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在华盛顿，行政部门的头脑比一些报社评论员、国会成员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头脑要冷静得多。一九九八年六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这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的第一次对华国事访问。克林顿总统概述了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他希望自己的访问能激励中国变成一个“稳定、开放、繁荣的国家”，这显然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所在。

财政部长鲁宾曾强调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如果一切按照大部分人预想的那样发展，中国将在下世纪前五十年的某个时候，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三角陷阱

诚然，有些日本人像美国人一样，担心中国增长经济的同时会在全亚洲“扩张其霸权”。一个成长中的强国经常会导致不确定性并引起恐惧。修昔底德的结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斯巴达将雅典视为一个成长中的强邦并将对自己造成威胁。

探究二战的原因，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日本和德国两个正在成长中的强国使其他国家产生了忧虑，彼此间恐惧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战争爆发的紧张局势。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强国没有很好地被其他国家或强国制衡。苏联的崛起也导致了冷战，并参与在朝鲜、越南等地区的战争。

我不认为中国应该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威胁”。阻止新冷战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我相信中国想要以积极的方式伸出双手，这样才能使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中国以建设性的方式共事。如果其他强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其敌人，但我们将其视作朋友的话，中国就能成为可靠的朋友。

三角关系的危险之处在于，一方力量可以拉拢另一方以对抗第三方。另外一个危险是当其中一方觉得另一方忽视自己的感受时，就可能会觉得被冷落了。克林顿一九九八年六月去中国时没有提到日本，就在日本造成了紧张，因为有些日本人担心美国可能会以牺牲日本为代价而和中国站在同一边。虽然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克林顿未提及日本一事在日本官员中制造了不必要的焦虑。

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间，美国和中国努力改善双边关系。然而，当北约战机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美中关系开始进入紧张时期。美国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中国人的反应自然是非常愤怒。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示威者发泄对美国的愤怒。示威人群包围了北京的美国使馆并向使馆大楼投掷石头。

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国事访问期间，中日两国仍未能达成和谐关系。两国高层之间缺乏理解，因此中日关系仍然紧张。在中美之间平衡好自己的位置，将是日本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此，日本必须更加有力地在亚洲地区规划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议程。

朝鲜半岛

朝鲜是个封闭的国家，有一百万人手握武器，还有三分之二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长达一百公里的朝韩边境线上。自冷战结束后，苏联援助终止，朝鲜经济下滑。改善经济需要改革开放，但朝鲜领导人仍担心开放会威胁其政治制度。朝韩两国都希望统一，但是巨大的差异导致两国分裂长达半个世纪，实现统一变得极其困难。在东西两德统一后，很多韩国人逐渐意识到统一的代价会有多大。他们明白和联邦德国相比，自己没有统一所必需的财力，因此很多韩国人对统一变得冷淡。经济统一问题比韩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更大。

无论如何，朝韩两国想要重新合并的愿望在韩国仍很强烈。朝鲜人和韩国人之间的个人仇恨迹象十分罕见。朝韩两国之间也不像南斯拉夫那样存在地区仇恨。

历史上朝鲜半岛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因此重新统一的愿望仍很强烈。深思熟虑的韩国人知道若为重新统一创造一个机会，韩国有可能会迅速行动并愿意支付统一所必需的高昂成本。除非两国走在统一的进程中，否则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

有迹象显示，朝鲜人开始回应韩国的“阳光政策”以及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与韩国、中国、日本共同合作所做的努力。朝鲜似乎对于在不给韩国过多权力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缺乏信心。

如果朝鲜有和平红利，军队中一百万身穿制服的军人，将面临削减国家预算中的巨额军费储备的巨大压力。享有巨大特权的军队领袖会支持威胁自己特权的开放吗？

享有特殊津贴的朝鲜军队高级官员可能会抵制。面对国家开放，公共安全官员会作何感想呢？

在朝鲜公开表达观点是不安全的，但我怀疑朝鲜表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关于“开国”或“锁国”的辩论。朝鲜领导人必须要应对开放问题，因为从长远来看，通过发展核武器或导弹威胁来获得其他国家巨大的援助，并不能拯救国家。

如果平壤能以某种方式安全地处理开放问题，我相信朝韩之间可以启动一个增加双方非常有限接触机会的政策。韩国企业可以在朝鲜的特区进行投资，来自韩国的游客人数也能迅速增长。

韩国总统金大中不仅在自己国家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受欢迎的领导者，在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当日本民众被问及哪个亚洲领导者是他们最崇拜的，金大中在他们心目中是名列前茅的。

我很多年前在哈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金总统，也为第一次邀请他到哈佛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我对他在过去十年中作为一名领导者所取得的巨大成长印象深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大中来到哈佛时，仍处于曾被韩国中央情报部缉捕的压力中，正在从几乎丧命的状况中恢复。当时，他的情绪仍与这些斗争相关联。但我相信他仍有卓越的知识和本事。在哈佛这一年，他研习了国际政策。金大中很有历史感，相信民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他的“在野经历”给了他思考政策的时间。

人们可以想到二战前的那几年，当丘吉尔离开政府并明确自身立场，或者以毛泽东以及他身边的人为例，当他们在延安时就有机会思考一旦获取政权该怎么做。纳尔逊·曼德拉是另一个好例子。

金大中是这些除了有智慧，还经历了艰难时期并有时间思考这些问题的特殊人物中的一员。他希望采取足够大胆的措施来达成自己的愿景，而且非常自信。由于随时有可能被杀害，他曾在很长时间内直面死亡。在这些问题上，他会采取强硬立场。我认为金大中努力打破朝韩僵局将会带来长期影响，正如金大中大胆改善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那样。

很多日本人意识到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符合自身利益。我不同意有些西方政策分析人士所假设的那样，即日本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分裂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在日本的人士从战略立场来看待这些问题时，可能会说继续分裂符合日本利益，但是日本领导人明白试图减缓朝鲜半岛人民想要重新统一的进程是不明智的。朝鲜半岛的稳定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领导人也知道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