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两位老人坚持不要婉丝送，自己打车回家，他们需要独处的空间和时间，她明白。在出租车上，她打电话给李子墨，语气生硬地问他有没有凌青家的钥匙，她要去看看哈雷。对方正在上班，说有的，让她到自己公司来取。

她让司机改道，自己在后座上仰靠着，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李子墨上班的地方不算偏远，晚高峰时段，路上堵得严丝合缝。车里的空调吹得很冷，婉丝的外套都收在行李箱里，她只好抱紧双臂，一会儿被冻醒，一会儿又迷糊过去，只瞥见前车红色的尾灯，等司机说“到了，到了”，才睁开眼睛，路边的写字楼里都亮起了灯。婉丝觉得头晕沉沉的，脖子后面像被一只手捏着向上吊，剧痛……颈椎，她想，又是颈椎。

她请司机师傅稍等，一会儿她还要坐车回家。在高耸的写字楼下，她蓬头垢面地等着，像从荒野里来的原始人。下班的人们个个挺拔光鲜，只有她穿着运动鞋、几天没换过的汗湿的牛仔裤，t恤似乎也穿了几天，记不清了。她无法在凌青父母跟前，一天还换一套搭配好的衣服。她给李子墨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催他下楼送钥匙，他说在开会。最后他说，交给下班的同事带给她，他还要加班，抱歉。

她盯着屏幕上那几行字，心知他怕见自己，怕被质问，也经不起追问。胆小鬼，婉丝想，你不来解释，我还可以去找李芸，逼她说个清楚。这躲在女人背后的胆小鬼，她愤愤不平地气恼着，甚至李子墨的同事，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男生走过来问她是不是李工的朋友，她都恶狠狠地断然否认。对方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她，婉丝才反应过来，说：“对，钥匙是给我的。”

她回到车里，一手揉着自己的脖子，一手捏着那把银亮的钥匙。脖子，一定是因为脖子太痛了，才会如此失态，婉丝想着，一边报出凌青家的地址。她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李芸——门一开，李芸就站在客厅中央，戴着口罩和手套，哈雷在李芸脚边埋头吃着一盒罐头。

“我来帮凌总喂猫。”她说，声音从口罩后面传出来，是闷闷的。

“我来看看哈雷。”婉丝走过去，伸手摸灰猫的背，毛很柔密，底下是坚实的肌肉和柔软的骨骼。李芸后退两步，用戴着手套的手去调整脸上的口罩，婉丝问她：“你跟李子墨在一起了？”

李芸的上半张脸看不出什么表情，她说：“他们分手了。”

“因为你？”

“因为他们不合适。”

“她没炒掉你？”

“她说她回来就要炒掉我。”

“那她还让你来喂猫？”

“我还有一个月工资扣在公司呢，”李芸说，“没办法呀，而且她现在也炒不了我了。”

婉丝克制着没有冲上去，因为一切争执对死人都无意义。哈雷吃完了，坐在一边舔它的爪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没必要向你解释。”李芸说，“我跟凌青解释过了，她不听，我也没办法。”她接着说，“她平常好像多么大气潇洒，遇到这种事，还不是跟个小怨妇一样，哭哭啼啼、大吵大闹的，真没意思。”

她心怀愧意，婉丝想，就是这样，不然她干吗还要来照顾哈雷？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认这种情绪，但它总是存在。李芸从玄关上拿起一把钥匙，向婉丝晃了晃，说：“她家的钥匙，我不拿了，你保管吧。”说着，她摘下口罩，手套也脱掉，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塞进手提包里，到玄关换了鞋。她还记着换上客用的拖鞋？婉丝差点冷笑出声。李芸用手整理自己的头发，穿好鞋子，从包里取出一支口红，不用镜子，就准确地擦在嘴上。晚上是约会的时间，祝她和李子墨能一起睡个好觉。婉丝扭头寻找哈雷，听见门开了又关，哈雷蹲在飘窗的正中间，一对圆眼静静地望着她。

她的脖子还在痛，此刻连着头也痛起来，太阳穴突突跳着，像有颗心在里面蹦着，快要冲破皮肤。她用力地按住痛点，坐在窗前的地毯上。哈雷在身边围绕，她埋着头等待这波疼痛过去，眼睛压在蜷起的膝盖上，牛仔裤被眼泪沾湿了。这是凌青出事之后她第一次哭，也许是因为头痛得实在厉害。

从这一天起，她开始照顾哈雷，每天定时过来帮它添粮换水。凌青养猫讲究得很，婉丝尽量不降低它的生活标准，按时订购猫粮和罐头，偶尔也打扫下房间里的灰尘。她父母暂时不想动这房子，也不想来，好像不去处理这些事情，女儿就还在似的。有一天，婉丝带了两束鲜花过来，翻出凌青收起来的那些花瓶，插了两瓶，摆在阳光好的地方，摆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又统统倒掉。在没人住的房子里摆花，有种令人不快的寂静凄凉。她在这里待得越来越久，下班就过来，有时候自己点外卖吃，坐在地毯上，偶尔拣块肉或者没刺的鱼给哈雷。这是凌青严厉反对的事情，“会伤害猫的肾脏”，她说，婉丝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不知怎的，婚礼一旦取消，两个人谁都没有急着再提起。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在忙，尤其杨浩，自从婉丝回来之后，他几乎没有在十点钟之前回过家。凌青留下的不只是待审核的项目和未完成的决策，在离开北京之前，她已经陷进某些麻烦。从杨浩的只言片语中，婉丝察觉到一些端倪。杨浩没有讲得很清楚，与海南的项目有关。

“那，跟你有关系吗？”有一天他难得回来早些，独自点了外卖的套餐吃着，婉丝坐在他旁边喝着热茶，一边问他。他们好久没做过饭了。

“嗯。”他继续吃，用吃来合理地堵住自己的嘴。等吃完了，婉丝又问：“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准备资料，回答问题，”他说，“收拾凌青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句话里有责备的意思，余下的他就不愿意细说。渐渐地婉丝也知道一些，凌青被举报商业贿赂，拿供应商的回扣，眼下正在调查中，牵连到不少人。杨浩也是调查对象之一，他已经想好，此事一了，立刻离职，偏偏拖得这么久。事情比婉丝想象的复杂得多。有一天，她又问起，凌青到底惹上什么事？他很烦躁地将她顶了回去，让她别问了。

婉丝忍不住反驳：“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跟你说不清楚。”杨浩说，“咱们就不能说点别的？”

她想说说在帕劳的经历，然后发觉其实已经讲过好几遍了：找不到人，放弃搜救，宣告事实上的死亡，像长舌妇在八卦，忧伤冲淡了，只剩下猎奇似的谈资，她不想再提，杨浩的安慰都显得潦草。他自己的焦虑其实更多，婉丝隐约地猜到，这些事不是公司能够协调解决的。商业贿赂，这种事可大可小，杨浩告诉婉丝，凌青走之前请了长假，有人说她是在逃避调查，可能她压根儿没打算短时间就回来，她的护照上有美国签证，至少能待上半年。

听着这些话，婉丝反驳：“凌青不会放别人鸽子，她说好了要当伴娘，不可能不按时回来。”杨浩说：“这些话也只有我信，说给外人，能当证据吗？”一转眼到了秋天，秋天短暂地过去，初冬，十一月，杨浩妈妈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

房子到手了，拿到钥匙，杨浩说冬天不适合装修，明年春天再说，婉丝也同意了。总之一切都在向后拖延。在当时看来，前头的时间是无尽的，几个月不算什么，他们都可以等。

她把哈雷带回家了。

对于婚礼的变故，杨浩倒没抱怨过什么，只有一次，就那么一次，杨浩说：“我妈看不到我结婚，不过，有你，她也可以放心了。”最后那几天，他们俩全部时间都守在医院，她走得很平静，在深睡中离开，没有留下特别的遗言。婉丝陪着守到最后，一直戴着她送的金项链。那天晚上，两个人回家，她脱下衣服准备洗澡，水放在浴缸里，热气蒸腾的，镜子上起了雾，伸手抹开。那项链黄澄澄的，跟她的肤色不和谐，其实她戴金的并不相配。项链上缠了几丝头发。

她把它摘下来，清理干净，放在洗手盆边上，记得很清楚，挨着香皂盒和洗手液，金链子摆在白瓷面上很显眼。就放在那儿，过后她跟杨浩反复解释，就放在那儿了，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她踏进浴缸，泛着绵密泡沫的热水漫过身体，她只泡了几分钟，等不及水变凉，就站起来冲掉身上的泡沫，裹上一块毛巾，才发现忘记打开排风扇，浴室里充满了水汽，眼前模模糊糊的，浴室外的干爽空气显得冷飕飕的。杨浩坐在客厅里抽烟，窗户也不打开，婉丝不去管他，换上一身暖和的睡衣。

哈雷走进潮湿的卫生间，平时它最讨厌弄湿身体，可是卫生间对猫总有种奇特的吸引。它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尝试着瓷砖地面的触感，犹豫着要不要弄湿脚掌。它走进去，尾巴竖得很高，像一根空荡荡的旗杆。

它喜欢地面上溅出来的水滴，或者洗手台上遗留的泡沫，都要舔一舔，仿佛有什么特别的滋味似的。动物对人类的变故毫无知觉，每天过得像一座时钟那么稳定而有规律。时间在它身上几无痕迹，婉丝有点羡慕它。

杨浩在客厅坐了大半夜，天快亮时，婉丝才觉得身边一沉，他躺下来了，带着陌生的烟味，平常他不会抽得这么凶。妈妈去世，很难过吧？她想。从预知亲人的死亡，到如今真的面对，中间做了多少心理准备，到头来发现自己构筑的工事只有表面上的牢靠，在台风来袭时根本不堪一击，原来是如此的惊讶和绝望，悲伤反而被放到一边。

第二天，他们一整天忙着办理后事、通知亲友，婉丝尽量跟上他的节奏。他是个办事效率很高的人，凌青重用他，也是这个原因。火化之后，他准备和爸爸一起送骨灰回老家，第二天就要走了。晚上，婉丝说：“你妈妈不在了，我们还要办婚礼吗？”

“我不知道，婉丝，你现在别问了。”

“其实，我是无所谓这个形式，”婉丝说，“但是婚庆公司不肯退款。”

“等我回来，我们再商量。”他看了婉丝一眼，问，“你的项链呢？妈给你的那条。”

婉丝才想起来，好几天没有戴了。那天她摘下来，就没再动过，然而这些天在洗手台上似乎也没看见。她走进卫生间，找遍一切角落，没有。

“就放在这儿。”她说，指着洗手池的台面，杨浩也跟着她找起来。

“不可能在别处。”她自言自语，开始在客厅和卧室里四处搜寻，连沙发靠垫都搬起来察看。

哈雷趴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两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直到婉丝走过来将它抱起，看它身子底下有没有压着什么。这时候她的疑虑已经越来越深：这不是个好兆头。

最后，两个人放弃了寻找，坐在沙发上，谁也没说话。杨浩说：“没关系，丢了就丢了吧。”

他很失望，婉丝想。

“就放在那儿了，”她说，感到一阵强烈的挫败，“不可能丢。”她猜想，会不会是哈雷把项链不小心弄到水池里，落进下水口，被冲走了，那就是真的丢了。实际上杨浩也没有怪她，这几天他的话很少，婉丝觉得自己就像个透明人。明天他就要走了。

她问：“杨浩，是不是因为妈妈有病，想看见你成家，你才着急向我求婚的？”这是一个不懂装懂、明知故问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样，她想，可她偏要这么问，让他的回答来巩固自己的信心。

他答：“也不全是。”婉丝一颗心缓慢地沉了下去。

第二天，她没有送他去机场，他也没有要求，简单地道别之后就离开了，彼此都觉得对方有点冷漠。他这一去，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原先婉丝想着，最多三五日，下葬完也就回家了，结果光选墓地就花了半个多月，然后又是别的事。婉丝觉得他是不是在有意拖延，每次打电话也是匆匆挂断。

渐渐地，她有点习惯一个人生活，好像回到了从前熟悉的节奏里。杨浩从凌青的公司离职了，他说他想在老家多待几天，陪陪他爸爸，她当然没有异议，况且他只是通知，又不是同她商量，她听得出来。

她又一次打电话给婚庆公司，问能不能退款，对方表示很为难。

有一天晚上，她给哈雷打开一个它爱吃的鳕鱼罐头，看着它埋头吃着，突然想起杨浩：他一定是不想回来了。有了这样的认知，所有的冷淡、含糊、隐瞒、一天天音信渐稀，就都有了答案。

骗局，也许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凌青出于私心，把他们拉到一起，他想跟老板搞好关系，后来，他想让妈妈放心和满意，至于黄婉丝是谁，其实根本无所谓。她明白了他的宽容、大度、不计较，统统都是因为不在乎。婉丝想，他真的表白过吗？真的说过“我爱你”吗？没有，一次也没有呢。

事实上，她也没说过，她忘记了，只觉得是自己在受骗。两个人糊里糊涂地、非常草率地走到一起，因此，这段关系也配不上一个认真的结局。她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只配忍耐，配不上享受幸福，事到临头，反而害怕。总有障碍，总有人会离开，聚散有果无因。最后，干脆把戒指也脱下来。

在电话里，婉丝单刀直入地质问：“你是不是想分手？”亲密的人之间，当关系发生变化，人是很敏感的，婉丝觉得这不是胡思乱想，是合理的推测。

他只说，让她再等等，让他把一些事情理清楚，给他时间，他会处理好，会回来找婉丝，让婉丝在家里等着，哪儿也别去。他以为她会信这些鬼话。

深冬，十二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凌妈妈打电话来，说她想去凌青的房子里看看。婉丝才知道他们一直没有去，想叫她一起来，收拾收拾凌青的东西。第二天，婉丝按着约定时间赶过去，在小区外面下了公交车，就看见凌爸爸在一处早点摊排队，背上的白色天使翅膀非常耀眼。也不知道凌青是怎么想的，给老人买这么花哨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