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第一站是西安，就从西安写起吧。

这是一座极适合存放记忆的城市。厚重的城墙承载着一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也雕刻着我十几年的青葱时光。

前几日有友人来香港，给我带了冰峰汽水和秦镇凉皮。光阴荏苒，如今的冰峰汽水都是可登大雅之堂的听装易拉罐了。秦镇凉皮装在精致的礼盒里，酱料和辣椒油被抽了真空分别包装，精美得让人有些不习惯。

拆开包装，闻到扑面而来的油泼辣子香，少年时在街市上欢纵觅食的画面骤然浮现。

纵使时代更迭，凉皮的包装在变，城市的容貌在变，人也在变，但记忆就在那里，清澈如昔。

长相思，在长安。

舒适圈

西安分为城墙里和城墙外。城墙里那区区11平方公里的“皇城圈儿”，不堵车的话，其实5分钟就可以驱车从城墙南门开到北门，但在童年的我眼中，它就是全世界。

城墙是舒适圈，它以一种最直观的形式将我们包裹在内。城墙本就是应明太祖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养息之策所建，生来便带有孙悟空为唐僧画地为障的意味。城墙内不许盖高层建筑，因此不论城外如何风云变幻，城墙里永远波澜不惊。迈入永宁门，再急迫的心情也仿佛会突然舒缓，时间都突然慢下来。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从教室窗外便可望见城墙，可望见城墙上推着自行车踱步的闲人，可以看到成群的鸟呼啦啦地飞过灰色的残垣。那一刻我觉得我的青春就雕刻在石板墙里，心如止水，无欲无求，仿佛已活了千年。人被这安逸的画面夺走了心绪，恍然间不知自己为何要念书，反正，佛曰：未来心不可得。

在安逸的旧城里，少壮不努力，看到的是亘古不变的岁月静好，是看不到老大徒伤悲的。

在西安的童年是极幸福的。那时每逢假期，我就被送到东郊的姥姥家，门口就是兴庆公园，那可是城里的小孩春游才能去的地方。那时候觉得兴庆公园好大，有比大海还辽阔的湖面，有比长白山还深邃的树林。有一年天气炎热时，我和父亲去捉蝉，后来找不到路，误入丛林深处。那时随地大小便还很常见，于是我们踩了两脚的大便回到家，至今提起，母亲仍会笑出眼泪。

姥姥家床底下有一个塑料格子箱，里面插着一瓶瓶晶莹剔透的冰峰汽水，我每天都会撩起床单，爬到床下去数还剩下几瓶。一箱喝空了，姥姥和小保姆就会抬着一箱空玻璃瓶去换新的汽水，而我则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最前面，仿佛缴获了一座城池的战利品。

上学以后，每天回家路上有两个颇有趣味的景点。一个是邮局报刊亭，假如新一期的《童话大王》和《科幻世界》到了，我便如同过节一般。另一个就是卖冰棍的小摊，这是体现身份的地方。有一次，班上一个男生买了一根6元钱的梦龙，至今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仍比北京的房哥房姐还要像土豪。我爱买的冰棍是娃娃头和雪美，后来离开西安，我惊讶地发现外地竟没有这两种口味，娃娃头在北京改了名字叫雪人，雪美这种酸奶味的雪糕则是我后来去了美国在pinkberry酸奶冰激凌店才重新拾获。

高三那一年是用八次大模拟考试串起来的。每次考试结束后，我和同班的闺蜜就会跑到鼓楼回民街大吃一顿犒劳自己。最美味的往往是最不健康的食物，至今我依然记得涮牛肚蘸着麻酱和油泼辣子放入口中，接触到舌尖味蕾那一瞬间的喜悦。所有的压力和沮丧，在那一瞬间降为零。

住在城里的孩子不曾见过乡村的烟火，鼓楼回民街每到傍晚的炊烟袅袅就是我们对人间气息最直观的理解。每到傍晚时，鼓楼回民街里家家出摊，烤肉的红炭燃了，粉蒸肉的罩笼热了，酸菜炒米的锅里冒出香气。各种烟雾和味道萦绕交织，整条回民街都沉浸在华灯烟火的氛围里。多年之后，每每回乡省亲，漫步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蓦然回首，总仿佛能看到少年时的自己，站在鼓楼城门前张开双臂雀跃欢笑。

离开家乡前的那个暑假，我挽着父亲在莲湖公园散步。看池中的莲花和十几年前一般淡香悠然。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仿佛十八年只是弹指一挥间。

人是有预感的。我知道我走出这座城门，便从此一去不会回头。见证我成长的莲湖路、莲湖公园、北大街天桥，从此不再是樊篱，而是过去。

在后来的人生中，我曾经一次次摆脱舒适圈，走进新的领域。但我会一直记得那年夏天我和父亲站在莲花池畔，一向抠门的父亲幽幽地对我说：“想家了就随时买飞机票回来，我给你报销。”

那一刻起，我的故乡和我的父亲，不再是触手可及的依靠，而是一个定心丸，一条退路，一条尽管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走却不能没有的退路。

黄沙断碛千回转，长安城渐行渐远，但她赋予我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却烙在了心里。

优越感

城墙是皇家颜面。20世纪80年代，朱雀门遗址出土时，雕栏玉砌尤在。青石制作的门槛上刻有线条优美、神采飞扬的蔓草花纹，磨砖对缝的门洞隔墙厚实端正。

“我们是皇城根儿的人”，就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人和英国巴斯人一样，西安人有一种对旧王朝放不下的缅怀，以及对王族血统一厢情愿的优越感。

这是一种病，我也有。离开西安去外地念书，我每次自我介绍一定先说“我是西安人”，再说“我叫李小花”。仿佛我说出我的家乡，我就自动列席于貂蝉、褒姒和杨玉环之间，列席于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之间，列席于郑钧、许巍和张楚之间。

有浪漫遐想的故乡总能帮人招桃花。比如我认识一个姑娘，来自沈从文的故乡，偏又在国外念过书，湘西小镇的泥土气息和华盛顿的樱花香混杂成一种只闻其名便可为之倾倒的神秘感，让这姑娘这些年不知吸引了多少男青年。

西安也是招桃花的重镇。回想我寥寥可数的桃花史，多少可以归功于故乡的威名。

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刚刚声名鹊起的80后作家来我们学校交流。我还记得他听说我是西安人后激动不已，望着我说：“在梦里，我总觉得自己是长安人。”当时我被酸得落荒而逃。不久后他发来一封电邮，附着他新写的一篇以唐代长安城为背景的小说，女主人公竟用了我的名字。时隔多年，我再次在网上搜索，发现此文竟流传甚广。我和这位作家已不再联络，我想当年他所倾慕的也并非李小花，而是一个来自长安城的女子轮廓罢了。感念我的故乡，让我收到过这样一份青葱玄妙的礼物。

的确，我这些年在外面遇到的西安人，很少见到谁表示对家乡“印象不深了”，个个聊起西安都是唾沫横飞、神采飞扬，有掩饰不住的眷恋和骄傲。

此外，我这些年遇到的西安人，都保持着耿直的个性，做事勤勉，对道德感有种钻牛角尖似的执着。

这可能是血统里自带的基因。西安人原本安土重迁，下了狠心离开故土外出闯荡，却终究是学不会江湖术，开口仍是乡音，不露声色的面孔掩得住喜怒，却掩不住爱恨。

在纽约时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西安人，生得如花似玉。她自小出国，是伦敦大学、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三所名校的毕业生。尽管离家十余载，但聊起西安的凉皮、粉蒸肉，她仍会放肆地拍案惊呼：“僚咋咧！”每次我们和其他朋友聊到西安，她也常常一句话噎死对方：“这是我们西安的事儿，你不懂！”

尽管家境殷实，但她上学的时候仍每周坐火车去纽约上州的小镇做兼职老师，平时还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她毕业进了一家中资企业的纽约分公司，刚进去就表现突出，常常代表公司公开演讲，还在老总谈判时担任翻译。

但时隔数年，我再次和她联系，则得知她已经离开这家公司。原因是她性格太执拗刚烈，又不肯掩饰锋芒，在一次处理出口大单时，团队要分回扣，她不同意，最终和团队闹翻，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