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在演讲的提问环节上，经常有人问我：“如果日本不再是第一，那么中国会成为第一吗？”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什么领域的第一？军事力量、经济影响力还是教育成就？
我们必须从不同维度来审视和考虑中国与日本的相对实力和弱点。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正如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就曾说过：中国有潜力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过，最快也要等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现在的中国依旧是一个欠发达国家，而面对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难题可能比日本的更棘手。比起日本，中国还不富裕，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低效系统束缚着其发展，还有十三亿人需要解决吃饭问题。
中国总理朱镕基的首要政策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用三四年时间在其他领域推动一系列经济改革。不少身处事外者批评朱镕基所承诺改革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当我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写《亚洲更新换代》时，就指出：“我的印象是朱镕基直面那些批评，也非单打独斗。他拥有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并努力将中国带出困境。他拥有中国所需要的优秀才干。如果他不幸失败，那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问题的难度。”
在中国的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同于许多大型企业倒闭或者破产，很多企业其实等着被卖掉。许多中小型企业已经被卖掉，因为地方政府发现关闭或让其破产会损失更多的钱。然而很多设备过于老旧，以至于无人愿意收购。这个问题在中国东北地区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尤其严重，这都是大型国企扎堆的地方。
国企员工的大量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下岗的情况很难轻易改善。而下岗职工往往又不愿意如农民工那样拿着低薪去干艰苦的工作。这些人被从舒服的温饱小天地里赶了出来，却仍指望还能得到照顾。
中国人也在压缩他们的政府规模。一九九八年，中央政府压缩了规模，地方政府亦效仿。全中国的人都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以迎接下一步改革的需要。一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学者曾指出，如果政府不精兵简政，那么在具体领域就很难有批评建议之声。只要不反对基本政策，对一些错误的批评是应被允许的。因此政府的精兵简政将会继续。
中国领导人将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并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
农村地区住房基本上都已经是私有的，中国城镇也会快速开始房屋私有化的进程。许多工作单位，包括政府机构，都在根据工龄长短、职位高低向本单位员工打折出售原来的公家住房。因为有大量住房供应给新婚夫妇，结婚率会上升到顶峰。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情况，那些单位效益比较好的人可能会获得更多、更好的房子，而没有什么资源的单位的职工则可能什么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那些通过单位帮助而拿到房子的人在五年内不能再次出售，但之后可以出售，那时他们就比其他人富有了。这种不公平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不可能建立一套举国一致的标准体系。唯一的现实做法就是在宏观层面调控住房私有化的进程，而交由各地方去处理具体问题。各个家庭会在各自单位争夺自己的利益，并努力使之最大化。早在十年、十五年前就分到房子的高层管理人员，经常能够再搬去条件更好的新房，而将旧房子留给低级员工或年轻的新婚夫妇。
社保福利也部分被私人化了，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优渥的社保体系。或许要花上好几十年才能建成一套妥善的社保财政体系。
在不少地区公共投入削减后，人们开始为还房屋贷款、医疗、退休养老以及孩子教育储蓄。
由于这些难题，中国在未来五十年内不太可能成为第一。如果中国能处理好这些转型期的问题并提高效率，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取代日本成为主要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将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已经快速崛起为区域内的重要力量，也在快速与其他国家建立和深化关系。但这与为该地区提供领导力和发展方向是两回事。中国的经济无法与日本高技术相提并论，但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它高速的发展预示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工业制造和商业管理领域，我看不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有赶超日本的可能性。
尽管中国在四十年内有可能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并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将经济实力投射到全世界。只要日本继续与美国结盟，那么中国的军事力量对日本来说就不会是威胁。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在全世界购置资产的能力以及掌握的高技术都将帮助日本在今后数十年间继续维持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
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与在国内的中国人在中小型企业经营上已非常成功。不过，在全球市场真正成功的中国大企业、大公司并不算多。日本人已经学会如何高效运营大型乃至超大型企业。中国有句谚语，“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对中国人来说，要培养出能使大型企业高效运营的组织忠诚度和纪律并不容易。
从世界范围内获取的信息来看，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保证了相当比例的日本人能与全球发展处于同一个频率。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间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中国确实拥有一个优势，即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驾驭多样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就是一个拥有一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陆强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海外有大量华侨。这使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比日本更有优势。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单一文化为主。在国际会议上，中国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显得更加自如。他们看待问题的视野更宽阔，世界主义观念也令他们在全球化舞台上拥有巨大潜力。
很多有能力的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大学或研究中心工作。有些人会回到中国，但他们和中国国内科学家的关系并不亲密。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几年前有位华裔美国人在休斯敦宣布他在超导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的有着共同中华民族背景的物理学家们一整天都在相互打电话奔走相告。
所以，中国有发展世界级科学研究的巨大潜能。中国尚未对工业效率和质量控制做出区分，但是中国的一流大学正在努力攀升成为世界级的大学。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前，中国很有可能会在一些基础科学领域奋力赶到日本前面。
美国vs中国综合征
很多美国政府和政治舆论人士将中国力量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一个潜在“威胁”。题为《即将到来的对抗》和《文明冲突》的两本书在美国引发了关注。媒体在头条位置对“中国的贸易失衡”、所谓的“侵犯知识产权”、“逐步增加的军事开支”进行批评。
美国媒体应该采用更平衡的方式来对中国做新闻报道。中国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中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远远超过了一个阅读西方媒体的读者所能想象的。不仅仅是中国有了更多的农村选举以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出现的更多不同声音，还包括可获取的信息量大幅增加、意见更多样化、法治扩张和更广泛参与国际组织。我曾撰文说：“自一九七九年起，我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并经常返回相同的大学、乡村和工厂。我见识到了所有其他有经验的观察家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运行良好，也体现在表达意见的自由上。”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在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城市广州有一家书店，名为“广州购书中心”。这家书店的规模大概是哈佛广场上最大书店的六至八倍，与东京八重洲图书中心或纪伊国屋书店规模相当。在忙碌的一天中，无论什么时候，广州购书中心里肯定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名顾客。书店有很多外文书籍或从其他不同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我觉得，任何一个想要向中国说教开放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应该先到这家书店来看看人们如何兴奋地面对新观念和新知识。有人会说他们只是翻翻而已，但收银台前就像超市一样大概有十个人排队，大量的书被卖掉，就像浏览过的书那样多。这是广州最大的书店，在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书店。在中国能广泛讨论的观点非常有限。我们西方人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当很多中国人看到国外思想以及思考如何将之应用于中国时的那种兴奋。政治气氛的偶尔收紧并不能阻止这种趋势。
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速度非常迅速。电视已几乎普及到农村一级。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超过一亿人口从农村迁到村镇、城市和沿海地区，当他们回到农村探亲或生活时，农村人就会问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西式快餐、化妆品和服装款式的更新传播速度非常惊人。这些新观念遍及中国各地。传统乡村生活正在经历快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