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承载着我过去近200个在这座岛屿上的日日夜夜。

港人寻路

没有一座城市比香港更喧哗，没有一座城市比香港更孤独。

它毕竟只是一座小岛，一座被安排了太多戏份的小岛。

从不安、烦躁到沉默，就像湾仔高楼林立间不可忽略的棚户与油污，香港摩登美学的矛盾性也是彼时香港人复杂心性的隐喻：在悲观中保持遐想，勠力向上但又不知根系。熊熊烈火只能暗烧于巷尾的焚炉中，激烈却无法冲破。曾经看过一个比喻，港人的心犹如面朝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只能待渡，却不能问渡轮将把他们带到何处。

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到香港，表面风平浪静，内心却暗流汹涌。不同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或不歧视，不同于富人对穷人的怜悯或不怜悯。港人（主要是底层百姓）对内地人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时而将其想象为信德中心大巴车上涌动的小红旗旅游团，时而将其想象为抽雪茄、戴墨镜、一掷千金，不断将香港的财物吸入囊中的横行者。他们对这个群体充满不解、轻蔑和畏惧。

他们的排斥不无道理。随着大量外籍人士的涌入，暴涨的房价和物价让香港平民无处栖身。在中环的写字楼里，港人寥寥。港岛和九龙主要的大型新楼盘里，例如贝沙湾、一号银海、君汇港，鲜见港人踪迹。在远离尘嚣的舒适离岛，例如愉景湾、柏丽湾，则是与港人无关的白人世界。

港人有富有贫，极少数的贵族牢牢把守着自己的“保留地”——深水湾、浅水湾、半山和山顶。这些区域就像北京的四合院、英国的贵族宅邸，尽管年久陈旧，却始终象征尊贵雍容。

而大量的香港普通民众，则居住在密密麻麻的笼屋里。

据香港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香港有超过20万人住在笼屋、劏房、板间房等狭窄空间。“劏”字在粤语中有宰杀的意思，是指切开动物肚皮，再去除内脏。顾名思义，“劏房”指的是把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几个独立单位。有的“劏房”里住着一家几口，所有的吃喝拉撒就在这几平方米里解决。

我曾经问过一个香港小妹，香港房子这么贵，年轻人结婚怎么买得起。小妹说，租房啊，或者去新界买一套二三百平方尺（合二三十平方米）的老屋。“这样一套老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很宽敞啦！300万港元左右，首付只要一成！”

低廉的住房按揭、免费医疗、完善的失业救济和老人补贴，给香港百姓设置了体面的安全线。

但这些能保证的只是生存，不是生活。

这也是每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本地人”的纠结：看似出身优渥，实则生来没有退路。除了被汹涌人流挟着往前挣扎，别无选择。

香港人很拼，勤奋是他们的生存技巧。在投资银行里一直眉头紧锁、戴着耳机接电话和加班的永远是香港人。他们知道要在这座拥挤的岛屿胜出有多难。他们没有白人的语言优势，也没有内地人的人际关系优势（香港企业大多面向内地市场），他们除了更努力，别无选择。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香港白领努力和内地的客户打成一片，送孩子去普通话教学的学校，也兴冲冲地在内地中产阶层聚居的社区买房，似乎觉得这样更为“主流”。

不是每个港人都能走进中环。大部分香港毕业生只能走进湾仔、尖沙咀的老楼，摇摇欲坠的电梯缓慢而昏暗，办公室墙皮脱落，转椅都没有足够空间旋转。

还有大量的劳动人民。有无数港人依旧从事着延续百年的老业，日日撑船出海捕鱼，然后将捕来的鱼用推车拉进香港仔或西贡的鱼市场。

香港的巴士分官方和私营，私营小巴俗称“亡命小巴”，每日像疯狂的老鼠一般在狭窄的道路上疾行，要下车的人必须大喊“要落唔该”，司机则潇洒地伸一下左手，以示知晓。我曾问过一位司机开了多少年车，他说三十年。他说他想转做出租车司机，但现在香港一个出租车车牌已经被炒到1000万港元，开出租车成了他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还有无数老无所依的老人被囚禁在囹圄般的养老院中。香港有900多家私营养老院，近6万床位，住在这里的人接近香港总人口数的1%。养老院格局类似。一层楼用木板隔成无数四平方米见方的狭窄空间，只能摆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间隔用的木板墙上挂着三两件衣物，抑或是家人的合影。老人们担心自己健忘，却无法阻止被遗忘。

内地移民向钱看

香港是很多元化的，但多元化的是人种、语言、收入，不是价值观。

来了香港，每个人都毫不掩饰地谈论钱。

对移民美国的人来说，“移民美国”本身就是终极目标，至于去美国干什么，不那么重要。阳光、沙滩、住房、教育已经足以构成理由，其他都是附加值。

移民香港的人则不然。没有人是为了来香港而来香港，每个人都是被职业和业务所驱使，聚集在这座拥挤的岛屿上。所以大家的目标简单清晰，那就是赚钱。

大家在乎钱，也确实有钱。和香港本地人的贫富分化不同，在港工作的内地人绝大部分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层，收入不菲却无法放松。在美国，年薪10万美元就可以满足地安度一生了。但在香港，这个收入水平的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穷鬼。

年薪100万元的人觉得自己很穷，年薪1000万元的人依然觉得自己很穷。不论存折上的数字多大，大家都西装革履地在中环写字楼挑灯夜战，夹着笔记本电脑健步如飞地穿梭于各个客户办公室。

大家觉得工作努力是一种美德，已经忘了停下来的感觉。我问一位年薪千万的领导：“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看到客户给予肯定的眼神。”我心想，完了，又是一位被洗脑者。

在激烈的同辈竞争中，怎能不埋头工作，不攒个几百万都不好意思生孩子。在香港的人普遍要孩子晚，幼儿园家长会就像领袖峰会，家长都是40岁上下的人，具有儒雅成熟的风范。偶尔遇到30岁左右的父母，大家都会围观惊呼：“好年轻！”

男人们太拼命，女人们就纷纷退居二线，在家相夫教子。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家庭妇女。随着内地资本外流的热潮，在香港的内地妈妈们卖保险蔚然成风。然而，拿到保险经纪执照者众，真的认真跑业务的却寥寥无几。

一位女邻居在一次夜聊中特别真诚地对我说：“我卖保险，一年坐在家里赚100万元并不难。但我转念一想，100万元也干不了什么啊！”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