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输了，可我既不知道为什么会输，也不明白怎么输的。”保罗·林迪尔如是写道。这名炮兵所在的炮兵连午后不久把火炮往车上一挂，匆匆退出了战斗。“……我现在才发现通往西南方向的路上，长长一路的林子里到处散着弹片。这样看来，我们的侧翼肯定被炸得不成样子……赶车的人一个劲地催着马儿快跑，其他人从炮车上跳下来，好减轻重量，散开队形，跟在队伍两边跑。山坡很陡，半山腰上有一辆步兵的大车陷进了路旁的泥里，车子都快要散了架，横在路上。一匹可怜的白马被辕杆架着，已经筋疲力尽，赶车的人一面大声吆喝，一面在推一侧的轮子。我们里头有一个中士见状，照着那个步兵吼了起来：‘那个谁，动作快点！’……步兵回过头来，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看得出眼睛里泪水都在打转：‘快点？你倒告诉我怎么快点？！’”林迪尔和战友帮着把大车重新推回到了路上。“这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下午两点。空气又热又闷。”

虽然德军在维尔通战役中也付出了283人阵亡，1187人受伤的代价，可是法军伤亡人数要比这多出好几倍。整个部队前后两次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死去的士兵像折叠椅一样堆在一起，倒下去的时候一个压着一个。骑兵再次惨遭屠戮。两名旅长牺牲，有一个团所有军官全部战死，另外一个团有三分之一的军官阵亡。当晚，第三集团军的指挥官们一开始还在妄想次日一早再次发动进攻。士兵们接到命令，开挖堑壕，可手头能用的工具只剩下了一样东西——军用饭盒。军官们很快意识到每个团几乎所有指挥官都已伤亡殆尽，已经无力再战。有个士兵没被打死，侥幸活了下来，因为受到过度刺激，站在那里只知道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叨“死了！啊……全都死了！”法国人收拾残部，陆续撤离维尔通。德军声称当地居民给法国炮兵发了信号，随后展开残忍报复。德皇为自己的儿子和鲁普雷希特亲王分别颁发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

22日无疑成了法国人的受难日。就在同一天，北面的法国第四集团军穿过一座名叫贝尔方丹的村庄，沿阿登山区的林中小路前进。其中一个团的团长名叫查尔斯·曼甘，他正率部向前挺进，快要到达特尔蒂尼的时候，德国人从周围的林子里开火，两军随即展开一场恶战。曼甘率兵发起刺刀冲锋，双方在贝尔方丹展开激烈巷战。村子遭到大规模炮击。当晚，法军残部退至林地边缘，全团共有八位连长战死，损失兵力超过三分之一。法国一直以来都在打算利用从殖民地招募而来的士兵填补白人士兵的缺口。曼甘曾在1910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黑色力量》（ilaforcenoir/i），读起来让人感到悲叹。他在书中写道：“这些原始人的性命在我们看来如此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可他们的青春热血却在沸腾奔涌，仿佛早已等不及抛洒出来。他们必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向世人展示什么才是‘法兰西的愤怒’，而且只要有必要，就一定会重新点燃这股怒火。”此时此刻，大战已经爆发，那些来自摩洛哥、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的士兵的确身先士卒、燃起了这股熊熊烈火。截至1918年，法军黑人士兵死亡率在白人士兵的三倍之上，原因在于被挑选出来，执行自杀任务的多半是黑人士兵。

在大战初期这些有去无回的任务当中，有一场就落到了殖民地第三步兵师的肩上。8月22日，殖民地第三步兵师的士兵经过一座名叫罗西尼奥勒的村庄，然后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公路进入昂立耶森林。法国人丝毫没有打算事先勘测一下前方敌情。马匹、步兵和大炮就这样排成一列纵队，在丛林中踏步前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非洲轻骑兵团”。因为原先和海军有过瓜葛，该团又有一个绰号叫作“江豚”。德国人早在林中部署停当，耐心等待，直到步兵师全部进入包围圈。短短几分钟，猛烈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顷刻间便将法军打得七零八落。马匹、士兵、拖车，还有大炮全都陷在狭窄的道路上进退不得，一片混乱，唯有投降的才幸运地活了下来。步兵师一共损失军官228人，士兵10272人，其中3800人被俘，两位将军阵亡，还有一位受伤，成了阶下囚。事实上，该师炮兵部队指挥官几乎悉数战死，幸存下来的仅有一人。

由于大炮在密林丛中无法发挥威力，此役法军伤亡如此惨重，完全拜步枪和机枪所赐。保罗·福奈特中尉是阵亡将士之一，他的父亲战后专门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这位父亲悲痛不已，终其一生无法宽恕自己：儿子战前曾经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正是由于自己一再坚持，儿子为了“出人头地”，才加入“非洲轻骑兵团”。法军败退之后，德军再次对平民施以惨无人道的暴行，8月26日当天在罗西尼奥勒杀害了122名平民。

法军在22日当天一日的战斗当中就有2.7万人阵亡，受伤失踪人数多达数万。如此数据可比英国人1916年7月1日在索姆河战役头一天的损失数字要高得多，而后者往往被人误以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日。在龙韦和讷沙托发起的其他进攻和南面的攻势也以同样方式惨败收场。法国人在1914年8月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这不仅仅体现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统计数字之上，还让法军元气大伤，再也无法复原——法国人好歹最后还是挺了过来，这一点倒是值得称道。第四集团军司令朗格勒·德·卡里给霞飞的汇报只有简简单单几个字：“整体来说，结果难以令人满意。”失去子嗣的不止一两位高级军官：福煦的独子和女婿就双双阵亡。虽然总司令仍然要求重新发起进攻，可朗格勒没有理会，选择了撤军。

南面法军的运气多少有了一些改善。爱德华·科德维在8月23日写道：“这一个星期下来，让人筋疲力尽。我们跟在部队后面迅速推进，现在已经到了阿尔萨斯，获得了战场上的新鲜补给。堑壕随处可见；房子被付之一炬；车站里空空如也，被洗劫一空；教堂早已被炮火摧毁；墙上留下的弹孔清晰可见；十字架被丢在了树林深处；俘虏排着长队，打眼前走过。这么多事情，哪一样让人看了不难过？尤其是那些俘虏。一个个形容憔悴、浑身污垢、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既没有带武器，也没有任何装备，身上也不知道穿的是什么。”然而，法国人此刻的乐观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痛苦很快卷土重来。卡斯特诺既然选择了从洛林撤退，那么在阿尔萨斯的友邻部队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后撤，否则就要面临被敌人合围的危险。“5点钟下的行动命令——撤到后方去。”这是科德维8月24日的记录。“没有任何解释。看上去我们在明处。阿尔萨斯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热情欢迎，看到我们走也不怎么难过。阿尔萨斯在过去45年里已经失去了法国味。法国看来已经把阿尔萨斯遗忘，接受了领土割让的命运。是德国人干的坏事，让阿尔萨斯失去了祖国。可怜啊！必须用比利时顽强反抗的例子让德国人明白，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法国，要么德国。”

保罗·德沙内尔是法国下议院议长，后来对弗朗西斯·伯迪子爵说起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情，认为完全就是“一场闹剧，一个天大的错误”。安德烈·纪德在日记里写道：“在牟罗兹的进攻行动，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法国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根源在于喜欢说大话，做假样子。”从来没有人真正指望在南面发起的这些攻势能够达成目的，取得成功。之所以像德国人预测的那样发动进攻，不过是为了重塑法国的辉煌形象。除非，或者说只有等到法军在其他地方赢得胜利，否则这样的目标最好还是不要先提出来。

毛奇的军队同样在阿尔萨斯的林地和葡萄园里经历苦战，损失不小。在孚日山区，法军特种山地部队“山地轻步兵团”给予了德国人沉重打击。德军重新夺回牟罗兹其实就是一场屠杀，事先没有经过任何侦察。有个军官名叫莱斯特，是一名少校，提起得不到上级有效指挥时的恐慌艰辛，简直一把鼻涕一把泪：“根本就没法和团里取得任何联系。整个战役期间从团里得不到任何命令。”奥托·布赖因林格中士回忆道，打完牟罗兹这一仗，连里面的250个人只剩下了16个。

德国人损兵折将的确不少，可在八月份一系列战役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仍然非霞飞的军队莫属。雅克·里维尔所在的团和南希北面的第三集团军一起打的这头一仗，一起加入了伤亡名单。里维尔和一支预备役部队的战友们正在一起等待命令，准备行动。就在这个时候，上尉突然喊了起来：“趴下！趴下！”上尉的声音听起来急迫得很，演习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这样。里维尔听见“一阵声响，轻轻地，好像在撕什么东西一样”，只见头一批炮弹从头顶的天空划过。队伍有那么一阵子陷入混乱。周围林子里的响声变得嘈杂起来，这意味着敌军正在逼近。大伙儿接着看见原来是指挥官的战马，挣脱了缰绳，跳来跳去。炮弹开始从四面八方落下，落在法军阵地上，腾起来股股黑烟，像个菱形。

8月24日天明时分，德军的进攻部队抓住了里维尔。让里维尔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和战友们在堑壕里打了好几个小时。敌军攻下堑壕时，这些征服者竟然没有表现出一丝恶意，只是说了一句：“仗打完了，该收场了。”里维尔心想德国人做事真是简单实用，就这样一直开火打下去，直到把敌人打趴下，然后等到有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再来结案，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有桌上摆着的纸笔和一份白纸黑字的报告。“就是因为这个，德国人才总能打胜仗，”里维尔回忆道，“今天这样的军事行动感觉原本就是为德国人设计好的……德国人只做该做的，把手头的活儿好好做完（他们的办事方式法国人根本就做不到）……就连抢东西，放火都是一样（井井有条）。”安德烈·纪德也写过类似的话：“搁在我们这儿，军队这东西不过是一个工具；放到德国人那里，就像一个器官。所以，大可毫不夸张地这么说，既然有了这么个器官，那么打仗也就成了一种必要的功能。”

马里-让·佩尼隆是法国总统普因加莱的军事联络官，他一直表现得莫名其妙的乐观。事已至此，总统终于开口问话：“难道输了？”佩尼隆的回答干净利落：“输了，总统先生。”除开人员伤亡，领土丢失也让法国在煤、铁和钢材等物质生产方面丧失了相当能力。普因加莱在8月24日写了一番话，语气相当冷峻：“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幻想到哪儿去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能不能救得了自己，完全得看有没有能力抵抗。”不少法国士兵现在都认为德皇的军队要比自己想象得更加强大，德皇军队更像一台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雅克·里维尔被关了起来，他在一个车站见到德军士兵从火车上下来，踏着大步，开赴战场，“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井然有序”，眼神里无不充满着羡慕尊敬的目光。在里维尔看来，这是一支“为战争而生的军队，而非因为战祸临头才被迫拿起武器作战的军队”，而法军正属于后一类。

虽然，里维尔和不少法国人都对敌人表示尊重，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毛奇的将士们在精力、效率和士气上无疑值得称道，可是真正能够在战术上体现出过人天赋的却寥寥无几。德国步兵冲锋时和法国人一样人挨着人，肩并着肩，抱团作战，死伤同样惨重。75毫米炮，还有机枪和步枪炮火给敌军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无论德国，还是法国，双方都有不少军官尽干这些徒逞匹夫之勇的无益之举，不仅让对手看得目瞪口呆，还引发自己士兵的强烈反感。有一个德国兵8月18日在目睹了德皇掷弹兵团投入战斗场景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仗还没有开打，（普鲁士）乔基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殿下和机枪连的连长就踩镫上马，跑去前头侦察了。眼看敌人的炮火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两个人也不知道下马隐蔽，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全团所有参谋官从始至终站在先头部队里头。德军另外一个团的团史记叙道：“22日当天，第131步兵团直接发起进攻，深深插入敌军阵中。”卡尔·格鲁伯来自弗莱堡，是一名建筑师，任职连长，他的手下的士兵一直缠着自己，问个没完没了：“中尉，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打到巴黎了？”“中尉，仗是不是很快就要打完了？”8月，符腾堡公爵的第四集团军伤亡2万人，与亲王殿下的第五集团军伤亡人数大体相当。

不仅如此，德军指挥机制也开始暴露出严重缺陷，高级军官无论在判断能力，还是人格特征上都显得难以胜任。霞飞虽然是这一系列“边境战役”惨败的主要责任人，可他至少对军队拥有绝对权威，对军事行动动向了如指掌，在这一点上无可挑剔。相比之下，毛奇却任由下属在战场上随意执行各自的作战意图，既不干预，也无协调。毛奇甘居幕后，扬言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不在于如何指挥手下的将领，而在于鞍前马后辅佐德皇。

大战的到来让威廉二世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了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而那位帝国总参谋长则在暗自担心，深恐自己的主子会找个机会，把虚名变成现实，离前线越近，就越有可能插手掺和军事行动。毛奇因此一门心思，要把德皇隔离开来，不让德皇受战场局势变化的影响。8月16日，帝国统帅部在科布伦茨正式成立，威廉二世下榻在城堡寝宫，毛奇的一众幕僚则搬进了乌尼恩酒店。通信主任另有安排，住在巴特埃姆斯。此举不仅令人费解，而且给指挥通信造成了严重影响。格哈德·塔彭中校身为作战处处长，不失为关键人物。此人一向妄自尊大，专横跋扈，颐指气使，蛮横无理，下属多有怨恨。塔彭建议毛奇务必距离战场更近一点。那位总参谋长则声称虽然这里田野交错，但仍然不够安全。毛奇此言不足为信。事实上，他看起来更像自视为董事会主席，而非首席执行官。后果便是让德国在西线的七个野战集团军司令各自为政，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行事，共同指导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

拿破仑曾经写过，身为将军，意味着一切尽归其掌握。为将之人不单是一军之首脑，更加代表了这支军队的一切。正所谓“征服高卢者非罗马军团，恺撒是也；令共和国军队颤抖于罗马城门前者非迦太基军队，汉尼拔是也；剑指印度者非马其顿大军，亚历山大大帝是也。”诚然，到了1914年，个人品性比起一个世纪前来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人民大众更是如此看待，但这并不代表拿破仑·波拿巴的话已经过时。开战头三个星期在指挥上犯下大错的虽然是法国人，可德国人也将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然而，纵使时光短暂，德皇将士们仍然自以为胜券在握，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攫取胜利果实。管他大小，总之到手的果子就要好好品尝。8月22日，西里西亚第105步兵团二等兵沃格尔伙同自己部队的另外两个士兵闯进了一家法国杂货店，把店内商品洗劫一空。沃格尔手里抱着满满一箱抢来的东西，不想迎头撞见营里的人事行政参谋。“你箱子里装的什么？”参谋问道。“是饼干，中尉先生。”“我能拿一点吗？”“当然可以，先生。”沃格尔描述了六个法国兵第二天是怎样打着白旗，走到德军防线前面举手投降的：这几个法国兵的战友大都已经撤退，躲进了附近的林子里，丢下好几百具尸体，“像瘟疫一样散发着恶臭”。可是谁能料到，这样的命运竟然很快落在了沃格尔自己的头上。后来，他的日记被英军士兵捡到的时候早已被鲜血浸透。

士兵们在各条战线上展开殊死战斗，与此同时，整个欧洲，千家万户的数百万平民百姓也在焦急等待消息从战场传来。海琳·施魏达住在不莱梅，她在8月18日给男友威廉·凯森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些老百姓什么也不懂。动员刚开始的头几天兴奋得像发了狂一样，待到这股劲过去，现在又变得死气沉沉。不莱梅城里很快就会只剩下女人了。”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星期，几乎每个城市都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先是狂喜，待到后来消息从前线传来，又变得沮丧忧伤起来。这些消息本就不多，而且往往以讹传讹，错误百出。8月份的绝大多数疯狂庆祝活动都发生在德国。21日下午，洛林告捷的消息传来，在德国各大城市引发了一轮庆祝狂潮。例如，弗莱堡的不少家庭就在屋外挂起了德意志帝国国旗和巴登地区的区旗，教堂也敲响钟声，大教堂的尖顶上飘扬起了帝国的旗帜。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疯狂庆祝德皇与帝国军队取得的辉煌胜利。兴奋的人们聚集在市中央的广场上，把胜利纪念碑围得水泄不通。

在法国，无论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及其英国盟友，都在相当程度上对发生的一切，诸如惨遭屠杀，兵败撤退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不过，消息灵通人士还是有足够渠道得到消息。尼斯住着一位伯爵夫人，上了年纪，每次只要一听说普罗旺斯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在洛林表现丢人就感到恶心，总会用轻蔑的语气指责当地的男人巴不得靠女人谋生。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在16日写道：“我认为法国人只向民众公布打了胜仗的好消息，吹嘘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多少大炮，这一套做法相当愚蠢，因为法国人自己肯定也损失了不少人员大炮，等到真相一出来，国内肯定会乱成一团。”伯迪爵士两周之后又补充写道：“《泰晤士报》上描写的事实和真相要比任何一家法国报纸都多。”当然，爵士这番话对《泰晤士报》来说也绝对算不上什么恭维。

战争开始在法国国内造成种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外省城镇里受伤士兵的陆续到来。比如，格勒诺布尔就在8月22日迎来了第一车伤兵，截至9月份，全市已经接待伤员2000余人。大部分是从前线直接送回来的，看各地政府的态度，再分散到各个城镇乡村安置。统帅部发布命令，为了确保不对士气造成影响，一般平民尽可能不要接触伤员。话虽如此，可每当一列载着伤兵的火车到来，遇上的都是成群结队的平民。每一个人都在问着自己关心的问题，“无可奉告”成了最普遍的回答。有一个“山地轻步兵团”的士兵说道：“我们这些当兵的对于军事形势其实和老百姓一样一无所知。我们自己的排、自己的连、自己的单位，我们所有知道的，或者说一般关心的也就只有这个。”

不过，待到开头几个星期过去，人们对伤病员的好奇心已经不再强烈，也不再那么关注士兵的困境。热情消退如此之快，令不少人大为寒心。在纳博讷，酿酒商路易·巴塔不无心酸地说道，城里的医院已经住满伤兵，市长于是呼吁市民们带伤兵回家，帮着照料，谁知大多数人充耳不闻。车站周围躺满了受伤的士兵，这些士兵已经在担架上挨了好几个小时，奄奄一息，没有人知道该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才好。好几个月以来，各交战国的医疗机构，尤其是法国的医院人满为患。伤兵成千上万，有的身上被烧伤，有的肢体残缺。不少人就这样不治而亡。其实只要救治及时，哪怕是最简单的治疗也能够挽救这些人的生命。可惜的是，就连这样的处理也往往无法得到。

法国人虽然在开战的头几个星期一败涂地，但是士气并未垮掉。霞飞军中的绝大多数士兵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信心，着实让人吃惊。可是，这股一反常态的严肃劲儿终归让数百万人情绪缓和下来。有一名法军军官在给英国朋友的信中写得相当直截了当：“不用说也能看得出来，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可不是在剧院里演戏，这些行为发生的场合和时间可不是吹一声口哨就控制得了的。看戏的人早就等不及开始，他们会发现这出戏要比预期的演得久一些……我们会和敌人斗争到底，直至最后一兵一卒，直到‘斗志’全部耗尽。不过，请你放心，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德国人早就被我们揍趴下了。”话虽如此，随着法国人的攻势渐渐退去，毛奇又开始积蓄力量，大举进攻。八月中旬的这些冲突不过是序曲、铺垫而已，接下来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切才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

第二节“德国人的兽行”

德国人在西线战事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有一件事情干得尤其丑陋，这件事对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军残忍虐待平民百姓，犯下累累暴行，而且这些兽行都得到了最高层的许可。入侵的德军自列日开始推行有组织的暴力政策，并在日后将这一恐怖政策推广至侵占的全部领土之上。德国人早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就领教过法国游击队的厉害，这些游击队都是由普通平民组成的。到了1914年，德国人对这些非正规义勇军表现得耿耿于怀，将其视为破坏战争法则的威胁。有一名士兵在阿登附近作战，他在8月19日的日记里头写了这么一段话：“听说我们每次派骑兵出去巡逻，都会在村里遭到暗算。说起来真是可怜，好几个家伙就这样丢了性命。太可耻了！为什么不上战场真刀真枪干上一场？是的，那样的话才叫为国捐躯。可是，躲在路边搞埋伏，从屋里朝窗外打冷枪，把枪杆藏在花盆后面，这算什么？这可不是一个军人堂堂正正的做法。”

有位军官在8月19日的《德意志日报》上发表来信，写道：“我们之所以要把每一座城市，每一座村庄都夷为平地，纯属迫不得已……因为那些平民，尤其是女人，只要等到我们部队经过就会朝我们开枪。有个村子昨天就有人从教堂顶上向我们的士兵开枪，有个连有一半士兵英勇牺牲。我们把那帮家伙从教堂顶上抓了下来，就地正法，村子也一把火烧了。有个女人见到一个骑兵受伤，居然把那个骑兵的脑袋给砍了下来。这个女人后来被抓了起来，我们要她自己提着骑兵的脑袋去一个地方，然后一枪结果了她的性命。我们的小伙子都是好样的、勇敢的。他们想要报仇雪恨，想要保护自己的军官，只要抓到义勇军，就会把他们捆在路边的树上。”这些话读起来感觉过于夸张、不着边际。不过，一听到义勇军三个字就疑神疑鬼，这种事情无处不在。有个德国兵向一群抓起来的法国兵保证，要对方放心，说什么“当兵之人，皆是战友”，说完却挥舞着刺刀，恨恨说道：“可是那些义勇军除外……”

德军在比利时的所作所为，那些所谓的“德国人的兽行”很快成了协约国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有一个爱尔兰士兵负了伤，住在多佛的一家医院里头，对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说自己亲眼看到德国人押着一群妇女儿童走在部队的最前头。虽然目击者有时见到的只是逃难的难民正好跑在进攻部队的前面，可这种事情的确时有发生。不过，某些故事显然夸大其词，好比说什么匈牙利人用刺刀把婴儿活活挑死，普鲁士掷弹兵把一个母亲的手生生砍断，诸如此类。杰弗里·哈珀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士官生，听说了德国人在比利时犯下的暴行之后在8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要说德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种族’，或者是一个开化的民族，我真的说不出口。如果说德国军队里头大部分人能够干出现在干的这些坏事，这个民族剩下的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理所当然把每一个德国人，管他男女老少，总之德国皇帝以下的所有人，都不再认为他们之所以野蛮是因为穷，或者是没有教养，他们是故意的。”

英国的各家报纸开始展开激烈辩论，争辩的议题是当英国受到侵略的时候，平民百姓是否应该拿起武器反抗。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认为奋起反抗理所当然，该观点却引来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的坚决反对。这位记者举出比利时人的例子，认为依靠老百姓去打敌人毫无意义，不仅伤不到德国人一根毫毛，反而会引起凶残报复。文章写道：“要让每一个人明白会有什么下场。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副可怕疯狂的场景——村子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残忍处决杀害，还有一切莫以名状的可怕暴行，这些报复行径杀红了眼的士兵通常都能干得出来。”

人们不久之后便得知真相，某些德国人在比利时犯下暴行的报告纯属夸大其词，甚至完全是凭空捏造，只不过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宣传目的罢了。人们得知真相之后的反应很激烈。在巴黎，有一天有个美国人走进法国比利时协会的办公室，安德烈·纪德也在替这个协会帮忙。美国人提出只要协会工作人员能给他介绍哪怕一个孩子是被德国人折磨致残的，就愿意慷慨解囊，捐出一大笔钱来，言语之间不乏讽刺奚落。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在于让·黎施潘之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德占区有4000多个孩子被敌人砍去了手脚。

不少英国士兵对德国人怀有敬意，将之视为“值得尊重的对手”。这种情况至少在战争早期，在毒气战和旷日持久的屠杀让英国士兵心态变硬之前符合事实。英军士兵看着报纸上大篇幅地报道说德国人犯下如何残忍的暴行，简直不屑一顾，因为这些报道和他们的亲身经历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伯迪·特里沃是一名少校，9月份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赞了敌人的公平战斗精神：“我们打的是近卫军团……运气不错……（所谓）那些德国人对伤兵无恶不作的故事全是夸大其词，一派胡言。”《新政治家》杂志也表示疑惑，认为敌军对平民犯下累累罪行的报道实不足信。文章写道：“这种事情看起来放在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的敌人没有干过这些坏事，你就会编出一个来，安在敌人头上，这样才好让人去恨对方，因为你需要有人去恨你的敌人。”萧伯纳谈起报纸上有关德军暴行的报道，打了个比方，把这些文章轻蔑地比作“一个士兵打仗受了伤，在哎哟喧天地叫着喊着要吗啡”。

后来直到1928年，工党议员亚瑟·彭松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作《战争中的谎言》（ifalsehoodinwartime/i）。作者在书中声称1914年的所谓“暴行”完全是协约国政府有意杜撰捏造出来的，旨在激发民众对敌人的仇恨之情。彭松比的这本书受到了自由派的欢迎，在德国引起轰动，广受好评，着实出人意料，后来甚至在纳粹德国再版发行。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欧洲人相信，对于德国所犯战争罪行的指控其实并无多少依据可言。这件事情到了战后又掺和进了英国自由派的观点，认为但凡参战的国家都在道德和政治上对于这场浩劫负有责任，都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一样有罪。

然而，此种观点与当时的证据并不相符。现代研究表明，虽然某些媒体有关暴行的报道的确属于捏造，但是德军在比利时和法国的确有组织地开展了反人类行径。诚然，英军和法军士兵偶尔也会把无辜的法国或者比利时平民当作间谍奸细处决，可是像德军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别说记录、就连针对西方盟国的指控都找不到。德皇的军队害怕所谓“义勇军”的威胁，早就走火入魔，所以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和战俘人质。约翰·霍恩和艾伦·克莱默是目前德国战争罪行研究方面最具权威的历史学家，二人在书中写道：“我们可以明确表示，既没有任何平民集体反抗，也没有（类似1870-1871年普法战争那样）义勇军部队的军事行动。只有少数平民向德军开枪的单独个例。可是，没有任何一次类似事件值得引发像迪南、卢万，或者比利时的列日和法国其他地方那样的大屠杀。”

传言自8月初就已沸沸扬扬，说义勇军在私下活动，无恶不作，就连细节都说得有模有样，在德军各部队中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这些流言蜚语让德国士兵一方面只要听见阵线后方传来枪声，就会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另一方面又做好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大肆报复。德军最高指挥层也通过了极其严苛的政策。德皇威廉在8月9日写道：“比利时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魔鬼野兽，比起哥萨克人来说没有丝毫区别。他们百般摧残伤员，把伤兵活活打死，杀害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还在背后开冷枪……被比利时人打死的都是街上站着的哨兵，根本就没有伤害过他们……比利时国王现在就得立刻知道，既然他的人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自己不遵守欧洲的一切传统……那么，比利时人也必将得到同等对待。”

引发德军过度报复的事情不少。有一桩发生在8月12日晚上，地点在比利时的卢森堡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阿尔隆有一名妇女，在打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把窗户上头的野战电话线给切断了，结果被说成是蓄意破坏。当地德军指挥官下令将村子夷为平地，并且要求赔偿损失。一名警官被抓做人质，次日晚上遭到枪杀，原因据说是朝德国骑兵开枪。8月10日，在卢森堡的雅尼，德军下达禁令，要求各家各户看管好自己的宠物。有个意大利人照着做了，一枪打死了自家的狗，没料到枪声让德军误以为是义勇军在开展活动，结果一共射杀了15个意大利人。战场上战术受挫往往会让敌人找地方撒气，把屠刀对准平民百姓。8月11日，德军一支龙骑兵部队因为受到火力压制，被迫撤退，竟然声称在巴扎伊遭到村民袭击。25名村民惨遭枪杀，45间房屋被焚毁。16日在维斯格拉德，一群哥尼斯堡轻工兵团的士兵喝得酩酊大醉，声称遭到攻击。结果当地有25人被枪决，631人被流放德国，维斯全城遭到洗劫，600间房屋被付之一炬。

有些德军部队会对负隅顽抗的敌军部队进行惩罚。8月19日，德军在向阿尔斯霍特的推进途中遭到比利时军两个团的顽强阻击。侵略者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杀死了20名战俘，并把尸体扔进代默尔河中。德军有个旅长，名叫斯滕格，是个上校，当天晚些时候中枪身亡，据悉很可能是“友军炮火”所为。一个叫作什么卡尔格的上尉于是下令将扣作人质的76名男子押解过来，三人一组，立即枪决，以示报复。德军在阿尔斯霍特大肆纵火抢劫，一直持续至当天深夜。8月28日，城里又有一千多居民被集体押往卢万，有些人一到卢万就被枪决。还有四百人后来被流放德国，其中包括当地修道院里的圣心会修道士。阿尔斯霍特全城共有156人惨遭屠杀。

由于暴行过于残忍，甚至就连某些德军军官也开始感到内心不安。在昂登塞耶，惨遭杀害的平民百姓共计262人。塞耶当地新上任的指挥官贝克上尉于是下令8月28日举行“和解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将此视为德国人心虚的表现。不过，利用平民当作人肉盾牌的类似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有一起事件发生在德军攻占那慕尔的时候，有两位神父在被当作肉盾时不幸身亡。同样是在那慕尔，德军于8月23日当晚攻占该城，将400多人挟持，集中带往一所骑术学校，让他们听一名德国军官训话。这名军官用结结巴巴的法语说道：“刚才有人朝我们的士兵开枪。我们在昂登怎么干的，在这里就打算怎么干。……昂登的人想把我们的士兵毒死，朝我们的士兵开冷枪……你们这些家伙同样会被处决，谁叫你们朝我们开枪，就离这儿不远，就在大广场上。你们这帮比利时人竟然割掉我们士兵的鼻子、耳朵、眼睛，还有手指。”不过，当晚抓来的这批平民很快得到了释放，这样幸运的事情难得碰上一回。

古城卢万之所以惨遭劫难，被德军付之一炬，原因在于8月25日晚上8点钟的样子，不知从哪里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德军士兵冲进民房，将屋内的人拖出来一顿毒打，有的甚至遭到开枪射杀。当晚11点30分左右，德军闯入当地大学图书馆纵火焚烧，并且阻止随后赶到的比利时消防员救火，结果导致30万册藏书葬身火海。德军大开杀戒，肆意纵火，暴行一直持续至26日，被毁房屋2000余栋。卢万全城共有近万居民被赶出城外，流离失所，其中1500人被流放到德国。

德国占领军一口咬定比利时教会的神父教士是煽动人们反抗的元凶。德军将卢万城内的神父和大学老师共计400来人赶到布鲁塞尔郊外的一处农田当中，搜查是否藏有武器。其中有一位年轻的耶稣会士名叫杜皮埃赫神父。德军从杜皮埃赫神父身上搜出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一段话，把杜皮埃赫抓起来的那个德国兵大声读了起来：“毫无疑问，我对德国人没有任何好感。我知道几个世纪前的野蛮人会把没有设防的城市付之一炬，房屋洗劫一空，还会把无辜百姓残忍杀害。德国人干的事情和那帮野蛮人一模一样……德国人有理由为他们的‘德国文明’感到骄傲。”杜皮埃赫神父结果被当场处决。

“我们的轻工兵正在默兹河上修桥，遭到塞耶市民袭击，死了20来个人，”哈里·凯斯勒伯爵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为惩罚，有差不多200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没有一栋房子的屋顶和窗户是完好的，全被烧成了断垣残壁，光秃秃地立在街上，每条街上都是这样。当然，更加惨不忍睹的是家里的财物，照片还有镜子全被砸了个稀巴烂，桌椅被掀翻在地，东倒西歪……有一家人坐在门口的人行道上，自家房子在身后燃着熊熊大火。有一家人在哭天抢地，直到最后一根椽子烧断掉下来……从塞耶到比耶瓦尔，路上遇见的每一队德国士兵手里都拿着抢来的东西……我们的士兵对于喝得酩酊大醉，打家劫舍这些事早已习以为常。在列日，一个又一个排的士兵每天都从烧成废墟的屋子里头找出葡萄酒或者烈酒来，喝个没完。要想劝他们罢手，莫干坏事，可不容易。”

8月23日，在迪南郊外的莱弗，德军认为平民抵抗活动愈演愈烈，自己正在面临威胁。下士弗朗茨·斯蒂宾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一切：“我们挨家挨户往前推进，几乎每一栋楼里都有人在朝我们开枪。我们把楼里的男人全部抓了起来，这些人差不多人人都带着武器。于是我们把他们拖到街上，当场打死。只有不到15岁的小孩，老人和妇女得以幸免……我们营是不是有人在这场巷战中被打死或者受伤，我不清楚。只是看见至少180具义勇军的尸体。”莱弗全城共有312人被杀，其中43人是从教堂带走打死的。

这些事情非要说得那么具体，其实毫无必要。按照克莱默和霍恩的记载，战争开始的头几周，记录在案的“大规模”暴行共有129起。其中，101起发生在比利时，另外28起发生在法国，共有5146名平民遭到残忍杀害。如果把死亡人数在十人以下的也算在内，则另有“小规模”暴行383起，1100人丧生。德军在1914年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据悉共有6427名平民遭到故意杀害。据说65%的“小规模”屠杀是因平民义勇军对敌人开火而起。每一支德军部队都有士兵参与屠杀。直到10月边境局势稳定之后，暴行数量才急剧减少。

若是把这些数字拿来和东线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根据德国某官方报告声称，共有101名平民在俄军进攻东普鲁士期间丧生。这份报告只记录了两次“大规模事件”，一次发生在8月28日，地点在尚图彭，19名平民遭到杀害；还有一次发生在克里斯蒂安克曼，时间是9月11日，14名平民被杀。德国人在报告中最后总结道：“事实证明，所谓俄国人犯下的严重暴行……完全夸大其词……据悉，俄军每到一地，都对当地居民秋毫不犯。如果有哪一个城镇或者村庄被烧毁，那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两军对垒中炮火摧毁的。”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么说其实是想把“不少俄军部队在东普鲁士的模范表现”拿来比较，借此说明比利时人对德军的反抗行为有多么“令人发指”。

我之所以花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这些与暴行有关的事件，原因在于这些记录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了协约国民众对于战争的看法，打破了关于战争的神话和传说。从头几个星期开始，协约国阵营里就有一些人产生怀疑，认为有关德军“骇人听闻暴行”的记叙纯属宣传造谣。有六个身在德国的美国记者，为首的是《星期六晚邮报》的欧文·s.科布。六人于9月7日联合致电美联社，要求撤销有关德军恐怖暴行的报道。电文写道：“我们就自己所知道的而言，一致认为有关德军暴行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毫无根据……我们随军生活了两个星期，行军走了100英里，认为任何一桩暴力事件都不是无缘无故、凭空发生的。”

这样的声明不免幼稚，和某些德国报纸的叙述自相矛盾。好比就在四天之前，《科隆报》不但没有否认野蛮报复的事实，反而试图为暴行找到理由：“我们勇敢的战士们并未做好准备，没有料到城里和村里的居民会进行反抗，占领这些地方也是迫不得已。我们的士兵怎会想到有人从窗户或者屋顶上朝自己开枪？所以士兵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开始感到恐惧，不知所措，直到军官下达命令，才采取报复措施，焚烧房屋，处决平民。”现代研究收集到的证据确凿，不容置疑。1914年8月在比利时和法国作战的德军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疯狂的状态，一门心思想要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某些士兵还存在另外一种心态，只要在战场上受挫失利，遭到伤亡，就要找人报复泄恨，根本不管对象是谁。诚然，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支军队都会在未经命令的情况下干出不该干的恶行来，可是在德军施暴事件中，德军作为一个等级森严、上行下效的体系，正是因为得到了由上至下的正式批准，德国士兵才敢犯下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

不管士兵还是平民，协约国还是有不少人心存善意，那些针对德军的控诉虽然读起来实在让人怒不可遏，可是一旦发现指控不实，便会以为与“暴行”有关的一切故事都不值得相信。这样的观点之所以在英国人当中尤为流行，这是因为英国人战前对于德国文化心存敬意。可惜，如此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他们的敌人1914年在比利时和法国的所作所为配不上文明国家的称号。有人为了替德国人的恶行辩护，甚至举出欧洲其他国家和军队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同样有时表现得野蛮残忍。比如，俄国人应该为1914-1915年肆意虐待波兰犹太人承担责任。又如，比利时人在刚果殖民地的丑恶行径一直让人难以接受。大英帝国的安全部队在印度和非洲同样留下了欺虐当地百姓的不光彩记录，一如法国殖民地军队在海外领地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遭人谴责。再说，英国人在1920-1921年爱尔兰独立斗争中的所作所为不也一样为人不齿。

可是，将大量平民掳为人质，大肆屠杀是德国人的一项政策——记住是政策——目的只为打压反抗，而这些反抗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出于臆想，不符实际。德国人的屠杀行径，论规模而言绝非同期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能比。诚然，我们不能把德意志帝国的过分举动拿来和一代人之后纳粹德国犯下的累累暴行相提并论，这样说不过去。可是，正是因为这些残忍的行径，才让我们更加难以接受某些历史学家不负责任的观点，说什么倘若德国赢得了1914-1918年的这场大战，那么将代表一个民族的胜利，在道义上和协约国取胜别无两样。

第三节朗勒扎克遭遇施里芬

法军在几乎整条东部边境线上向德国人发起进攻，而毛奇的右翼则在一步步向舞台的中央迈进，德国人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成为主角。欧洲大陆未来究竟谁主沉浮，这个历史命题的答案将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而非卢森堡、阿尔萨斯或者洛林这样的弹丸之地揭晓。德国两个集团军近60万大军先是穿过布鲁塞尔，随后挥师南下，直扑比法边境。阻挡德国人去路的是法国第五集团军，英国远征军虽然也会很快加入进来，可是即便两军合兵一处，兵力也才刚及德军一半。

霞飞还在抱着希望，指望毛奇的大军一旦掉头，向默兹河南面进发，比利时人就能够对德军右翼给予打击。可惜，霞飞预判错误。比利时人在列日失守之后最明智的做法本应是退至边防要塞那慕尔，进入法军主力的防御范围。但是，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更加关心如何守住国土，而非谨慎行事。阿尔贝决定将军队撤至北方要塞安特卫普，坚守不出，坐等联军前来援救，他本人也于8月20日抵达安特卫普。比利时人提供的一连串情报并非有误，他们警告法国德军主力正如潮水一般穿过比利时，向法国直扑而来，却没能引起霞飞统帅部的重视。

不过，到了8月21日下午，法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夏尔·朗勒扎克将军突然醒悟，意识到敌军来势汹汹，兵力不容小觑。朗勒扎克的部队已经处于德军右翼部队的铁锤之下，这是毛奇实现“施里芬计划”的关键一击。朗勒扎克的部队由四个军组成，虽然已是英国远征军的三倍——那支小小的英国部队将出现在法国人的左翼——可在兵力上依旧敌众我寡，无法与德军分庭抗礼。事已至此，法军统帅部还在指望第五集团军能够与南面的友邻部队会合，重新发动霞飞的大进攻计划。这位第五集团军司令可没有遵守这样的命令。他放弃进攻，开始往桑布尔南面撤退，身后德国人在紧追不舍。

朗勒扎克时年62岁，历史学家对其向来评价不高，原因倒也不难理解。朗勒扎克虽然是个聪明人，虽然在法国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为人粗俗，并无所长，对世事常常感到极度悲观。朗勒扎克对英国人尤为不屑，英国人也习惯对其反讽相讥。朗勒扎克常常把英国远征军戏称为“威尔逊的军队”，这是因为威尔逊身为英国远征军副参谋长，是英军当中唯一一位会说法语的高级军官，引起法国人关注，如此称呼倒也在情理当中。不过，话说回来，朗勒扎克在1914年8月中旬对局势发展动向的把握要远在霞飞之上。朗勒扎克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法军将领，他能够意识到德军正在通过比利时大举进攻。他曾经劝说那位最高统帅放弃进攻阿登，认为那是一个“死亡陷阱”，可惜没能让对方回心转意。朗勒扎克自作主张，多次下令，一退再退，在霞飞和英国人看来不过是软弱无能罢了。可是，正是如此退避三舍，才让第五集团军保存了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迎来一位更加出色的指挥官，承担起应当承担的重任。不仅如此，考虑到当时局势，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朗勒扎克命令部队退守，没有给德国人机会在北部与之决一死战，而这正是德国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结果。

法军最高统帅一开始并未逼着下属出击进攻。正因为如此，第五集团军整体上并无大的动静，直至8月21日卡尔·冯·比洛的军队在沙勒罗瓦一带率先发难。沙勒罗瓦本为工业区，厂房众多，烟尘弥漫，炮兵和步兵难以获得清晰的视野，看清敌人，实在不是打什么防御战的理想之地。21日当天，德军首先抢占了桑布尔河上的桥梁，并且击退法军多次反攻。第二天堪称沾满法国人鲜血的一天。当天清晨，比洛率众参谋官驱车登上一处高地，在制高点上俯瞰战场全局。朗勒扎克虽然在山谷对岸驻有两个军，却并未向两个军的军长下达任何命令。如此一来，这两个军只好按照自己意图行事，而这两位军长做的也正是8月那会儿每一位法军将领一心想做的——进攻。法国人前仆后继地发起一波又一波冲锋，试图重新夺回河上的桥梁，最终还是被打了回来，损兵折将6000余人。

第一狙击兵团和第二佐阿夫兵团这两个殖民地步兵团伤亡惨重，为那个时代血染的传奇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狙击兵团团旗几次易手，围绕团旗还上演了一场近身之争，听起来颇有些超乎自然的奇幻色彩。该团团史后来记载道：“旗手一共死了五回。”听上去虽然不合情理，却生动翔实。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中尉是英军与朗勒扎克的联络官，在描述狙击兵团进攻场景时如是写道：“感觉就像演习一样，排着密集的阵型，吹着嘹亮的军号，敲着战鼓，旌旗招展，士兵们个个奋勇向前，势不可挡。这群勇敢的战士面对着敌人的机枪大炮，敌人的炮兵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活靶子摆在眼前……士兵们被打了回来，显得有些混乱。”我们不应忘记，第五集团军的大多数士兵对于这样的场面还显得陌生，不像南面的法军，如此场景早已经历了两个星期。斯皮尔斯见到了朗勒扎克的一些手下，都在准备重新发起进攻。斯皮尔斯写道：“这些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看上去像个孩子，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还以为假期快要来临，正准备出门上路，去当地市场赶集。”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法国人的万丈豪情便被浇灭在了机枪和高爆炸弹的狂风暴雨之中。

斯皮尔斯中尉——斯皮尔斯当时总把自己的名字拼成“斯派尔斯”——是1914年这出大戏中最值得一提的参与者。斯皮尔斯那一年刚刚28岁，由于自小在法国长大，因此和同时代的英国军人比起来有着难得的天赋，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不带一点口音。斯皮尔斯虽然年纪轻轻，资历尚浅，可是自打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英法两军高级军官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那帮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面前显得游刃有余，毫不胆怯。四年之后，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起斯皮尔斯时曾有过如此一番评价：“此人危险至极……是一个极其干练，心机颇深的犹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左右逢源。”不少英国人也持相同看法，对斯皮尔斯的为人表示不屑。大战后期，温斯顿·丘吉尔与斯皮尔斯交好，不少同僚对二人的友情将信将疑，嘲笑二人是一对江湖骗子。不管怎样，这位英国联络官总归是协约国盟友之间重要交流的见证人，日后还将亲身经历写成《联络1914》（iliaison/i1914）一书，成为不朽之名著。

8月22日，德军在粉碎法军攻势之后开始对第五集团军防线发起进攻。至下午四、五点，朗勒扎克的中路防线宣告失守，法军阵脚大乱，仓皇后撤6英里。德国人只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就重创了法军的九个师。朗勒扎克一开始还在盘算着明天如何发起反攻，但随着坏消息从各个防区相继传来，这位将军最终在8月23日上午9点30分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希望暂避锋芒，待到情况有所好转，再在南面重新布阵与德军一决高下。朗勒扎克的撤军为时已晚，比洛的军队虽然也在桑布尔战役中损失惨重，却在桑布尔河南面已经部署停当了好几个师的兵力。朗勒扎克抗命不遵虽是理智之举，但他毕竟犯下大错，让霞飞和近在左右的盟友英军误以为自己会很快重新发动攻势，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

从8月20日开始，直到23日，法军共有4万人阵亡。截至8月29日，法军开战以来的伤亡总人数已经达到26万，其中7.5万人阵亡。阿登地区的第三、第四集团军损失最为惨重。第三集团军的8万步兵当中战死的就有1.3万人。截至8月23日夜，“边境战役”宣告结束，这一系列战役一直以来都是“一战”期间单日伤亡最为惨重的战役。就在朗勒扎克的部队撤退之际，英国远征军也在以西几英里远处开始了与德军的首次交锋，地点位于比利时的蒙斯，那座工业小城同样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