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经历长期的衰退。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真实增长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4%下降到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间的每年1.25%，这让日本成为主要工业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国家。而一九九九财年，日本政府预测增长率仅为0.5%。

失业率则创下了5%的新历史纪录，银行仍无法解决未偿的巨额坏账，大公司破产数量空前高涨。日本家庭必须想方设法来扩大每个月的家庭收入。老龄化问题威胁到了日本的生产力。日本面临的问题看起来异常复杂，也难以找到解决办法。

“傅高义，你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错误？你说日本第一，日本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你认为现在哪个国家是第一？中国？美国？”

现在，不管我什么时候给团体或组织做讲座，尤其在日本，在问答环节时我都会被频繁问到这些与《日本第一》有关的问题。往往，这些问题含蓄地批判了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结论。

直到今天，我对自己提出的观点仍然很自信，也认为《日本第一》得出的结论在其出版时代背景下是正确和有效的。

这些观点和结论基于研究和观察。在写书的时候，我对日本的各种机构和制度作了仔细研究，也对促成日本跻身世界级竞争者的因素进行探讨。此外，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我每年都会访问日本，以个人角度观察已经发生的实际变化。我可以看到日本人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他们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日益增长。这些变化和改善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

我从来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也不主张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能超过美国。我定义“第一”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日本是工业国家中应对自己面临的变革和挑战最成功的一个。日本成功地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垄断了造船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汽车制造和电子商品的竞争定下基调，而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立了半导体领域的支配地位。以上只是日本在相对很短时期内取得的众多成就中的一部分。

现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由金融领域引发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没有涉及金融货币市场，只写到了基本的社会制度。我提到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今天依旧存在并将继续帮助日本强大。

日本真正的经济问题开始于一九八五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掀起了经济泡沫，也是由美国里根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削减预算造成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总统很好地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减税并削减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不久后，通货膨胀使得美国经济升温。美国不得不向国外贷款人借钱。这导致美国国内市场利率上涨，大量货币流入美国以利用高利率赚取好处；美元开始升值，进而引发了美国出口问题。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五年，美元升值60%。里根总统声称：“强大的美元是美国经济强劲的反映。”但由于美国出口商受到伤害，加大了美国抵御国外商品的压力。

美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尤其是日本，意识到必须要做些事情。这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由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财政部长之间达成的“广场协议”。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帮助美元贬值，希望校正人为推高美元价值的趋势。

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日本同意通过日元升值来减少美国保护主义的危险。日本担心如果日元不升值的话，美国国会将通过法案来限制进口日本商品。因此，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达成了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协议。

为了帮助由于日元升值而陷入出口困难的日本企业，日本政府推行货币宽松政策。该政策及同时汇率高涨的日元一同导致了经济泡沫，最终的结果远比人们预期的更糟。

物价、服务业价格和股票飞涨，房地产价格随之飙升。每个人看起来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当时很多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强大的购买力直接反映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当时日本的投机买卖行为也十分兴盛，这推高了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很多人期待通货膨胀螺旋将价格推得更高。

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人无论何时出国旅游都能以合理价格购买商品。于是，日本人开始疯狂消费，他们一口气买下大量美国和欧洲的商品、房产和企业。其中一些购买者在美国引发了怨恨，比如当他们买下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和两个重要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和环球影城的时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些日本官员意识到日元价格太高了。日本大藏省的一位要员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认为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使经济降温。但是在泡沫时期从公众积极性中获利的政治家们没有给予他们必要的政治支持以抑制通货膨胀。

日本人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逐渐从自信变得自负。我记得和野村证券的一位高层官员谈话时，他自信满满地表示在野村联盟中没有美国公司的位置。他认为，甚至美国政府也仰赖日本购买美国国债才能度日。我紧紧地闭上嘴，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很不舒服。

泡沫经济时期，野村证券邀请我的一位往届学生加入他们，该学生曾在中国香港的银行信托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他答应会考虑这个职位，只要他能进行他认为必要的改革。但野村证券拒绝了他的条件，所以他没有加入。

几年后经济衰退时，野村再次接近他并邀请他加入公司。这次，他们想要进行他建议的改革，于是我的这个学生就答应加入公司。

很多人还记得我在日版《日本第一》序言中曾对自负的日本读者提出警告。最近有人问我是否认为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傲慢”。我在序言中用了希腊词“hubris”（傲慢）和“nemesis”（报应）来解释那些有着戏剧性缺陷又不可一世的英雄们是如何遭遇戏剧性失败的。我确信过度的自信让日本人无视按部就班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一九九〇年经济泡沫破裂，日本人面对低谷感到十分懊恼。据《华尔街日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日本资产总值损失将近十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在二战后预估的经济损失总和。日本的银行和房贷公司被不良贷款束缚，有人估计总量大约在八十万亿日元左右。

日本政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处理不良贷款问题上速度放缓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准备使用公共基金来为投机行为带来的损失埋单。绝大多数日本人工作勤勉、谨慎、节俭，不喜欢投机。他们相信很多投机分子是黑社会人员，为了获取暴利那些人甚至铤而走险，但他们失败了。他们应该为这些后果埋单。“为什么我们要为房贷公司解套，是谁试图从投机行为中赚取巨大利润？”

即使在日本进入衰退期后，政府预算继续增加，政府开支仍超过收入。很多经合组织（oecd）国家要求日本将政府账目处理得井然有序，做到收支平衡。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压力以及平衡预算的责任感促使大藏省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在追赶时期的那些运行良好的系统需要改变了。其中一个便是官僚集团和政治家的关系。就像我在《日本第一》中提到的那样：“日本官僚的权限比美国官员大得多，但政府的其他部门，如司法部门和地方自治与美国相比，权限就小得多。虽然内阁高级官员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比起美国国会，日本国会的权力较弱。而且，日本许多行政法规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国会议员起草的。”官僚体系变成了为经济提供指导和保护的“护航机构”，让企业在他们的指导下在经济复苏早期能良好运行，并按确定的目标来发展。

然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机构需要针对全球市场的快速变化做出更有弹性的回应。很多规章制度在当今市场看来显得不合时宜。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创新，你要么保持在竞争行列的顶端，要么就退出比赛。

很多有远见的日本人意识到，官僚集团必须改革才足以应对由全社会和全世界的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问题是，没有人明确知道该如何做。我记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很多由政府官员和商人组成的学习会，对特定的议题和问题进行反省；当他们看似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也会感到兴奋。这类组织经常开会，但他们鲜少清楚该做什么。一个有能力的官员能在稳定的制度中提出有效的指导和明确的指示，但是由于现在的问题非常复杂，远远超过了单一的管辖范围，只有政治家能颁布得到公众支持和广泛配合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政治家能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下协调官僚机构和决策层。

我相信日本也因此需要培养更多的、有见识且对官僚体制迄今为止所处理问题有深入了解的政治家。他们必须有能力在国际会议中有积极的作为。我认为已经有不少符合要求的人。一位是盐崎恭久，曾任大藏省副大臣，他的父亲曾经是大藏省官员和日本经济企划厅的负责人。他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英语流利；还曾在日本央行工作过很多年，对财政问题颇有研究，现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工作。

在外务省，符合要求的是担任过副大臣的两个人，武见敬三和町村信孝。他们都是国会议员，家庭政治背景悠久深厚，而且都才智过人。他们对相关议题非常了解，且有能力在国际会议中有效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能影响官僚体制改革的人是hideyakatanaka，通过婚姻关系，他和日本前首相及现任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建立了联系。

hideyakatanaka几年前离开大藏省后组建了一个智库，为重组官僚体制提供有才能的领导人。

智库囊括了一批四十岁左右、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青年男女。他们有能力在改革和重建官僚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有能力为日本带去更宽广的视角，以应对日本面临的问题。

要变革官僚体制，就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官僚体制是无法自我革新的。在民主制度下，顽固的既得利益很难克服。日本需要有知识和远见的政治领导人来进行改革，并减少既得利益的阻碍。

关于各机构在金融全球化新时代如何适应赶超的需要，日本银行体系改革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在明治时代，政府鼓励民众将钱存在邮局或银行中。银行和邮局转而将钱借给不同经济领域的企业。因为储蓄利息很低，所以银行能以很低的利率贷款给企业。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金融业仍主要面向国内。日本的银行将持有土地视为信用价值的基础。他们不介意将巨额钱款借给那些资产组合中包括大量房地产、且在上面建造了办公楼和工厂的公司。在泡沫经济时期，土地价格戏剧性增长，有些银行开始基于通胀的土地价格向外贷款。当市场萧条来临，土地价格却提前下跌，日本银行也因此遭遇巨额坏账损失。

资本全球化让日本国内金融体系变得过时。庞大的资金流动和金融交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储蓄的人可以在海外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企业现在也可以在海外市场筹措资金。

这对日本国内制度产生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比如，当公司在海外筹措资金时，他们不得不进行调整使得投资回报率更高，从而吸引国际投资者。日本的回报率通常比国际上的回报率要低得多。像日产汽车公司这样的日企将不得不向国内外股东展示自己的营利能力。依靠国际资本的日企将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调整以达到全球盈利标准。

与此同时，通过海外集资和建立海外公司，日企放松了自己与大藏省之间的相互束缚。大藏省无法轻易控制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因此，这些公司不愿再像过去经济复苏成长时期那样遵循大藏省的指导方针。

日本金融机构更加不得不适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日本的银行规模都很大，也没有被迫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以至于和国际市场间渐有隔绝。日本的制造企业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才能在国外卖出产品，但是日本的金融企业没有类似的压力。最近几年，随着日本金融市场逐渐开放，像高盛、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外国金融机构扩大了在日本的市场。他们提供很多日本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服务。一位高盛的高管告诉我，当日本企业和公司想在全球范围内重组时，日本的银行不能给他们某些必需的建议，因为银行本身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日本客户必须向有经验的外国金融机构寻求建议。

日本市场上的这些来自外国银行的竞争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竞争环境，让日本企业有了必须达到国际标准的压力。相比于没有外国竞争刺激的情况，这些最好的日本金融机构将变得更加成功。但是，重组金融业以提高效率并达到国际标准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