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是在动荡年代中长大的。那时绝大部分日本人不是在农田干活就是在家族企业上班，而且也像其他国家遭遇大萧条的人那样为生存而挣扎。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发起战争时，很多日本家庭的父亲被征兵，在陆军或海军服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日本家庭，孩子们要帮助母亲和祖母在日常生活中存活下来。一九四五年，当他们听到天皇发表战败广播时，感到不可置信，并向老一辈日本人表示担忧：“日本将会发生什么？”“我和我的家人将面临什么？”

战后初期，日本处于一片废墟之中。城市里的人在废墟中翻找东西，用废弃金属做成锅碗瓢盆。这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借由殖民地和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已相距甚远。

战后初期，很多日本人居住在简易过渡房中，或者搬去乡下亲戚家里。结核病流传，到一九四八年开始出现食物恐慌。老一辈的日本人还能回想起他们的父母如何变卖地产来换得食物，但即使吃完饭还会觉得饿。他们过着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也恳求有能力的朋友能为自己觅得一份差事。

政府和企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间一直在占领盟军的指导方针下运营，但他们仍坚持不懈埋头苦干。幸运的是，很多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有足够远见，坚定不移引导日本度过经济复苏和发展时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高级官员整肃后，被作为“第三等”对待的较低层官员便得到升迁，这一做法也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他们为发展繁荣做出指导并打好基础。

日本人高度自律且富有奉献精神，他们准备好了进行自我牺牲，为了经济建设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而持续提高的生活水平，让日本人看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饱尝战争艰苦的日本人常常会感谢他们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切，甚至拿他们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生活与父辈们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生活相比，他们仍认为自己非常幸运。经过五十多年的时间，他们有能力让自己过上一种没有政治冲突和重大社会混乱的生活，努力工作提高生活水平。今天，依旧积极活跃、充满活力。他们担忧自己的儿孙辈是否能够继续享受繁荣，甚至担心日本是否会维持强大的经济力量。

实际上，所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日本人都成长于社会和平稳定、经济繁荣带来的利好中。物质上，他们已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日本人。一旦通过了这个检验，他们更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满意。

然而，经济泡沫破裂、长期经济衰退动摇了日本人的信心，他们开始对未来感到不安：“日本将发生什么？”“我和我的家庭会发生什么变化？”

尚未步入职场的日本年轻人担忧经济泡沫破裂会影响自己和朋友。很多企业雇员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安稳。

有人被迫提前退休但只能拿到微薄的待遇。目前仍留在企业的员工的工作时间变得更长，这样企业才能降低成本和保持竞争力。

对于一些发觉自己失去工作的日本人而言，曾被承诺终身雇用、但在工作时突然被解雇所带来的震惊，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日本人还没有感到更迫切地需要做出巨大改变的一个原因是，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可以继续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比西方人存下更多的钱。与美国人相比，尽管日本人拥有的平均居住空间更小，当下却享受着最新的电子产品、更现代的厨房用具和更高质量的服装。

出生率下降

今天，日本人的结婚年龄是世界上最大的，而生育率却是最低的。有些家庭由于资产价值突然下降而受损严重。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买房的家庭为例，当时相当于五十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可能只值三十万美元，但是贷款利率仍和之前一样，因此他们几乎成了银行的契约工。按理来讲，这些八十年代末结婚的人现在应该是主要的育儿群体之一，他们却被房贷所困。这些家庭的父母可能会说：“我们无法负担起两个孩子，学校和大学入学补习班的开支都很高，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存钱。”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家庭预算。

另一方面，一九九五年，在房价暴跌后购房的人，可能不会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买房的人那样拮据。这些更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在抚养家庭方面没那么勉强，尤其是，随着经济恢复，人们开始感到自信，家庭规模也在增长。日本人的储蓄率仍比美国人高得多。

如果经济增长率能达到2%—3%，日本人能感觉到经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模式，那么父母们可能会想要更多的孩子。

另一个导致低生育率的因素是女性选择更晚结婚甚至不婚。有些女性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她们工作挣钱，并将工资收入用于个人开销。她们不想被传统的妻子—母亲的角色所束缚，而是想要更加自由地按自己的步伐追求个人兴趣的生活。有些人享受工作并不想被养育孩子束缚。

从长远来看，日本必须对母亲这个角色重新定义，从而让结婚和生孩子对女性有更大吸引力。

我回想起自己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去参观农村家庭。农民想要妻子和自己一起住在农村，而农村女性则向往搬到城市，因为在那里她们可以有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最终的结果便是，在农村结婚，夫妇需要定下契约，和婆婆分开住，而且婆婆也要保持缄默，给儿媳妇更多的自由，这样她们的儿子才能找到一个年轻姑娘成为农村的家庭主妇。

老龄化

日本人确实非常担心日本成为全世界老龄化最快的地方之一。预计到二〇一〇年，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都将达到六十五岁及以上。

日本规划者们担心，经济依赖的人口比例越高，就业人口比例就越低，这需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用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福利负担已在不断增长。

我做《日本第一》的基础调查时，检查了医疗保健的开支。当时，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美国低得多。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和义务体系。日本人看医生的频率很高，但人均支出远比美国病人低得多。

但现在医生的人工费正在增长，医疗器械和药品成本更高，医院费用也更贵。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医疗保健成本不断上涨。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病逐渐高发。日本政策规划者们知道他们必须为医疗保健留出更多的财政费用。

不过，考虑到日本人拥有的大量储蓄以及他们提早做出规划，我很乐观地认为他们相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更有效地处理老龄化问题。虽然中国老龄化比例没有日本这么高，但也正在面临这个问题。但由于国家还不富裕，中国人还没有能力像日本人那样为养老积累那么多的资金。

日本人对照顾老年人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城市和郊区，很多人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如果年迈的父母其中一方去世后，剩下的一方仍愿意与其孩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也有一些年迈的父母可能住在自己家里但离孩子不远。老人和小辈们住在一起远比周围都是其他老人要好得多，他们会更向前看。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在农村，有机会继续工作的老年农民都很健康。一般而言，保持活力的人比缺乏活力的人活得更长。很多情况是，当年轻农民家庭自己建造房屋时，会为退休的父母保留一个独立住宅；也有可能是年轻一代上下班工作，而他们的父母则继续在农田劳作。

一个问题是国家预算还远未达到平衡。我承认当我在写《日本第一》时稍微有点过于乐观，因为那时的官员努力让福利负担不至于增长过快。这个国家刚刚按照土光敏夫制定的政策经历了第一轮行政改革。这次改革证明了遏制预算开支成效显著。

但是由于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国家需要另一轮深入改革。如果国家想为未来平衡预算奠定坚实基础，那么政府开支需要大幅减少。

总之，为了将来考虑，今天的日本需要第三次改革浪潮，如同明治时期和战后早期启动的改革那样综合广泛。他们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太慢了。快速的进程需要政府和商界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和强大的领导力。

需要果敢的领导力

一九九四年，我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员，我问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waltermondale）日本的情况如何。他回答我：“好吧，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已经和第五任首相共事了。所以我能说什么？”

频繁的首相更迭让日本没法有持续而长期的政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政治家、政府官僚集团和商业领袖没有一个清晰的共同目标，意见分歧很大。

在政府中，想要抵达高位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有能力和不同团体的人合作并从不同的环境中获得合作。领导能取得多少成就取决于达成社会共识的范围。当目标明确时，协商式进程会运行得很好，而当目标不明确时，机构在引入必要改革时的速度会很慢。这时候，日本就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推动各方协商向前发展，共识不够彻底时甚至需要采取行动。

在我看来，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就是能提供强有力领导的一个好例子。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目标，并能有效推动之。他也能和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因此也不会像有些政治家那样受制于特殊团体。一个领导人如果过于喜欢或过于亲近其他人，可能会使自己更加拘泥，当必须有所行动时，也会导致大刀阔斧的改革更加困难。

日本的领导人需要构建更广泛的共识，才能更积极地向前迈进。小渊惠三首相努力推动的“二十一世纪计划”是往正确方向迈出了令人满意的一步。然而，日本究竟能否构建出一个全新的视野，仍有待观察。

美国也同样缺少拥有宏伟愿景的高层政治领导人。很多高级官员可能有强大的法律或宏观经济学背景，但是缺少对世界历史和比较政治学的广泛了解，从而不能够提出一个一致且清晰的方向。

共识与可操作性

有人问我，如果当选日本首相，上任第一周需要做些什么。就这一点，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曾问通产省的一位官员：“假设你在美国，你被命令为国家起草一项工业政策，你抵达华盛顿后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位官员回答称，他会先和各类人会面，观察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只有见过足够多不同类别的群体后，你才能为大家找到共事的基础。

这就是只要自己被选为日本首相后，第一周就会开始着手的事情。在日本，除非你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否则无法真正采取行动。

如果我是首相，如果我试图为二十一世纪规划愿景，那么我会招募一批能提出有力观点的人，他们会更有意愿去超越令人振奋的共识。我会尝试让一些国内的智库做学术分析和计划，也会邀请国外顾问一起讨论高等教育体系改革的各种方法，并就各项机构改革提出建议。

我不希望仅有一个单一的委员会，而是想要各种不同的委员会来提出规划。我还希望以大胆的眼光来为一些有智慧的人所提的建议保驾护航，但他们必须是真正经过通盘考虑的。可能我还是试着平衡不同的竞争团体，每个团体都有提出创造性意见的任务。总之，我会努力获得最好最明确的观点，并试着围绕这些观点尽可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增量式领导

日本领导人已经被证明有能力去果断地处理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日本被环境污染问题所困扰，他们意识到国家面临最糟糕的污染问题。一旦日本领导人准备面对问题，便大胆推行措施来减少污染。他们设立联合研究项目开发新技术，用以减少污染量并提高能源效益。只要技术被开发出来，就可以适用于工业界，企业主可以将其安装于自己的工厂，政府补助或低息贷款可用于支付安装费用。换句话说，环境清理的进展主要是靠技术驱动，而不是靠法律。日本领导人能在这个领域快速行动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拥有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公众社会，公众意识到环境整治的必要性并愿意为此施行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