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日本人民认识到果断行动的必要。小渊惠三在刚结束选举后的最初几个月便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他和很多人维持着良好关系以保持自己主张的可操作性。例如，当需要在议会通过国防方案时，他召回了小泽一郎。小渊惠三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足够长，并有能力得到足够的合作来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但到了一九九九年秋天的第二次选举时，他变得更加自信，描绘的方案更尖锐，但也失去了支持。这导致了大量的附加变化。

日本政府的各部门仍在继续推动很多重要工作。金融部门正在进行重新调整，比如有迹象显示政府官员和商业领袖正在进行幕后商讨，以设计出新政策。很多日本领导人了解日本金融机构必须进行改革，从而变得更具全球竞争力。

一些类似美国这样的外国，其领导人向日本采取施压行动，但往往对日本状况没有足够的了解，而且经常过于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在贸易领域，一些美国人长期依赖于向日本过度施压从而获得对方让步的方式。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努力中，他们高估了日本人对发展数字目标的压力的反应程度。

当然，日本人必须有自己的信息和分析能力来决定国家政策，以及如何平衡这一点以保持外国的善意。

教育改革的需要

一些日本领导人明白进行彻底改革的重要性，不仅对金融界，也要包括其他领域。在我看来，最亟需改革的一个领域是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

我在《日本第一》中写道，日本人推动教育，就像他们提高国民生产总值那样努力。我赞赏他们在义务教育取得的成就，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一九五五年，大约只有一半的日本年轻人进入高中，中学毕业人数不到10%。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超过90%的日本男女青年完成高中学业，相比之下大约只有80%的美国年轻人高中毕业。”

进入一流大学的竞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激烈。从幼年开始，孩子们就被谆谆教导进入一流学校和著名四年制大学的重要性。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第一》中这样写：“学生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自己将来的前途，至关重要的是在升学考试中尽可能取得最好的分数。这是源自内在的动力，当学生们意识到对父母、母校的责任以及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学生们会努力准备升学考试。一项在十九个国家开展的科学成就测试问卷结果显示，日本儿童热爱学校的比率比其他国家高。教师也和学生并肩作战，帮助准备升学考试的学生。日本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课余时间也愿意向学生提供帮助，即使在暑假中，教师们也愿意腾出很多时间到学校里去。”

针对教育系统的批评者们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日本学校招聘稳定的合作型、实用型的员工，这些人往往缺乏想象力。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校教授学生基础知识和在企业团队工作中必要的社交技能。批评者认为，公司雇用员工时太过于看重他们就读的学校。

毕业于四年制大学的求职者在一家公司所有的求职者中会享有较高的优先权。就公司而言，求职者在大学课堂学了什么根本不重要。公司会对新职员进行培训，并教会他们一些在今后公司职场生涯中所需要的特殊知识。

二十多年过去了，仍有迹象显示日本教育体系能培养出训练有素的高中生，他们在国际比赛中表现突出。然而，问题仍变得越来越棘手。

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培养学生们有更好的创造力并为全球事务做好准备。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准远逊于日本，但在许多方面，美国的教育系统较日本更适应全球事务。美国人应对不同文化更有经验，因为美国本土有如此之多的不同文化在展现。美国的大学系统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这使得美国人更容易适应全球社会。

直到现在，日本取得进步仍依靠其同质性优势，以及在保持社会结构的同时融入新概念和新技术。它的教育系统非常好地回应制造业的需求。现在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与服务业相比正在下降。在这个新阶段，为了能继续保持世界竞争力，日本需要适应服务业的发展。这需要国家提供一个允许更加个性化、主动性、创造力和多元文化交流的环境以及更高水平的英语能力。很多日本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进展速度仍远远落后于满足全球化的需要和服务业的发展。

推动教育改革

推动教育改革的一种方式是关注政府或商界的雇用过程，因为了解他们需要寻找什么样的员工能促使学校和家长进行变革，从而让自己的学生和孩子获得最好的工作。公司应该更加重视个人主动性、创造力和文化交流，而更少关注他们现在所就读大学的名气。

在美国，公司招聘时更加关注大学中的学术成果。因此，美国大学生比他们的日本同行在大学学习更加努力。

即便在美国，一个毕业于百里挑一的大学的有潜力雇员或许更有可能被翻看简历的公司管理者注意到。然而，人事在招聘时会观察除了就读学校之外的很多其他方面。

日本的大学也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大学的管控太多了，过于死板，导致在追求质量方面的灵活性太小。

东京大学吸引了出类拔萃的学生以及杰出的教师队伍，但是太官僚化了。针对教授聘用的参数非常狭隘，日本想要聘请最好的教授的竞争力非常有限，在大学里面大量简单的文书工作实在太琐碎。

在我看来，东京大学的课程设置需要做出改革，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赶上象牙塔外的世界快速变化的步伐。能考上东京大学的学生都非常聪明，但他们在大学读书时对自己的拓展教育做得还不够。学校在让课程和讨论变得真正激励人心这一点上还远远不够。

很多东京大学教授过于自我满足，根本没有意识到学校正处于潜在的麻烦之中。很多日本企业在全世界排名前列，但是日本公立大学没有在全球大学排名中靠前。如果有人想问世界各地的校长是如何给大学排名的，东京大学不会出现在前五十。为了维持企业和官员的顶端地位，日本需要更多的一流大学。

日本私立大学在依据自己的教育理念确定方针政策上有更大的余地。庆应义塾大学正取得显著进展，已经成为日本一流大学。校长石川忠雄对学校有卓越领导力，之后的校长石井沿着相同方向继续开展工作。学校决定从国外挑选大量学生，并对他们取消入学考试标准，对学生团体国际化做了大量工作。湘南藤泽新校区非常具有创造力，且尽力争取最好的师资。完成高中学业的外国学生涌入校园，为学校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他们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有着强烈认知。课堂上，学生和教授之间也有更好的交流互动。

教授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备课和批阅学生论文。来自国外学生、教师的公开竞争营造了一种刺激力，就像当日本汽车企业将他们的制造工厂搬到美国，给美国汽车企业所带来的冲击那样。当然，鲜有国外经历的保守的日本教授感受到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威胁。

但是日本如此强大，它值得有、也需要有一流大学。美国的一流大学已经有了繁荣发展，得益于来自全世界最好的师资和最好的学生的强大竞争，得益于来自私人的慷慨支持，也得益于适应新全球化需要的灵活性。

日本需要能在国际环境中感到自在，并能阐明日本立场的人士。眼下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绊脚石是，无法在这些国家的大众传媒上良好地表述观点。

日本人还没有学会应对新媒体时代，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信息。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才有能力参与国际会议和国外电视节目，且能在其中表达令人信服的日本观点，就像《朝日新闻》的船桥洋一能在美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那样。

根据国际测试的结果，日本高中老师在教授学生数学原理技能上表现卓著。日本学生不仅有良好的算术能力，也能做数学原理。但是日本教育者在基础科学、社会和政策分析上教会个人创造力方面似乎并没有取得相似的成就。

平均而言，在利用互联网研究和学习方面，日本学生仍落后于美国学生。美国教育已经因为互联网而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学院和大学需要学生购买电脑，每个学生都通过电子邮件相互联系。作为论文资料的来源之一，电脑已经部分代替了图书馆的作用。不管喜欢与否，英语是全球性语言，未来日本的大学毕业生需要适应在互联网上用英语搜索资料。

反思应试教育

升学考试是教育改革另一个着手处理的领域。升学考试是高中生学什么、怎么学的指挥棒，它强调死记硬背、注重细节，学生们知道考试不会过多鼓励其他技能。

我知道其他人也提过很多次，但是英语考试应该把重点放在口语上，而不是复杂的语法上。

有些教育者反对花费太多时间教英语，担心导致日语水平下降。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看看欧洲人，经常有人能同时说两到三门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和德语。新加坡学生也是如此。

我也从大学组织的考试中看到了更多问题，他们用母语日语来测试申请者的分析能力。我知道评定等级非常困难，但仍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有日本商人朋友告诉我，大学新生的日语写作水平下降了，他们本应该能够写出连贯的、组织架构良好的日语句子。

我还认为，考试组织者应通过引进创新举措来注入新内容，比如：“这里有一个新问题，你如何对此进行分析？”我相信，针对测试申请者的推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也将对初中、高中以及补习班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时产生影响。

消耗太多时间的公立学校和补习班

尽管日本高中生可以在国际测试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但是高中生在正规学校和补习班的双倍学习导致他们花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长，学习效率低下，缺乏时间拓展社会实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家庭收入得到增长，越来越多的父母能够负担起给孩子请最好的补习老师的费用。他们愿意花费额外的钱，给孩子请家庭教师或送去补习班。父母的动机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学校和补习班双重的体制并不能对日本年轻人和日本社会起到积极效果。

现在根据文部省统计，有一百五十万小学生和接近二百万初高中学生参加私人教师培训学校。通常，私立学校只是在与普通学校课程重叠时，提供略高层次的学术课程而已。

虽然大部分学生看起来能够承受学习压力，因为他们醒着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学习，但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竞争已经造成了损失。文部省表示，旷课三十天以上的“学校拒绝者”数量正在上升，小学“教室崩溃”事件数量也在增加，这些都是文部省正在研究的现象。校园欺凌问题仍然在初高中校园内存在。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透支自己或者选择辞职，以避免每天都要在课堂上面对的问题。

这需要有大刀阔斧的领导力来减少正规学校和课外补习班的重复学习，同时将日本的大学转变为动态制度，为新的全球化社会准备青年人才。

2018年日本全国新生婴儿仅为91.8万人，创下历史新低。

根据统计，2014年时日本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已达3300万，占总人口的26%。与之相对，14岁以下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8%。

1993年至1996年间，沃尔特·蒙代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在任期间，日本先后出现了多达五位首相：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与桥本龙太郎。

1989年，时年仅47岁的小泽一郎成为了自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长，一度成为自民党内最重要的实权派人物。1992年因党内权力斗争而失势后，小泽一郎拉拢分化了自民党，直接导致在1993年大选中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第一次败北，丢失政权。2003年小泽一郎加入当时的在野党民主党。因涉嫌经济丑闻，2010年身为民主党党首的小泽一郎宣布辞职。两年后，他又成立新党—国民生活第一党。

庆应义塾大学湘南藤泽校区开设于1990年，内设有三个学部，分别是总体政策、环境情报和看护医疗，另有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和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