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厨房门口等了十分钟，梅富才出现。“尿尿鬼，这就是拉屎在你床上的鸡吗？”
“它不是故意的，梅富。它很干净，也很聪明。”
“瞧瞧是谁在谈干净！鸡就是鸡。谁听说过鸡很聪明的？”
“梅富你看，我表演给你看。”我赶紧在沙土上画了一个圈，然后楚克爷爷马上跳进去把姿势摆好，像在孵蛋一样，当然它不可能孵蛋。“它会待在圈圈里，直到我说可以出来为止。”我说。
梅富有一会儿看起来很吃惊，但随即又拉下脸来。“这只是某种白鸡不会，而笨卡菲尔鸡才会的事情罢了。”她不以为然地说。
“不，梅富！”我求她，“它还会很多事！”
我让楚克爷爷沿着圆周单脚跳，每跳一下就嘎一声。我让她看到，楚克爷爷可以飞到我肩膀上，在我的命令下，轻啄我的耳朵。
可惜最后那个把戏将梅富的耐心用完了。“你的头发会长满虱子，你这个笨男孩！”她尖叫。就在厨房门内有一个屠夫的工作台，上头摆了一把大切肉刀。“把那只肮脏、长满虱子、在床上拉屎的卡菲尔鸡给我！”她大叫着抓过那把切肉刀。
两只停在切肉刀上的蟑螂沿着刀爬上梅富的手，她发出剧烈的尖叫声，丢下切肉刀，发疯似的拍打手臂。一只蟑螂掉到地板上，另一只沿着她的手臂往上爬，消失在她的上衣里。
楚克爷爷愉快地嘎叫一声，冲进厨房，叼起那只在地板上疯也似的乱爬的蟑螂，梅富挥舞双手，胸部上上下下抖动，发出小小的喘息声，因为她一面要克制自己尖叫，一面又因极度激动而在厨房地板上跳来跳去。第二只蟑螂从她裙子里掉了出来，在光滑水泥地上爬向一条裂缝。但是楚克爷爷动作太快了，转瞬间便抓住了它。
梅富全身涨红，头颅似乎因为惊吓而颤动着。“好了，梅富，另一只也已经掉出来，楚克爷爷逮到它了。”我指着楚克爷爷说。它正大步走来走去，看起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
我跑去拿来一把厨房椅子，梅富像颗过熟的西瓜一样，砰一声瘫在椅子上。我从巨大黑火炉旁的晾布架上找来一块拭碗布，开始替她扇风——我母亲毛病发作时，奶奶就是这样做的。
我意识到藤椅下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警觉到是梅富尿裤子了。我猜她一定太混乱，所以没有发现。我很想知道她尿裤子的话得挨几下揍。恢复一些精神后，她以颤抖的手指着楚克爷爷。
“你说得不错，尿尿鬼，它是只好鸡，可以留下来。但它得自力更生。”她一面喘气一面说。然后她大概意识到椅子底下发生的事。“走开。”她说，一把抓过我手上的毛巾，用手指着大门。
于是楚克爷爷有了一份厨房的差事。每天吃完早餐后，它便负责检查宿舍厨房每一个角落，看看有没有各式各样骇人的爬虫。全世界最他妈强悍的鸡又生存下来，漂亮地适应了环境，收服了掌控生杀大权的人。我们又安全地在一起了。
几周、几个月过去，我俨然已成为法官的奴隶。因为我完全服从他全天候的掌控，其他人或多或少也就不常来找我麻烦了。我得忍受的顶多是突如其来的后脑一掌，或是高年级孩子粗鲁的推撞。事情变得不错，真的。如果法官需要我，他只要把两只手指放在嘴里，吹一声尖锐的口哨，楚克爷爷和我就会赶紧跑过去。
楚克爷爷现在有梅富保护了。然而它还是得随时保持警戒心，农场上的孩子总是会忍不住朝卡菲尔鸡扔石头。上课时它会在操场上咕咕叫，捕虫吃；每当下课铃响，它就会往我教室前面冲，在沙土上滑行煞住，焦虑地咯咯表示它想跟我做伴。
学校没有适合我年龄的课，于是我被放到七岁孩子的班上，他们还在学习阅读。我已经至少读了一年的英文，因此转去读南非荷兰语对我来说并不难，我很快就成了班上的第一名。然而我马上了解到，“求生”意味着绝对不要成为第一名，倒数第一名除外。我也很快学会降低自己的阅读技巧，表现出停顿、结巴的样子，尽管那些词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
平凡是最好的保护色。我们的老师杜蓓蕾小姐并不渴望看到一个五岁的小红脖子在整班笨蛋波尔人里有亮眼的表现。她很开心地将我的烂成绩归咎于我无法掌握南非荷兰语的微妙之处，以及我在班上是年纪最小的小孩。殊不知我早已会说祖鲁语与申刚语，而且跟大部分小孩一样，我发现学一种新语言其实十分简单。
其他孩子越来越难把我看作不一样的人，正因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看得出来或听得出来的不同。当然，除了我的无帽小蛇之外。但就算是这点，也像胎记或是少了一只小指头般，逐渐被忽视了。我成了一只完美的竹节虫。
接下来，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张伯伦终于哀伤地承认希特勒先生不是个绅士，不可信任也无法沟通。英国已经让捷克斯洛伐克彻底沦陷，不能再蒙羞让波兰落得相同命运，因此英国有必要对德国宣战。新的校长来了。
午餐时在宿舍餐厅里，有“豪饮问题”的老校长对我们发表演说，他站着，轻轻摇晃，双手抓住桌沿，然后拿起一把刀子，用刀柄敲桌子。“安静！”他大吼。这时杜蓓蕾小姐撅着唇，很快地站起来从侧门离开了。老校长似乎没有发现这点。他把刀丢在桌上，用非常大的音量说话，好像正在对数百人演说一样。“今天英国对德国宣战了！”他停顿一下，衡量我们对他这句话有何反应。没什么反应。除了高年级坐的位置那边有几声低语。“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各位？”等不及有人回答，他继续说道：“代表解脱！我们亲爱的祖国终于自由解脱了！希特勒会摧毁那些该死的英国人，解开外来人加诸南非祖国身上的压迫。那些外来人烧毁我们家园，把波尔女人跟小孩关进集中营，让两万六千人死于饥饿、痢疾与黑尿热！”
校长的话听起来仿佛就发生在当下的南非，他所用的句型都是现在进行时。我突然了解到原来这就是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她被误认成波尔女人，送进集中营了。
校长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又蹒跚向前，他满是吐沫的嘴无声地嚅动着，好像试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他转而高举手臂，做了一个法官在宿舍里做过的姿势。“希特勒万岁！”终于他脱口而出。
就在那时，门砰的一声打开，梅富进入餐厅。透过短暂开启的大门，我们看见杜蓓蕾小姐站在门外咬着指节。梅富大步走向校长，牢牢抓着他的手肘，很快地把他带离餐厅。
“希特勒万岁！”他穿过侧门时还转头向我们大喊。
我们坐在那儿都糊涂了。接着法官跳起来，踏上前排桌上靠他那边的板凳。他把袖子卷到肩膀，让我们看见他那粗糙的蓝色十字曲线的纳粹党徽刺青。
“希特勒是德国的王，上帝派他来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南非，还给我们。”他重击了一下手臂上的纳粹党徽，“这是他的记号……纳粹党徽！党徽会重新给我们自由！”他右手高举，做出刚才校长做过的致敬动作。“希特勒万岁！”他大喊。
我们都跳起来，跟他一样伸出手臂呼喊：“希特勒万岁！”
整个情况令人相当亢奋，这个名叫希特勒的男子将会把我们全体从该死的英国人手中拯救出来，他将成为我们的新校长！
然后，缓缓地，回到学校第一晚时法官对我说过的话浮现在我脑子里，气势越来越强，接下来一股怒吼冲进我的意识中：“你别蠢了，尿尿鬼！你是该死的英国人！”
我漫长的下海之旅要开始了。
我这一桌的香肠嘴耶各不断大喊“希特勒万岁”，很快每个人都大声唱起来，最后是法官一声尖锐的口哨才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我们之中有人已经对希特勒立下血誓，现在送红脖子下海的时刻到了。放学后我们在厕所后面集合，开战争会议！”
我不认为我们之中有谁真的知道海在哪里，大概在过了大列朋波山脉后的某一处，也许还要过了林波波河。无论是哪个方向，都很远很远。下海之旅将是件大事，我能了解为何需要从长计议。
餐厅充满了兴奋的嘈杂声，法官举起手要我们安静。然后他指向我：“尿尿鬼，你是第一个战犯！”他五指并拢，手举得更高了。“希特勒万岁！”他大叫。
我们全部再度跳起来，但是我身边两个小孩把我推回座位。“希特勒万岁！”餐厅里其他人都应和着。
那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兴奋的一天，虽然我看起来没什么指望了。唯一确定的是，楚克爷爷与我剩下的时间有限，需要好好思考我们的紧急逃亡计划。我感到很绝望。我根本不知道回家的路，不过就算我知道，一个小孩子跟一只鸡又能跑多远而不被敌人发现呢？
那天下午在课堂上，杜蓓蕾小姐看起来比平常更沮丧，她用那把十八英寸长的尺弹打我的指节两次。最后当我沉浸在逃亡计划中而没听到她问我三乘四等于多少时，她发火了。
“笨蛋！放学后你给我留下来！”这万万不可能！楚克爷爷和我得在厕所后面的战争会议开始之前逃亡啊。
“拜托，老师！对不起，老师。下次不敢了，老师。”我哀求。我迫切想弥补些什么，于是跳出了伪装。我背出九九表，然后十的乘法，十一、十二的乘法。之前我总是小心翼翼掩饰我知道的，假装自己最多只会背到四乘四，而现在更糟的是，我们根本还没有学到十一甚至十二的乘法表。待我背完十二乘法表（那是我从法官的算术课本后面学的），杜蓓蕾小姐已是满腔怒火。
“十二乘以十二是，呃……一百……呃……四十四。”我察觉到她的愤怒，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
“你这个邪恶、堕落、撒谎、骗人的小孩！”她尖叫，举起铁边长尺，落在我身上便是一阵好打。她盛怒之下并没有看准，大多打在我的肩膀与手臂上。我一个不注意，其中一下被尺缘的薄铁片削过耳朵上方，我放弃防卫用手抓住耳朵。那一下让我的耳朵痛得要命，温热的血从指缝中冒出来，流下手臂。
震怒的杜蓓蕾小姐看到血之后突然呆住了。她低头看着我，手捂住嘴，然后尖叫一声便晕死在我脚边。
杜蓓蕾小姐晕死在我脚边的景象太骇人，吓得我无法移动。耳朵流下的血滴在她干净的白衬衫上，在心脏处形成了一个大约我拳头大小的红色污痕。
“惨了！你让她心脏爆裂，你杀死她了。”我听见香肠嘴耶各一边跑出教室一边说。其他人也一窝蜂尖叫着互相推挤跑出犯罪现场。我只是站在那儿，无法思考，血仍从我头上往下流。
我没有注意到有谁进到教室里来，直到一只大手举起我，把我甩到教室另一边。我落在墙角，目瞪口呆坐在那里，靠着墙像个被抛弃的破布娃娃。法官那班的老师史多佛先生跪在杜蓓蕾小姐身边，摇晃她的肩膀。他看见她衬衫上的血迹时，双眼大睁。“惨了，他杀了她！”我听见他说。
就在那时杜蓓蕾小姐张开眼睛，像个乞丐般坐起。她低头看见自己染血的衬衫，轻叹一声又晕了过去。史多佛先生拍她脸颊，她睁开眼睛又坐起来。“哦，哦，看我做的好事。”她啜泣。
转瞬间，整间教室静止而漆黑，仿佛乌云蔽日。恍惚中我看见史多佛先生走来，他多毛的长手在身体两侧摆动，像慢动作一样，而他的身形像波浪晃呀晃的。我想捂住脸，但摆在腿上的双手无法移动。
“看吧，尿尿鬼，看看你忘了保护色时事情变成什么样子。”我对自己说，然后我一定是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幼童宿舍里，躺在自己床上。但在睁开眼睛前，我闻到梅富就在我身边。她一定看到我的睫毛动了一下。“尿尿鬼，你醒了吗？”她问，声音并不凶。
“是的，梅富。”我回到现实世界，很快给自己的心理重新漆上一层保护色。我的头上绑着一条一条厚绷带，身上穿着睡衣。头一点也不痛，痛的是我摔到墙边时撞到的肩膀。
“听好，尿尿鬼，”梅富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迫，“医生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说你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听见了没？”
“是的，梅富。”
“你从哪棵树上掉下来的呢，尿尿鬼？”她问。
“可是没有树啊，梅富。”我中了计。
“笨蛋！”她大叫，“把耳朵洗干净。我刚刚跟你说了什么？”
“那棵芒果树，是操场旁边那棵大芒果树。”我学乖了。
“是的，很好，芒果树。”她从床边的椅子上起身，“尿尿鬼，你只要肯努力试，记忆力就不错。医生来的时候记得要这样跟他说。”
她离开没多久我便赶紧从床上跳起来，跑到窗户旁边吹口哨呼叫楚克爷爷。过了一会儿它出现了，带着不变的咯咯声与尖锐的目光，蹲在我身边的窗台上。
“楚克爷爷，我们麻烦大了。”我对它解释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随时可能出现，把我们送进海里。“你会游泳吗？”我问它。楚克爷爷太神奇了，就算它成了全世界唯一会游泳的鸡，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嘎！”它回答，这可能表示它会，也可能表示它不会，谁能说得准呢？楚克爷爷一向不是那么好懂的。
有声音往宿舍这边接近，于是我赶紧把楚克爷爷推回果园，跳上床。
我很高兴梅富带了翰尼大夫来。他坐在我床上，解开我头上的绷带。“怎么啦，孩子？你看起来累坏了。”
尽管翰尼大夫不是红脖子的，我知道他会站在我这边。我渴望号啕大哭，把我的麻烦说给他听。但是那一天我已经褪下保护色一次，结果差点酿成大祸。对于自己无可原谅的愚蠢，一只绑绷带的耳朵与酸疼的肩膀还不算是太坏的后果。下一次也许我就没这么幸运了。我把眼泪吞回去，告诉他我是怎么从操场旁边那棵大芒果树上跌下来的。
我一定是说得太多了，因为他转向梅富用南非荷兰语问道：“嗯，除了耳朵与头皮之间的割伤之外，没有挫伤也没有擦伤。你确定这孩子是从树上跌下来的吗？”
“其他小孩当场看见了，医生。毫无疑问。”梅富说得如此确定，让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我了解到，翰尼大夫的问题对我来说只是麻烦而已。
“真的，先生。事情就是这样。我从树上跌下来，撞到墙，伤了我的肩膀。”
翰尼大夫没有意识到我是用南非荷兰语回答他。“墙？什么墙？”
梅富的眼神露出一股惊恐，不过很快恢复过来。“小孩子荷兰语说得不好，他指的是地上。”
“是的，地上。”我补充道，我的伪装差一点又破功了。
翰尼大夫看起来很困惑。“好吧，那我们来看看你的肩膀。”他顺时针转着我的肩膀。“痛吗？如果痛就告诉我。”我摇摇头。他反方向转了一下，结果也是一样。然后他向上举，我往后缩。“这样会痛，嗯？”我点头。“嗯，总之不是脱臼。”他用听筒听了听我的心跳，前胸与背部，听筒在皮肤上感觉很冰冷。“看起来没问题。只要稍微缝个几针，你就会健健康康的了。”他用英语说。
“我可以回家吗，拜托？”
“不需要呀，孩子。明天你就会跟新的一样。”他从包包里翻出一根黄色的棒棒糖，“喏，这会让你感觉好一点。你吃的时候我来帮你缝针。”
他一定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是啦，会有点痛。不过，你不会在我身上大哭吧，会不会？”
“他是个勇敢的男孩，医生。”梅富说。现在她很放心，没人会发现事实了。
过了一会儿，翰尼大夫一面帮我在缝针处搽上红药水，一面说：“好了。不需要绷带，一个礼拜后我们再来拆线。”他转向梅富。“如果他说背痛，再通知我。”他从包包里拿出第二根棒棒糖递给我：“这是特别勇敢奖。”
“谢谢你，翰尼大夫。你是英国人吗？”我接过第二根棒棒糖时问。
他的表情变了，我看得出来他不高兴了。“孩子，我们都是南非人，不要听别人乱说。”他说话的语气相当激动，然后又重复一次：“绝对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
我的确经历过比这一天更幸运的日子，不过在同一天拿到两根棒棒糖并不常见，所以事情也没那么糟糕。
虽然我仍是战犯身份，但是后来几天小孩子都对我不错。缝了几针让我成为幼童宿舍的英雄，甚至连耶各都变了，他闭紧香肠嘴不再大声嚷嚷。
我们有了新老师，格博太太。有一次，政府派一个兽医来农场检查祖父的奥屏顿黑鸡是否染上新城鸡瘟sup(一种病毒性疾病，多发生于各种家禽、信鸽等，会造成呼吸、消化和神经系统之障碍。)/sup，她就是那个兽医的老婆。格博太太不会紧张，我想她根本不知道我是个红脖子的。她并不是真正的老师，所以人很好。
谣言传来说杜蓓蕾小姐精神崩溃了。我知道，当然都怪我，这事让我很沮丧，因为我猜母亲的精神崩溃可能也是我造成的。我一定是某种让人精神崩溃型的人，先是母亲，现在又是杜蓓蕾小姐。还有，虽然我还没有让梅富崩溃，但我曾让她尿裤子，那大概只比崩溃好一点吧。
楚克爷爷和我多次讨论我们的困境，都无法得出有效结论。毕竟楚克爷爷是只卡菲尔鸡，它们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上一秒你还走来走去，到处翻翻抓抓，下一秒你就成了胡狼或蟒蛇的晚餐，或融化在煮沸的三脚铁锅里。楚克爷爷早已证明自己是个幸存者，它生存的铁律是：最坏的事说发生就发生。当然，一个五岁小孩也不会是什么悲观主义者。不过我们都同意一件事——快有坏事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