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罗汉”郭解
臧克家诗作《有的人》首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是他还活着。”我以为用后一句来形容主父偃，自是恰如其分。
主父偃当年连升四级，一时间成为朝中年度“新人王”，“良人三策”的出台，更是增加了其在汉武帝身边飘红的程度。但乐极生悲，主父偃想对齐王“公报私仇”，结果“仇”是报了，但最终却弄得个“同归于尽”的悲惨下场。
当然，这个悲惨下场的出现，还跟他的“良人三策”有关。因为在第一策中在河套地区建立东朔城一事，他和朝中另一位红人公孙弘意见相左，结果睚眦必报的公孙弘怀恨在心，主父偃的死完全是拜公孙弘所赐。
主父偃是死了，但他的另两条建设性意见却并没随着他的死去而消散，相反还“活”着。先来来看他的“举全国之富豪迁徙茂陵”这个建议吧。
茂陵是汉武帝上台后就为自己找的一条超级后路——修建大型陵墓。这座大型陵墓的修建直到汉武帝死才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唯秦始皇的骊山陵墓可以相媲美。但修建之初，这里位置偏僻，交通不太发达，是全国人口密度较低的地方。汉武帝把自己的茂陵选择在这块风水宝地后，便一心一意想把茂陵地区建设成“富强、民主、独立、自强”的一座“小香港”似的城市，主父偃的建议正和汉武帝对茂陵进行“招商引资”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于是，主父偃的建议一出，汉武帝便下了一道诏书，各郡各户，凡个人私有财产达到三百万以上的“富翁”，限期搬到茂陵，留头不留家，留家不留头。
从此，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汉武帝在茂陵建自己的陵墓，而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富豪们却举家千里大迁徙地到荒凉陌生的茂陵来为自己建“别墅”。自然有很多人心里不乐意了，但大多数富豪却敢怒不敢言，毕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脑袋来开玩笑。
众人都不敢，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这个人的名字叫郭解。
前不久，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大致是说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法院一名职工在上班的时候开了个小差，溜到外面去做了一件与工作无关的小事，但这件小事带来的反响却很不小。其实他只不过在办公室闷得慌，手痒的他到外面参与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打架就打架吧，松松筋骨也好。但他在殴打对方的过程中，却并不按“江湖规矩”办事，怕对方还手，边打边进行恐吓，说了一句牛得不能再牛的话来：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
虽然最后迫于舆论的压力，有关部门对这名嚣张至极的“国家罗汉”进行了拘留处理。但“国家罗汉”四个字从此在网络上成为最为流行的用语，风靡一时。
闲话不多说，我们将要看到的郭解，就是在汉武帝时这样典型的“国家罗汉”。
郭解，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人，世代都是“大地主”，有钱有势，人称“关东大侠”，是方圆数百里有名的重量级人物。家里的钱据说可以用屋来堆，手中的权势也不容小视，据说跟朝中的卫青“交往甚密”。
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河南，突然要搬到茂陵去，郭解当然不乐意了。于是他便找到卫青，请求卫青帮他说说情。
卫青得了好处，自然要为人家办事了，于是就请汉武帝通融一下，并且给汉武帝的话是郭解家里很穷，不属于搬迁之类的人。
卫青原本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但不料汉武帝不是那么好含糊的，他幽幽地反问了一句：“能请得大将军为他说话的人，难道会是贫穷寒酸之辈吗？”
就这样，卫青的求情失败后，郭解一千个不心甘、一万个不乐意地上路了，到了茂陵，也不知是出于对上级政策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报复，总之郭解摇身一变，由富翁变成了了黑帮的老大，把“为富不仁”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鉴于茂陵搬迁过来的都是“大腕”级别的人物，再加上又是汉武帝直接管辖的“直治区”，郭解纵有三头六臂也没敢“造次”，他敢“造次”的地方是他的老家轵县。郭解人搬到了茂陵，但手下的人却在轵县，但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身在茂陵心在轵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目无王法，想杀就杀；
2.武力办事，明抢暗夺；
3.强占民女，司空见惯；
4.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随后郭解的恶名远播，汉武帝也不断接到有人举报郭解的罪行。汉武帝就令县官下达了八个字的指示：“严加调查、严肃处理。”但调查来调查去，处理前和处理后都一个样，县官给汉武帝的回复更加简单明了，四个字：郭解无罪。
ok，连管郭解的“父母官”都说郭解无罪，郭解是个好人了，汉武帝也没话说了，只好对郭解状告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事情到这里，眼看就没有什么波澜可言了，汉武帝在长安做他的大汉皇帝，郭解在轵县做他的“土皇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都相安无事。但嚣张的郭解不会想到，他的一次“无意”之举，却使得他的“井水”犯了汉武帝的“河水”，从而引来了汉武帝“龙颜大怒”的杀身之祸。
事情的起因是郭解无意中杀了一个人，如果在平时，他这个土皇帝杀一个人、草菅一条人命那是连眼都不眨一下的小事，但这一次却是例外，他杀死的是一个儒生。汉武帝重用的主父偃、公孙弘等人都是儒生出生，所以说此时的儒生都是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自己人”。都说打狗得看主人，郭解这一次无疑只是看到了“狗”，却没看清狗背后的“主人”。这个儒生只不过是说了郭解几句坏话就遭到“割舌之刑”。
太岁爷头上动了土，汉武帝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再次下令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进行“严加调查、严肃处理”。汉武帝满以为这次县官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县官的回复还是那四个字“郭解无罪”。这不是明摆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县官忽悠了汉武帝一次就够了，这第二次忽悠终于引火烧身了。
正在这时，丞相公孙弘站出来了，他已对汉武帝的心里想法“洞若观火”，于是他主动请缨去轵县调查这件事。
丞相愿意亲自出马，汉武帝当然愿意了。不久，公孙弘回来了，把一大堆收集而来的郭解的罪状交给了汉武帝。随后的事就没什么悬念可言了，郭解不但死有余辜，还株连九族。
汉武帝时期典型的“国家罗汉”就此烟消云散。
悲伤逆流成河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主父偃的“良人三策”，“良人三策”的背后是用尸骨堆积而成的，第一条付出的是主父偃自己的血肉之躯；第二条让郭解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牛人成了铺路石；而第三条付出的是淮南王刘安和衡南王刘赐的宝贵生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主父偃“良人三策”中的最后一策“推恩令”。
话说自从晁错的“削藩令”削出七国叛乱，虽然被“救火大元帅”周亚夫只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但汉景帝对诸侯王总是“心存芥蒂”，从此各大诸侯王的日子就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中，后来汉景帝把诸侯王差不多都换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情况才有所转机。
汉武帝上台后，也遵照汉景帝的思路，对各诸侯不断地进行压制和约束。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一点儿都不假，皇帝都对诸侯王如此对待，朝中大臣自然也都只把诸侯王当“猪猴王”看了。今天这个大臣告诸侯王的“过失罪”，明天那个大臣告诸侯王的“劣迹罪”，后天又有人告诸侯王的“乱淫罪”，总之，各大诸侯王有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出朝中百官的“慧眼”。
按照现代人的逻辑，这是典型的有事“挑刺”没事“找茬”行为，大臣们为了自己仕途的需要也情有可原，可苦的就是诸侯王了，每天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做什么事都得小心翼翼，干什么活都得提心吊胆，因为他们得提防神出鬼没的“狗仔队”的随时出现和暗地里的“拍照”。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又到了各大诸侯王法定入朝觐见的时候。像是相约好了，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这几个汉武帝的“哥哥王”（都是汉景帝的儿子）几乎同时抵京。汉武帝自然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
如果我们再回想到吕后专政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一般这种兄弟诸侯王进京，皇帝安排的“接风宴”大多无好宴。
想必大家还记得，当年刘肥入京，汉惠帝刘盈专门为自己的这位兄长安排了“接风宴”，谦逊仁厚的汉惠帝主动礼让“上席”位置，结果坐了上席的刘肥差点没被忌恨的吕后活活整死，最后不但主动割了自己的封地还自降了一个辈分（拜吕后的女儿为干娘）才保住性命，而经过这次“接风宴”风波后，刘肥没过几年便在“惊吓”阴影中结束了光辉而短暂的一生。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儿子入京朝觐，结果“接风宴”过后，因为“争棋”（一种宫廷里的智力游戏），刘濞的儿子被汉文帝的儿子刘启（汉景帝）失手打死，从而引起刘濞的“诚惶诚恐”，一直以有病为由拒绝朝觐，最后还弄出了一个“七国叛乱”来。而到了汉景帝时，也是为了梁王刘武朝觐的一次“接风宴”，汉景帝酒后失言，竟然许诺自己千秋百年之后把皇位传给刘武。如果不是关键时刻窦太后的侄子窦婴来了个“胳膊肘往外拐”，只怕汉景帝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
由此可见这种“接风宴”比“鸿门宴”并不好到哪里去。这不，这次汉武帝兴致勃勃地举行接待四位兄弟诸侯王的“接风宴”，开始还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不料酒过三巡、菜凉三分时，宴席上突然传来一阵哭泣声。众人一惊，但见济川王刘明的脸像三岁儿童的脸，刚才还是满脸挂笑，此时却是满脸挂泪。
“兄长为何而哭？”汉武帝问道。
刘明不答，只是哭，泪如雨下。众人哗然，这小子是吃错药了吧！皇帝问你的话都不答。
“兄长为何而伤？”汉武帝再问。
刘明不答，还是哭，泪流成河。众人惊愕，这小子是脑子烧坏了吧！怎么能让皇帝接连吃“闭门羹”呢！
“兄长为何而忧？”汉武帝又问。
就在众人以为刘明会将沉默进行到底时，出人意料的是，这次，他却及时收住了泪水，说了句这样的话：“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心者谓我何求。”接下来，他没有让汉武帝再问，而是直接说出了他心中的“忧”，归纳起来就是：现在朝中大臣动不动就“弹劾”他们、“贬低”他们，根本就不把他们这些诸侯王当王看。
随后，代王刘登和长沙王刘发及中山王刘胜三王纷纷下了一场“及时雨”来申援刘明。他们在揉眼睛擦鼻子的同时，还声语泪下地述说各自所遭遇到的不幸。
“接风宴”上四王突然发动的联合“逼宫”，这是汉武帝没有料到的，为了不使事情发展到“悲伤逆流成河”，最后汉武帝给了他们一个“伪推恩令”，概括起来为以下两点：
1.增加和提高对各诸侯王的待遇；
2.减少有关部门对各诸侯王的制约。
这里之所以把汉武帝的这个推恩令叫“伪推恩令”，一来是因为这只是汉武帝接风宴酒后的一种“承诺”，这只是他“伪善”的表现，他心里并非真的想让这些诸侯王就此当家做主，过上好日子。这一点从后面汉武帝的“出尔反尔”就可以看出来；二来是因为后来主父偃出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推恩令”，为了使读者不搞混淆，且叫“伪推恩令”吧！
“伪推恩令”一实行，各大诸侯王以为“解放”了，可以享受了，他们的本性暴露无遗。于是该干的事干，不该干的事也干，奸淫乱伦、贪赃枉法、结党拉派、投机倒把、滥杀无辜……总之，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以形容他们的生活。
这样的后果是汉武帝没有想到的，正如现代一首流行歌曲《过火》所唱的那样“怎么忍心怪你，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汉武帝随后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出的结论是：他给各大诸侯王的自由是过了火。
而正当他在为这把“火”担忧时，主父偃站了出来，他把汉武帝的“伪推恩令”抹去了一个字，经过加工和包装，隆重地推出了“正版”的“推恩令”，不但扑灭了汉武帝心中的火，还点燃了另一把火。
主父偃的“推恩令”明义上是推行汉武帝对皇族的“皇恩浩荡”，实际上却是采用的手法就是“欲扬先抑”。说白了就是晁错当年削藩政策的延续，只是把名字改了一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欲削先恩”。
按照主父偃的说法：各大诸侯王从汉高祖时就分封下来的，一代传一代，枝繁叶茂，然而继承王位的人只有嫡长子这一个，其他的骨肉至亲不能拥有寸土寸地。皇上何不允许各诸侯王分封他们的子弟儿孙，这样既可以显示陛下的皇恩浩荡，又能达到分散和削弱诸侯的目标，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面对“先恩后削”这样极具包装性和隐蔽性的“推恩令”，汉武帝在“妙极、妙极”声中对各大诸侯王进行了“暗示”。梁王刘襄和顷王刘延很“懂事”地马上付诸行动，汉武帝很是高兴，在嘉奖他们的同时，还给了他们一项优惠措施，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封号。
开了个好头后，随后各大诸侯王在一片“推恩令”中，把各自的封国“推”得四分五裂，乱七八糟，推到最后大有“国将不国，王侯泛滥”的地步。非但如此，汉武帝还不放心，为了更好地监督和控制各大诸侯王，他还延续汉高祖刘邦首创的作风，派朝中的官员担任诸侯王的相国和中尉。
国已不国，诸侯国中两个最大的官职——相国和中尉——也被“局外人”把持，可以说各诸侯国已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了，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淮南王刘安成了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人。
父承子业
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刘长想必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这里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还是再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刘长的成长史吧！
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其母亲原本是张敖宫中的宫女，后来张敖为了讨好“准岳父”刘邦，就在刘邦一次路过赵地时，为他安排了一夜情，而一夜情的女主角就是刘长的母亲。再后来，张敖因手下贯高等人的谋反牵连赵国上上下下，刘长的母亲也因此入狱，然而，正在这时，刘长的母亲已怀上刘长，其弟赵兼专程入京请求当时的朝中红人僻阳侯审食其帮忙，但审食其因为其情人吕后一顿怒骂而没敢告诉汉高祖，最后弄得个“刘长生赵美人死”的悲惨结局。
为了弥补“过失”，刘邦后来分封刘长为淮南王。而刘长后来听说自己母亲的死因后，对审食其怀恨在心，后来吕后倒台、汉文帝上台，刘长利用汉文帝对他的宠爱，亲手杀死了审食其。草菅人命因为没有受到应有“惩罚”，刘长变得变本加厉，最后竟然联合柴武的儿子柴奇“图谋不轨”，最终事情败露。饶是如此，汉文帝还是舍不得处死这个“唯一的弟弟”，只是把他发配到荒蛮之地去改造。然而，刘长却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选择了“不食嗟来之食”，最终被活活饿死。
汉文帝为了摆脱“迫害兄弟”的罪名，把刘长所管辖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分别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长子刘安为淮南王；次子刘勃为衡山王；三子刘赐为庐江王。
刘长的故事到此暂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轮到刘长的儿子刘安登台演出了。七国叛乱时，吴王刘濞曾派使者到淮南国，劝说刘安起兵“共谋大事”。刘安因父亲的死对汉文帝耿耿于怀，虽然汉文帝让他承继了父亲的王位，但造反之心却是与日俱增。刘濞就是算准了刘安的“命门”所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快就把刘安说服了。
正当刘安要一脚踏上贼船时，关键时刻淮南的相国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作为朝中派来的“监督”和“制约”诸侯王的相国，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阻止各自的诸侯王的“反叛”行为。淮南国的相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知道仅仅是进行“劝告”是无济于事了，于是来了个“将计就计”，顺着刘安的意向说了这样一句话：“大王想起兵，臣愿做先锋。”
连“身在封国、心在朝廷”的相国都愿帮自己，刘安高兴之余，想都没有想就把手中的兵权交给了这个“先锋”。出人意料的是，相国把兵权拿到手后非但没有带兵出征，反而紧闭城门，断绝和刘濞的一切来往。刘安追悔莫及，无奈空有王位手无兵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濞率领七大诸侯国风风光光地踏上了“大展宏图”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