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令人愉快的乐观精神、职业成就感、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的感受，在我建立私人诊所并遇到我的第一位病人时，瞬间幻灭了。他已住院一个月，我到医院看望他，他正在等待诊断报告并接受治疗。后来，结果出来，发现是胃癌。他吓坏了，觉得被自己的身体背弃了，被胃癌的死亡所威胁。疾病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使他不堪重负。我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我所有的技能都建立在温暖和信任的氛围下，建立在一座和病人之间架起的良好的沟通桥梁之上，现在这些通通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像个穿着医生袍的孩子，一个骗子。我对自己的期望是如此之高，对失败是如此之恐惧，以至于我无法超越自己的专注力去走近那个向我寻求帮助和爱的人。“我还会康复吗？”他问。我的思绪像在联络本上找名片一样不停地翻来覆去，脑子里转着各种理论和技巧，眼睛盯着墙壁，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和害怕。我对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再请我帮他了。当我遇见截瘫的老兵汤姆时，我已经意识到，我职业生涯的成功必须源于我的内心深处——不是来自一位试图取悦别人、赢得认可的小女孩，而是来自一个完整和真正的我。我，一个脆弱而好奇的人，接受了自己的生活，并准备好成长。

换句话说，我开始与自己的创伤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是沉默，压制，逃避，否认。它就像一口可以被我利用的井，这是为我的病人、他们的痛苦和治愈之路提供深刻理解和直观见解的源泉。头几年的私人诊所工作，帮助我把我的创伤重塑成必要和有用的东西，帮助我形成和发展了许多经久不衰的治疗法则。我工作中遇到的病人经常可以映射出我在寻找自由的旅途上的各种发现。同样，他们也常常提醒我，我对自由的探索还没完成，并为我的进一步治疗指明了方向。

虽然艾玛是位已经确诊了的病人，但我还是先和她的父母见面。他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谈过他们家的秘密：他们家里最大的孩子艾玛快要把自己饿死了。他们是一个内向保守的德裔美籍家庭，脸上布满忧虑，眼睛里充满恐惧。

“我们正在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在第一次拜访我时，艾玛的父亲告诉我。“我们得让她重新开始吃东西才行。”

“我们听说你是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艾玛的妈妈补充道，“我们认为艾玛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也许你可以激发她。”

看到他们对艾玛的生命的恐慌，看到他们的束手无策，真是令人心碎。生活中，面对一个饮食失调的孩子，他们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女儿和家人身上，没有任何一样他们现有的养育方法可以对艾玛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让他们放心，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我也希望让他们认识到一个比艾玛的病更痛苦的事实——他们也参与其中。当一个孩子与厌食症做斗争时，确诊的病人是孩子，但真正的病患是这个家庭。

他们想把有关艾玛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她拒绝吃东西，但还会假装进食，在家庭聚餐后他们在餐巾纸里发现了食物，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也发现了食物。艾玛以离开他们和关门躲起来的方式不吃东西，所以在她的身体里也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但我让他们反过来谈谈自己，他们显然就很不自在了。

艾玛的父亲身材矮小精干，我了解到，他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不安地意识到，他有点像希特勒——他留着稀疏的胡子，扁平乌黑的头发，而且他说话时会大吼大叫，仿佛每一次交谈都希望不被忽视。后来，我和艾玛的父母分开会谈，我问她的父亲，他为何决定选择自己的警官职业生涯。他告诉我，小时候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叫他跛脚的小虾。他选择当警察是因为这工作需要冒险和体力，而他想向父亲证明他不是一只虾，更不是跛子。当你需要证明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被它约束，不再是自由的了。尽管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童年的故事，但我知道艾玛的父亲一直住在他自己制造的监狱里——他生活在符合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受限形象中。他表现得更像一位接受军事训练的士兵，而不是一位支持太太的丈夫或关心儿女的父亲。在沟通中，他不问问题，更像在审讯。他不承认自己的恐惧和弱点，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他的妻子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棉质连衣裙，前襟系着纽扣，腰带很细，这是一种永不过时而又严肃的款式和打扮，感觉上是为了与她丈夫的声音和讲话力度更加合拍。她谈了几分钟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挫折，错过了升职的机会。我可以看到她在肯定他的愤怒和激起他的愤怒之间正谨慎地寻找一个平衡点。她清楚地知道她的丈夫需要别人的肯定，他不能忍受被人对抗和反驳。在我们的私人会话上，她的“多才多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修剪草坪，为家里的许多地方做修理，还会自己做衣服——她的技能和她给予丈夫的权力是矛盾的，她为维持和平付出了代价。她不惜一切地避免与丈夫发生冲突的习惯，对女儿的健康和家庭活力所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丈夫的专横行为。他们是相互控制的伙伴——不是感同身受的关系，也不是无条件的爱，他们没有家庭的语言。

“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们首次见面时，艾玛的父亲在回答完有关他的工作、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庆祝假期的问题后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是的，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艾玛重回餐桌吃饭。”她的母亲恳求道，“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她吃东西。”

“我看得出你很担心艾玛。我能看出你是多么渴望得到答案和解决办法。如果你希望艾玛好起来，我可以告诉你，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了解厌食症，问题不只是艾玛吃什么，也是关于什么在影响着她吃东西。”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就这样把她治好，把健康的她送回去。我请他们帮助我，成为我的合作治疗师，观察他们的女儿，但不需要一个让她做事的日程表或有任何不一样的事情，只是关注她的情绪状态和行为。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她的情绪状况，更熟悉这种疾病的心理状态。通过寻求他们的帮助与合作，我希望引导他们理解他们在她的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逐渐地让他们为影响到艾玛饮食习惯的行为负责。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第一次见到了艾玛。她十四岁，我就像遇到了自己的鬼魂。她就像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那样瘦骨嶙峋，脸色苍白，非常消瘦。她又长又细的金发使她的脸看起来更瘦了。她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袖子长长地直落着遮住她的手。她看起来像个有秘密的人。

对于任何一个新病人，从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起，对他或她的心理界限保持敏感是很重要的。我必须马上凭直觉觉察出来，这个人是否想让我牵她的手，或者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人需要我给他下命令还是给他一个温和的建议。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这些最初的时刻至关重要。厌食症是关于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该暴露或隐藏什么，一种完全与控制和无情的规则有关的疾病。首先，厌食症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生理维度。由于缺乏营养物质吸收进入人体，摄入的少量热量大部分用于自主功能（呼吸除外），大脑失去了血液流动，这导致了思维扭曲，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偏执。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开始与一个厌食症患者建立治疗关系，我必须记住，我正在与一个可能存在认知功能扭曲的人交流。一个习惯性的手势——比如，当我领着某人走到一张舒服的椅子上时，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就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具有威胁性或侵犯性的。当第一次和艾玛打招呼的时候，我试图同时让我的肢体语言显得更有亲和力。因为厌食症患者是控制专家，所以要通过让她感到自由，来消除她的控制欲。与此同时，创建一个有组织的环境，有明确的规则和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见过她的父母后，我知道她母亲的言语里充满了批评和指责，所以我以赞美开始了我们的谈话。“谢谢你的光临，”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谢谢你能准时来。”

当她在沙发上选好座位坐好后，我告诉她，她告诉我的一切都是机密——除非她有生命危险。然后我做了一个温和的，开放式的邀请。“你知道，你的父母很担心你。我想知道真实的故事。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艾玛没有回应。她盯着地毯，把袖子拉得比手还长。

“不说也没有关系。”我说。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我等待着。我又等了一会儿。“你知道，”过了一会儿，我说，“你需要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我有一些文书的工作要去另一个房间。当你准备好了，请告诉我。”

她怀疑地看着我。在一个严惩不贷的家庭里，孩子们渐渐习惯了听到威胁，这些威胁可能会迅速升级，或者是另一个极端，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我说得很客气，但她想看看我的话和语气是否会升级为愤怒的批评或警告，或者如果我只是一个容易被击败的人，我会不会真的离开房间。

当我站起来，走过房间，打开门时，我想她一定很惊讶。直到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准备开门时，她才开口说话。

“我准备好了。”她说。

“谢谢你，”我说，我又回到椅子上。“听到这个我很高兴。我们还有四十分钟。让我们好好利用它们。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她耸耸肩。

“告诉我，一般情况下，你是什么时候醒来？”

她转动着的眼睛，已经开始回答我的问题，我该继续这样做。她是用收音机闹钟、普通闹钟，还是父母来叫醒她？她喜欢在被子里躺一会儿，还是直接从床上跳起来？我问了她一些日常的问题，希望对她的日常生活有一些了解，但我的问题都与食物无关。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除了食物之外，很难看到生活中的其他东西。我已经从她的父母那里知道，她对食物的关注控制着她的家庭，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她的疾病占据了。我有一种感觉，她也希望我只对她的病感兴趣。带着我的问题，我试图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她生活的其他方面，打消或至少弱化她的防御心理。

在同她在一起的一天的工作中，我问了她一个她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你喜欢做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她说。

“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空闲时间喜欢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走到我办公室里的白板前。我写了：我不知道。当我问她更多关于她的兴趣、激情和欲望的问题时，每次她说：“我不知道。”我就会在白板上打个勾。

“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猜一下吧。”

“我不知道。但我会考虑的。”

“很多和你同龄的女孩都写诗。你写诗吗？”

艾玛耸耸肩。“有时。”

“五年后你想去哪里？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和职业呢？”

“我不知道。”

“我注意到你经常说这些话：我不知道。但当你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不知道”的时候，这让我很难过。这意味着你不知道你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你就不是真正的活着。你能帮我个忙吗？你能拿着这支笔，给我画幅画吗？”

“我想可以的。”她走到黑板前，从袖子里伸出瘦削的手去拿笔。

“现在就给我画一张你自己的照片吧。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呢？”

她噘起嘴唇，打开笔，迅速地画了起来。她转过身，我可以看到她的画：一个矮胖的女孩，一张空白的脸。这是一个毁灭性的对比——在一张空白的、肥胖的漫画旁边是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艾玛。

“你还记得你和现在感觉不一样的时间吗？什么时候你感到最快乐、最美丽、最有趣？”

她想了又想。但她没有说“我不知道。”最后她点了点头。“我五岁的时候。”

“你能给我画一张那个快乐女孩的照片吗？”

当她从白板走开时，我看到了一张画，画里是一个穿着芭蕾舞短裙在旋转和跳舞的女孩。我感到喉咙哽住了，熟悉的画面引起我一阵痉挛。

“你上过芭蕾课吗？”

“是的。”

“我很想知道更多。你跳舞的时候感觉如何？”

她闭上了眼睛。我看见她在做第一个姿势时把脚后跟并在了一起。这是无意识的动作，她的身体还记得。

“如果你还记得，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能用一个词描述那种感觉吗？”她点点头，眼睛仍然闭着。“自由。”

“你想再次体会那种自由、充满活力的感觉吗？”她点了点头，把笔放在托盘上，又把衣袖拉下来盖到手上。

“饥饿是如何让你自己更接近自由的目标呢？”我尽可能热情地说。这不是指责。这是为了让她坚定地意识到她在自残，以及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这是在努力帮助她回答在自由之旅开始时的最重要问题：我现在在做什么？能奏效吗？是让我离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呢？艾玛没有用语言回答我的问题。但在她泪流满面的沉默中，我能感觉到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想要改变。

当我第一次和艾玛以及她的父母同时见面时，我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说。我和他们分享了我的希望，以及我对他们团队合作能力的信心。我参与团队合作的条件是，他们同意艾玛会在一个饮食失调诊所里由医护人员照顾，因为厌食症是一种严重的、可能致命的疾病。如果艾玛的体重低于某一标准，在与诊所工作人员协商并确定后，她可能不得不住院。“我不能让你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你只需做一些事情就可以避免情况恶化。”我告诉艾玛。

我和艾玛开始工作一两个月后，她的父母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遇到了艾玛所有的兄弟姐妹。我注意到艾玛的妈妈向我介绍她的每个孩子时都附加上他们的特点：这是格雷琴，有点害羞的那个；还有彼得，有趣的那个；还有德里克，很负责任的那个（艾玛已经被介绍给我了：生病的那个）。你给孩子起一个名字，他们就会拿这个名字开玩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要问我的病人：“你在家里的标签是什么？”（在我的童年时代，克拉拉是神童，玛格达是叛逆者，我是知己。当我是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对我的父母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是收纳他们情感的容器，但我也是最不显眼的）果然，坐在桌边的格雷琴很害羞，彼得很有趣，德里克很负责。

我想看看如果我破坏了这种标签代码，如果我邀请其中一个孩子扮演另一个角色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我对格雷琴说，“你的脸型美极了。”

他们的妈妈在桌下踢了一下我。“别这么说，”她低声劝告我，“她会骄傲的。”

晚饭后，艾玛的妈妈在厨房里打扫卫生，还在蹒跚学步的彼得正在拉她的裙子，请求得到她的注意。她不断地拖延他，而他想让她停下手头的工作抱起他，她的企图使他变得越来越暴躁。最后他蹒跚着走出厨房，径直走向茶几，那里有一些瓷器小摆设。他的妈妈追着他跑，把他抓起来，打了他一巴掌，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碰那些东西吗？”

这种对孩子严惩不贷的教育方式营造了一种氛围，孩子们似乎只得到了负面的关注（毕竟，坏的关注总比没有关注好）。严格的环境，强加在孩子身上的黑白分明的规则和角色，父母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家庭的情感饥荒。

我还目睹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关注，那是在艾玛的父亲给艾玛钱的时候。“嘿，性感美女。”晚饭后她和我们一起在客厅时，他对她这样说。我看见她缩进沙发里，尝试着躲藏起来。控制欲、惩罚性的纪律、情感上的乱伦——难怪艾玛会在丰盛的食物中饿死。

和所有的家庭一样，艾玛和她的家庭也需要规则，但艾玛家需要的规则与其他家庭那些能掌控好的规则截然不同。所以我帮助艾玛和她的父母制定了一个家庭规则，他们可以互相帮助着来执行。一个家庭规则的列表，可以改善他们家里的气氛。首先，他们讨论了一些行不通的行为。艾玛告诉她的父母，听到他们大喊大叫和责骂时，她是多么的害怕；当他们不兑现承诺时，她有多怨恨——她必须在什么时候回家，在看电视前她必须做完什么家务。她的父亲谈到他在家里是多么的孤立——他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管教孩子的人。有趣的是，艾玛的妈妈也说了类似的话，她觉得自己在独自抚养孩子。从他们想要停止做的伤害性的习惯和行为列表中，我们简短地列出了他们同意开始做的事情：

1.与其责怪别人，不如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在你说或做某件事之前，先问一问，它是否是友善的呢？重要吗？有帮助吗？

2.运用团队合作达到共同的目标。如果房子需要打扫，每个家庭成员都有适合自己年龄的工作。如果一家人要出去看电影，一起选择看哪部电影，或者轮流做选择。把家庭想象成一辆汽车，所有的轮子是一个整体，一起工作，一起移动到目的地——没有一个轮子可以控制一切，没有一个轮子可以承担所有的重量。

3.前后保持一致。如果禁令已经确立后，不能在最后一刻改变规则。

总的来说，制订艾玛的家庭规则就是放弃控制别人。

我给艾玛治疗了两年。在此期间，她完成了在饮食失调诊所的门诊项目，停止了踢足球——这是上中学时，她父亲强迫她去做的事情——她又回到了芭蕾舞班（然后又去上更多的舞蹈课：肚皮舞、萨尔萨舞）。运用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她把压力都转移到音乐和节奏上，这给她带来了身体上的享受，也给了她一个更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快结束的时候，16岁的她在学校遇到了一个男孩，并坠入爱河，这段感情给了她另一种生活和健康的动力。当她不再和我一起工作时，她的身体已经丰满了，她的头发又厚又亮。她已经变成了她画的那个旋转着跳舞的现代版女孩。

在艾玛高三的那个夏天，她的家人邀请我去他们家烧烤。他们摆出美味的排骨、豆子、德国土豆沙拉、自制面包卷。艾玛和她的男朋友站在一起，用盘子盛满了食物，笑着，嬉笑打闹着。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们一起放松地躺在草坪上，或者坐在折叠椅上，大吃大喝。食物不再是家庭的负面语言。虽然艾玛的父母还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对子女或相互之间说话时的语调，但他们已经学会了给艾玛提供空间和信任，让她找到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他们不必再为可能发生在艾玛身上的事情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已经可以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每周都和一群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桥牌之夜。他们已经摆脱了那些长久以来毒害他们家庭生活的事情——困扰、愤怒和控制。

我松了一口气，感动地看着艾玛恢复了健康。她的经历也促使我反思自己。伊迪丝，我和我内心的那个热爱跳舞的女孩在一起了吗？我生活在她那充满好奇和忘我的狂喜之中吗？就在艾玛离开我的诊所的同时，我的第一个孙女——玛丽安娜的女儿琳赛（lindsey），开始参加一个幼儿芭蕾舞班。玛丽安娜给我发来了一张琳赛穿着粉色舞蹈裙的照片，她胖乎乎的小脚塞在一双粉红色的小舞鞋里。我看到那幅画时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是的。但我的胸口也有一种疼痛，更多的是由于失去。我能想象琳赛的生活将从这一美好时刻蔓延出去——她的表演和演出（可以确定的是，她将继续学习芭蕾，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的每年冬天，她都会表演《胡桃夹子》），我为她可以参加所有她所期待的活动而感到开心，但这并不能将我从中断了生活的悲伤中分离开来。当我们悲伤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刚发生的事——我们还会为过去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悲伤。在我内心充满恐惧的一年，我住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地方，生命中从未有过如此大面积的黑暗。我承受着创伤和离别，我不能放开过往的每一件事，但我也不能轻易地抓住它们。

我在爱葛妮丝（agnes）身上找到了另一个镜子和老师，我们相遇在犹他州的一个水疗中心，我在那里和乳腺癌痊愈者谈论自我护理对于促进愈合的重要性。她很年轻，四十出头，乌黑的头发盘成一个低低的小圆髻。她穿着一件纽扣一直系到脖子的中性颜色的工作服。如果不是她第一个排队在我的酒店房间里接受我的私人预约，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她。她不愿抛头露面。当她站在我面前时，她的衣服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

“打扰了，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更值得你多花时间。”我开门请她进来时，她说。

我把她带到靠窗的椅子前，给她倒了一杯水。她似乎对我那小小的照顾感到尴尬。她坐在椅子边上，僵硬地把水杯举在身前，好像喝一口就会使我的招待扫兴似的。“我真的不需要整整一小时。我有一个简短的问题。”

“是的，亲爱的。告诉我怎样才能帮到你。”

她说她对我在演讲中说过的话很感兴趣。当时，我分享了我小时候学过的一句古老的匈牙利谚语：不要把愤怒憋在心里。我举了一个例子，讲述了我一生中所有的自我禁锢的信念和感受：我的愤怒和信念必须赢得别人的认可，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让我值得被爱。我邀请观众中的女士们扪心自问，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感觉或信念的呢？我愿意放开吗？爱葛妮丝问我：“你怎么知道你是否有东西值得去坚持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你有没有试着猜想过呢？你内心告诉你有什么东西想要引起注意的吗？”

“这是一个梦。”她说，自从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以来，即使现在病情已经有所缓解，她也一直反复地在做同一个梦。在梦里，她穿着蓝色的手术服戴着口罩，把长发盘在一次性帽子里面，站在水池边，不停地搓着双手，准备做手术。

“那位病人是谁？”

“我不确定，是不同的人，有时候是我儿子，有时候是我的丈夫或者女儿，或者是过去的某个人。”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病人被诊断是什么病了吗？”“我不知道。我认为它是会变的。”

“你做手术的时候感觉如何呢？”

“就像我的手着火了一样。”

“那你醒来的时候感觉如何？你觉得精力充沛呢，还是觉得非常疲倦？”

“这要看情况了。有时我想回去睡觉，这样我可以继续完成手术，它还没有结束。有时我感到悲伤和疲惫，好像这是一个徒劳的过程。”

“你认为这个梦是关于什么的？”

“我过去想上医学院。我想过大学毕业后申请的。但我们必须先支付我丈夫商学学位的学费，然后我们又有了孩子，还有癌症。这让我想上医学院的梦想从来都没有合适的时间去实现。这就是我想和你谈谈的原因。你认为我做这个梦是因为我现在应该去读医学院吗？还是你认为我做这个梦是因为现在是时候结束当医生的幻想了呢？”

“医学对你有什么吸引力？”

她在回答之前想了想。“帮助别人。但同时也要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找出真相。找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并解决这个问题。”

“生命或医学上都没有绝对的东西。如你所知，疾病是很难治疗的，疼痛，手术，治疗，身体变化和情绪波动都不能保证一定会恢复。是什么帮助你与癌症抗争呢？你用什么真理或信念来指导你战胜疾病呢？”

“不要成为他人的负担。我不想我的痛苦伤害到任何人。”

“你希望通过怎样做来让别人记住你？”

眼泪涌进她浅灰色的眼睛。“成为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