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教授？”她问，拿下眼镜直视我。
“他是个老师，音乐老师。”我匆匆地说，想掩饰自己的困惑。她站起来整理头发，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小粉盒，对着袋子里的小镜子开始朝自己鼻子扑粉。
“呃，我们没办法让他教音乐，我们没有那个钱。”她说完，把粉扑放回去，关上粉盒。我跟在她身后，不知道老博会受到何等接待。
然而我母亲在乡村长大，总是礼貌接待所有来客，无论他们目的为何。她进入客厅时，老博站起来伸出手。“夫人，”他微微鞠躬，“在下是卡尔·冯佛伦丁教授。”
我母亲伸出手，老博轻轻握着，行了个礼，双脚并拢。“教授，请坐。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用咖啡吗？”她伸出的手不及他腰部，他坐下来时，头跟我母亲的几乎同高。
“夫人，你真仁慈。今天有两件事。”他从脚边的网袋里拿出一个锡罐，里头种着一株小植物。它只有两片叶子，直直伸出锡罐，边缘有些粉红色，看起来就像两片淡绿色的兔耳朵。“请让我向你介绍唐印，在这一区很少见，常被误认为一般植物。但我向您保证，夫人，它是货真价实的仙人掌。”老博把锡罐递给母亲，母亲答她一定记不住名字，然后尴尬紧张地笑了。“是呀，这名字很难记，不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干脆叫它‘兔耳朵’。”他语带宽容地说，却让人感觉仿佛如此平凡的名字贬低了这株小仙人掌似的。
达与迪进来了。迪拿着盛有杯子与蛋糕的盘子，达则端着我们用来招待访客的瓷咖啡壶，迪把盘子放在轮车上，小心地把车子推向母亲。达挺直背脊，手臂僵硬，几乎是跪在地上才把咖啡壶放到轮车上头而不洒出来。很快达又被差回厨房去拿咖啡滤器。
“你对她们说一百遍还是没用。我不知道她们的脑袋在想什么。”母亲叹了一口气，把那盆小植物放在轮车的盘架上。我一直站在她椅子旁边，现在她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也下去吧。”
老博抬起头。“夫人，我请求你允许皮凯留下来。”
“谁？”母亲说。
“你的儿子，夫人，我希望他能留下来。”
我母亲转向我。“你到底跟教授说了什么？谁是皮凯？”
“那是我的新名字。我——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慌乱地说。我母亲笑了，但我知道她不高兴。
“为什么呢，亲爱的，你有个完美的好名字呀。”她有趣地看着我，然后转向老博说，“当然他可以留下来。不过我得说，我们家族恐怕没有什么音乐天分，而且学音乐对我们来说太贵了。”
达与迪又回到房间站在她身旁，她没有看她们，伸出手取过刀子与滤器，不耐烦地撇撇头示意她们下去。
“我很感激，夫人。”我母亲掀开咖啡壶。“黑咖啡就好，不加糖。”老博说，期待地往前靠。
母亲给他倒咖啡。“教授，来块美味的蛋糕吧？”老博伸出手来婉拒，“不了，谢谢。”但我母亲显然误会了他的意思，她把一块金丝雀蛋糕放在盘子旁边，把蛋糕与咖啡一起递给老博。他接过盘子没有再拒绝。
老博将咖啡与蛋糕放在他两脚间的斑马皮上，拿起牛皮纸袋。“现在是第二件事。”他将纸袋递给母亲，眼神闪烁。
“天哪，这是什么？”她说，拉开塞入的咖啡色封口，拿出一张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照片。我发现那是我坐在山丘岩石上的照片，心里很惊讶。“我的老天爷！”母亲瞪着那张照片，一时说不出话来。那照片拍得非常细，连石头上的地衣都拍到了，比我之前看到的都还要清楚。一道道阳光从银色的云际射入，直接照在我坐的岩石上，当时我不知道，但那真是一张杰出的照片。最后我母亲说：“你在哪里拍的？太哀伤了！为什么你要拍一张他看起来这么哀伤的照片？”
老博揉着下巴，显然没有想到母亲的评价会是如此，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回答。他跳过第一个问题，倾身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呀，的确是。只有一张伟大的图能捕捉人笑的时候。法兰斯·哈尔兹的《大笑的骑兵》，十七世纪初期的作品。”他指指老爷钟，“差不多同时代他们也制造出了这个。夫人，人们用微笑来隐藏事实，但艺术家只关心如何表达事实。”他靠回椅背上，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回答。
“天啊，教授，那些事对我们这种简单的乡下人来说太深奥了。他只是一个小男孩，你知道，我希望他能笑。”
“当然！但是哀伤就如同理解一样，某些人很早就能体会。那属于智力的一部分。”
我母亲挺直背脊。“教授，看来你很了解我的儿子，我无法理解原因，他才从寄宿学校回到家里来不到三天而已。”
老博高兴地击掌说道：“寄宿学校！哈，那就对了。我想，寄宿学校对这个小男孩来说，就跟监狱没两样吧，对不对？”
母亲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模样。她的手指不断地敲着椅子手把，那是大事不妙的征兆。“我们别无选择，教授，我生病了，只能视情况选择最有利的做法。”她看着双膝，她的咖啡动也没动。
老博似乎突然明白，自己的举止有点超出了界线。“原谅我，夫人，”他往前倾，“这么说并无意要惹你生气。你的儿子很有天分，我不知道是哪一方面，也不知道那天分如何，我只希望是跟音乐有关。今天我来这里请求你，拜托，夫人，让我收他为徒吧。”他轻声而迷人地对我母亲说。在他声音的安抚下，我可以感到她放轻松了。
“哼，我得承认，你对他了解似乎比他母亲还多。我看不出来他跟其他同龄小孩有什么不同。”她愠怒地说，然而我看得出来那是假装的，那称赞让她窃喜。母亲是个骄傲的女人，不希望得到别人怜悯。“但是不可能，教授，钢琴课又不是树上摘了就有。”
“是呀，的确。不过我想也许可在仙人掌上头找到。”老博的湛蓝眼珠发出有趣的光芒，“我找小斑芦荟找了两年，从这里找到那里，到处找个不停。然后，砰！这男孩光是坐在颗岩石上，小斑芦荟就出现了。他是个天才，一定是的啦！”
“你在说什么呀，教授，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之前她有些发怒，现在则是完全被他迷住了。
“夫人，唯一的上帝见证了我们在山顶上相遇，这张照片足以抓住那永恒的一刻。”他耸耸骨瘦如柴的肩膀，“一切都是命运，新的仙人掌专家来了。”
母亲看来不太知道要怎么应付。“教授，我是个重生的基督徒，在这个家里，只有赞美才会用到神的名字。”她说，大部分是为了遮掩困惑，也意在警告老博，别以为自己跟全能的上帝熟到可以随便开玩笑。
“夫人，我对神没有异议。全能的上帝造出仙人掌这种植物，如果神要选一种植物来代表他，我想在所有的植物里他会选择仙人掌。仙人掌拥有所有他尝试要加诸人类身上、最后却没有成功的祝福。让我来稍作解释。仙人掌有人性，但却不屈从，它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就算太阳烘烤它的背，强风将它从悬崖上拔起，被沙漠中的流沙掩埋或是口干舌燥，它都不曾抱怨。下雨的时候它储存水分以备艰时之需，它保护自己免受威胁，却不伤害其他植物。没有什么环境它无法适应，它耐性十足并享受孤独。墨西哥有一种仙人掌，每隔百年才在深夜里开一次花，这真是非凡物种才有的圣洁，你不觉得吗？仙人掌能疗治人的伤口，人从它的成分里可以触碰到神的脸庞或凝视地狱的入口。这是一种充满耐心与孤寂的植物，兼具爱与疯狂、美与丑、坚强与柔软。在所有的植物中，神想必是以自己的形象来造仙人掌的吧？我对它充满敬意，它是我的挚爱。”他停下来，指着锡罐里的小绿色植物说：“唐印，这小姑娘极害羞，我找她找了两年，现在她安稳快乐地在我的仙人掌花园里生活，什么八卦耳语都逃不过她的大耳朵。”
“教授，我相信她很迷人，但是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母亲说。我知道她觉得很迷惑，不理解老博说到最后到底是赞美了神还是亵渎了神。
“我的眼睛不太好，如果小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去寻找收集仙人掌，我就教他音乐。这计划不错，对吧？仙人掌换莫扎特！”
我母亲听了这新点子看起来蛮开心的。“他的外婆非常有创造力，你知道，她是个艺术家。不过我不知道家族里有没有音乐家，也许爸爸会知道。”她指着书柜两边的两幅画，“她的作品，”她谦恭地说：“她只画玫瑰。”
老博没有转头看那些画作。“我一进来就看见了，非常棒。”
让家族出音乐家的想法正中我母亲下怀。波尔人天生爱好音乐，逮到任何聚会场合都会搬出手风琴、吉他，有时甚至还有小提琴。在我母亲眼里，这是他们唯一的优点。如果能有个儿子会弹钢琴，加上弹奏的是古典音乐，绝对会符合她心仪已久的社交胜利。就算在说英语的大镇，家族里有一个古典钢琴演奏者，几乎与财富等值。
我开始慢慢了解，这个相信重生、浸水礼、能说方言与持信仰疗法的使徒信心会，社会阶级很低。巴伯顿这城镇不会鼓励你在祷告时大声哭喊，或是在灵恩派教堂的地板上突然自发性地来上一场宗教性的骚动。我母亲不断挣扎，要保持她对主与他饶舌信众的忠诚，同时又向往成为“贵人”阶级。
弹钢琴的昔日尿尿鬼，承诺自己要变成平衡这家族社会阶级的主要工具。卡麦隆太太来访时双方正好成交，为了回报我愿意做老博跋山涉水的长期旅伴，我将获得免费的钢琴课程。我很努力才压下欣喜之情，保持伪装。虽然我对音乐这东西是一点概念也没有，但因为保姆的缘故，音调与和声很早便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几个月的漫长夏日，我大部分时间都与老博在一起，攀爬巴伯顿周围的山丘。我们常冒险进入暗黑的峡谷中，丘陵多在山脉隆起处形成深折。那些布满树蕨的湿绿山沟，高大苍老的罗汉松，如须的地衣与野葡萄藤覆盖绿树枝丫，与太阳烘烤下布满芦荟、荆棘树丛、岩石与粗草的荒芜山丘，形成阴凉的对比。
有时我们会在树篷中看到一株独立的铁树，这残存的植物躲过了五十年前在丘陵间淘金的流浪矿工的斧头。山峦间点缀着深入丘陵与山腰的矿井，那些支撑着黑洞与甬道的木材，在运入坑道之前，也许已在世上矗立千年。
老博教我认识许多开花植物。帝王花开着满布斑点的白花，遥望即可见的一丛亮橘红通常是野生石榴树。我学会分辨不同种类的倒挂金钟树，在樟脑树前驻足，揉碎樟脑叶，嗅闻那美妙的香气。我认得野生栀子花的黄白色花蕊与水赤杨的花朵。高树间一串串爬满石松的藤蔓，有各式各样的名字：旅人佳音、柠檬青豆、番红花绳、牛奶绳、戴维之根等。没有什么能逃过老博的好奇心，他教我许多宝贵的辨识课。很快地，在他向我解释灌木丛、峡谷与高山的生态系统时，这些树与叶、灌木丛、藤蔓与地衣也开始在我脑海里组合成井然有序的结构图。
“皮凯，万物各司其职，一切都有所解释。大自然是连锁反应，一物跟着一物，物物相依。最小的跟最大的同等重要。你看，”他指着树苗旁卷曲的小藤蔓说，“中间那是臭木的树苗，将来会长成三十英尺高，但最后却是藤蔓获胜，臭木早在看见天空之前便会被勒死。”
他常举大自然的譬喻。“是呀，皮凯，在生命中，一个想法开始时总是很小，像棵小树苗。这时藤蔓会出现，想要勒住你的想法，让它无法长大，让它死去，这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那个天大的点子可以长到三十英尺高，穿过黑暗的树荫，触碰天空。”他看着我继续说，“害怕创新的人就像藤蔓一样，他们害怕新思想。你遇到的大部分人会是藤蔓。在你还是棵年轻植物时，那些人非常危险。”他锐利的蓝眼直视着我，“一定要听你自己的，皮凯。与其守旧不如犯错。如果你错了，没什么，你会学得教训，变得更强壮。如果你对了，便朝个人实现跨了一大步。”接着他会叹口气再斜眼看我，“专家，我说过专家什么，皮凯？”
“不要尽信专家意见。如果你问一只鸡，它会说自己肚子里塞的应该是蚱蜢、玉米跟虫子。”尽管重述百次，这句话还是让我觉得很有趣。
老博让我看见，从岩石表面渗出的一抹小水流是如何一点一滴在它周围的湿地上招来地衣，然后灌木丛，再来是树木与藤蔓，直到山谷形成一个充满植物、昆虫、鸟类与动物生命的依存网络。“你一定要回到源头，回到岩石表面，回到开始。你知道得越多，越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是唯一可以将知识储存在身外的动物，这一点让人比周遭的生物更了不起。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只要你知道从前发生过什么，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皮凯，你的脑袋有两个功用，它是你创新思考的所在，也是你的索引图书馆。让它告诉你要往哪个方向去，然后你会拥有前人脑袋所有的东西。”
老博从不数落别人。好几年后我才弄明白许多他说过的话，但是当时我照单全收，把那些话一一装进自己生嫩的怪脑袋里，期待成熟后会重温并理解那些忠告。他教我在阅读中寻找意义与讯息，做笔记，去巴伯顿图书馆查后续数据。图书馆员包思沃夫人总在我们俩走进去时叹道：“这两个邋遢家伙又来了！”她宣称自己得花上好几小时来擦去我们在借来的书的空白处做笔记时留下的铅笔痕迹。有一次老博坚称那些笔记让书更有价值，包思沃夫人挑眉说道：“教授，你指的是德语与幼儿园小朋友的笔迹吗？”
老博耸耸肩，从书本中抬起头，摘去阅读用的金边眼镜说：“幼儿园，包思沃夫人，‘幼儿园’这词的写法也是德语sup(英语“幼儿园”（kindergarten）源自德语，为“kinder”（小孩子）和“garten”（园子）的组合词。)/sup。”
不过我觉得包思沃夫人并不真的在乎，根本鲜少有其他人借阅关于鸟类、昆虫与植物的书籍。此外，反正大部分自然类的书籍都是老博捐的，他对小镇图书馆存有一种主人的态度。多年来他的小屋实在装不下这些书，只好把书赠给图书馆，因此在老博的脑袋里，图书馆等于是他小屋藏书的延伸基地。老博也教我读拉丁字根，如此一来我就不必仅靠记忆背诵，植物的学名对我也开始有了意义。
我们攀爬高耸的悬崖峭壁，寻找仙人掌与其他多肉植物。夏天结束时，在山的另一边，在松散的灰页岩与褐色的粗草丛中，我误打误撞发现了“龙山”——一种带刺的小型芦荟。
老博欣喜异常。“珍贵！真是太珍贵了！”他跳起来，但落地时踏空，一屁股跌落山坡，摔了约莫两百英尺才停下来。他小心地爬上来，手臂因擦过尖锐的页岩而流血，他满是风霜的脸露出羞赧的笑容，然而兴奋的双眼仍然透出找到稀有植物的胜利光芒。“这里地势那么高，在这地区发现龙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你是个天才，皮凯，一定是的啦！”
那是整个夏天的大发现，对老博来说，花在山丘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无论多么疲惫，都值得了。我们用相机做记录，然后采了六株小芦荟，留下多于两倍的数量，让它们附着在艰险而无遮蔽的山坡上。
跟我一样，老博起得很早，因此整个夏季，天刚破晓他便前来教我钢琴。“只要一年我们就可以有结论，不过那不重要，爱音乐才是一切。首先我会教你喜爱音乐，之后我们再慢慢学怎么演奏。”
我急于讨好老博，勤快地练习，然而我猜他看外表便知道我不会是什么天才音乐家。尽管我的进步比他为了生计而教的另一个小女孩还要显著，我显现出来的才能仍极有限。但接下来的几年里，那才能已足够唬唬我母亲，还有镇上所有重要家庭里母性坚强的女主人。在音乐会上（此处我必须赶紧加注，那不是以我为主角的音乐会）我代表了文化素养，而他们会刻意大声为我鼓掌。
这些场合通常出现在春天与秋天，总是让我母亲感到极为自豪。虽然音乐会也代表了一种与主的妥协。音乐会是魔鬼的玩意儿，与主的教导大相抵触。音乐会就像贷款那类事情，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早就谴责过那些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了。为了替自己与我参与音乐会这件事辩驳，她指出（多半是要说服自己）许多伟大的古典音乐家都曾为教会谱过乐曲。
主对饮酒、抽烟、电影与跳舞这些事的好恶一样鲜明，除了芭蕾之外。
芭蕾舞是镇上上流家庭中带有薰衣草香气的女士们珍爱的另一项事物，通常在我演奏钢琴之前会先有一段芭蕾舞表演。这两样文化活动组合成了一年两次的音乐会的内容。敝人弹奏肖邦，而那些穿着白色芭蕾舞裙、戴着鸭嘴纸浆头饰的六岁小儿，则随着留声机中泻出的柴可夫斯基《天鹅之舞》翩然起舞。
在由业余轻歌舞剧、爱尔兰式独奏、单人或团体六角手风琴表演、键盘手风琴与南非狱卒演奏耳熟能详的阿非利堪民谣吉他等大量通俗娱乐所制成的三明治中，我们是文化牛肉。为了弥补种族失衡，通常会来段吉尔伯特与苏利文sup(由剧作家吉尔伯特（williams.gilbert）与作曲家苏利文（arthursillivan）合作，以轻松幽默的歌曲形式改变了严肃的传统歌剧，是十九世纪最受欢迎的轻歌剧组合。)/sup的男声四重唱。音乐会委员会认定一首英语轻歌剧曲目大略等于一打阿非利堪民谣，不管那些民谣曲子编制得多么美妙和谐、踢踏与击掌的节奏是多么明快。
音乐会最后总是由圣公会诸圣堂合唱团带领群众唱《多佛的白色悬崖》作为结束。为了要向聚会中众多红脖子的表达自己的立场，波尔狱卒与他们的家人会在大合唱之前先行离开，这时一些留在原地但教养较差的成员则对他们发出鬼叫与嘘声。
德国人暗中在波尔战争中帮助波尔人。除了从枪炮军火买卖中获利之外，他们捐赠食物与医药补给，甚至派遣医护人员去看顾受攻击的波尔人。当时，因为英国的焦土政策，贫瘠不毛、不事生产的土地对波尔人的伤害远大于李梅特福步枪的射击。对波尔人来说，德国人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握手即约，友谊为盟，至死不渝。在非洲荷兰归正会里，犹太人被视为谋杀耶稣的凶手，反犹太主义一直存在，而种族优越的概念从来不受质疑。在这个背景下，对许多波尔人来说，希特勒只是在做他分内之事，而且对某些人而言，他做得挺不赖。
等待狱卒与同情纳粹的人走出去后，剩下的群众会站起来，将《多佛的白色悬崖》至少再唱两遍，加倍重申他们对此时正水深火热的祖国英国之爱。为了让音乐会有个可泣的结束，表演者会在狱卒与其他阿非利堪人离开后，聚集到台上，人手一枝长梗玫瑰，代表着我们家族的优良血统。热泪盈眶的观众沉浸在矫作感伤的旅程中，回到一个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见到的国家。他们全神贯注在我们这些表演者身上。我们站在那儿，七十八转的留声机中沙沙播着《天佑吾皇》，然后将长梗玫瑰掷向观众。
接着祖父、母亲和我徒步回家，在这之前我们得先婉拒市长的邀约，他请我们到凤凰旅馆参加为表演者举行的传统会后舞会。世俗的舞会，一如这类典型所示，充斥饮酒、抽烟与跳舞，全都是上帝违禁表中的项目。
而下一期的《淘金场报》会报道这场音乐会，封面斗大的字写的是狱卒愤怒走出会场。街头巷尾将饶舌好一阵子，镇上的要人会建议军队介入来扫荡纳粹党羽，或是把监狱迁到四十英里外一个叫内斯普路的阿非利堪小镇，反正大部分的囚犯都是从那里来的。
我祖父打过波尔战争，有一次他在《淘金场报》的编辑汉金先生的游说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他们并没有把他说的印出来，他说的是：“身为一个担架手，整场波尔战争我都吓得屁滚尿流。射击是那些浑蛋唯一一项比音乐还厉害的本事。没有他们的话，音乐会根本不值一只破鞋。”
也许汉金先生觉得他的报纸已经替我们家做了很大的宣传，因为他再也不曾来询问我祖父对任何事情的意见，尽管狱卒在战时的每一场音乐会里都做同样的举动。但是可以靠包思沃夫人，她正巧是镇上文化活动的特派记者，而她的专栏——“费欧娜·包思沃的文化花园剪辑”——总是在报道我的表演。报纸刊出的接下来几天，母亲总是乐得晕陶陶的。那个月中每周有两次，我必须送些玫瑰花到图书馆去。
在取得我母亲信任的过程中，老博将他对音乐的热爱传给了我。也许我笨拙的双手弹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在脑中听见那些乐曲。在他给我的众多礼物中，对音乐的热爱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样，就算他闲适安稳的生活突遭混乱，而我童年那段与他单独站在高崖上与山谷中的欢乐景象正悄悄消失，他仍持续教导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