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病态化的诊断来自一些权威人士，如医生、教授、律师或是治疗师，对我们会格外具有说服力。我们与这些角色的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因此在我们心中，他们就像是一位智慧的导师，哪怕他们中有些人根本配不上这种评价。我们认为，他们会以开放、正直的心态对待我们，但我们都遇到过一些认为手中的执照可以让他们免受任何批评的专家。他们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行”，但是，他们会用一个姿势、一种刻薄或批判性的语气或是收紧的下颌明确地告诉你，你确实不行，你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我可以从她的声音、肢体语言和态度中感觉到，她对我很失望。这种感觉真的很糟，我担心她可能会对我发怒。那意味着我可能真的有问题，毕竟，你的治疗师是你行为的终极裁判，连她都表现出不喜欢或者不认可你，那你一定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一向对别人的愤怒和刻薄言辞感到恐惧，如果这个人还拥有某些权威，效果会加倍。

朗达这样的权威人士会高傲地表示，没有人能对他们提出质疑。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们好，如果我们表示抗拒，只会证明我们固执、无知和性情反复无常罢了。他们是专家，即使他们伤害了我们对自己最深刻的认知，我们也不能对他们的建议或解读提出任何质疑。

危险的秘密

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些难言的家丑，比如虐待孩子、酗酒、精神疾病或自杀事件，家中成员都会很有默契地绝口不提。一旦有人打破依靠否认和保密维持家庭稳定的潜规则，坚持要把这些事摊在阳光下，家庭成员的一种典型反应便是给这种胆敢讨论自己讳莫如深的家族秘史的人贴上“疯子”“不可饶恕”或“破坏者”的标签。这些年来，我专门为在童年受过性虐待、身体虐待或二者兼有的患者做咨询，在这个过程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他们心理状况逐渐好转之际，会想要谈谈当初的情况，却往往遭到亲友强力阻拦，不让他们打破沉默。

事实证明，一个家庭的问题越大，就越要阻挠其成员恢复健康的努力。这时，情感勒索很容易发生。他们威胁要抛弃、驱逐、惩罚或报复说真话的人，或是对其报以全然反对或鄙夷的态度，将其勇敢之举病态化为自私、多此一举和毁灭行为，瓦解他们的决心。

罗伯塔是一位30岁的电话营销主管，到现在依然为颈伤及骨伤所苦，这些伤都来自童年时父亲的虐待。我是在当时上班的医院遇到她的，那时她因为抑郁症入院治疗，我们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她已经受不了再为这个家保守秘密了。

罗伯塔决心面对自己童年受到的伤害，于是打算就当年自己的所见和遭遇向母亲寻求支持，但她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理解，而是遇到了病态化的手段。

6个月前，我试着告诉母亲，身上到现在还留有一些父亲打我的旧伤痕。结果她完全不信我，还怪我把自己父亲说得好像杀人犯似的。我问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爸爸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甩来甩去，还把我掼到地上？”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从其他星球来的。她回答道：“天啊，你这些妄想都是从哪来的？那些医生都对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被洗脑了？”我说：“妈，每次我被打的时候，你都站在门旁边看着呀。”我母亲气跑了，还说我真会捏造事实，简直是头脑有问题，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父亲？要我必须寻求心理协助，不能再扯这样的弥天大谎，否则她不愿意再跟我说话。

对于罗伯塔清晰的记忆，母亲不但全盘否认，还强迫罗伯塔忘掉一切，否则就要和她断绝往来。像罗伯塔这样只是想要求证往事的积极举动，常会被家人看作恶意，而被贴上“幻想”“荒谬”甚至是“心理有问题”的标签。我们可能急需表达出自己受过什么伤害，但我们必须以决心、充足准备和他人的支持来应对无所不在、与长期虐待或其他深刻家庭问题伴生的病态化行为。

病态化行为会在我们最难抵抗的领域内发生。我们中大部分人可以轻易地应付对自身能力和成就的批评，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里充满了衡量这些因素的硬指标。但是，当一位情感勒索者指出我们好像“不太正常”时，我们则会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评判。我们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地了解自我，很多人都惧怕自己内心的黑暗。勒索者们正是利用了我们这种恐惧。

就像二分法一样，病态化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记忆、判断、智商和人格产生怀疑。这种手法的危害性更高，因为它让我们开始不信任自己的精神状态。

联合阵线

当单打独斗的方式无法奏效时，很多情感勒索者会叫外援。他们会找来其他人——家人、朋友甚至神职人员，来为自己提供支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此，在人数上，情感勒索者就已经压过了被害者。勒索者知道我们关心和尊敬谁，会将他们全都笼络过去，让我们顿感孤独和挫败。

一天傍晚，在开始了解罗伯塔的情况时，我亲眼见识了上述手法。罗伯塔的父母、哥哥和两个姐妹前来参与家庭咨询，兄妹三人急切地表现出了和父母一致的立场。当我问他们，他们怎么看待罗伯塔公开讨论童年经历的要求时，我注意到了他们是如何抱团的。几个人交换了眼神，然后由哥哥阿尔代表发言。

我妈打电话来，希望我们一起参与，好让你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是个和睦的家庭，罗伯塔只是想毁了这个家。你都看到了，她有点不太正常，曾经因为忧郁症和自杀未遂进出医院好几次。如果说她会幻听或者怎样，我也不会太惊讶。

他微笑着环顾房间里的家人，他们点头表示赞同。

她一直有很大的问题。我们都想帮她恢复，但我们不能放纵她说那些可怕的谣言。什么她曾经被虐待，都是她捏造的，很多人竟然还会相信她！我们只是想澄清事实，也希望看到她得到应有的帮助。

在母亲一再的否认下，罗伯塔很难坚持相信儿时受虐的真正情况，现在她的情况变得更困难——她得面对一屋子的情感勒索者，每个人都希望她闭嘴。所有人联合向她这个“背叛者”施压，告诉她只有她沉默不语，让这个家庭继续以一种虽然危害性极大，却更熟悉和舒服的方式运作，他们才会重新接纳她。

新盟友

我的一位咨询者玛丽亚，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从事医院管理的那位，也提供了一个关于“联合阵线”的实际例子。她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告诉他自己打算离开他时，他用尽一切方法要她回心转意，包括联合他的家人。

眼看着以前有效的威吓手法和柔情攻势都不能让我回心转意，他决定请出最后的法宝——他的父母。我特别爱他们。他父亲也是位医生，母亲则非常善良，从认识我的第一天开始就对我非常好。因此，当他的父亲打电话请我参加他们的家庭会议时，我其实是很犹豫的，但最后碍于面子，我决定还是要去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一踏进屋里，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杰已经先到一步，而且很显然，他也已经告诉每个人我有多不可理喻了。他们怎么可能不袒护自己的宝贝儿子，而公平地对待我呢？

玛丽亚的考虑很有道理，杰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保持客观立场的，以下的进展也就不会出乎我们意料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公婆还在不停地唠叨着，说婚姻生活中总会有磕磕碰碰，绝不能一发生问题就一走了之。他们说，杰已经承诺会多花点时间陪家人，不在医院加那么久的班，我们夫妻之间的小争执应该可以烟消云散了，只要我从此不再提离婚，就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起了争执。他们问我，杰这样爱我，我仍然执意要分手吗？看到杰伤心欲绝的模样，他们也很难过。而且小孩怎么办？杰努力要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我却狠心让周围的人都不快乐？

我问他们，杰说过他有外遇的事吗？从他们的反应看，他没有。他们看来很不舒服。我以为，或许这样他们就能了解为什么我跟他们的儿子在一起会痛苦了，但是杰父亲的话让我匪夷所思。他说：“外遇也不是毁掉一个家庭的理由。家庭是最重要的，你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想着抛弃它。想想孩子们，想想我们的孙子。”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玛丽亚遭到的阻挠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三个人，这让她更加努力地坚定了自己原来的决心。他们表达的意思都是同一个，就好像都在按杰写的剧本走一样，但从她尊敬与信任的长辈口中听到杰的说辞，给了她更大的压力。

更权威的救兵

当搬出朋友和家人也无法逼你屈服的时候，勒索者就可能会请出一些至高无上的权威，比如《圣经》，或是其他知识或技能领域的代表，他们可以很简单地向你施压，比如：“我的治疗师说，你不怀好意……”“我修过的一门课就说……”或者“报纸上说……”

每个人所认可的价值观各有不同，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秉持相同的看法。但情感勒索者会从各处引用各种论据、评论、经验和文章，只是为了说明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观点。

消极比较

“你看看人家”这种句式带有很大的情绪张力，深深地联结着我们的自我怀疑与恐惧之心。情感勒索者通常会拿另一个人做完美的标准，与他们相比，我们浑身缺点。为什么这些人总是能满足情感勒索者的需求，而我们却不行呢？

“看看你姐姐，她就愿意帮家里做事。”

“弗兰克就能按时交，你该跟他学学。”

“情况再怎么糟，梦娜都不会弃丈夫而去。”

这种消极比较会让我们忽然产生自己不够好、不够忠实、能力有待加强等想法，让我们充满焦虑和罪恶感。因为感到焦虑，我们可能会让情感勒索者如愿，以证明我们没他们说得那么坏。

我的一位咨询者蕾是一位股票经纪人，她的母亲埃伦做消极比较的功力可以说是一等一的，让蕾这几年来无时无刻都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

爸爸去世后，妈妈完全陷入了孤苦伶仃的境地。她被男人照顾了一辈子，于是转而来依靠我。

不久我就发现，我必须花大量时间陪她，还要帮她找律师、会计师，做一堆杂事，她原本可以自己做的。我妈妈实在很会装可怜，让我马上掉进她的圈套里。虽然做这些事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做事本身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在我为她做了这些以后，她总得有点感激和认可吧——但实际状况却是，你根本无法取悦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不是会计师收费太高，就是律师太差，她总有办法找到埋怨的点。我连没有跟她一起吃晚餐都会被批评成罪大恶极，但我答应了我儿子，要帮他排练演出。

只要我有任何事做得不够好，她一定会让我知道。例如，我一想给自己一点空间，我妈妈就会提起我表妹卡洛琳：“卡洛琳总是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对我比我自己的女儿做的还要好。”我怀疑她知不知道这些话对我伤害有多大，让我充满罪恶感。最后，我得花上更多不想花的时间与她相处、替她解决问题，以免她拿我和卡洛琳相比。

被拿来跟我们相比的那一方，似乎赢得了我们渴求的爱和赞许，所以很自然，我们会想要与他们竞争，获得同样的地位。对蕾来说，这样比来比去是永无止境的，她永远无法达到母亲的标准。

危险的压力

和不健康的家庭类似，职场上的消极比较也会造成充满嫉妒和竞争压力的氛围。我们可能会努力想要完成大家长般的老板设定的“不可能的任务”，而老板则鼓励大家与彼此竞争，创造出一种兄弟姐妹般的压力氛围。

当金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她的上司正在用一种消极比较的方式“激励”她，反而让她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中。她三十五六岁，不幸的是，她成了一位准备退休的传奇编辑米兰达的继任者。

我完全胜任这份工作，有很多不错的点子，跟作者相处得很好，我也喜欢我的工作。但是，我的老板对我的要求却比对谁都严格，而且总拿我和米兰达相比，好像我怎么做都不够好。如果我一星期完成了四件工作，我的老板肯就会说：“不错，但这只是米兰达的一般水平，她的最高纪录是一星期完成八九件工作。”如果有一天我得准时下班，而不能像平常那样工作10到11个小时，他就会说：“米兰达离开以后，没人好好干活了。”米兰达就像一位永远存在于我们办公室内的传说。

我绝对相信米兰达是很棒的人，但是她也会酗酒，没有家庭需要照顾，可以全心投入工作。问题就在于肯希望我像她一样能干，但我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还得花时间和孩子、丈夫相处，我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了，这点很重要。肯总是要求我多做点儿，他说，只要我能再接一个项目，我就能成为米兰达第二，于是我照做了。他总是支使我忙得团团转。如果我不照他的要求做，他就会说我比不上米兰达，接着还会补充说我的天分不比她差，只要多做点他吩咐的工作就行了。他让我别把这些当作额外工作，而要当成一项职业保障。

我经常不在家，我精疲力竭，我因为在电脑前工作太久，手臂和脖子开始疼，这些都让我的家人十分担心。最惨的是，我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我似乎得以米兰达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否则我永远都不够好。

当我们谈到工作场合中的压力时，最明显的是具体可见的压力了，比如被解雇。但是，工作场合中也可能出现经常在家中出现的感受与关系，其背后的驱动力也是一致的。互相竞争、嫉妒、兄弟姐妹间的压力及取悦家长式人物等情况，驱使我们达到甚至超越自己的极限。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超越在不同需求、才能、环境下设定的高难度标准，我们就可能会为工作牺牲家庭、兴趣甚至是最珍贵的健康。

刚开始，我们会十分坚持自己的需求，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拒绝情感勒索者。但渐渐地，情感勒索者会模糊我们的视线，还会让我们相信，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运用了这些行为策略后，情感勒索者总能让我们任其宰割。这没什么奇怪的，想想受害者在拒绝了勒索者之后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被诬为坏人，被批判，被一群人联手对付，被指责性格存在缺陷。也许你会觉得下面这个论点奇怪：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勒索者从我们身上学到的，是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对付我们。可见，我们既然可以允许这些手法发挥功用，当然也可以把它们抛到一边，或是削弱它们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