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什总统是一位有明确想法的专业人士。在担任总统前，他已经有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当遇到高明的顾问时，他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能够从他自己的经验出发，知道如何利用从他下属和顾问那儿获得的信息。

一般而言，任何一位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华盛顿特区工作的人，都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才能适应这个政治主导的环境。由此我能明白任命一个有在政府高层工作经验者的价值所在。

“奈—傅高义倡议”

当我回顾我的政府工作生涯（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时，在我所参与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我和约瑟夫·奈（josephnye）以及其他人共同参与起草的协议。起草工作始于一九九四年的夏天，完成于一九九六年四月，旨在使美日在宏观的国家安全关系上达成协议。有些人称其为“奈倡议”，也有些人称为“奈—傅高义倡议”。

约瑟夫·奈常让我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是哈佛大学青年教师的日子。自从他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后，他更关注欧洲与非洲问题，而每次遇到他时，我都会提醒他也应该多关注亚洲。奈总是对世界各地的情况充满好奇，并且喜欢对比各类国际关系专家们的观点。他一直明白，对国际关系专家来说，深刻了解他所研究的区域是多么的重要。多年来，我从奈那儿学到与国际关系有关的知识，但他自从向我请教日本、中国的问题后，他就会叫我“先生（せんせい）”。我比他年长，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与我平等的同事，而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过，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间我在美国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时，则是在他手下工作。我们都是在一九九三年去华盛顿特区的，也都在一九九五年回到了哈佛。他成了肯尼迪学院的院长，而我则成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时我也曾是该中心的主任），之后又成为亚洲中心（人文与科学）的主任。这个中心是在槙原稔等日本人士赞助下，于一九九七年成立的。奈和我回到哈佛后，就一直在亚洲问题研究上进行着合作。

一九八九年根据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要求，我组织了一个关于日本政治的学术研讨会，约瑟夫·奈参与了这次研讨会。

我们都认为这个研讨会非常有趣。奈是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第二年他问我是否能在国际事务中心也办一次一样的研讨会。于是，我就和约瑟夫·奈、苏珊·法尔（susanpharr）共同成为了组织者。一九九二年夏，奈作为阿斯彭战略研究所（aspenstrategyinstitute）的成员问我，能否帮他组织一个为期一周左右的日本研究项目。所以可以说，在我们为政府服务前，就已经围绕亚洲安全问题做了很多思考。

一九九三年，约瑟夫·奈受邀去了华盛顿，成了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于是，他邀请我作为负责东亚的东亚情报官员加入国家情报委员会。奈的副手格雷戈里·特里弗顿（gregorytreverton）和我是离开哈佛、加入奈团队的仅有的两个人。一九九四年初夏时，我开始意识到日本方面正在着手起草新的防卫大纲，这是近二十年来的头一遭。同时，我们也完全不清楚在这份未来五年的中期规划中，他们究竟对美国有何期待。

若无法妥善管控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导致不稳定性和重大错误。于是，在一九九四年约瑟夫·奈从国家情报委员会被调往国防部前，我向他提议，应就美日两国在后冷战时期在安全关系领域缔结新的协议进行考虑，我们围绕这项考虑展开了宏观层面的讨论。我觉得没有比我们预先考虑这类大方针更能让日本方面感到欣慰的了。

奈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即便是他去国防部后，我们仍就这个问题保持密切合作。当时他的职位是助理国防部长，这个职位有助于我们从国防政策角度去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奈一去国防部，他负责日本事务的助手保罗·贾拉（paulgiarra，往往与我所见略同）和我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起草给奈的建议，这份建议也为之后的倡议定下了基调。靠着我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职权，我找了相当多官员咨询意见，例如东京的蒙代尔大使、拉斯特·戴明（rustdeming）等，国务院的汤姆·哈伯德（tomhubbard），白宫的斯坦利·罗斯（stanleyroth）以及其他一批精通防务政策的华盛顿退休官员，例如道格·帕尔（dougpaal）、理查德·阿米蒂奇、迈克·阿马科斯特（mikearmacost）。我也跟在华盛顿的日本外交官进行了沟通，尤其是栗山大使、饭村（iimura）、石井（ishii）、桥本（hashimoto）、高见泽（takamizawa）。此外，我还向包括前首相在内的几位日本政治家征询过意见，他们都是我之前所结识的。另一位在华盛顿、经常见面的老朋友是船桥洋一。在如何跟日本官员打交道方面，他总能给出很多优秀的建议。我意识到会打日本麻将在日本究竟有多重要，在华盛顿肩负重任后我想要多练习。我相信这对我帮助很大。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我们都能与各类优秀的官员、退休的官员合作愉快。

当围绕这个日后被称为“一九九四年夏季倡议”的建议开始大范围磋商后，我们得知一九九五年九月美国国防部长将和他的日本同行举行会谈。而克林顿总统也计划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东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与日本首相举行会谈。

我们一开始就计划这一系列大规模磋商的成果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的部长级会议上体现出来，并在克林顿访日时最终形成一份双边协议。奈与时任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关系紧密，所以能够保证我们的努力能与最高决策态度保持一致。一切尽在掌握般完美，直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于政府预算危机，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取消了访问。克林顿总统认为眼前的预算危机使他不可能离开华盛顿，去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于是，一九九六年春，克林顿总统另行安排了一次赴日访问，在东京签署了重新定义双方安全领域合作关系的防务协议。而这份协议正是我们之前倡议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个协议对稳定双方关系助益极大，因为它明确了双方各自的需求。协议也是美日双方合作达到新高度并产生实质成果的一个标志。

奈和我都认为四十年来的美日同盟取得了成功，两国今后的同盟关系对保持区域稳定意义重大。无论是奈，还是我，也都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间，我曾与一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保持经常性会面，让他知道我们的想法。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奈与我都坚信美日安全协议为区域稳定提供了保障。这既符合美国、日本的利益，同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令人遗憾的是，华盛顿最高层的官员们没有与中国最高领导层充分讨论、沟通，导致中国政府认为美日协议就是针对他们的。奈和我都认为美日安全同盟日趋稳固后，美国下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围绕双方的公共利益，与中国开展紧密合作。我们也认为日本能更积极地与中国开展合作，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一九九六年春天后，美国与日本继续发展出了一个总协议。令人欣慰的是，双方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树立了“政策指针”。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bell），另一个哈佛人，奈在国防部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副手，在奈和我离开华盛顿后，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才有了这些成果。一九九六年春季中国台湾海峡危机后，中美关系虽有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台湾海峡的紧张状态以及一九九九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双方关系的发展并不算顺利。尽管如此，如跟日本那样，与中国进行紧密合作，仍旧符合美国利益。

国家情报办公室即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2005年前，中央情报总监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兼任。“9·11”后美国对其情报系统进行了改造，新设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统筹包括中情局在内的16个情报机构，由国家情报总监统一领导。

1994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了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

理查德·阿米蒂奇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早年参加过越战。里根政府时期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小布什政府时期，出任副国务卿。他是美国政界、学界首屈一指的东亚问题专家。

作为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先后担任过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及助理国防部长。他所提出的“软实力”（softpower）、“巧实力”（smartpower）等概念已成为各国所推崇的国际政治理念。他曾与阿米蒂奇一道为布什政府起草过对日战略的分析报告即《阿米蒂奇报告》，2009年奥巴马进入白宫。他曾获提名担任美国驻日大使。

槙原稔，历任三菱商事社长、会长、特别顾问以及东洋文库理事长。

阿斯彭战略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是全美乃至全世界范围拥有极高知名度的非营利学术研究机构。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政治领导人培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1995年11月，由于时任总统克林顿否决国会预算案，白宫与国会互不妥协，导致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首次关门。在双方对峙五天后，克林顿同意今后七年平衡联邦预算的计划后，联邦政府才重新运作。然而，12月后白宫与国会冲突再起，联邦政府再次关门直至次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