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

过去几年里，我总是忙于行政事务：在政府工作两年，之后四年则在管理费正清中心和组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热爱我的工作、同事以及员工们。现在是时候把指挥棒交给有天赋的年轻一代了。我期待着二〇〇〇年七月从哈佛大学退休后，能有更多精力做研究。

退休后，我会继续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那儿离我的办公室很近。我还会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但不必再担负正式的职责。

哈佛关于日本和中国的研究

哈佛大学在亚洲研究领域现在有一批很棒的教师、学生以及研究人员，而且势头良好。我认为我们现在是目前最好、最大的中国研究的团队。我们倒是需要有更多人加入日本研究的团队，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很好的研究者。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安迪·戈登（andygordon），现在是赖世和学院的杰出领导者。柯伟林（williamkirby），已在哈佛历史系任主任多年，刚接替我成为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当然，还有裴宜理（lizperry）执掌的费正清中心，现在已经专注在中国研究上。二战刚结束时，裴宜理在上海出生。她父母之后去了日本，她父亲生前在上智大学教了很多年书。尽管她在日本待了很久，主要的研究领域还是集中在中国。卡特·埃克特（cartereckert）与戴维·麦卡恩（davidmccann）都是优秀的韩国研究者。中心的领军人物都是优秀的学者、好领导与暖心的伙伴。我们的行政主管夏滴翠（deirdrechetham）是我四十年来在哈佛亚洲研究领域遇到过最好的行政管理者，她非常清楚要如何在大学里经营一个中心，而且做得非常棒。我们的职员：乔恩·米尔斯（jonmills）、斯蒂芬妮·范佩尔特（stefanievanpelt）、田文浩（wen-haotien）、霍莉·安吉尔（hollyangell），cuonghuang、欧娜·帕特里克（oonapatrick）以及我的特别助理安娜·劳拉·罗索（annalaurarosaw），都是优秀、有天赋与敬业的。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馆员南希·赫斯特（nancyhearst）与亚洲中心的编辑约翰·齐默（johnziemer）堪称“国宝”。我感到非常幸运还能继续与他们共事，还有研究者、访问学者们。我们研究人员之间洋溢着友谊。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在上一代的学者中关系并没有这样融洽。

增进亚洲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关系

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老师约翰·佩尔泽尔（johnpelzel）教授跟我说过的小故事。一九六一年某天，佩尔泽尔教授走在街上，迎面遇到了费正清。佩尔泽尔教授打了个招呼，开口问道：“有什么关于埃迪的好消息吗？”他问的是赖世和。“出什么事情了？”费正清反问道。“哦？他刚被提名为驻日大使了啊。”佩尔泽尔教授回答道。结果，费正清脸色足足铁青了三十秒。他坦承这个消息让他很震惊。最后，费正清讲道：“这可不太妙。”

从这个小故事中，不难看出一个世代以前两大亚洲研究领军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所造就的伟大导师和沟通者，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希望美国公众能理解亚洲。费正清缔造了研究机构，而赖世和承接了它。哈佛燕京学社与东亚中心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疏远。

我属于中间世代的学人，如今哈佛新一代亚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大多是四十岁至五十岁的年纪。这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团体。十五年前，不少学者认为密歇根大学才是研究当代中国最好的地方，而哈佛如今有五位资深的政治学者从不同角度在研究当代中国（麦克法考尔、裴宜理、托尼·赛奇、江忆恩和黄亚生），而其他大学至多也就两位。我们有四位历史学教授专攻中国（杜维明、包弼德、孔飞力以及柯伟林），三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李欧梵、宇文所安（steveowens）以及伊维德（wiltidema）。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教授研究经济，萧庆伦关注公共卫生，法学有安守廉（billalford），人类学有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凯博文（arthurkleinman）。而怀默霆（martinwhyte）将接替我在中国社会研究方面的职位。

提到当代日本研究领域，不同的大学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斯坦福大学有非常好的研究项目，历史学有彼得·杜斯（peterduus），政治学有冲本丹（danokimoto），人类学有汤姆·罗伦（tomrohlen）。哥伦比亚大学有著名的“铁三角”：杰里·柯蒂斯（jerrycurtis）、卡罗尔·格鲁克（carolgluck）和亨利·史密斯（henrysmith）。在哈佛，安迪·戈登、入江昭与哈罗德·博莱索（haroldbolitho）都是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苏珊·法尔建立了优秀的美日关系研究项目，并在相应的政治学研究领域贡献良多。我们还有两位被寄予厚望的历史学副教授丹尼尔·博茨曼（danielbotsman）、米卡埃尔·阿道夫松（mikaeladolphson）。我们在其他专业领域也有一流的人才：宗教研究有海伦·哈达克（helenhardacre）、商学院的迈克·吉野（mikeyoshino）、公共卫生学院的迈克尔·赖克（michaelreich）。

波士顿地区多贤达学者，如日本研究界的梅里·怀特（merrywhite），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日本研究，都给予我们很大助益。

在哈佛，教职员选聘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整个过程非常缜密。做出聘用决定时，必须确保此人足够优秀。希望看到他出一本非常棒的学术著作，这并不是出于个人考虑，而是评判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

行政管理者的目标

一九九五年，我从华盛顿回来后，诺尔斯校长请我去当费正清中心的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新的亚洲中心的主任。我非常认真地去履行这些职责，因为我对我们中心和伟大的潜力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善加利用自己的才智。一九八九年后我们与一些中国大学、研究中心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我希望重建这些关系。因为中国刚刚对外开放，这总让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批日本人跑来美国，第一次见识到西方世界。

费正清中心的诸多前任更关注学术，对与国家领导人、政治领袖、商界领袖一同合作的兴趣不大。我觉得哈佛作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学府，在教导公众方面也有着巨大的责任。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加强我们与中国各机构之间的联系，资助各类令人兴奋的智识活动。

一九九七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哈佛大学时，为了防止有抗议者打断活动，我们在准备时大费周章。我们确实是希望提升智识层面的讨论水准。

为了宣传提升我们中心的对外形象，我频繁旅行参加各类活动。四个月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去亚洲。相比高频度，我更喜欢每次待的时间能更长些。最近这些年，我在亚洲最长的一次旅行有一个月之久。

退休后的项目与计划

二〇〇〇年六月，我将正式结束教师生涯。退休后，我会继续致力于将中国、日本及美国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为了二十一世纪亚洲的繁荣，三大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必须团结协作。我深感幸运，在中日两国都拥有广泛的人脉。对于提升三国之间的关系，我总感到有一份特殊的责任。自从开始研究中国和日本，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试图教育美国人如何认识亚洲。我希望能在中国、美国都进行更多研究，如此我才能为美国贡献更多对于亚洲问题的洞见。我也想利用我们亚洲中心的“视野二十一计划”与亚洲研究者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同推动新一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