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但凡撤退，总有特别之处，向来都要寻求“光荣体面”的撤退，1809年在科伦纳如此、1842年在喀布尔如此、1940年在敦刻尔克亦是如此，1914年这一回在蒙斯同样如此。当年8月，英国远征军之所以在比利时和法国的战场上如此狼狈，正是阿斯奎斯政府政策种下的恶果。这种故作姿态的空头政策在英国历史上为多届政府沿袭，一再重演。一干内阁大臣调遣这样一支军队开赴欧洲大陆，兵力少到近乎荒唐，最终身陷大陆列强冲突当中无力自拔。英国远征军不仅兵力不足，而且总司令指挥无能，若非上天眷顾，再加上法军人数众多，德军战术拙劣，定难避免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切莫忘记，法军在法国东部的撤军行动规模更大，战略层面上也比英军在蒙斯撤退更为重要。较之英国远征军的撤退，霞飞军队在东部的经历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反衬。
自打勒卡托战役结束以来，之后一连11天，天气又闷又热，时而伴有雷雨，英国远征军的士兵、马匹，还有马车排着长队，拖着疲累的脚步，向南艰难跋涉。走路的也好，骑马的也罢，有时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盹。炮兵中士威廉·爱丁顿在26日写道：“（我们）在瓢泼大雨中向圣康坦进发，人人困得要死，只想睡觉。补给什么的全都没了……上上下下沮丧到了极点，不单是因为在一直不断后撤，还在于大伙儿完全得不到任何消息，简直就像是被蒙着眼睛，往回瞎赶。”有些士兵掉了队，走路走得实在痛苦，经不住腿疼，干脆从大路上悄悄溜到一旁的林子野地里，美美睡上一觉。待到一觉醒来，要么当了俘虏，要么就死在了德国人的手上。掉队的士兵里头，有一些同大部队走散之后被比利时和法国的老百姓藏了起来；有一些过了几个月还是暴露了藏身之处，还有几个最终被一枪打死。负责断后的几支部队掉在后面，断了退路，零星的小规模战斗时有发生。
兵败勒卡托让部分英军军官和士兵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强。8月26日深夜，石板路上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啪嗒作响。汤姆·布里奇斯率领骑兵中队一路跑进了圣康坦的中心广场。布里奇斯到了广场，才惊讶地发现广场上竟然躺着两三百号士兵，一个个早已精疲力竭，任你如何咒骂踢打，全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让布里奇斯更为震惊的是后来发现，沃里克郡和都柏林火枪兵团有两个营的营长为了避免圣康坦遭受炮轰，竟然给了市长一张手写的降书。两个营的士兵随后把武器都堆在了火车站里。布里奇斯从那位法国市长手里要回了这份混账降书，接着派了一个传令兵去告诉那两位营长上校，说自己的部队将留下掩护，要这两个营先行撤退。不想两个营的部队竟然拒绝腾地方挪窝，扬言倘若没有火车来接，就赖着不走。布里奇斯随即宣布，如果这两个营不在30分钟之内动身出发，他将把城里的所有英国士兵一个不留地正法处决。士兵们面对如此威胁，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慢慢起身，开始行动。这位少校接着开始考虑该如何处理市中心广场上那些掉队的士兵。布里奇斯看着士兵们一个个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心想“要是有支乐队就好了”。他正巧一眼瞅见附近有家玩具店，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法子，自己组建一支乐队。布里奇斯和号兵找来一面鼓和一支六孔小笛，两个人绕着广场一圈接一圈地走着，大声演奏起“英国掷弹兵团”和“蒂珀雷里”两首曲子来。
士兵们纷纷大笑起来，接着开始起哄。布里奇斯进行了一番训话，说要把大家带回部队里去。士兵们听到这里，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走回队伍。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布里奇斯带着号兵，在几个吹口琴的士兵帮助之下，领着这一队杂牌军出了圣康坦城。虽然其中有些人的确重回第二军，加入行军队伍，但是4天之后，沃里克郡步兵营仍有291名士兵不知所踪，只能列入“掉队士兵”名单当中。沃里克郡营的约翰·爱丁顿和都柏林火枪兵营的亚瑟·梅因沃林这两个不称职的上校由于试图投降遭到撤职查办：9月14日，军队做出定罪决议，指出“二人行为令人蒙羞，与自身军官及绅士身份极不相符”。爱丁顿虽然已经49岁，可随后的举动足以让人大书特书一笔——他加入法国外籍军团，在后来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军团勋章。虽然英王乔治五世后来恢复了爱丁顿的军中职位，并且为其颁发了“优异服务勋章”，但爱丁顿选择了在隐居当中度过余生，也从未佩戴过“优异服务勋章”。伯纳德·蒙哥马利是当年沃里克郡步兵营中的一名年轻军官，后来在回忆录中坦承自己不大欣赏爱丁顿，指出爱丁顿在勒卡托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相比之下，另一位营长却在战后对本郡兵团的荣誉进行了辩护：“我当时遇见一大群士兵，完全没有组织，来自不同部队，混在一起。这些士兵正在撤退途中，感觉十分放松，只是没有队形而已。队伍并未慌乱，只是缺乏秩序。然后，我看到威尔特郡步兵团的士兵正沿着大路往前走，秩序井然，给人感觉一旦需要，随时都能投入战斗。”27日一大早，这拨士兵抵达圣康坦，战场就在东南20英里之外。第二军于次日拂晓推进至索姆河，距离勒卡托35英里，让人见识到第二军的绝大多数士兵既打得了硬仗，也能够艰苦行军。
如果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在蒙斯战役之后的英军指挥行动中表现反复无常，叫人颜面扫地，那么他的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对手的表现要更加糟糕。克拉克指挥的兵力规模更加庞大，他在调度机动时显得极其无能，本可趁着英军不堪一击，乘势包围歼灭，却一再错失良机。27日，克拉克再次犯下犯过的错误，仍然指挥军队按照南行路线进军，而英军此时已经转投东南方向，直奔巴黎，途中没有受到任何敌军阻碍。就在同一天，克拉克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左侧的法军身上。
总司令一旦“意志崩溃”——除了这个词，很难找到其他字眼来界定这位英军总司令的行为举止——后果之一便是直接影响到与法军统帅部联系的联络官。查尔斯·于盖上校在给霞飞做报告时措辞语气极其沮丧，一听便知失败在所难免。于盖在26日的报告中写道：“英军此战失利之后似乎完全丧失了凝聚力。”接下来的数日之内，阴郁的愁云笼罩在英国远征军的后方阵地上。于盖27日又发了一条电文，断言：“就当前局势来看，英军已经暂时不复存在，除非彻底修整重组，否则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于盖上校写得如此悲观，让他日后受到不少英国人的口诛笔伐。不过，这些指责并不公平。于盖所言只不过反映了那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发泄。这样的观点在英军总司令部内部，尤其是那位总司令的脑子里很有市场。
士兵掉队，队伍散乱，加之某些高级军官显得明显焦躁不安，恐慌如病毒一般扩散开来，最终蔓延到了伦敦。于盖建议约翰·弗伦奇爵士应该坚持撤退，把远征军一直撤到勒阿弗尔去。这位总司令其实在幻想英军能够休战数周，然后重组整编、整修装备，可手下的高级参谋官们却没有做任何事情重拾信心。亨利·威尔逊给第四师师长发去电报，要求“丢掉一切不必要的弹药和其他妨碍行动的东西，管他什么交通工具，马也好，车也好，装上你的那群跛脚鸭，只管向前。”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了第二军。史密斯·杜利恩当时立即要求撤销命令，却为此遭到了约翰·弗伦奇的训斥。
高层如此意志消沉，斗志全无，可以说完全说不过去。黑格的第一军几乎压根就没有同敌人交过手。第二军绝大部分部队充其量也只是筋疲力尽，战斗精神却并未消减。令英军士兵困惑的是自己凭什么要在敌人面前一退再退。英国人尚未见识到克拉克和比洛的大军黑压压一片，规模何等庞大，还一个个趾高气扬，满以为只要德军胆敢出现在眼前，就可以痛打一番。可是，那位英军最高司令官心里只有一个选择：英国远征军面对的敌人在兵力上远胜于己，并肩作战的盟友早已信心全无，因此只能继续战斗，可能的话，仗甚至会一直打到海上去。幸亏军需主任威廉·罗伯森爵士有先见之明，撤退路上边走边收集了大量弹药补给，这才让士兵们能够吃口饱饭，有本钱继续作战。
英国远征军在蒙斯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带长途跋涉200英里，平均下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上4个小时。爱尔兰步兵团有3个士兵实在筋疲力尽，走起路来形同梦游，只能拽着行政参谋官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的皮带，拖着步子往南走。盖伊·哈考特-弗农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行军速度放慢了许多，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走完了这段路。”士兵们每每停下休息，便会从农场栅栏上割下铁丝，做成防御铁丝网，还会从田里挖些土豆来，一想到要被人贴上小偷的标签，感觉又内疚，又兴奋。说来奇怪，掷弹兵团的士兵们居然还在8月29日花了两个小时，搞了一场例行阅兵。
与德国人的交火仍在断断续续地零星进行。康诺特别动队为这场战争在文化上做出了不小贡献，别动队自打在法国登陆，就一路高唱着《通往蒂珀雷里的道路长又长》这首歌。乔治·克诺克是《每日邮报》的名记者，听到之后就把这首曲子写进了稿件当中。报社新闻编辑在日记中写道：“老板（诺斯克里夫勋爵）下了指示，要我们造势，把曲子印到报上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首歌。老板还说了，多亏克诺克慧眼识珠，过不了多久就人人都会唱这首歌了。”报社编辑们的确按照要求做了。没有料到的是才刚刚8月26日，康诺特别动队就经历了一场并不开心的遭遇。别动队并未得到命令撤退，却扮演了一回后卫军的角色，结果包括上校在内一共损失了6名军官和280名士兵，全队差不多都做了俘虏。
8月27日，英国皇家芒斯特火枪兵团二营蒙受的损失更为惨重。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名叫保罗·沙里耶，是个法国后裔，三个星期之前还在信心十足地盼着和德国人一较高下，替法国老乡好好教训教训世仇宿敌。没想到芒斯特火枪兵团在埃特勒以北沦为战场通信中断的又一个牺牲品：他们没能接到撤退指令，与大部队的联系被切断开来。爱尔兰士兵们试图沿着路边水渠逃跑，却被一挺马克沁机枪逼得走投无路，最终被包围在了一片果林中，坚持战斗，直至入夜时分。德国人找来一群牛作掩护，发起总攻。芒斯特火枪兵团有4名军官负伤，连同另外240名士兵一起当了俘虏，还有10名军官和118名士兵阵亡，其中就包括沙里耶。沙里耶这个人喜欢标新立异，打仗的时候总爱戴一顶遮阳帽。他在反攻中两度负伤，直至最终倒下。一同阵亡的还有中尉奥德里，死的时候据说手里还紧紧握着自己的佩剑。奥德里的弟弟后来写了童话故事《火车头托马斯》，成了大名鼎鼎的儿童作家。
将目光投向其他战场，霍勒斯·哥谭是炮兵连的一名车夫，连里配置的全是18磅炮。哥谭有个最好的搭档，正准备伸手拉住马背上马，不料一颗子弹打来，一下射穿了手掌。哥谭赶紧把同伴推上另外一匹马，挥着鞭子，让炮队赶快赶路。没过多久，伙伴终因失血过多，从鞍上滑落下来，跌到地上。好在一辆战地救护车及时赶到，将伤员接走，送到了安全地带，避免了其他伤兵的厄运。哥谭后来经历了最惨痛的一场遭遇。事发时哥谭所在的炮兵连正好到了河边，河上的桥已被炸毁，只剩下皇家工兵连搭起的一座浮桥，它成了继续南进的唯一道路。浮桥在水面上摇摇晃晃，德军炮弹在周围四处炸开。“我们只有先等炮弹爆炸，然后再拼命拔腿，飞奔过去，每次只能通过一门大炮。有一个小队被炮弹击中，炸得血肉横飞。还有一匹马没有拖着大炮，也被炮弹击中，不过我们还是安全地冲了过去。如果非要授勋的话，那么皇家工兵连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勋章。只要有一个人倒下，掉进水里，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迅速沿着浮桥，跑到浮舟里，把位子顶上。”
那些日子里，牛津和白金汉郡步兵团里头有一名中士在不断高喊：“小伙子们，挺住！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这样的桥段也许在后人读来感觉不错，可换作当时，士兵们早已累得不行，听到这样的话，只会感到气不打一处来。伯纳德·德诺尔是伯克郡团的一名下士，他看到同伴金杰·吉尔默找到一只口琴，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最前面吹曲子，心里感觉开心了许多。德诺尔写道：“金杰的腿上还绑着绷带，上面早就被鲜血渗透……他吹的最多的是《爱尔兰移民》，这首曲子在行军的时候再合适不过……有位军官问我想不想上他的马歇一会儿，我看了看马上坐着那伙计的模样，说了句‘不用了，谢谢’。”其他一些人就没有这么无私。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有个军医，下马准备查看伤员伤情，要一个路过的苏格兰步兵团士兵帮他牵着缰绳。没想到那个士兵居然一下跳上马鞍，骑着马跑掉了，倒霉的军医没法子，接下来只好步行前进。
很快，大量马匹就只能跛脚前行，其中不少需要重钉蹄铁，偏偏附近又找不到钉马掌的铺子。行军路上到处都能看见瘸腿跛行的马匹，有的干脆死在了路旁，还有大量被丢弃的推车和装备。查尔斯·哈里森是个驾车的，他和同伴只能依靠从路边野地里捡拾些生蔬菜叶子来填饱肚子。好些人骑马走着走着就低头睡着了，直到后来才发现头上的帽子不翼而飞，这可是个不小的麻烦。不仅如此，士兵们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和逃难的人们争道，难民密密麻麻，身上穿着节日盛装，怎么看都不像是在逃难——这些人只要离开自家村子，从来都是穿成这副模样——有点像现在的大学毕业典礼，感觉四年过完，终于要开始浪迹天涯。
战争犹如洪水一般滚滚而来，席卷法国，淹没了这个伟大国度的大片地方，而这个国家仍然未为应对战争做好准备，不少离奇的事情也随之浮出水面。皇家飞行队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发现需要配置汽车轮胎和头灯。一名军官于是在8月29日直接驱车前往戴姆勒公司在巴黎的陈列室，打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箱——皮箱是军官专门带过来的——里面全是金光灿灿的沙弗林。军官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直到轮胎和头灯把车上塞得装不下为止。“英国人真是有钱！”法国售货员看得连连摇头、啧啧称奇，对这些“了不起的英国人”顶礼膜拜。在这个新旧混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特征还可以从另外一桩事情上看出来。那是撤退期间的某个晚上，几个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实在累得不行，索性找了一座谷仓，躺在干草堆上和衣而睡。飞机停在不远的田野里，负责看守的则是北爱尔兰皇家骑兵团的一支中队。
8月29日，第一军派来专门负责联络任务的参谋官与史密斯-杜利恩及其参谋进行了会晤。参谋官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发现第二军的氛围和总司令部完全不同，丝毫感受不到情绪低落，“显得相当平静、亲和、愉悦，不用一见面就忙着说什么鼓舞人心的话，因为根本就感觉不到紧张”。不过，有些军官觉得英国远征军的整体士气在不断跌落。爱尔兰步兵团的乔治·莫里斯上校感到“非常沮丧”——莫里斯在说这番话的两天之后不幸阵亡——向另外一名军官坦言：“搞军事同盟这种事情向来如此，力使不到一处去，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应该又要准备回英国去了。”8月29日，盖伊·哈考特-弗农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行军实在痛苦，除非休息一整天，否则队伍很快就没人了。”不过，盖伊在获得几个小时宝贵休息时间之后又加上了几句：“我们应该可以继续走很长一段路了。只有在饱餐一顿之后再美美睡上一觉，才会觉得换个活法有多么美好。”话虽如此，盖伊他们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都得日复一日地连续向南撤退，右侧的法军也是这样，一天也不得休息。
8月25日，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格哈德·塔彭中校不无得意地宣称：“我们只要六个星期就能够完成任务。”不管联军如何看待蒙斯和勒卡托战役，还有法军同期作战的重要意义，对于大多数德军来说，现实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马不停蹄、继续前进，击退法国人的每一次反攻。截至27日，德军最高指挥部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至少已经默许放弃从西面包围巴黎的计划，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追击并且全歼败退敌军。德军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招致了一个巨大的误判。毛奇及其属下虽然给了法国人重创，却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战争，即使给对手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也无法摧毁敌人的反抗力量。自8月末开始，直到9月初，德皇的一众军事将领们在这段日子里无不洋洋自得。这种志满意得的满足感是致命的，因为德国人相信结束战争，赢得胜利并不需要保持战略的连贯一致。
话说回来，放眼其他战场，尤其是洛林前线，德军在推进过程中同样损失惨重，一点不比撤退中的法军轻松。8月25日，霞飞的军队在夏尔姆图雷发起反击。夏尔姆图雷位于图尔和埃皮纳勒之间，是一处山地，山势陡峭，河流湍急。此役后来也被称为“莫尔塔涅河之战”。22.5万名法军士兵同鲁普雷希特亲王率领的30万德军狭路相逢。战斗持续至8月28日才渐入尾声。巴伐利亚人虽然损失不小，换来的优势却不大——据某位历史学家估计，德军在阿尔萨斯-洛林一线伤亡人数在6.6万人左右。德国人放缓了前进的步伐，豪森的第三集团军更是推进缓慢：起码迟至9月初，毛奇麾下的指挥官们才意识到务必与友邻部队保持同步，要想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就必须让自己的部队不要走得太快。决定性的一刻在8月29日晚到来：比洛要求手下的克拉克改变部队前进方向，向里回转、往东进发，给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致命一击。比洛的动议在没有得到总参谋部授权的情况下被及时采纳。此举意味着即便是业已经过德军最高指挥部修改的“施里芬计划”，也再次出现重大偏离。毛奇翌日对此表示了默认。看来他同样认为当下只需围堵追击朝东南方向瑞士边境溃败的法军即可。
埃菲尔铁塔上的无线电台果然功率强大，拦截到了德军此次行动的指令。短短数小时之内，这条重要指令的复印件就被摆在了霞飞的办公桌上。这位法军最高统帅无论之前犯过多少错误，还是立刻意识到德军决定越过法军布置在巴黎前沿的防线。此举意义重大，对于联军来说不失为一次难得的良机。比洛自知胜券在握，狂妄至极，竟然传令克拉克，要克拉克在尚未击败敌人的情况下先来一场阅兵游行。8月30日，法金汉警告毛奇注意法军并未完蛋——相反，正在按部就班地撤退。这位普鲁士陆军大臣质疑道：倘若霞飞真的被打败了，那么打了胜仗的一方手中不是应该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俘虏大批士兵吗？这些东西现在都在哪里？
毛奇虽然嘴上逞强，认为法金汉的质疑过于苛刻，不予理会，可这些疑问事实上的确进一步加剧了毛奇的焦虑不安。这位指挥官其实内心深处早有隐忧担心。毛奇此前由于深信西线战场能够速战速决，于是提议调派六个军到东普鲁士，不过最终只调去了两个。可是，同样是在8月30日，毛奇在同海军上将穆勒会晤时的说法和法金汉的质疑几乎如出一辙，同样认为既然敌人已经溃败，为何找不到丢弃的物品，毛奇对此深感不安。毛奇说道：“和德皇陛下的一厢情愿恰恰相反，我们虽然击退了法军，却并没有打败他们。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抓到的俘虏都在哪儿呢？”9月1日，虽然只有短短一会儿，可这位总参谋长又重新抖擞起了精神——毛奇一想到德军打算在凡尔登到兰斯之间形成新的包围圈，前景可观，就激动起来。不过，一如那段日子时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德国人推进速度过于缓慢，霞飞的部队撤退又非常迅速，最终没有实现合围。毛奇的苦闷再次加深。难道令皇帝陛下激动不已的胜利仅仅只是占领比利时和法国的地盘吗？诚然，毛奇在下属面前也承认自己忧虑不安，不过由于已经放弃对军队的作战行动指挥权，因此他的担心在接下来的关键几天里对于克拉克和比洛起不到任何作用。
不过，倘若仅仅以此为理由，就将责任归咎于这两支部队的指挥官，要二者对1914年德国胜利幻想逐渐破灭承担责任，那可真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这两位指挥官正是德国作战计划考虑不周的受害者。除非英法联军士气彻底瓦解——这种事情事实上并未发生——否则任你如何宏伟的计划也不可能速战速决、一锤定音。然而，毛奇一步步放弃了自己一手修改的“施里芬计划”，不仅削弱了右翼，还在8月24日同意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巴伐利亚大军追击向南锡方向撤退的卡斯特诺部队。“施里芬计划”纵使谈不上存在缺陷，但至少错综复杂，随着德军变得日益骄盛狂妄，这个计划已经被单纯追求运气的目标所取代。德军的各路指挥官们继续不顾一切地草率挺进，法军和英军在他们面前四散败退。较之战场上的人员伤亡，比洛、克拉克，还有在更南面战场上的德军将领对于长途挺进造成的人困马乏感到更加头疼。德国人一厢情愿地以为艰苦的战斗已经被抛在身后，不会再有了。
回到柏林，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心腹密友库尔特·里兹勒写道：“有人已经开始制定计划，商量如何处置战利品……我们今天看了一下地图。我一向主张成立附属国。今天首相召我过去，问我和平条件该怎么定，还有我的看法。”里兹勒几天之后的话写得更加抒情：“我们德国人已经……唤醒了体内蕴藏的伟力，这股力量如此强大，令人难以想象。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本质，有了精神本质才可以积聚力量。”
反观交战的另一方，霞飞虽然趁着8月还剩最后几天，试图抓住一线机会，弥补此前自己领导无方，令法军蒙受的惨痛损失，可大部分属下对此不抱希望，英国远征军的高级军官们自然也不做指望。这些人只知道现实就是要和敌军继续不停地一路打下去，边打边往南撤。27日，霞飞给朗勒扎克在马尔勒的指挥部发出指令。第五集团军当时正在渡过瓦兹河继续撤退：最高统帅部命令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立即将左翼部队掉转方向，改为西向，对克拉克的左翼发起进攻，减轻英国远征军的压力。朗勒扎克气急败坏，待到最高统帅一走，就把霞飞和英军统统臭骂了一顿，令在场的幕僚好生吃惊。朗勒扎克认为发起这样的进攻，无异于把部队往德国人的老虎钳嘴里送，毫无半点成功的希望。与此同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于朗勒扎克是否真要发起进攻也显得毫不在意，只顾自己继续撤退。
28日，霞飞做出了一个重要举动。他独自一人穿着长长的黑色大衣，来到第五集团军指挥部。霞飞一开始还在热情地打招呼说好话，点名表扬了几位军官，接着就开始大发雷霆，明言如果第五集团军第二天还不发起进攻，就要将朗勒扎克就地撤职。霞飞同时派了一名联络官去通知黑格和史密斯-杜利恩将要发生的事情，希望二人予以配合。联络官在露西附近见到那位英国第一军军长时，这位军长刚刚从一名皇家飞行员那里得到一份激动人心的报告。飞行员刚刚着陆不久，报告确认克拉克的部队正在向东转向，侧翼已经暴露。黑格于是立即给朗勒扎克传话，告诉朗勒扎克重大转机已经出现，如果乘势发动一场大反击，自己乐于助上一臂之力，部队翌日一早5点就能够行动。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由于一部分英军部队仍在同德军缠斗，结果耽搁了时间。黑格一开始传令说自己的部队必须推迟到早上5点半才能行动，过了一会儿又表示需要再次推后到正午时分才能动身，不想到了最后竟然又说除非得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首肯，否则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切都遭到了弗伦奇的生生拒绝——这位英军总司令表示第一军需要一天时间休整。朗勒扎克倒是兴奋异常，霞飞却极度沮丧。斯皮尔斯只能忍受第五集团军军官们的种种责难，有的直接开口就骂，有的嘴上不说，脸色却相当难看。斯皮尔斯写道：“法国人觉得英军关键时刻掉链子，英国人则认为自己之前一直遭人亏待，现在不可能再信赖盟友。”骂归骂，第五集团军还是发起了进攻。
小镇吉斯坐落在瓦兹河谷深处。这里原野开阔，间有茂密的林地，分布在瓦兹河南北两侧的山地上。放眼望去，方圆数英里一览无余。当地不少农场都起着些带有讥讽意味的名字，比如说什么“寂寞农场”“悲伤农场”之类的。朗勒扎克正是在此地第二天一早下令部队前进：左翼向克拉克部发起进攻，右翼负责攻打比洛的部队。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右翼攻势取得了一些战果，把德国人打退了3英里。“朗勒扎克虽然在调派部队方面可以说拥有大师一般的技巧，深谙作战之道，”斯皮尔斯写道，“可是待到真正用兵之际却鲜有热情可言，也没有什么信心。”斯皮尔斯这句话的后半截虽然人人都知道说得没错，却似乎站不住脚，因为就在8月29日这一天，朗勒扎克平生唯一一次斗志昂扬地指挥起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