你跟他讲，只要能做的，我们的人都会做。”说完这句，两位总司令就此话别。
关于两位总司令见面的这一段描述着实引人入胜，斯皮尔斯笔下记录的结果仿佛是一个成就，多少令人感动。然而，现实无情。英军在马恩河战役中投入极少，行动缓慢到了极点。即便根据一些亲身经历的英国士兵证言来看，表现也是三心二意，令人尴尬。说得好听一点儿，当友邻阵地的莫努里、弗朗谢·德斯佩雷还有福煦的新建第九集团军奋力作战之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只是待在原地，按兵不动。在那些日子，尤其是9月1日到5日之间，多亏了霞飞的冷静果敢，才得以进一步阻止并且部分扭转8月惨败的颓势。英法联军接下来将发起众所周知的马恩河战役，无论还要遭遇多少失败和打击，霞飞都充分证明了自己不愧为一名伟大卓越的军事指挥官。9月5日晚些时候，加利埃尼给霞飞的军队发去电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写道：“朝着明天，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