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弗伦奇爵士真正应该担心的其实是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德国人正在马不停蹄步步进逼，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面临严重威胁。可是，约翰爵士却在为黑格的部队伤脑筋，而这个威胁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剧情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上演——黑格的部队拖着疲惫的步伐向南逃窜，一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敌人袭扰，而他们的战友却要打一场撤退路上最血腥的战斗。
第二节勒卡托：“到底哪里好玩，我搞不懂。”
8月下旬，炙热的阳光照耀烘烤着法国的乡间田野，一如交战各方此刻的处境，既猜不透对方意图，也不知道路在何方，仿佛坠入层层迷雾，找不到出去的方向。英军第2军25日遇上的倒霉事一桩接一桩：先是逃难的难民人数太多，拥挤不堪，撤退英军没有办法，只能走走停停；接着，掉队的部队又遇上了麻烦——一长列大炮要借道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第二营的行军路线，横穿过去，全营只好停下等待，耽搁掉不少时间。当晚，营长威尔金森·伯德向旅长报告，声称如果还打算让自己的营殿后的话，士兵们确实已经没有力气，既没法继续前进，也不可能通宵作战。晚上10点，第二营开进勒卡托，此地距离蒙斯以南25英里。伯德去邮局给军司令部打了个电话。司令部答复要伯德率部继续前进，去往西面3英里一个叫作贝尔特里的村子。
伯德出现在了城里的广场上。广场上灯火通明，挤满了运货的大车和掉队的士兵，有的士兵正在附近餐馆里吃饭喝酒。伯德手下一名军官问道：“长官，您打算在这里停下来么？”伯德的回答倒是简单：“不，这鬼地方看上去太危险。”伯德心里清楚，部队一旦原地解散，要想再集合起来，重新出发，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第二营于是拖着疲惫的脚步，出城上了城外的一座小山，在乡间的夜色中就这样……迷了路。凌晨2点，第二营跌跌撞撞到了勒蒙，这里距离贝尔特里还有不到1英里。士兵们找到第三师指挥部。伯德要求给手下弄点吃的。一名参谋官答道：“吃的我们给不了，因为4点一到又要继续撤退。昨天动身上路就花了五个小时。”第二营的士兵们只好在附近找了几处农舍，一个个躺倒在地，倒头就睡。有几个军官跑到附近的莫鲁瓦，找了家小咖啡馆，弄了点吃的。
就在头一天晚上，第二军已经发布了“第6号作战令”。作战令开头写得清清楚楚：“明天继续撤退。”不过，到了26日凌晨，史密斯-杜利恩感觉有必要再考虑清楚，手下不少部队和爱尔兰步兵团一样早就人困马乏、又饥又累，有些还在摸黑赶往勒卡托。史密斯-杜利恩认为如果全军当天还要继续向南行进，部队肯定会溃不成军，德国人就在后面紧追不舍，掉队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
为将之人，人格特点有时也许会缺少鲜明色彩。不过，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爵士可不是这样的人。史密斯-杜利恩家中一共16个孩子，他在里头排行十二，年轻时在祖鲁兰当过运输军官。1879年，英军惨败伊萨德尔瓦纳，活着回来的没有几个，史密斯-杜利恩便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又参加了其他殖民地战争，还参加过乌姆杜尔曼战役，和基奇纳成为生死之交，布尔战争期间开始声名鹊起，后来担任过一系列指挥职务。史密斯-杜利恩大力提倡陆军军事改革，对枪械推崇备至，提倡推广使用机关枪。1914年7月，史密斯-杜利恩受命参加一个夏令营，为数千公学士官生做报告演讲。他看着这群学员几乎个个好战，于是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话：“我们必须尽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因为战争解决不了问题。整个欧洲，还有其他更多地方会因为战争变成废墟；无数人会因此丧生，人类将由此走向灭亡。”当时大多数听讲的学员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异端邪说。可是，对于那些1918年还能够侥幸活下来的人来说，回首这样一段演讲，他们对于史密斯-杜利恩开诚布公的独立思想无不充满敬意。
史密斯-杜利恩能够当上第二军军长，其实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还得归于准将詹姆斯·格里尔森心脏病突发离世。格里尔森为人生活放纵，喜欢暴饮暴食，体重超标，无法承受一名现役军人应该承受的压力。不过，格里尔森的死总归是个损失，他作为前驻柏林武官，对于德国军队有着直接了解。基奇纳让史密斯-杜利恩接替格里尔森，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完全不顾弗伦奇的坚决反对，要知道后者对史密斯-杜利恩可是一直心存芥蒂。这位新任军长虽然一般情况下态度平和，精力充沛，可一旦动了肝火就会暴跳如雷，不可收拾，常常让下属敬而远之，甚至逼得自己的总参谋长在兵败蒙斯之后打算辞职走人。
8月26日在勒卡托负责指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天凌晨，史密斯-杜利恩把能够召集到的高级军官全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征求意见。骑兵指挥艾伦比报告，自己手下无论人马“都已筋疲力尽，无力再战”。艾伦比说除非第二军天亮之前开始撤退，否则敌人跟得这么紧，等到天光一亮，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休伯特·汉密尔顿是第三师师长，说自己的部队早上9点之前不大可能动身出发。第五师情况更乱。至于第四师，24日晚上才渡过海峡，从港口坐火车刚刚下来，大部分支援部队还没有到位，此时正在忙着断后。史密斯-杜利恩问艾伦比是否愿意接受自己的指挥。“是的。”这位骑兵厉声答道。“很好，诸位将军，我们将继续战斗，”史密斯-杜利恩军长说这番话的口气将被载入史册，“我还会要求（指挥第四师的）斯诺将军也听从我的命令行事。”
与会军官们都长出了一口气。过去三天以来，人人乱作一团，根本不知道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终于盼来了一个明确决定，这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约翰·弗伦奇爵士从电文中得知了此事，电报是有人开车送到总司令部来的。弗伦奇知道自己有半数部队准备在一没有总司令指导，二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再打一仗，一开始也觉得是件好事，不过到了后来又公开反悔，还在回忆录中对史密斯-杜利恩大加斥责。话说回来，考虑到第2军当时的困境，也确实难说指挥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史密斯-杜利恩打算搏一把，把德国人“一举打蒙”，好赢得喘息之机，继续撤退。史密斯-杜利恩还指望第1军会给予支援。他从弗伦奇那里没有得到半点消息，根本就不知道黑格在继续撤退，使得第2军右翼没有任何掩护。
早上7点许，史密斯-杜利恩被叫了起来，说铁路电话网有电话找他，接通才知道原来是亨利·威尔逊打来的。这位副总参谋长说总司令已经做出决定，让第二军继续撤退。史密斯-杜利恩回答说为时已晚，自己的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天黑之前没法退出战斗。威尔逊后来声称自己当时的原话是：“祝你好运，你的话是我这三天以来听到过最开心的声音。”不过，亨利爵士看来同样对第二军前景表示极其悲观。当天晚些时候，詹姆斯·埃德蒙兹和史密斯-杜利恩碰了头。史密斯-杜利恩抱怨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埃德蒙兹要他放心，说道：“长官，您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分神，您的做法是正确的。”史密斯-杜利恩说听总司令部的口气，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威尔逊那家伙今天早上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要在这里坚持打一仗，就等于再来一次色当”——这话一听就知道指的是1870年法国人的那场大败。
当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总参谋长从史密斯-杜利恩那里得到消息，知道史密斯-杜利恩打算暂停撤退，在勒卡托和敌人干上一仗的时候，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知道英国远征军这次彻底完了。穆雷爵士接下来的表现倘若有假，那么能够把戏演得这么逼真，实在太难为他了——穆雷居然一下子昏死过去，倒在了地上。有个同事名叫蔡尔兹，外号“忠犬”——看此人的所作所为，能得如此外号，感觉不大说得过去——见状赶忙喊了一句：“不用叫医生，我这里还有一品脱香槟。”詹姆斯·埃德蒙兹后来回忆起来，满带讥讽地说道：“他们就这样把穆雷一直灌到了早上5点！……‘卷毛’博奇当时正骑着马满战场四处转悠，心急火燎地找艾伦比丢了的那几个骑兵旅。他告诉我总司令部有令，‘务必要把骑兵和马拉大炮给找回来’。”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弗伦奇的总司令部里已经乱成一团，近乎疯狂，直至天明也没恢复正常。
接下来一连数日，这位总司令和手下的参谋官们成天唉声叹气，坐立不安，担心失败的到来。霞飞当天快近中午的时候到了圣康坦，目睹了这一幕。霞飞此行是为了谈一谈自己新的作战计划。虽然，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就在北面几英里处，正在为求一条生路而决一死战，可霞飞还是打算把英军和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都用上。英法两军的将领们在一处颇有小资情调的公馆里面碰了头，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总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位置靠近主街，屋内装修得有些过头，反而显得采光不好。朗勒扎克可没有什么好脾气，当天上午早些时候还当着参谋的面把霞飞和弗伦奇好好奚落了一番，说话的那副神态动作倘若让霞飞和弗伦奇见到，不仅会觉得失望，甚至会生出怨恨来。不过，朗勒扎克听到霞飞提议第五集团军应该保持反攻，继续对德军施压，并且承诺只要自己的部队在撤退时能够肃清阿威斯纳森林一带的敌人——这个地方大炮不好发挥效力——就会在开阔地带重新发起攻势。
霞飞其实并不知道，朗勒扎克根本无意采取任何这样的行动。26日当天，英军在勒卡托鏖战正酣，第五集团军却依旧仓皇后撤。当天唯一真正参战的法军部队只有索尔代的骑兵团，还有零星几支地方部队在史密斯-杜利恩的左翼打了一小会儿。英军军官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承认法国人出了力、帮了忙。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汤姆·伍拉科姆算是其中一个。他写道：“法国的部队……在达马特将军的指挥下替我们分担了不少压力。”与此同时，在圣康坦，霞飞对于英军总司令如此口无遮拦感到震惊。这位总司令听闻英国远征军自从抵达前线之后，由于得不到法军支援，只能失利蒙羞，不禁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根据斯皮尔斯的回忆，二人的会谈是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的，因为拉上了百叶窗，所以室内光线显得很暗，“每一个人都在压低声音讲话，感觉还以为隔壁屋里藏了具死尸”。由于到场英国军官里面没人会说法语，霞飞和下属说起英语来也不流利，因此必须有人翻译，会谈的时间拖得很长。
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开始向众人解释自己的反攻方案——“第2号训令”。当霞飞得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对于自己的计划一无所知的时候，显然感到了失望——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由于依旧人事不省，动弹不得，没法给顶头上司看这份重要文件。霞飞把自己的意图简单说了一遍，表示有意利用位于英国远征军右翼的法国第四、第五集团军，新建一支“机动集团部队”，然后把这支新鲜力量调到左路。霞飞敦促英国盟友务必坚守阵地，伺机反攻，并且承诺法军定会予以支援。
约翰爵士对于霞飞的话无动于衷，只是一再强调打算让自己的部队继续后撤。斯皮尔斯写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陪审团在对一个死刑犯做出有罪裁决一样。”会议结束之后，约翰·弗伦奇爵士乘车去了南面，一并带走的还有他的总司令部，完全不顾北边的史密斯-杜利恩还有仗要打。斯皮尔斯再次无可奈何地叹道：“这恐怕是总司令部里头最糟糕的一天。每个人都情绪不佳，士气低落，还有许多事情理不出头绪来。参谋们希望有人出来打打气、鼓鼓劲，可约翰爵士一拍屁股，说走就走，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霞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直在想我们最靠左侧的阵地防守薄弱，放不下心来，不停地问自己，这里的阵地能否坚持下去，好让我有时间完成重组部队。”让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心神不宁的问题不止一个，他既要担心德国人大兵压境，危险迫在眉睫；又要担心朗勒扎克是否有足够的毅力与能力，守住这个威胁最严重的防区；还要为一位英军总司令分神——这位英军总司令抛下盟友，不闻不问，看起来已经被危机吓破了胆。英国人的两个军里头有一个军正在撤退，走的线路却和总司令部制定的不是同一条线路；另一个则自作主张，准备打一场事关全局的大仗。圣康坦会晤就这样无疾而终，没有得出任何结果。英国人对朗勒扎克打算继续撤退的意图表示默认，或许算得上是唯一收获。霞飞甚至连做做样子，发发脾气，逼迫约翰·弗伦奇就范都没有去试，就拂袖而去。英法两军的总司令官看来已经失去了一样最为重要、一样要想打赢一切战争就必不可少的东西——团结。
霞飞好歹也该替英国远征军的总司令说句公道话。霞飞当时信誓旦旦地保证朗勒扎克会和英军配合，其实也全是一派空话。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成为理由，替约翰爵士一意孤行，甩手不干，退出战斗找借口开脱。要说弗伦奇的总司令部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地方，手下班子不够团结，这样的批评说得太轻。事实是这位总司令官根本就得不到下属信任。除此之外，他的总参谋长也不受亨利·威尔逊欢迎。威尔逊对于自己没能坐上穆雷的位置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眼看穆雷精神崩溃，一病不起，竟然还能保住职位，更是怀恨在心。
多年以后，穆雷在给一位老战友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那段日子是多么的难过与屈辱……你知道，总司令部的那帮高级军官完全不把我当一回事，从始至终都在阻挠我办事，甚至擅自篡改我的指令……之前也好，之后也好，我都从来没有和这样一帮背信弃义的家伙共过事……既然明明知道没人听我的命令，我为什么还要和陆军部这些拉帮结派的家伙待在一起？是我犯了错……我想看清楚约翰爵士到底是怎样的为人。我跟了他那么多年，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性格脾气，在我看来，他根本不适合处理现在面临的这场危机。”穆雷最后写道，“要不是威尔逊更加没有忠心，我也不会孤掌难鸣，独自一人和约翰爵士斗。”弗伦奇、穆雷和威尔逊三人的唯一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三个谁也不相信谁，这对于一支在战场上正处于生死关头的军队来说，不能不说极其危险。事实上，在法国作战的几乎所有英军高级军官，彼此之间要么不闻不问、冷若冰霜，要么互相倾轧、相互陷害。这种关系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没有丝毫改善，玩弄阴谋诡计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举个例子，亨利·威尔逊就跟弗伦奇讲过，说基奇纳跟毛奇或者法金汉一样，对英国远征军来说是个威胁。英国军官之间的所谓战友情谊，倘若非要打个比方的话，只能比作“该隐和亚伯”。
26日一早，晨雾刚刚散去，英国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们便陆续驾机降落在了机场。飞行员们刚刚完成侦察任务，回来报告说第二军前方几英里处几乎每一条路上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敌军士兵。借用一位参谋官的话来说，“（飞行员在）地图上划出的黑线密密麻麻，代表着一队又一队德军部队。”一个步兵团就有3个营，233匹马和70辆运货的大车，把两英里长的路段挤得水泄不通。像这样的步兵团一共有六个，正在迅速逼近勒卡托。勒卡托以亨利·马蒂斯闻名。“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大，并不怎么起眼，头顶的太阳烤得人昏昏欲睡，”一名英军军官写道，“待到炮声响起，很快就将载入史册……这座小城似乎还不知道在劫难逃，感觉就算发生天大的事情，也无法把它唤醒。”史密斯-杜利恩部投入战斗是在8月26日——当天正值克雷西会战568周年——这一仗可要比蒙斯之战打得惨烈得多。的确，英军此役阵亡人数堪比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而诺曼底毕竟是属于下一场世界大战的故事。对于侥幸活下来的人而言，此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与接下来四年的其他战事截然不同——一个人站在距离勒卡托以北约一英里远的台地上，就能把当下所有的要地尽收眼底。具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英国陆军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打过。
小城勒卡托位于山谷环抱之中，乡间地势开阔起伏，稻田黄绿相间，参战的六万大军在纵横十英里的田野上安营扎寨，一眼便能将小城看得一清二楚。极目远眺，目光所及之处，只见田里的玉米业已收割完毕，地面上只剩下一茬茬玉米秆，整整齐齐立在那里。田里间隔种了些甜菜和苜蓿，间或还能看见一堆堆干草。有个士兵觉得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演习的操场，很是熟悉，就像“没有长树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史密斯-杜利恩把筋疲力尽的部下部署在了一个对自己并不利的地形之上，也未做过多侦察。有些部队，尤其是右路距离勒卡托最近的几支部队，会很快发现待到德军逼近，阵地便会一眼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德国人可以从射击盲区打进来。按照批评人士后来的意见，英军如果能够再往南推进一英里，占据一个地势更高的山脊，处境会有利得多。不过，换作史密斯-杜利恩，可能会耸一耸肩，说上一句：“形势所迫，情非得已。”
有一些勒卡托的人从城里跑了出来，帮助英军开挖堑壕。约克郡步兵团的位置距离勒卡托最近，士兵们躲在皇家工兵部队挖好的散兵坑里，各就各位，右翼由萨福克郡步兵团把守。诺福克郡步兵团的士兵们花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把阵地上的一棵大树砍倒，这棵树要是给敌军炮兵看见，可是再显眼不过的瞄准点。通信分队一路小跑着穿过指定的战场，把电话缆线从车上驾着的滚筒上抽出来铺好。不过，由于缆线在蒙斯用掉了许多，加上丟了不少，现在已经所剩无几。1914年8月当时最重要的通信手段就是法国的民用和铁路电话网，效率相当之高。某位史官日后写道：“自开战伊始，就有了一整套内部通话系统，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正向电路比大战后期重新设立的还要多。”不过，8月份那会儿各单位很多时候只能依靠信号灯或者打旗语传递信息。最靠得住的通信方式仍然和千百年前一模一样——依靠信使徒步或者骑马送信。送信兵在勒卡托的战场上快马加鞭，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各部队之间，这番场景绝不陌生。
勒卡托战役一开始只是小规模突击，大体沿英军阵线由右至左逐次展开。德军炮击自早上6点开始。由于城内并无英军布防，克拉克的军队随后很快进入城内。英军巡逻队很快被德军打得退到了城东角的小山包上。库洛恩中尉是进攻德军的一员，日后回忆道：“我给排里士兵下的命令是：‘全体准备，向前，冲锋！’我们往前冲一阵子就停一会儿。我中间停下来那会儿，看了看身旁，发现只有8个士兵和几个军士跟着我。其余人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不过，靠着这样每次几码几码地向前跃进，库洛恩和他的团还是向前推进了不少。早上9点，克拉克的大炮开始发威，将密集的炮火倾泻在萨福克郡和约克郡两个步兵团，还有支援炮兵的头上。英国人完全暴露在德军视野之中，在接下来的好几个小时里被打得焦头烂额。萨福克郡步兵团的上校刚一开始就中弹身亡。英军一个炮兵连才开了一发炮，指挥官就被全部炸死。上午10点左右，史密斯-杜利恩的右翼陷入包围。如此一来，德军在当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能够对萨福克郡和约克郡步兵团展开三面进攻，并且架起机枪，对英军阵地进行纵向射击了。
第二军在北面的部分部队直到战役打响之后还在排着队伍，朝着各自的指定位置行军。早上7点，一个传令兵骑着单车，气喘吁吁地冲进了一间农舍。爱尔兰步兵团的伯德上校正抓紧时间在屋内休息，争取睡上一两个小时。传令兵带来命令，要求伯德率部立刻动身，赶往贝尔特里。伯德一开始还在犯迷糊，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自己的人。他见人事参谋迪戎上尉躺在靠椅上睡得正酣，于是赶紧把他叫醒。“长官，真是抱歉，”迪戎连忙说道，“我记得我一开始坐着，后来被你喊醒，其他事情都记不得了。”一个小时之后，伯德已经策马扬鞭，开进了贝尔特里，身后跟着的士兵一个个睡眼惺忪，步履沉重。伯德在军指挥部门外迎头遇见史密斯-杜利恩。“你的人能打不能打？”这位将军问道。“能打。”伯德答道。这位瘦小精干的军长扫了一眼伯德的队伍，说道：“你的人看来不错……只要好好打他妈一仗，别再像这样逃命就行了。”爱尔兰步兵团于是被紧急调往西北两英里之外的科德里车站，镇守英军阵线中路。
有位参谋官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史密斯-杜利恩一旦做出决定，就不希望自己的总司令官再来插手，（史密斯-杜利恩）最担心的就是约翰爵士插一杠子——这一点他讲了很久，后来又随口说了一些话，是关于左右翼部队的，都是些没准头的话，不过他很有自信，认为自己就算有被包围的危险，也可以好好教训德国人一顿。”到了上午10点左右，大批德国步兵开始穿过勒卡托西面的玉米茬地，向前推进。克拉克以为自己的第四军要对付的是英国远征军的六个师，结果都是从西南方向撤过来的英军部队。克拉克判断错误，使得他的军队在与英军遭遇时缺乏协同作战，从而断送了机会，没能拼尽全力给英国人致命一击。
克拉克的士兵头一天已经走了30英里，其实也和对手一样早就筋疲力尽。英国人声称德军进攻兵力众多，第二军寡不敌众，事实恰恰相反。德国人只动用了六个团的兵力，还有三到四个猎兵营，都是一些散兵，再加上几千骑兵徒步作战。虽说，这样一支部队靠着精准的炮火支援，战斗力令人生畏，可是也不至于像英国人那样把勒卡托战役吹得天花乱坠，简直就像大卫和歌利亚之战一样可歌可泣，毕竟双方兵力大体相当。
战况如同“蒙斯”一模一样，成片敌人一旦进入步枪射程，就会被一排接一排地撂倒。“德国步兵排得那么密，要想打偏都困难，”43岁的伯蒂·特里沃少校是约克郡步兵团的一名连长，如是写道，“冲过来的时候简直成群结队。”不过，防守英军也在敌军炮火下伤亡惨重，炮兵连损失尤为惨重。炮兵阵地太过显眼，就像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先辈们在圣约翰山的位置一样。事实上，威灵顿公爵倘若此时身在勒卡托，想必不会对眼前一幕感到陌生——敌军士兵排着密集的纵队向前推进；赶马的人舞着鞭子，马儿吐着白沫，先把大炮运到前方，再从车上卸下来；传令官带着指令，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
有位德国军官怀着匪夷所思的心情写了这么一番话：“我想就凭这副血肉之躯，是不大可能在如此惨烈的屠杀中活下来的……我们的士兵虽然进攻的时候众志成城，视死如归，还是一次又一次被打了回来。击退我们的敌军士兵相当勇敢。英国人的炮兵为了保护自己的步兵，全然不顾伤亡，部署在靠前的位置，即便完全暴露在我军视线当中，仍然在向我们不停开火，试图击垮我们。”沙赫特中尉是机枪连连长，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对这样的景象表现得更加疑惑不解，写道：“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一个（英国）炮兵连，按照我们的作战理论来看，位置太过靠前，几乎和步兵布置在同一条线上，而我们已经差不多接近步兵防线。往右！目标距离1400米！快速开炮！近了一点，再高一点！接下来效果怎样，很快就能看到。就像被翻开的蚂蚁窝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热闹。到处都是人和马，像无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被打倒在地。混乱之中，只听见枪声哒哒哒地响个不停。”
史密斯-杜利恩下令把后备队调上增援，缓解右翼危机。不过，后备队兵力太少，没有足够人手把守如此长的距离，还在穿过阵地的时候就遭到德军火力压制。约克郡步兵团的伯蒂·特里沃后来回忆起这场战役时形容战斗：“太过惨烈，非言语所能描述……我们连每个人平均打了350来发子弹，打死不少敌人。可是，即便如此，还是被围得死死的，完全无法脱身——那里要是还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地活着，绝对是个奇迹。你除非一连好几个小时一会儿拿着炸药霰弹乱投一顿，一会儿拿着机枪步枪猛打一通，否则根本不会明白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哪里好玩，我搞不懂。”一架德军飞机在头顶盘旋，丢下好些烟雾弹，一落到地上就放出彩烟，给炮兵做记号，为这场战役增添了几分19世纪的时代感。上午10点左右，史密斯-杜利恩右翼阵地上有个炮兵连的军官已经全部阵亡，只剩下一门大炮还在开火。在这一天，约克郡、萨福克郡、康沃尔郡、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还有东萨里这些由各郡士兵组成的部队展现了各自的顽强与坚持，以及身为职业军人的素养品质，这些都是除了那位军长以外，其他高级军官所不具备的。
英军左翼当天一开始就出了小乱子，险些酿成大祸。英王步兵团第一营长途跋涉整整一晚，拂晓时分方才抵达利尼公路。全营以连为单位，成纵队原地候命，准备吃早餐。博蒙特上尉突然发现地平线上远远出现了几个人影，骑着马儿，看上去既不像英军，也不像法军。博蒙特上尉认为来者应当是德军，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被当营长的上校顶了回去，说是一派胡言。营长没好气地说道，敌人距离这里还有三个小时的路呢。就在此时，响起了炊事班大车的铃声。多么让人欢欣的声音啊，士兵们不禁高喊起来：“吃的来了！”小伙子们把武器堆在一起，各自拿出饭盒，眼瞅着远处骑马的人身后拖着一些带轮子的东西，还从上面卸了些家伙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上前搭理。来的正是德国骑兵，英国人给了他们足够时间把机关枪从车上卸下，组装起来。就在这1000多英军士兵围在一起，准备享用各自早餐的时候，马克沁机枪开火了。
头一波机枪子弹甫一打过来，英王步兵营的上校营长立时死于非命，三个连的士兵一下子慌了手脚，也顾不上堆在一起的步枪，只知四散逃命。但凡拔腿就跑的，几乎一个不留地被撂倒在地，只有紧紧趴在地上的才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一营副营长好不容易把剩下的士兵召集起来，一面拿回武器，一面把大部分伤员给拖了回来。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内英王步兵营已经死伤400余人，这就是暴露目标付出的血的代价。如此丢人的一幕也被近旁沃里克郡步兵团的一名排长看在眼里。这名排长对于英军当天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实在感到遗憾。诚然，英王步兵营最终还是守住了阵地，可这得归功于面对的只是一小撮德国骑兵和散兵而已。随着格奥尔·冯·马尔维茨将军麾下的骑兵从英王步兵营左翼后方包抄上来，英国步兵只好丢下阵地，仓皇后撤。
轮到德国人暴露自己的时候，他们同样会落得和史密斯-杜利恩部下一样的下场：德军一个炮兵连刚刚在汉普郡步兵团的正前方卸下武器，准备开火，就被对手枪炮齐发，打得抱头鼠窜。无论哪一方，野战炮兵连都打得十分辛苦，这是由于炮手视线受阻，难以看清目标，也就是说，做不到所谓“直接瞄准开火”。当时还没有前方观察员，无法依靠电话和炮兵阵地联络沟通。只要想一想英国人布尔战争期间在科伦索的惨败，你就会明白把炮兵和骑兵部署在德国人的视线和步枪，还有大炮火力范围之内会有多么悲惨。然而，这样的一幕不仅在勒卡托演出了整整一天，还在这场战役中一再上演。英军大炮利用缺口表尺瞄准发射，距离在1200码左右——比起威灵顿公爵那个年代的炮兵来差不了多少。德军虽然装备更加精良，配备了吨位更大的榴弹炮，能够从隐蔽的位置间接瞄准射击，但双方都受制于随身携带的弹药不足。炮火实在太过猛烈，对于必须忍受炮击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堑壕蔽体的人来说似乎过于残忍。不过，这样的场景只是小小序曲，在日后一场接一场的战役中将会愈演愈烈。
哪怕最激烈的战斗也会有一个特点——并非所有参战人员都在一直打个不停。在勒卡托，虽然有些部队遭受重创，可也有一些整个上午都安安静静地待在防区里无事可干，刚刚开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受到德军骚扰。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汤姆·伍拉科姆写道，自己11点30分去后方营里吃饭的地方“美美地吃了一顿中饭”。只要回到前方阵地，有时候“我们就坐在那里，有说有笑，开始觉得无聊起来”。就算德国人的炮弹打了过来，落在身旁，伍拉科姆还在看着四头黑色奶牛发呆。只见奶牛安静地吃着草，一副天塌下来，不关我事的模样。虽然，其中一头最终被炮弹直接命中，当场毙命，但另外三头还在一直嚼个不停，直到这一仗打完。有个参战的德国兵也是一样，出神地看着一群绵羊咩咩叫个不停，在隆隆炮声中穿过前线。
罗布林是一名步兵中尉，发现自己不管用望远镜再怎么仔细观察英军阵地，都找不到敌人位置，不知该朝哪里开火。罗布林回忆道：“就在这个时候，好些东西从耳边呼啸而过，有的还陷进了地里。突然，我右边有两个士兵一下子叫了起来：‘上帝啊，苏本巴赫，我中枪了！’苏本巴赫中士答道：‘别说这样的话，布斯！给我把嘴闭上！’过了一小会儿，传来一阵哼哼声：‘哦，我只是被打中了肩膀和耳朵！’”罗布林问受伤的士兵要枪和子弹，却找不到目标，不知该往哪里开枪。霰弹开始在身边爆炸，一发子弹击中了罗布林枪上的背带，把这位中尉的手掌撕开了一个口子。一个士兵见状赶紧上前递过包扎带。
这位年轻的指挥官依稀觉得随着德军的炮击不断造成伤亡，英军火力正在慢慢减弱。可是，弗里克中尉刚一跳起来，挥舞着手中的佩剑，想要命令士兵向前冲锋，立马就被击倒在地。罗布林接着看见连长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厄运——连长的父亲也是一名军官，还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写道：“这把佩剑还是连长父亲留下的。1870年，连长父亲就是在这同一个七连，在博蒙特的前方松开了手中的剑，倒了下去。今天这把剑永远掉在了地上。”在科德里，冯·达维耶中尉想让大家乐一乐，把情绪稳一稳，于是故作痛苦地嚷嚷着：“我的单片眼镜丢了，谁要是找到了，待会儿就还给我！”达维耶的笑话要是敌人听到了，想必也会为他鼓掌的。
德军直到中午时分才开始对英军中路发起强攻，结果损失惨重。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赫尔上校要手下耐心等待，等敌人快到500码的地方再开枪。英国人的枪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虽然起到了效果，可是德国骑兵下马之后偷偷溜进了科德里市内。这座小城的部分地区由皇家爱尔兰步兵团负责把守。步兵团接到命令，只好赶紧发起反击。让伯德上校感到宽慰的是，命令遭到了一位高级军官的公然违抗。军官说道：“我们只打算阻止德军前进，消耗敌人。”下午1点刚过不久，炮弹从天而降，落在小城周围。伯德看见士兵们纷纷朝着后方跑去。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负责运输的马匹全被炸死，房子也很快燃起熊熊大火。“不少人在往后方逃命，样子十分狼狈，里面甚至还有军士，”通信主任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当时正在城里，写道，“看到英国士兵这副窝囊样子，真叫人心里难过，开始担心起以后的日子来，因为炮火其实不算太猛，损失也不算很大。当然，这些都是些没出息的家伙，要么就是长官不在，没人指挥。还是能够找到不少好样的士兵在坚持顽强抵抗。”
伯德上校正准备把在科尔德当逃兵的家伙统统抓起来，突然遇见旅长垂头丧气地坐在马鞍上，两名参谋官牵着马，正往后方走去。“长官，您好！”上校打了个招呼，“您没有受伤吧？”旅长嘟囔了一句：“没有，只是回去歇一歇。”说完就离开了战场。这名高级军官就此退役，理由是受到爆炸冲击，得了脑震荡。不过，到了战争后期，地位低下的士兵倘若找这样的借口，依照军法，是要枪毙的。幸亏有一小股英军在一名师长副官带领之下，发起反攻，德军暂时从科德里城的南部撤了出去。
与此同时，第二军右翼处境每况愈下。史密斯-杜利恩原本指望黑格施以援手，没想到第一军的部队还在撤退，基本上没有追击，总司令部也无意让第一军掉头回来。就这样，德军在勒卡托可以不受干扰地对暴露在外的英军侧翼发起进攻。英军步兵和炮兵被敌人狂风暴雨般的大炮和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阵地上的每一码动向差不多都被看得一清二楚。萨福克郡步兵团列兵弗莱德·佩奇看见有几个德国兵试图从右边的一条小溪谷爬上来，于是照着敌人开枪射击，不料一发机关枪子弹打中了自己的步枪枪托，另一发从左侧臀部打进去，从右边大腿穿了出来：“就这么一枪，我基本上就动不了了。”德军机动和火力暂停了一小会儿，约克郡步兵团的乔治·雷诺兹说道：“感觉就像裁判吹响中场哨一样。我们躺在地上，脑袋里寻思着不知道下半场会是什么样子。”
答案和上半场大同小异。午后刚过不久，战局已经明了——英军必须撤退，部分士兵已经开始向后方慢慢撤退。有一些部队还能全身而退，可其他的只能留在原地。德国步兵已经抄了他们的后路，从勒卡托上了小山头。“下午两点半左右，局势已经严重恶化，”约克郡步兵团的伯蒂·特里沃写道，“我们右手边有一座桥……被打得千疮百孔。我们往桥那边跑去，敌人的马克沁机枪就在偏右900码的地方朝我们开火，炮弹劈头盖脑打来，都是高爆炸弹和霰弹。有一半人中了弹，弹药也打得差不多了……有一个营举手投了降。我记得是德国近卫兵团的士兵上去把他们俘虏起来的，还绕着俘虏正步走了一圈。”
英军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解救自己的炮兵。有些炮兵连的开火阵地与步兵处于平行位置，需要把骡马队调到前面，把火炮挂上前车，再退回去，一切都在距离德军不到一英里的范围之内完成，一举一动被德军士兵看得一清二楚。史密斯-杜利恩的右翼守军就见识过这样的表演，炮兵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冲上前去，把火炮拖走。用这样老掉牙的方式展示勇气，的确匪夷所思，荒唐透顶。一些步兵看到有个炮兵连的马从一个前斜面阵地上冲了下来，一切动向敌人一览无余，纷纷站起来欢呼。而在另一边，沙赫特中尉和他的机枪手们则对眼前一幕感到难以置信：“右边火光里突然冲出黑压压一大群人，是好几支（英军）小分队，正疯了似的朝着我们冲过来。我们不禁想问：‘这帮人是不是有病？’当然没有！他们正英勇无比地抓紧最后机会把炮兵给撤出来……十二挺机关枪一下子齐齐响了起来，照着这帮主动送上门来的牺牲品倾泻子弹。打得乱成一团、惨不忍睹……有匹马任凭子弹在身边怒号飞过，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低头吃草，一边发出咴咴的叫声，想要找水喝，一边疲惫地摇着脑袋。”
子弹一波接一波打来，炮弹一发接一发落在马匹和骑兵阵中，倒下的马和人像脱过粒的谷子一样堆了起来，血流成河。有两门大炮被抢了回来，带往后方阵地。不过，相邻阵地上的几门大炮没了炮闩，只好丢在原地。有一名军官带着两个开车的士兵，猛冲到距离敌人不足200码的地方，生生抢回了两门榴弹炮中的一门，为自己赢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另外一支小分队则不幸被炸得粉身碎骨，尸骨无存。萨福克郡、阿盖尔和萨瑟兰郡，还有约克郡这三个步兵团负责掩护第五师在下午3点左右撤退，这三支部队后来都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被逐次歼灭。下午3点，约克郡步兵团的特里沃少校带着连里剩下的几个士兵回来了，有两个与特里沃同行的士兵在穿过玉米地的时候被击倒在地，“不过，我们撤退的时候，真的就和在奥尔德肖特一样。我们回过头来三次，试图还击。接下来变成了人人四散逃窜，赶紧找堑壕藏身。火力猛得吓人……撤的时候经过不少丢弃的大炮，横七竖八的炮兵尸体到处都是。”
史密斯-杜利恩站在路边，看着队伍打眼前走过，虽然很乱，倒也不觉得奇怪，只是大多数士兵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是有趣，”史密斯-杜利恩后来写道，“有的士兵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沿着公路慢慢往前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根本就没有什么队形可言，不同部队的士兵都混在一块。我当时打了个比方，说就像一大群人刚刚参加完跑步比赛回来的样子。”这样的话完全夸张过了头——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是在20世纪的先进武器面前，用19世纪的方式硬着头皮打了一仗。但凡参加过战斗的人，只要心智正常，神志清醒，都不会对这样的经历感到开心。不仅如此，把所有士兵粉饰成英雄，如此说辞同样荒唐可笑。军官们若不是拔出手枪来，根本就无法镇住那些抱头鼠窜、一心只想寻条活路的逃兵。在科德里，下午三四点钟左右，爱尔兰步兵团的威尔金森·伯德上校接到命令——伯德此时已经接管全旅——要求再次发起反攻。伯德向一位少校传达了命令。少校正在指挥友邻位置的一个营。只见他直直地盯着伯德，冷冷地说道：“长官，丑话我可说在前头。我的人不会再进攻，他们已经吓坏了。”“那还能不能防守？”“能吧，我想还能。”
伯德一心盼着得到情报，见到一名参谋官骑着马从眼前心急火燎地跑过，赶紧拦了下来，大声喊着：“嘿，嘿！告诉我情况怎么样！”那个参谋官扯着嗓子喊道：“右边的第五师已经被打散了，左边的第四师也被打回来了。我走了！”英军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是事实不假。参谋官的这番话虽然有些夸张，倒也反映出某些人的恐惧不安，这些人本该知道更多真实情况。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得知自己的旅长下令从科德里撤军时大失所望：“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应该留在城里坚守下去。德国步兵根本就没有意思打算发起进攻。”可是，敌军炮火已经摧垮了守军的斗志。威尔金森·伯德对友邻部队的那位营长说了，要求对方务必负责断后。对方回答道：“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可是，长官，丑话说在前头。我的人已经打成这个样子，敌人要是强攻上来，不一定顶得住。”部分英军炮兵当天下午的确让人见识了自己的大无畏勇气。可是，仍然有一位炮兵连连长面对伯德提出的支援要求表示拒绝，扬言不会让手下挨德国人的枪子。伯德给这位连长下了直接命令，不久听传令兵回来报告，说这个炮兵连一看到德国人从列尼朝自己开火就马上撤了。这样做虽然谨慎，但确实丢脸。
一个传令兵骑着马匆匆赶来，终于给伯德的旅带来了撤退指令。成百上千士兵从躺着的玉米茬地里一下子站起身来，往南面的一座桥跑去。桥就在一条铁路线的下方，位于英军防线后方。有人见到这一幕，把这比作“徒步越野大赛发令枪响的一刻”。伯德和各部队的人事参谋都上了马，确保自己的士兵能够看见。“我们坐在鞍上，静静地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首先过来的是赶车的人，在死命抽着鞭子，赶着骡马。马队从身旁匆匆跑过，后面拖着大炮和炮架，步兵坐在上面，挤得满满的。接着过了一小会儿，走过来一大群人，早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此刻只好放慢了脚步走……走在人群最后面的是军官，有的是一个人，有的两个一对走在一块。”
赫尔是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指挥官，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有人看见赫尔在他们师撤退的时候走在最后一个。有些炮兵往后方撤退的时候倒挺聪明，把大炮丢下就跑，省得麻烦。爱尔兰步兵团的年轻指挥官们见此情形，自告奋勇收拾起丢弃的大炮。可是，没了马匹和挽绳，根本就别想拖动大炮。爱尔兰步兵团当天一共损失了5名军官，60名士兵要么阵亡，要么失踪——其中大多数人当了俘虏，另有29人负伤。威尔金森·伯德虽然毫发无伤地活了下来，却在三个星期之后的另外一场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西格纳是一名德国步兵中尉，描述了手下见到英军撤退，开始前进的情形，写道：“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人，接下去还将继续减员，可是仍然希望坚持打下去。防线前面200米开外有一条堑壕，里面虽然还有人，可是白旗已经打了起来，竖在那里。壕沟里的人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有个军官走了过来，把佩剑交给了我。不过，军官后方远处仍然有人在朝我们开枪。我跟军官指出还有人在负隅顽抗，威胁立刻停止，不然马上把他一枪打死。这个英国佬朝后头摆了摆手，枪声立刻停了下来。”
右侧的约克郡步兵营表现出了视死如归、同归于尽的姿态。到了下午4点30分，约克郡步兵营的后路已经被切断。一名德国号兵吹起英军的停战号，希望避免更多死伤。可是，营里剩下的士兵还在继续战斗。其中一位指挥官名叫卡尔·亚特，是一名少校，42岁，带着剩下的19名士兵最后发起刺刀冲锋，结果身受重伤，倒地不起。亚特等人的行动到底属于英雄举动，还是蠢笨无用的徒劳反抗，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争议，但亚特仍然为此获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勋章是在亚特死后追授的，亚特被关在德国时企图越狱逃跑，最后死在了狱中。有些约克郡步兵营的士兵在阵地陷落时死在了敌人的刺刀下。不过，德军放过了其中大多数人，对待伤兵也很人道。能够逃回来和第二军大部队会合的人不多。重新集结的时候发现包括约克郡步兵营的上校在内，一共损失了17名军官，还有大部分军士和士兵。剩下的士兵交由伯蒂·特里沃接管指挥。
中路的戈登高地营没能接到撤退的命令。命令是在下午5点左右发出的，负责送信的传令官以为250码距离不远，骑马一会儿工夫就能跑过去。高地营当时正在严阵以待。看到传令官挥手的只有一个中尉。中尉当时正和敌人打得难分难解，根本就没有时间传话。三个排偷偷溜出阵地，主动发起进攻，终于重新夺回了防线。余下的士兵继续从奥登库特山脊向下开火，一直打到夜幕降临。一同作战的还有皇家苏格兰步兵营和皇家爱尔兰步兵营一些走散的士兵。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蹊跷，戈登高地营的指挥官和另外一名军官发生了争执，后者是一名名誉上校，名字有些怪异，叫作戈登，在南非战争中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戈登声称自己的权力在营长之上，于是接管队伍，带着全队人马，趁着夜色向南进发。到了贝尔特里村，几个军官走进一家酒吧，发现里面居然全是德国人。据这些军官后来声称，他们立刻拔出手枪，与敌人交火，把敌人收拾了个干净。戈登带走的这批人大概有750人，最后差不多全部走投无路，选择了投降敌军。这段苦难旅程具体细节究竟如何，其中肯定不乏高级军官的相互推诿，一切都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被人遗忘。一名受伤的苏格兰军官回忆起一个年轻的德国中尉给了自己巧克力，还问自己：“你们英国人干吗要跟我们作对？没有用的。我们还有三天就要打到巴黎了。”
索尔代将军指挥的法国骑兵早就在西面和敌人展开了战斗。英军连夜撤退，一共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索尔代的法国骑兵，还有75毫米炮，在掩护英军撤退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亨利·德·费隆将军的地方部队同样对进攻勒卡托的德军发起了进攻。要是没有法军支援，克拉克的大军本可以早在下午就把史密斯-杜利恩的左翼全部端掉，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二军撤退之后过了好几个小时，德军炮弹仍然倾泻在第二军留下的阵地上。“英国人撤退倒是蛮有水平，我们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察觉。”骑兵上尉弗莱赫尔·冯·德·霍斯特如是写道。史密斯-杜利恩从与敌人的近身交战中抽身而退，这可以说是一切战场机动中最复杂困难的一招，从而为这场顽强抵抗画上了句号。
德国炮兵上尉弗里茨·施奈德写道，“8月26日是我们团历史上一个光荣的日子，不过，英国人同样打得十分勇敢，这一点必须承认。虽然损失惨重，伤亡巨大，可英国人还是守住了阵地……那天晚上到了10点来钟，我们在去往博瓦的路上看见一群俘虏从身旁经过，有40到50人，全都个子高高的，身板结实，身上的装备和衣着给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两天前在图尔奈抓到的那帮法国兵全是五短身材、皮肤惨白，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身上的军服破破烂烂、拉里邋遢，简直就是两个样子。”战场上最受人欢迎的战利品当属英军丢下的厚重长大衣，有好几十件，质量上乘，最受德军青睐。
德国人没能包围并且击垮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一方面反映了克拉克的无能，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克拉克兵团遭遇的抵抗有多么顽强。第二军8月26日防守的阵地在很多人看来，最终下场只能是全军覆没。史密斯-杜利恩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不仅没有全军覆没，反而把部队带了出来，即使秩序有些混乱，但这样的结果已经足以让人接受。不过，这个结果一如蒙斯之役，绝对谈不上英军的胜利。史密斯-杜利恩的战士们仅仅只是让追赶者的脚步延缓了几个小时，逃脱全歼覆灭的命运罢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敌军行动迟缓，未能及时集结优势兵力对付英军。第二军在勒卡托总共丢弃了38门大炮，官方公布的人员损失数字为7812人。虽然不少掉队士兵此后几天陆续归队，可这个数字对于一支兵力不多的军队来说已经相当巨大。英军此役伤亡总人数比较切合实际的考量当在5000人左右，其中可能有700人阵亡，2500人被俘，余下均有不同程度负伤。
第二军依旧走在撤退的路上。参谋官们站在路旁，指挥士兵返回各自的部队。由于不少人把帽徽给了当地的法国或者比利时百姓，要想辨认清楚没那么容易。米德尔赛克斯步兵营的汤姆·伍拉科姆说起撤退路上的场景，百感交集：“一路上……真的是惨不忍睹，马也好，人也好，死的死，伤的伤，路上到处都是。拖车、大炮、救护的汽车，运货的大车、推车，各种各样的东西挤得一团糟。你碰我，我碰你，没有任何人引导。虽然打仗那会儿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可这一天晚上感觉又活了过来，精力充沛。上阵杀敌的感觉真叫人兴奋带劲。”
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已经赶在敌人前头，领先了12个小时，德军也无意紧追不舍。通过各团伤亡人数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克拉克在勒卡托的损失大概只相当于史密斯-杜利恩部的一半——和被抛弃在后面战场的英军不同，德军鲜有士兵被俘。克拉克的战果表明在蒙斯和勒卡托的十天战斗中，德军战场伤亡刚刚超过7000人。德国第一集团军在整个八月份的战斗中只有2863名士兵阵亡失踪，7869人负伤。考虑到克拉克指挥着一支217384人的大军，这一点损失简直微不足道。当然，克拉克可能还要为8000病号伤一番脑筋，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脚上起了水泡，无法继续行军。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抛出一个观点，认为德国人有意虚报损失人数，不过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可信。诚然，英国远征军在8月份这两场战役中都打得很坚决，这两仗对于英国人来说也确实意义重大，只是对敌军造成的伤害到底有多严重，的确既不像当时人们预测的那样乐观，也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德军士兵经过这两次交手，对英军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射术心存敬畏，不过，在德军指挥官们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德军裹足不前。毛奇也对勒卡托战役的结果表示满意。克拉克的军团还在继续前进，英国远征军仍在不断后撤。英国人将焦点集中在个人的英勇行为之上，把严峻的“全景”掩饰过去，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英雄传说。事实真相却很可能只是因为史密斯-杜利恩除了背水一战，别无选择，然而待到开打的那一天，却发现自己身陷荒郊野地之中，周围除了甜菜，只有玉米茬子，一片混乱，一团糟糕，能够有幸脱身，全靠老天有眼。当然，哪怕英国人嘴上不承认，法国人的一臂之力也是少不了的。
就在26日当晚，黑格给总司令部发去电报。按照史官埃德蒙兹日后的说法，黑格之所以这么快发这封电报，纯粹居心不良：“除了从勒卡托和博蒙特方向传来的枪声，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第二军的消息。第一军能够帮一帮忙吗？”不能，第一军当然不能。这一天已经过去，一同过去的还有黑格军事生涯中这段不大光彩的经历。按照埃德蒙兹的说法——应该承认，埃德蒙兹的这些话带着怨气，甚至恶意——这位第一军军长对勒卡托战役从来闭口不谈，如果非要说上几句，也只是说史密斯-杜利恩选择在勒卡托这么个地方开战是个错误。历史学家对此的评论读起来值得玩味——“我想黑格对于1914年8月应该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吧。”英军士兵凭借着自己的坚毅果敢与战斗技能，勉强弥补了那帮高级军官的蠢笨无能。蒙斯和勒卡托这两场战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阻止了克拉克军队的前进势头。德国人每一天在法国的领土上少走一英里，霞飞重新部署的计划就多一分实现的希望。时间就是关键，留给毛奇的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