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口拆线后的隔天晚上，我被叫到法官与陪审团面前。

几个礼拜来，法官对我相当好，因为我肩膀痛，他便没有要我每天帮他拿课本去学校。事实上，因为杜蓓蕾小姐一向不受大家喜爱，我还小小地成了英雄。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红脖子不可能做永远的英雄。我知道一切很快会结束：一旦伤口拆了线，暂时的缓刑也将终止。所以我又来啦，一步步迈向下一个大灾难。

“起立，战犯尿尿鬼。”法官咆哮。

我站起来，双臂僵直贴在身体两侧。“把你蠢透了的腿合起来，老兄！”一个陪审团员叫道。

“什么名字？”

我糊涂了。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尿尿鬼，你叫什么名字？”法官又问一次。

“尿尿鬼？”我大胆地说，但仍不确定他指的是什么。

“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一脸困惑。“是说我尿在床上？”

“没错，上面还有鸡屎！什么是红脖子的？”

“我是英国人。”

“对，老兄，我知道！我是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红脖子的？”

“我——我就是知道，先生。”

法官摇摇头，深深叹了一口气：“过来，老兄，过来一点。”

我走过去一点，直接站在法官面前，他交叉双腿坐在床上。法官一举起手，我赶紧用手保护自己的脸。他没有打我，而是松开我睡裤的带子，我的睡裤刷地掉至脚踝边。

“你该死的小蛇头上没有帽子，笨蛋！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你是英国人，懂了吗？”

“是，先生。”我弯下腰想拉起睡裤。

“不要动！”他大叫。我赶紧立正站好。“尿尿鬼，我是什么？”法官问道。

“波尔人吗，先生？”

“是。波尔人是什么？”

“是有荷兰血统的南非人，先生。”

“没错，当然……还有呢？”

“波尔人是小蛇头上有帽子的人。”

为什么，上帝既然把所有白人造得都差不多，却独独给了英国人没有帽子的小蛇呢？这实在太不公平，就差这么一小步，我的伪装就近乎完美了。

“今晚你得学踏步走。我们一定要让你准备好，才能一路走进海里去。”法官指着两床间的走道，推了我一把。我绊到睡裤摔了一跤。一个陪审团员伸手过来把我的睡裤脱掉，我光着屁股爬起来，迟疑地看着法官。“踏步——踏！”他命令道，再一次用手指着两床间的走道。我开始踏步，摆动我的双手。“左，右，左，右，停！”他用南非荷兰语大吼。然后重复，这次他换成英语：“左，右，左，右，停！战犯尿尿鬼，哪一只是你的左脚？”我搞不清楚，只是指着其中一只。“笨蛋！难道你连左右都分不清吗？”

“不知道，先生。”我说，觉得自己很蠢。但其实我知道，左边就是肩膀痛的那一边。

“每天放学后去绕操场五千步，听见了吗？”我点头。“从五千开始倒数到一为止。”

我不敢相信我的好运，完全没人碰我一下，我穿回睡裤，匆匆忙忙地沿着暗黑的小径一路跑回我的宿舍。

作为一个战犯，学习踏步走倒不是件顶坏的事。反正我放学后也无事可做。但是我必须承认，从五千倒数到一并不是消磨时间的好方法。总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你的思绪会漫游太空，等你发现的时候早就不知道数到哪里去了，于是只好重来。我学会只要有人靠近，就随口编个数字，其实大部分时间我在脑子里练习法官的作业。在学校帮他拿课本的时候，我会记下他的算术习题，然后一边踏步，一边在脑子里解题。如果题目有点难度，我会先确认没人看见，然后用树枝在沙土上试着解题。就这样，每一天我几乎等不及想知道他在上课时做了什么。

法官是笨蛋中的笨蛋。早上我帮他把书带到学校时，会顺便检查他的功课。他的作业总是一团乱，大部分都写错了。我开始替他与自己感到绝望。你知道，只有学期功课及格了，他才有可能离开学校。目前为止，他根本没有希望及格。如果他被留级，我便得再忍受他一年。前提是，如果希特勒没有来把我带走的话。

逃亡似乎无望，因此我得想想别的法子。经过一段踏步走的下午时光，有个计划慢慢成形。当“别的法子”终于冒出来时，其实简单得吓人，只不过有点危险。接下来两天我想得更多。如果我脱下伪装，帮法官做功课，让他及格，那难道不能够逼他在学期末希特勒来之前饶了我跟楚克爷爷吗？

我得承认我很担心。每一次我脱下伪装，灾难便随之而来。最后，在跟楚克爷爷长谈之后，我们决定冒这个险，试它一试。

隔天吃过早餐后，我一面帮法官折毯子，把整理好的毛巾放在床架上，一面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坐在床上舔着铅笔，想要赶最后几分钟做几题算术。

“先生，我可以帮忙吗？”我的心怦怦跳，像个小发电机，不过我很惊讶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稳定。

“别烦，尿尿鬼，你没看到我在忙吗，老兄？”法官正在做分数练习，那些题目我前一天下午就在脑袋里做过了，而他的答案错得真是太离谱。

我吞下恐惧，说道：“如果你在学期末没办法及格的话会怎样？”法官看着我。我看得出来他不是第一次思考这件事。他伸过手来抓住我的衬衫前襟。

“如果我不及格，我会先杀了你再逃跑！”

我鼓起最大的勇气。“我——我可以帮你，先生。”我有点结巴。

法官放开我，又开始咬他的铅笔，他眯起眼看着一整页的等式，眉毛都皱起来了。他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我指着他刚完成的等式。“这错了。答案是九分之七。”我迅速移动手指，“五分之四、八分之六、十分之九、七分之五……”他抓住我的手，张着嘴看我，我停下来。

“你这家伙在哪儿学的？”

我耸耸肩。“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这样。”我希望他没有察觉到我有多害怕。

他的双眼闪过奸诈的神情。他放开我的手，把课本与铅笔递给我。“轻轻写下答案就好，我会照抄，听见没有？”

伪装毫无瑕疵，而我进入革命性的阶段。从知道要隐藏自己的脑袋到现在，我开始学会使用这颗脑袋。楚克爷爷和我离海又远了一点。

但是我已经尝过一下子露馅太多的苦果，我知道如果一个像法官一样的笨蛋在一夜之间从班上最后一名跳到第一名，史多佛先生一定会有所怀疑。告诉法官说他其实是个蠢蛋更行不通，我还要命。此外，我才刚开始了解，瘦小家伙的本钱不多，而操纵别人的能力是一件重要武器。

“有个问题。”我对法官说。

“老兄，什么问题？我没看到什么问题。你只要把答案轻轻写下来就对了。”

“法官，你是个聪明人。”

“是啊，没错。所以呢？”

“所以你对算术不感兴趣，对不对？我是说，如果你有兴趣，你马上可以做对。”我弹了弹指头，“就像这样！”

“是啊，如果我想就可以。只有你这种小孩子才对那种鬼东西有兴趣！”

我看得出来他很满意这个结论，于是更大胆了。“所以你不可以昨天十题才答对两题，今天就十题全对。史多佛先生会知道里头一定有鬼。”

法官看起来有点担心。“你是说你不会帮我？”

“我当然要帮你。不过你应该每个礼拜只进步一点，然后再告诉史多佛先生说你突然对算术开窍了。”

法官看似放心了，他狡猾地笑。“尿尿鬼，你是个聪明的小东西。”他用荷兰语说。

法官称赞我聪明。我！尿尿鬼！红脖子的！无帽小蛇的主人！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赞美，我感到骄傲，人也飘飘然。

但是在法官看出我陶醉在他说的话里之前，我很快转回顺从的态度，赞美所带来的兴奋差一点就让我忘记其他担心的事。

“如果希特勒在学期末之前就来了该怎么办？”我问道，一颗心怦怦跳个不停。

法官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突然咧嘴笑起来，他了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好吧，老兄，我服了你，到学期末我及格之前，我不会跟希特勒说你的事。”他摇着头，带着些许怜悯看我一眼，“我很抱歉，尿尿鬼，但过了学期末我一定得告诉他。为了那两万六千个波尔妇女与小孩，你一定得受惩罚。一旦他来了，你跟你那只笨卡菲尔鸡就死定了。但是我告诉你，以波尔人之名承诺，如果算术及格，我指着一叠《圣经》为誓，到学期末前我都不会告诉希特勒。”

法官皱着眉，仿佛自己在做算术习题似的，开始把我写在练习本上的答案抄下来。

我赢了——我的计划成功。我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这学期接下来的日子，楚克爷爷和我都会非常安全。

法官抄完了，我从没见过他这么高兴，就算是他到处喊“希特勒万岁”时也没这么高兴。我见机不可失，深呼吸一口气，很快地说：“可是下午要踏步，还要帮你做功课，实在是有点困难呢，先生。”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会不会得寸进尺了？我已经赢了一场大战斗，现在却在这点小事上赌上到手的胜利。踏步练习也没有多惨啊。其实还蛮好玩的，真的。如果他发现我根本一直在利用那段时间做他的功课，怎么办？

法官吸气，拿手背抹鼻子。“好啦，不用踏步了。但是你要做我的功课，听见没有？如果我抓到你跟那只卡菲尔鸡在打混，踏步练习就加倍。你们俩都是战犯，不要忘了这一点，老兄。”

胜利再度降临。我毕生第一次有意识地去操纵他人，结果很成功。那天早晨楚克爷爷和我跟着法官到学校去，一路上我都陶醉不已。

人生有件事很确定，否极而泰来，乐极而生悲。事情就是这样。

那天在课堂上格博太太告诉我们，靠近麦伦斯基水坝的某个养鸡场爆发了新城鸡瘟。她的丈夫，也就是兽医先生，已经启程去巡视附近的农场。

就算是年纪最小的小孩也知道，任何疾病对鸡与牲口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当然牛瘟与口蹄疫最惨。而每个农场上至少都养了五十只生蛋鸡，因此格博太太的消息一传来，大家都惊骇极了。我母亲曾说过，如果我爷爷失去了他的奥屏顿黑鸡，他会非常伤心。

一想到我母亲精神崩溃，在英国人的集中营里织着带有可笑袖子的毛衣，就让人非常难过。她与那些波尔女人与孩童一起织衣服，等着饿死或染上黑尿热而死。在此同时，农场上有个可怜的老祖父，逐渐伤心死去。前提是如果希特勒没有来。如果他来了，我知道祖父根本没有力气驾驶那辆福特小卡车或计划逃亡，那么我下场会如何呢？

也许我可以跟保姆一起住在祖鲁兰？这想法让我好过许多。希特勒绝对不会在祖鲁兰寻找一个小英国人，无上无上之神会用魔法把我藏起来，他们想找我，门儿都没有。至于楚克爷爷，希特勒不可能看出说英语的鸡与别的卡菲尔鸡有什么不同。就这么决定了，等我一回到农场，就要把这个完美的计划告诉保姆。

星期六晚上法官获准可以收听史多佛先生的无线电广播。法官告诉我们，目前这场战争对英国非常不利。希特勒已经拿下波兰，我以为波兰在非洲某处，像祖鲁兰，只不过住在波兰的是波族人。法官讲得好像从现在起，希特勒随时都会出现在隔壁一样。

我不知道南非跟英国站在同一边，而我所到之处则一致认为英国人是他们的大敌。我知道自己是英国人，但就像出身贫穷且堕落一样，我只能归结自己运气不好。

我的信息大部分来自法官在学校厕所后方定期召开的战争会议。宿舍里所有的高年级男孩都是突击队的，丹尼·柯慈是幼童宿舍的头头，因此获准参加。楚克爷爷和我是正式的战犯，在审问、行刑的借口下，当然被迫也得参加会议。

蒙着眼的我被绑在一棵蓝花楹树干上，绳索绕过我的胸部及腰部，四肢则可自由移动，方便行两种主刑。

大部分刑求都从铁条开始，那铁条有个名字叫“中国刑具”，是根据法官手中一个廉价大怀表的制造地来命名的，那怀表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之一。我得伸长手来抓住铁条，让他计时，而我抓着铁条的时间必须一次比一次长才行。一个名叫波弟·范茂威的小子会准确地记下我的时间，他在那群纳粹党里被称为突击手、计时员和大掌柜。

范茂威对自己的工作非常得意，只要逮到机会就会提醒我下一次中国刑具时间至少要维持多久。如果我没办法超过自己的上一段纪录，法官就会赏我一掌，然后看是轮到哪六个突击队员可以揍我一顿。

第二项刑罚也需要用到我的双手，他们称之为“射击练习”。每个突击队员得拿出自己的致命武器：弹弓。农场小孩都有自己的弹弓，也培养出厉害的打弹子技巧。因为不能公开戴着弹弓，高年级男孩各自藏有一把，等到了纳粹党集会时才拿出来戴在脖子上。

射击练习时，我必须向两侧平伸双手，手掌朝上，上头各摆一个空锡罐，而每一个突击队员有两次机会可以尝试击落锡罐。等到下次我又得挨揍时，当天成绩最好的六个人便有权利揍我。波弟照旧负责记录。

我得帮这群纳粹说说话，从二十英尺外射击多半都难不倒他们。只有一次，一颗石头打进了我的手掌下方。幸好是左手，之后有好几天我都无法使用那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