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frankl）在《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searchformeaning）一书中写道，我们期待从生活中得到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期待从我们那里得到什么。在1972年，贝拉和我再婚的一年之后，我被提名为埃尔帕索年度最佳老师，虽然我因奖项而备受尊重，因为学生的努力而获此殊荣，但我不能放弃信念，我仍然没有发现生活期待从我那里得到的东西。“你在事业刚开始时就获得了最高荣誉，而不是在事业的最后阶段。”我们学校的校长说，“我们期待着从你身上看到伟大的东西。下一个目标将会是什么呢？”

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我又开始和我的荣格治疗师一起工作，尽管他告诫我，学位并不能取代内心的成长，但我一直在考虑攻读研究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人们选择做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我们如何面对每天的挑战，如何在毁灭性的经历中生存？我们如何面对过去所做的事情和犯下的错误？人们是如何治愈的？如果有个人和我妈妈沟通又会如何呢？她能和我父亲一起有一个更幸福的婚姻，还是会选择另一种生活？那我的学生呢？或者我那个总爱用不行代替行的儿子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人们超越自我限制的信念，使每个人成为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呢？我告诉校长我正在考虑攻读心理学研究生。但我不能不加说明地道出我的梦想。“我也不知道。”我说，“到我毕业的时候，我都五十岁了。”他朝我笑了笑。“不管怎样，你都会五十岁的。”他说。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我发现我的校长和我的荣格治疗师都是对的。没有理由限制我自己，让我的年龄限制我的选择。我倾听生活对我要求什么。在1974年，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1978年在塞布鲁克大学（saybrookuniversity）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我在学术生涯中有幸拜读了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和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ellis）的著作，结识了给我带来了灵感的导师卡尔·罗杰斯（carlrogers）和理查德·法尔森（richardfarson），他们都帮助我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经历。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后来在我们的学术领域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在20世纪60年代末做了一些研究，为一个自1945年5月贡斯基兴集中营解放后一直缠绕着也烦恼我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为什么这么多犯人走出集中营的大门后却回到了泥泞和不断恶化的军营中去？弗兰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从心理学上讲，是什么让一个被释放的囚犯拒绝自由呢？

塞利格曼用狗做实验——这是和目前保护动物不受虐待的理念相违背的——但他提出了“习得性无助”的概念。当受到痛苦电击的狗能够通过按下操纵杆来停止电击时，它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停止疼痛。在随后的实验中，它们也发现了通过跳过一个小障碍物来避免在笼子里被实施痛苦的电击。然而，那些没有被教授停止电击方法的狗，慢慢地认识到它们对疼痛是无能为力的。当他们被关进狗舍笼子并实施电击时，他们无视逃跑的路线，只是躺在狗舍里呜咽着。塞利格曼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处境时，当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减轻我们的痛苦或改善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就会不再为自己采取行动，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以前离开集中营大门的囚犯，又回到监狱，茫然地坐着，不知道在他们终于等来的自由后该做些什么。

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是普遍的。但是我们对痛苦的反应是不同的。在我的研究中，我倾向于那些致力于揭示能影响自我改变力量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ellis）创立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emotivebehaviortherapy），他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先驱。我学到了我们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程度的消极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极和自我挫败的行为。他表明，研究有效性最小和最具有伤害性行为的基础是一种哲学或者思想的核心部分，它是非理性的，但又是我们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的核心，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信念，我们也不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坚持重复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决定我们的情绪（悲伤、愤怒、焦虑等），而我们的情绪反过来又影响我们的行为（宣泄、停止活动、自我治疗以减轻不适）。为了改变我们的行为，埃利斯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改变情绪，为了改变我们的情绪，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有一天，我看到埃利斯在台上进行一次心理治疗的对话，对象是一位自信、口齿伶俐的年轻女性。这位女士对自己的约会经历感到非常沮丧，觉得自己无法吸引到她想要长期交往的那种男人。她正在寻求如何与合适的男人见面并展开联系的建议。她说，当她遇到一个她认为可能很合适的男人时，她往往会感到害羞和紧张，于是会产生一种戒备行为和防御的态度，这些行为和态度掩盖了她真正的自我和她真正想了解他的兴趣。在短短几分钟内，埃利斯博士引导她进入她的核心信念，她约会所遭遇到的情况是以此为基础的——一种非理性的信念，即她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讲，直到说服自己相信它是事实：我永远都不会快乐。在一次糟糕的约会之后，她告诉自己：“哎呀，我又做了一次，我态度生硬，不受欢迎。”而且她会重新提到她的核心信念：她永远无法获得幸福，所以没有必要去尝试。正是这种核心信念所产生的恐惧，使她不愿冒着展示真实自我的风险，而这又使她自我挫败的信念更有可能成真。

她的自我形象在舞台上明显地转变，使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好像把一件旧浴衣扔在一边那样，似乎已经摆脱了那种消极的信念。突然，她的眼睛明亮了，她坐得更直了，她的胸部和肩膀放松并舒展得更开了，似乎她在创造一个更大的面积让幸福降落。埃利斯博士提醒她说，她不太可能马上就有一个令人惊喜的约会。他还说，接受令人失望的约会带来的不适，是让自己摆脱消极信念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不愉快的经历，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不会总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人类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持续遭受痛苦的基础，让我们相信不适、错误和失望正反映了我们的价值。我们都应该相信生活中存在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我与埃利斯博士与病人建立密切关系的方式不同，但他引导病人重塑和改造他们有害思想的技巧，对我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尔·罗杰斯，我最具影响力的导师之一，是一位帮助病人完全接受自我的大师。罗杰斯认为，当我们自我实现的需求与我们积极关注的需求发生冲突时，我们可能会选择压抑、隐藏或忽视我们真正的个性和欲望，反之亦然。当我们开始相信没有办法被爱和展现真实的自我，我们就冒着否认我们本性的风险。

自我接纳对我来说是治疗中最难的部分，我至今仍在为此挣扎。完美主义出现在我的童年时代，可以在我需要被认可的时候让我得到满足，它成为了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应对机制，用来应对我是幸存者的负罪感。完美主义会让你相信你是不完美的。所以，你要用学位、成就、荣誉和几份论文来装扮你的不完美，而这些都不能解决你认为你正在解决的问题。在与我受挫的自尊心对抗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强化我的无价值感。在提供给我的病人完全的爱和接纳的过程中，幸运的是，我也知道了向我自己提供同样东西的重要性。

罗杰斯擅长于关注病人的感受，帮助他们在不否认事实的情况下重塑自我概念。他无条件地给予积极的关注，在这种完全被接受的安全的情况下，他的病人能够摆脱他们的面具和压抑，更真实地生活。从罗杰斯医生那里，我学到了我在任何治疗领域中最重要的两个短语：“我听你说到”和“告诉我更多”。我还学会了如何读懂病人的肢体语言，如何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我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不交叉双臂或双腿，而是自然打开。我身体前倾，与病人做眼神交流，在我和我的病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他们就知道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我模仿病人的状态（如果他们想安静地坐着，我也会安静地坐着；如果他们想狂怒和尖叫，我就和他们一起尖叫；我使我的语言适应我的病人的语言），这是一个完全接纳的标志。我建立了一种方式（呼吸，开放，移动，倾听），可以促进成长和愈合。

研究塞利格曼和埃利斯的著作，以及与罗杰斯等人一起工作，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帮助我获得以我兼收并蓄、直觉洞察力和认知为导向的治疗方法。如果让我来命名我的疗法，我可能会叫它选择疗法，因为自由是跟选择有关的——是关于同情、幽默、乐观、直觉、好奇和自我表达的选择。想要自由就是要活在当下。如果我们被困在过去，说，“如果我去了那里而不是这里……”或者“如果我娶了其他人就好了……”那样我们就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监狱里。同样，如果我们把时间花在未来，说：“我直到毕业才会快乐……”或者“直到找到合适的人，我才会快乐。”我们唯一可以自由选择的地方就是现在。

这些是我的病人们常用来把自己从角色期望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对他们来说是成为一个善良和慈爱父母的工具，是用来阻止传递禁锢的信念和行为的工具，最终发现爱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引导病人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和维持了他们的自我挫败的行为。自我挫败的行为首先是作为有用的行为出现的，它们是为了满足一种需求而做的事情，通常是为了满足其中的一种需求：认同、喜爱和关注。一旦病人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某种行为（贬低别人，给自己贴上愤怒者的标签，吃得太少，或者吃得太多等），他们就可以对自己是否坚持这种行为负责。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什么（被认可，购物，完美等）——因为即使是自由也不是无偿的！他们可以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实现自我接纳：只有我才能够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知道只有我才能够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就意味着要推翻我内心的成功者，这让我总是追逐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希望肯定我的价值。这意味着学会重新定义我的创伤，从我过去痛苦的经历中看到我的力量、天赋和成长机会，而不是确认我的软弱或伤害。

1975年，我前往以色列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为我的论文做准备（贝拉陪着我。我认为，他精通各种语言，包括从埃尔帕索客户那里学来的意第绪语，这将使他成为一名无价的翻译）。我想探究我的教授理查德·法尔森（richardfarson）的成长灾难理论，他说：通常提高了我们人类素质的实际上是危机形势。非常自相矛盾的是，尽管这些事件有时会毁人，但它们通常也是成长经历。由于这样的灾难，人们通常会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以反映对自己能力、价值观和目标更深刻理解的方式进行改变。我计划采访集中营的其他幸存者，了解一个人如何在受到创伤后生存下来，甚至能够茁壮成长。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创造快乐、目标和激情，不管他们遭受了什么创伤，不管他们经历了什么痛苦？创伤本身在哪些方面给了人们积极成长和改变的机会？我还没有做我的朋友阿帕德（arpad）建议我去做的事情——深入思考我的过去——但在采访那些与我同样有过痛苦经历的人的时候，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我自己的痊愈打下了基础。

灾难性事件的经历对我的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遇到了那些重返校园的幸存者，他们开办了企业（就像贝拉和我计划做的那样），他们建立了极好的亲密友谊，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新鲜感。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勇敢而平和地面对政治和文化冲突，他们整夜轮流在学校站岗，以防炸弹在早上袭击他们的孩子。我钦佩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宁可经历另一场战争，也不允许过去那些可怕的经历摧毁后来的一切。在经历了监禁、非人性、酷刑、饥饿和毁灭性的损失之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崩溃的状态。

当然，并不是每个我采访的人都很成功。我看到很多沉默的父母，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感受父母的沉默和麻木，他们责怪自己。我遇到了很多仍然活在过去的幸存者。“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许多人对我说。对他们来说，宽恕意味着忘记或纵容。我采访的许多人都怀有复仇的幻想。我从未幻想过复仇，不过最初在巴尔的摩那充满挑战的几年中，我曾幻想过对抗我的压迫者——我想在巴拉圭找到门格勒，他在纽伦堡审判（nurembergtrials）中逃到那里逃避起诉。我想象着假扮成一名美国记者进入他家。然后我会暴露我的身份。“我就是那个为你跳舞的女孩。”我会说，“你杀了我的父母。你杀了这么多孩子的父母。你怎么这么残忍？你是个医生。你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词（hippocraticoath）不伤害任何人。你是个冷血杀手。你没有良心吗？”我要对他羞愧、后退的身躯大发雷霆，使他蒙羞。把责任推给肇事者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对某人置之不理，如果我们对责任不屑一顾，我们将一无所获。但是，正如我的幸存者同伴告诉我的那样，你可以活着为过去复仇，也可以活着丰富现在。你可以生活在过去的牢笼里，也可以让过去成为跳板，帮助你实现现在想要的生活。

我遇到的所有幸存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但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在遭受创伤后如何生活。在压迫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幸存者有可能继续成为受害者，或者他们可以学会成长起来。在我的论文研究中，我发现并阐明了我的个人信念和我的临床标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自己的狱卒禁锢自己，也可以选择自由。

在我们结束行程之前，贝拉和我去见了班迪和玛尔塔·瓦达斯，我们相约在火车站见面。他们住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拉马特甘。这是一次令人心酸的相遇，一次与我们未经历过的生活邂逅，一次与我们几乎要经历的生活的邂逅。班迪仍然很有政治色彩。在我们吃完饭之后，他和贝拉很长一段时间都坐在桌边，热烈地讨论着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男人们谈论战争。玛尔塔转向我，拉着我的手。她的脸比年轻时更丰满了，她的红头发变暗了，变得灰白了。

“伊迪丝，岁月对你这么友好，你还这么年轻。”她叹了口气说。

“这是我母亲的优良基因。”我说。然后，我的脑海里闪过那支选择队伍和我母亲光滑的脸。这是一个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