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第五集团军发起的主攻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德军在法军发动攻势之前俘获了一名法军参谋，从随身携带的文件上得知法军将主攻目标放在了克拉克的防线上。如此一来，另外一侧的比洛便可放下心来，没有什么大事值得担心。法国人还在前往圣康坦的进军路上，德国人就已经做好准备：进攻法军花费巨大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的地盘很快宣告易手。第五集团军只是在吉斯周边更北的地方，利用克拉克和比洛军队之间的缺口，沿小镇两侧推进，才取得些许进展。由于德军当地指挥系统失灵，炮兵开火误炸了自己的近卫兵团部队，死伤不少。
法军先头部队朝着勒埃里直扑而去，指挥这个旅的是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此人后来成为法国一战当中的一位杰出将领。德斯佩雷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日后功成名就，首先在于活了下来。8月29日，德斯佩雷骑着战马，率部队向吉斯以南的德军阵地进发，全军上下彩旗飞舞，鼓乐齐鸣。比洛眼看敌军斗志旺盛，不禁担心起来，于是向近旁的豪森部求援，不料豪森回复说自己的防线难以抽调人手，无力支援。比洛又敦促克拉克尽快掉转方向，向更靠正南的方向行动，如此一来，又让德军横向推进的阵线缩短了许多。
朗勒扎克再次向英军发出求援信息，不想再次遭到了英军总司令的拒绝。传话的是亨利·威尔逊。威尔逊认为第五集团军贸然进攻，缺乏理智，敌军优势过于巨大，进攻不可能起到任何效果。当晚，威尔逊亲自驱车奔赴兰斯，与霞飞会面，请求霞飞趁着克拉克和比洛尚未形成合围之前，赶快下令朗勒扎克撤退，否则恐将酿成大祸。霞飞的确下了命令，要求第五集团军重新撤退。不过，霞飞做出这个决定，应该并非受到威尔逊的影响。比洛在向毛奇的报告中声称自己打了一场胜仗，同时也提到士兵过于疲劳，次日恐难继续前进。朗勒扎克和他的数千人马因此再度获得喘息之机。弗朗谢·德斯佩雷也成了吉斯战役中唯一打出一点儿名气的将领。
由于法德两军都对各自所处位置不太清楚，这也使得那几天里闹出不少滑稽古怪的笑话，一些士兵因为消息不灵，深受其害。有个德国骑兵军官，年纪轻轻，聪明帅气，坐着一辆满是灰尘的汽车前往一个名叫拉斐尔的小村子，把车停在了邮局外面。邮局周围站着的都是法国士兵，这位军官却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只是俘虏，于是大摇大摆地走进邮局，买了几张明信片，一一填好。军官从邮局刚一出来，就被旁边的士兵一把抓住。司机战前是在柏林开出租车的，也被一起抓了起来。这位德军军官觉得就这样当了俘虏，无脸见人，懊恼不已，拒绝开口，没想到司机却开始控诉起战争来，说得义愤填膺、言辞激烈。有一个法军军官后来把德国军官的明信片从邮局里拿了回来，笑嘻嘻地递给路易斯·斯皮尔斯看，只见上面写着英国人逃跑起来，就像“绵羊”一样。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30日，德皇和毛奇才慢腾腾地将指挥部从科布伦茨迁到卢森堡，在一所中学校舍里安顿下来。由于无线电通信需要经过好几个中转站才能往返前线，消息传来有时甚至迟了二十几个小时，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不过，德军指挥官们对此并不过于担心，因为这样反而让他们免受上头干涉，谁叫那位总参谋长如此不受欢迎呢。可是，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便是毛奇无法掌握战况发展动向，从而在体制上形成一种常态，手下各级军官各自为战，只按对自己有利的套路行事。
就在同一天，约翰·弗伦奇爵士从新司令部所在的贡比涅宫殿中给霞飞发去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也成为弗伦奇日后最为人诟病的通信记录之一。他在电文中写道：“我认为很有必要通知贵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军都无法坚守前线阵地十日以上。我军急需人员武器弥补之前的重大伤亡……我军无法如您所愿填补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缺口，望贵军谅解。”弗伦奇爵士声称自己有意将部队撤过塞纳河。这样一封电报简直令人震惊。一个发这种电报的军官居然可以被赋予军事指挥权，统领部队上阵作战，不能不说匪夷所思。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军官居然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一年多。从蒙斯战役开始，直到马恩河之战，弗伦奇爵士此间的所作所为让他看上去如同一个胆小怕事的懦夫——当然，如此作为却能够赢得军功的人弗伦奇既非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是这样的人严重地拖了联军后腿。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把弗伦奇形容为“一个虚荣自负、骄傲自满、睚眦必报的老头，有股讨厌的势力在背后替他撑腰”。此番评论或许言辞苛刻，但很难说有失公允。弗伦奇的几个下属骨干同样被认为并不称职，尤其是穆雷和威尔逊。黑格虽然两个月后在伊普尔战役中重新振作了一回，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
这一帮英军将领如此狭隘自私，倘若非得找出几句好话来评价，也只能说大多数敌军将领在1914年8月同样表现出了巨大缺陷。这些人就像平民社会中的贵族群体一样，面对完全陌生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状况，表现一塌糊涂。可是，置身战场之上，手足无措、慌张困惑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毛奇自大战伊始就身体不好，此时已是病态尽显。他对这场大战期盼已久，却在战役的决定性阶段不愿亲自指挥，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知该如何把握战局。毛奇及其下属没有一个懂得利用德军的体制优势赢得决定性胜利。究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在这场战争到来之前的时代，这些将领的野心抱负超出了自身调兵遣将的能力。机动能力和通信技术严重滞后于武器进步，这才是关键所在。不过，毛奇给予克拉克和比洛如此大的行动自由，仍然值得一提。二人犯下大错，自然不足为奇。
法军这边，霞飞启动了“第17号计划”，也给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霞飞的不少属下在这一系列“边境战役”中表现根本就不合格。朗勒扎克身为军人，或许有些天赋，却缺乏统率全军的精神力量。霞飞8月29日坚持在吉斯开战，这一决定是否明智，一如史密斯-杜利恩坚守勒卡托一样备受争议。事实摆在眼前，朗勒扎克付出如此巨大的伤亡代价，不过让德军“稍停片刻”而已。若是对事实加以权衡，不难看出这一仗只是一场赌博。结果还算说得过去，不仅进一步阻击了德国人，还给对手造成了相当惨重的损失。
可是，英法联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依旧在不停后撤，士气愈发低落。霞飞仍不死心，寄望从左翼发起一场大反攻。8月的最后几天里，满载法军士兵、武器和马匹的火车源源不断地从南面北上开来。可是，对于那些一直在行军路上走个不停的士兵来说，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只有天气到底有多热，路况到底好不好走，还有那一双双撕裂瘀青、肿胀起泡的脚到底该怎么办。疲惫不堪的身体遭受的折磨不仅如此，一如400年前法国作家蒙田写道的那样：“我看见许多士兵因为肠胃不适不胜其扰。”截至8月底，每一支军队都有士兵遭到便秘或者腹泻的困扰，让这趟稀里糊涂、跌跌撞撞的法国之行变得更加痛苦。马克·布洛克当年是一名应征入伍的法国士兵，日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惨遭纳粹杀害。他在笔下反映了当时整个法国的心情：“我宁愿听到的是坏消息，也好过这样不明不白地混日子……唉，撤退的日子实在苦不堪言，太累、太无聊、太让人心烦！”
9月1日早晨，德军自勒卡托战役以来，除开一些零星战斗，头一回追上了部分英军部队。克拉克其实并非在找寻英军，他对此早已失去兴趣，之所以朝东南方向全力挺进，其实是专程为朗勒扎克的部队而来。没想到先头部队在向蒂耶里堡进军途中横渡马恩河的时候穿过的却是英军地盘。与弗伦奇部队的首场遭遇战在巴黎以北35英里打响，地点就在小村奈瑞。有支英军骑兵旅夜里进了村子，把最适合宿营的好地方都给占了，还把坐骑安置在了教堂旁边的一个大农场里。皇家骑乘炮兵团第十二炮兵连到得最晚，只好连夜转移到村子南面的果林里，林子附近有一座大型制糖厂。奈瑞东面是一条狭长的山谷，谷内灌木丛生。再往前走，600码开外有更加大片的高地。9月1日，晨雾弥漫，天色渐明，第十二炮兵连刚刚集合完毕，正准备出发，却收到命令暂缓行动。士兵们于是放下牵引杆，有几个班还被带到糖厂去打水。
打击接二连三袭来。一名轻骑哨兵快马加鞭，冲进村子，报告德军骑兵已经近在咫尺。此时，浓雾突然散去。5点40分许，马尔维茨骑兵师的十数门野战炮开始从峡谷对岸的山头朝英军平射，距离不足1000码。“红马骑兵团”的战马受到惊吓，在村中街道上撒腿乱跑。由于房屋遮掩，大部分英国骑兵不在德军视野之内，可第十二炮兵连所在的果树林子一览无余，绝对是个不可错失的绝佳目标。德军火炮齐鸣，炮弹倾泻下来，炸得遍地开花。马匹上蹿下跳，挣断缰绳，四处狂奔；士兵四散开来，寻找掩护，试图拿起武器，重新组织队伍。
第十二炮兵连的大部分火炮被挂在了炮车上，士兵们有的已经上马，有的也已整装待发。德军炮火来得如此突然，打得整个炮兵连一下子陷入混乱当中，人马挤作一团。副连长爱德华·布莱伯利上尉高声喊道：“快点过来，谁来开炮？”布莱伯利带着几个士兵，冲过敌军炮火，准备回击。几个人想办法让三门大炮投入战斗。其中两门很快就哑了火，剩下最后一门一直顶着德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开炮，直到最后只剩下布莱伯利、纳尔逊中士和炮兵连军士长多雷尔三个人，周围躺着的除了尸体，就只剩下了奄奄一息的战马和炮兵。
布莱伯利刚刚年满33岁，战前是一名越野障碍赛马手，骑术相当了得。他在换弹药的时候被炸断了一条腿，仍然坚持下令开炮，直至失血过多最后倒下。奄奄一息的布莱伯利被抬往后方，路上遇上了一名“红马骑兵团”的指挥官。布莱伯利高声喊道：“上校，你好，德国佬在给我们热身呢，对吧？”布莱伯利走后，剩下另外两名炮兵还在坚持射击，直至炮弹用磬。第12炮兵连一共消灭了敌人5名军官和49名士兵，算是取得了一场小小胜利。当然，人们有理由怀疑在当天早上的恶劣条件下，单靠一门火炮能否取得这样的战果。不过，布莱伯利和两名战友凭借自己的大无畏举动赢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为后人传唱，也为军事插画增添了极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一幕。至于英军随后对德军展开的报复，却几乎被人遗忘。
部署在奈瑞的英军轻骑兵用机枪朝着山谷另一头猛烈开火，给敌军炮兵和马匹造成了大量伤亡。阿尔吉·卢恩中尉随后又从“红马骑兵团”那里弄来几挺维克斯机枪。枪膛不一会儿就打得滚热发烫，冷凝器嘶嘶冒着蒸汽。卢恩和士兵们拼命地不停装着子弹带，保持火力不减。驻守邻村的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和皇家火枪兵团双双赶到，加入战斗，从奈瑞北面发起零星进攻。与此同时，第五龙骑兵团的两个中队也从南面包抄上来。士兵们下了马，从另外一侧向德军开火射击。早上8点，正当第12炮兵连最后一门火炮渐渐哑火之际，皇家骑乘炮兵团的第9炮兵连及时赶到，也加入了战斗。
马尔维茨的骑兵开始慌乱撤退，12门大炮丢下8门，另有78人被俘。俘虏当中有名德国军医，他在激动地抗议英军没收了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和灰色战马，并坚持认为这些属于私人财产——军医甚至拿出了一本法文版的《日内瓦公约》来证明自己言之有理。不过，胜利者最终还是把两样东西统统没收。虽然胜利来得迟了一些，可德军总归得到了惩罚。英军内部对于究竟谁该为此获得表彰，产生了激烈争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都在当天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代价，马匹损失尤为惨重——有300到400匹军马死在了奈瑞。“这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一件事情，”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哈里·迪戎写道，“到处都是死马，气味刺鼻难闻。如果是士兵的尸体，人们都会过来搬走处理掉，换作死马，就没人有空搭理了。”
人们开始争论到底谁才有资格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军士长多雷尔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原因一部分在于多雷尔是个“好兵”：16岁还不到年龄就登记入伍，参加过布尔战争，后来吃了不少苦才升到准尉。随着几个月之后，战争杀戮变得更加残酷无情，获奖授勋的门槛也越来越高。这样说并非为了贬低战争伊始获得英国最高军功奖励的那些人不够勇敢，而是因为在日后的战争里面需要付出更大牺牲、经受更多磨难才能赢得这些。英国人后来在第十二炮兵连遭受攻击的地方树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一行话：“马恩河大捷始于奈瑞。”这样的话都能够写得出来，脸皮确实够厚，典型一副英国人的大言不惭模样。诚然，这句话也道出了实情，德国骑兵9月1日确实被打得够惨。可是话说白了，这一仗放在两百万人大撤退的史诗当中不过是一出小小插曲罢了。
就在同一天，东面战场从上午10点45分开始，直到下午2点，同样上演了一出相同的遭遇战。黑格手下的一支后卫部队正在维莱科特雷茂密的林地中，沿着一条小径撤退，突然遭遇敌军，陷入混战。这支近卫兵旅就此蒙受了这个月以来最为惨重的一场伤亡。密林沿山脊延伸开来，夏季茂密的植被对于成队的士兵来说，除非骑马，不然举步维艰，行动困难。更何况身处密林之中，难以瞄准目标射击。英军非常担心德军利用林木掩护侧翼包围，切断退路。掷弹兵团下属四连一度试图发起白刃战反攻，结果伤亡惨重。杰弗瑞斯少校碰上一名旅长副官，正牵着马往前走。旅长坐在马上，歪着身子，伤得很重，看上去相当痛苦。这名参谋官朝着杰弗瑞斯大喊起来，告诉他敌人的进攻虽然遭到遏制，但是全营还是得马上撤退。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里有个士兵名叫斯蒂芬·伯顿，伤得不轻，颤颤巍巍地走到杰弗瑞斯跟前，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带我走吧，不然会被敌人抓住的……我已经走不动了。”杰弗瑞斯费了好大工夫才把伯顿抱上一匹驮马，找到一个运输兵，把情况具体说了一下，要他带着伯顿撤到后方去。
一个近卫兵团士兵刚刚弯腰下去，递给同伴一片香肠，突然一颗子弹打来，弹片击中士兵的靴子，弹进嘴里，打穿头顶，射了出来。掷弹兵团有两个排被德军切断去路，全军覆没。整个兵团一共损失4名军官和160名士兵。乔治·塞西尔才19岁，小伙子年纪轻轻、身材高大，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还带领战友们端着刺刀，发起冲锋，手里紧紧握着自己的佩剑。杰弗瑞斯发现自己成了临时营长，接替指挥，于是东奔西跑地忙活起来，监督全营撤退。“德国人根本没有给我们施加压力，”杰弗瑞斯写道，“明显看得出来，他们同样损失不小，也被困在了密林里头。我们能够清楚听到德国人在喊号令，还吹起了小号，一听就知道是在集合自己人。”
爱尔兰近卫兵团的卡斯勒罗斯勋爵是留下来的伤员中的一个。他冒着敌人的炮火，想把掉队的士兵召集起来，刚一抬手想赶走一只黄蜂，没想到一颗子弹打来，击中胳膊，顿时失去意识，休克倒地，醒来发现眼前正好走过一队德国士兵。一个德军指挥官注意到了卡斯勒罗斯，于是停下脚步，和他攀谈起来：“你知道康诺特公爵是我们团的上校吗？你们干吗要跟自家兄弟作对？”卡斯勒罗斯疼痛难忍，无人照料，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名德军士兵的靶子，被人拿着刺刀极不友好地拨来拨去。有个身穿骷髅头轻骑兵军服的军官正好打此路过，见状停下脚步，训斥那个德国兵不得虐待俘虏，还叫来医护兵给卡斯勒罗斯处理伤口。这名军官在卡斯勒罗斯的战地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冯·克拉姆”——这位冯·克拉姆有一个儿子，日后三次闯入温布尔顿网球决赛——说道：“万一哪一天有德国人落到你的手上，请好好对他，就像我对你一样。”
近卫兵团在维莱科特雷伤亡300余人，另外一个旅负责为近卫兵团撤退断后，也损失了160人。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两支部队自从8月25日在巴韦分道扬镳以来，中间留下的缺口造成了极大恐慌和担忧，现在这个缺口终于在9月1日晚上被堵住了。不过，仍有小股德军骑兵在不断渗透，不时造成混乱。第二师师长查尔斯·门罗少将远远看见有骑兵出现，于是朝着杰弗瑞斯大喊起来：“德国骑兵上来了！快点！让士兵们赶紧转移阵地开火！”好在士兵们要比这位上级军官冷静得多，看到战马是白色的，赶紧说道：“长官，那是咱们苏格兰灰马团的。”门罗又困又累，紧张过度，连忙答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威尔士火枪兵团也经历了同样遭遇。由于一名军官紧张过头，下错命令，居然照着第19轻骑兵营一通猛打。
约翰·弗伦奇爵士那边的状况更加混乱。弗伦奇的总司令部在当天撤出了位于达马尔坦的城堡，走得匆忙慌乱，实在不成体统。克里斯托弗·贝克·卡尔少校写道：“撤离行动简直就像逃难，犹如惊弓之鸟一般。有人谣传敌人在森林里布置了好几千长枪骑兵，马上就要打将过来。城堡门前运货的卡车停得密密麻麻，人们把打字机和办公设备直接扔到车上。数百盏耀眼的车灯把漆黑的夜晚照得通明透亮。我费了好半天工夫才把我这一车人数点齐，从汽车堆里开了出来。”威利·罗伯森在不远处刚刚坐下准备吃烤羊肉，警报就响了起来。罗伯森只好顺手找了张报纸，把晚餐一裹，往货车车厢里一扔，管他冷热，反正留着第二天再吃。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正在营房里同其他参谋一起用餐，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总司令已经撤离的消息。麦克里迪得知消息后一屁股爬起来，骂骂咧咧地跟着其他人一起逃了。不过，贝克·卡尔当天深夜又回了达马尔坦一趟，收拾一些舍不得丢掉的换洗衣服，没想到小镇一片安宁，索性在镇上美美睡了一觉。
鲍勃·巴纳德和不少英军士兵一样，累到这会儿早已筋疲力尽，加上一路撤个不停，又没有见到几个德国兵，因此一头茫然。巴纳德写道：“我们就跟无头苍蝇似的，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记得9月1日那天头一回见到路标，上面写着两个字‘巴黎’。当时可真高兴，我还从没去过巴黎。”不过，巴纳德并没有去成巴黎，这是因为英军撤退路线是往南走。许多沿着这条线路撤退的士兵后来全都战死沙场，至死也没能看上一眼法国首都的璀璨灯火。
毛奇一直担心德军在战略上陷入困境，这种焦虑演变成为他军人生涯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就在此时，德皇的臣民们却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欢欣鼓舞。9月1日，《福斯报》发表社论，声称“德军在东西两线取得胜利，德国人民听到胜利的喜讯，却在内心深处难以理解。捷报本身就代表了神圣的审判，让人们看到反战人士才是这场可怕战争的罪恶之源。”将时间前推半个世纪，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之际，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实业家兼银行家古斯塔夫·马维森用惊讶的语气写道：“我绝非尚武好战的战神信徒……可是，对于和平的孩子来说，战利品的魅力如同魔法一般诱人。你的双眼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不放，心绪也会跟着一起跳动，无数人会在这一刻为之欢呼——这便是胜利。”回到1914年9月初的那一段日子，这一幕在德国又重新上演了。
德国人的对手们对于德国人这般炫耀胜利并非不认同：英军即使说不上已经绝望死心，可军中上下到处弥漫着悲观情绪。远征军的许多军官早已准备抛下盟友，收手不管——换个带点文采，或者文雅一点的说法，应该叫作“弃船而逃”。詹姆斯·哈珀是一名安全官，他用尖刻的笔触写道：“法国陆军真他娘的见鬼，从头到尾没有露过脸。肯定是哪个方面出了战略错误……我看士兵们早就没了信心。”一条消息开始在英国远征军中疯传开来，说法国政府正在疏散巴黎市民。炮兵中士威廉·爱丁顿闻讯写道：“出现这样的消息，只能说明一点，大祸将至。我们从盟友那里得到的只有一句骗人的空话，一支根本就不存在的法国骑兵部队。”
盖伊·哈考特-弗农写道：“我个人并不认为法国人进行了有效动员。法国人一直在利用我们，好把德军统统拖住，给他们自己赢得时间。不管发生什么，英军都尽了该尽的职责……上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单独作战。”过了一个星期，哈考特-弗农又写了这么几句：“打一场这样的仗，我真的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法国人完全让人无法信任。有人告诉我们，说法军会出现在我们的左侧，要么右侧，要我们守住阵地，次次如此。可是，天天都是老样子，总是在走回头路……你能想象得出我们有多么厌烦、疲惫和沮丧吗？”哪怕动动嘴皮子也好，可是没有一名英国高级军官会去劝劝下属，要属下相信法国人也在像个男人一样干自己该干的事情——换句话说，英国人就算没有准确可靠的情报来证明，起码做做样子装一下也好。相互尊重对于一个成功的同盟来说本就必不可少。可是，到了如此紧要关头，英军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大国自负却让局面变得一塌糊涂，完全产生不出互信与尊重。
英国远征军在蒙斯大撤退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有1.5万人阵亡、受伤和被俘，此外还损失了42门火炮，其中大部分损失来自第二军。虽然和法军方面的伤亡比起来，这点损失微不足道，却足以让英军指挥官感到害怕。不管是对于英军指挥官而言，还是在德军将领看来，德国取胜，指日可待，这一点似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不过，让联军值得庆幸的是，法国人的斗志还远未熄灭，他们很快就将完成一次自我救赎，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