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安德森回到美国后，成为国民收银机公司在俄亥俄州代顿市总部的总裁，他意识到如果国民收银机公司想要在与新的亚洲竞争者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迅速转换至电子行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公司从一个机械收银机生产者转变为电子收银机生产者。这个改变拯救了公司，也使之成为电子产品市场上有能力的竞争者。

当然，国民收银机公司作为市场竞争者也引发很多美国公司试图追赶日本竞争者。我希望《日本第一》能让美国人将注意力放到普遍性问题上，尽早提醒美国商界人士总比他们日后被警告来得好。我在书里面没有用太多珍贵的数据和事实，但是我相信潜在的议题能帮助很多公司提升警觉度，让他们意识到需要做出改变以保持竞争力。

我认为很多日本机构和制度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美国得以推广。例如，在引导商业行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精英官僚制度，不仅会面临来自商业人士的强烈反对，还有来自普通美国民众的反感。历史上，美国人对政府干预他们生活的行为非常不信任。

当我和美国商人谈话时，我提出美国政府和商人应该更密切地合作以改善美国的竞争力。但是，很多商人反驳称这很困难：“你看，他们的政府是帮助他们的，但我们有反垄断法，政府试图让我们破产。而日本政府却试图帮助日本商人增加出口。”

面对这些争论，我决定在我的下一本书《回应》（日文版的书名是“对日本第一的反思”）中探讨如何让美国政府和企业能更好地协同合作。

在《回应》一书中，我选择了四个不同的领域—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各自经济领域扮演完全不同角色，并将此作为案例研究。

第一个案例讨论船舶制造业的发展。一九四五年，日本的船舶制造业乱象丛生，等船舶制造企业能为大量员工提供岗位还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政府大力协助下的日本轮船制造商成为全球市场主导者。第二个案例追溯了机床与机器工业的发展。这个行业基本上是在政府—企业合作之外发展起来的，但无论如何在危急时刻得到了政府的援助和指导。第三个案例分析了政府在九州的角色，在当地逐步淘汰煤矿开采工业后，政府想办法阻止经济落后。在第四个案例中，我讨论了政府如何将信息工业推到前列。

针对美国的情况，我选择了四个不同的、政府—企业合作非常成功的领域。第一，房地产。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通过向退伍士兵提供低利率贷款以鼓励他们购买房子。第二，政府激励农业出口。我展示了我们如何利用《第480号公法》和农业部农产品外销局向美国农民和农业公司提供大量的指导，从而帮助推动农产品出口。第三个案例是颇受关注的北卡罗来纳州，通过州政府层面的政府—企业合作建立起一个先进技术中心—三角研究园。最后，我写了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的例子，即便是和平时期，在nasa也有大量的政府—企业合作以发展全新前沿技术。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美国人也可以找到创造政府—企业合作的方法，我们也能在面对大量日本竞争的领域内取得进一步合作。

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避免落后于日本，美国有很多提高政府—企业合作的新努力。多年来，政府以各种方式着眼促进私人企业提高竞争力，同时避免陷入强硬干预的模式。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当我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时，有机会看到克林顿政府是如何鼓励政府—企业更好合作的一手资料。商务部长罗恩·布朗（ronbrown）但凡有国际旅行，都会带上一群商人。很清楚，一个目的是将美国公司引荐给能帮助他们在其他国家找到生意伙伴的人。

另一个明确目的是，要让企业和关注贸易商业的其他各行业达成更好的合作。他相信通过将政府官员和商人安排在同一个出访代表团中，能促进企业和政府官员推动贸易的合作。

我在《日本第一》中提出，像通产省这样的政府部门，既能协调政策，也能向各经济部门提供指导，为日本成功推动工业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产省积极主动指导工业增长，我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们把工厂和设备的指标设定在高水平上，为达到这个水平，让缺乏资金的公司合并起来，诸如此类，努力加速现代化进程。另外，通产省还大胆设想改组产业结构方向，将资本集中到将来能使日本发挥国际竞争力的领域。”

在一九八五年《回应》一书中，我建议美国政府组建一个协调经济和商业策略的机构。我推荐的是国家竞争力委员会。我写道：“现有的白宫成员重组一个新的子部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行。这个小型委员会可以审查主要的国内政策，从而来影响国际竞争力：一、对于受到国际竞争不利影响而陷入危机的重要经济领域作出提前预警；二、针对竞争力的重要行动所带来的影响作出分析；三、为全面实现健康有竞争力的经济目标制定指导方针。”

我还认为委员会成员应该在处理商业、劳工、国会、预算、传媒和研究团体的关系上有广泛的经验和见解，而且他们可以直接向总统汇报。

在写这个建议时，我利用了自己研究日本机构时的经验和想法，试图说明在美国应设立具有相似功能的机构。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这个委员会成员包括内阁成员、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贸易代表处代表和国家安全顾问。

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与国内国际经济问题；向总统提出经济政策建议；确保经济政策制定和计划与总统的国家目标一致，确保这些目标能有效实现；以及监督总统履行经济计划。

今天，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关注的安全问题有着相同的协调机制。这是美国政府向日本模式学习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不能说这是《日本第一》和《回应》的出版埋下的种子，但我能感受到这两本书中所提到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美国人的关注度，两本书可能让他们加强关注，并让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组织的效率。但我必须承认国家经济委员会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运行良好；相对于理性思考全国工业战略，它更多受到政治和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今天，《日本第一》出版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无疑，我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个日本也已经经历了巨大变化，并面临着部分因成功而带来的令人烦恼的挑战。

但是，日本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碰到的问题。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享受到如此巨大的生活质量改善，在战后历史上也没有其他国家能对西方政府和商业领袖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迫使他们重新检视自己的经济制度。

我相信日本的竞争力会为美国经济复苏铺平道路。美国从日本学习或重新学习经验教训。日本市场的成功使得美国商界做出回应，尽管这有可能是《日本第一》的影响，这些书随后也刺激了政府和商业领袖更加快速地回应，并对相关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1950年，美国著名统计学家爱德华兹·戴明受邀赴日本讲学，讲授质量管理的新理念。他相当多的思想理念被日本企业所采纳乃至推崇。日本科学家和质量工程师协会甚至将年度奖命名为“戴明奖”。

即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暨补助法案》。

三角研究园是美国最大的高科技研发园区之一，因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达勒姆与查柏尔希尔三座城市之间，故得此名。园区内企业机构超过150家，研发设施超过130家，雇员近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