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给予、慷慨、善良和无私。做正确的事情。”

“‘好人’会抱怨吗？或者会生气吗？”

“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她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在那个截瘫的老兵带我去面对我自己的愤怒之前。“愤怒并没有价值。”我告诉爱葛妮丝，“这是一种感觉。这并不意味着你很坏。这意味着你还活着。”

她看起来很怀疑。

“我想让你试试一个练习。你要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彻底掏出来。无论你内心里藏着什么，你都要把它拿出来，那些你通常丢掉的，你都要把它放在这里。”我从桌子上取下那本旅馆用的信纸，和钢笔一起递给她。在你的直系亲属中，每个人只能得到一句话。我要你写下一些你没有告诉那个人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愿望，一个秘密，或者一个遗憾——可能是一些小事情，比如，‘我希望你把脏袜子放进洗衣房。’唯一的规则是，必须是你从未大声说过的话。”

她微微一笑，有些紧张。“你真的想让我说这些话吗？”

“你怎么处理它们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可以把它们像五彩纸屑一样撕碎，冲进马桶里，或者放火烧掉。我只是想让你把它们写下来，让它们离开你的身体。”

她沉默地坐了几分钟，然后开始写。有几次她划掉了一些东西。最后她抬起头来。

“你感觉怎么样？”

“有点头晕。”

“颠倒的吗？”

“是的。”

“那么，是时候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了。但你要把你通常给别人的东西，你要把所有的爱、保护和鼓励都放回自己的内心。”我让她想象自己变得非常小，小到可以爬进自己的耳朵里。我叫她顺着耳道往下爬，再顺着她的喉咙和食道往下爬，一直爬到她的胃部。当她往里面走的时候，我让她把她的小手放在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的肺，她的心脏。在她的脊椎上，沿着每条腿和胳膊的内侧。我教她把充满爱的双手放在每个器官、肌肉、骨骼和静脉上。“让爱无处不在。做你自己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养育者。”

她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让她的注意力从身体的体验中转移开。她不停地在椅子上挪动，梳理着前额上的头发，清嗓子。但随后她的呼吸变得深沉和缓慢，身体也静止不动了。当她顺着耳道“走”进去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放松，脸看起来也很平静。在我引导她通过耳道返回之前，我问她是否有什么东西想告诉我，关于她的感觉或在里面发现了什么。

“我以为里面会很黑，”她说，“但是却发现有很多光线。”

几个月后，她打来电话，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消息：她的乳腺癌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又复发了，正快速扩散。她说：“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她告诉我，她计划每天进行由内而外的练习，这样就可以将自己那些不可避免的愤怒和恐惧排出去，再让自己充满爱和光明。她说，反常的是，她对家人越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负面情绪，就越感到愉快。她告诉丈夫，她对丈夫优先考虑自己的事业感到非常气愤。公然地告诉他使得事情更容易被理解，把愤怒藏在心里对谁都没好处。她发现，在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中，她能更清楚地看到丈夫是非常支持她的，同时她也发现自己已经原谅他了。对于她十几岁的儿子，她没有掩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她开诚布公地讲述她所迟疑的事情。她告诉他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对于她在上中学的女儿，比她儿子小一点，她对那些她可能会错过的时刻表示出了愤怒——女儿的第一次约会，看着她打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帮她穿上婚纱。她没有把愤怒当作无法接受的情绪而压抑自己的愤怒。她找到了她的方法，找到了她爱的深度和紧迫性。

当她的丈夫打电话告诉我爱葛妮丝已经去世的时候，他说他永远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但她是平静地去世的。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家庭关系中的爱更深了。她教会了他们一种更真实的相处方式。挂断电话后，我哭了。虽然没有人错，但一个美丽的人消失得太快了。这是不公平和残酷的。这让我对自己的死亡也感到好奇。如果我明天就死了，我会安静地死去吗？我自己真的学会了爱葛妮丝所发现的东西吗？在自己的黑暗中，我是否已经找到光明了呢？

艾玛问了我与过去的关系，爱葛妮丝帮助我面对我和现在的关系。在1980年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杰森·福勒，一位紧张性精神症的陆军上尉，第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安静地，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在白色沙发上，听从我的命令，最后我让他带着我的狗，和我一起去公园散步。杰森·福勒教会我如何面对决定未来的选择。那天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会影响着我余生的生活质量，也会影响我选择传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的质量。

我们在公园里散步时，杰森的步态放松了。他那绷紧的脸也放松了，每走一步气色就好一些，面部表情也更加柔和了。突然间，他看上去年轻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说话。我没有提前计划好回到办公室时要做些什么事。我只是让我们不停地走动，呼吸，杰森在我身边的每一分钟都表明，如果他觉得足够安全，他就可能会被触动。

在绕了公园一圈之后，我们回到了办公室。我倒了一些水。我知道，不管前面有什么，都不能仓促行事。我必须提供一个绝对信任的地方，在那里杰森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任何感觉，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知道自己不会受到评判。他又坐回到沙发上，面对着我，我向前倾着身子。我怎么能把他留在这里呢？不仅仅是肉体在我的办公室里，而是他准备好打开心扉和我一起探索了。我们必须一起找到一种能深入了解和疗愈的方法，必须找到让杰森陷入紧张症的所有情绪和情境。如果我要引导他走向健康，就不能强迫他说话。我必须跟随他当前的思想状态、当前的选择和条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改变。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我最后说。这是我有时对一个不情愿的病人、一个难缠的顾客采取的方法。我把注意力从病人的问题上转移开，我成了那个有问题的人。我恳求病人的同情。我想让杰森觉得自己是那个有力量、有解决方案的人，而我只是好奇而又有些绝望、请求帮助的一个人。“我真想知道你是想怎样和我在这里相处的。你是个年轻人，一个军人。我只是个奶奶。你能帮我吗？”

他开始说话，但随后他的喉咙因激动而哽咽，他摇了摇头。我怎样才能帮助他在不逃避或不抵触的情况下，去面对外界的骚动和内心的谜团呢？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我怎样才能让你觉得我对你可能会有些帮助。我愿意做你的知己。你能帮我一下吗？”

他眯起眼睛，好像对强光有反应似的。或者强忍住眼泪。“我的妻子。”他终于开口了，然后他的嗓子又紧了起来，不说话了。

我没有问他妻子在以什么方式困扰他，没有问事实，但我直接感受到了他话里的情感。我想让他以更直接、更深刻的方式告诉我他内心的故事。我希望，也相信他有能力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可以放松、有感觉的人。你不能治愈你感觉不到的东西。经过几十年，选择了用冷酷和麻木去面对，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和杰森一样，我也隐藏了自己的感情，戴上了面具。

杰森的面具下面是什么呢？冷酷、失落还是恐惧？

“看起来你好像对什么事感到难过。”我说。我在猜，在暗示。要么我是对的，要么他会纠正我。

“我不难过。”他咕噜着，“我是疯了。我气疯了。我要杀了她！”

“你的妻子。”

“那个婊子在骗我！”真相大白。这是一个开始。

“请告诉我更多情况。”我说。

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有外遇。他最好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可以错过种种迹象。

“哦，上帝。”他说，“哦，上帝，哦，上帝。”

他站起来，踱步，踢沙发。他已经突破了自己的僵化，现在变得狂躁、好斗。他猛地捶在墙上，痛得直哆嗦。好像开关被击中，他全部的感情像泛光灯一样汹涌澎湃。他不再封锁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开始像火山一样爆发。火山。现在他把伤痛全部暴露出来，到处乱撞。我的角色也变了，要引导他回到他的情感中去。现在我必须帮助他体验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所淹没，完全迷失在紧张之中。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他就僵在了屋子中间，喊道：“我受不了了！我要杀了她。我要把他们两个都杀了。”

“你疯得可以杀了她？”

“是啊！我要杀了那个婊子。我现在就去，看看有什么后果。”他说得毫不夸张。他是认真的，并从腰间拔出手枪。“我现在就去杀了她。”

我应该报警的。当杰森走进来时，警报的直觉并没有出错。现在可能已经太迟了。我不知道杰森和妻子是否有孩子，但当杰森挥舞着枪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孩子们在他们母亲的葬礼上哭泣，杰森被关在监狱里，在一时的复仇冲动中孩子们失去了双亲。

但我没有报警。我甚至没有时间打电话告诉我的助手我可能需要帮助。

我不会让他停下来。我要乘风而动，使他看到这个意图之后的结果。“如果你现在就杀了她，那会怎么样？”我说。

“我这就去做！”

“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这是她应得的，是她自找的。她要为对我撒的每一个谎感到后悔。”

“如果你杀了你的妻子，你会怎么样？”

“我不在乎！”他双手抓住枪对着我，对准我的胸部，手指在扳机上僵住了。

我是目标吗？他该把脾气都发在我身上吗？他会误扣扳机，发射子弹吗？我没有时间害怕。

“你的孩子在乎吗？”我的问题完全来自于直觉。

“别提我的孩子了。”杰森嘶嘶地说。他稍微把枪放低了一点。如果他现在扣动扳机，会打到我的胳膊和椅子，而不是我的心脏。

“你爱你的孩子们吗？”我问。愤怒，无论多强烈，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情绪。它只是最外层，一种更深的感觉的薄外衣。用愤怒的面具掩饰的真正感觉通常是恐惧。而且你不能同时感受到爱和恐惧。如果我能打动杰森的心，让他感受到哪怕一秒钟的爱，那么就可以打断他那会产生暴力的恐惧信号。很显然，他的怒火已经停止了。“你爱你的孩子们吗？”我又问。

杰森没有回答。他仿佛被自己的矛盾情绪缠住了。

“我有三个孩子，”我说，“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你呢？”

“两个都有。”他说。

“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他点了点头。

“给我讲讲你的儿子吧。”我说。

杰森突然放松了，一种新的感觉从他脸上掠过。

“他长得像我。”杰森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他的目光不再集中在我和枪上了，他看向了别的地方。虽然我还不知道这种新的感觉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转变。我顺着思路走。

“你想让你的儿子像你一样吗？”我问。

“不！”他说。“上帝啊，不。”

“为什么不呢？”

他摇了摇头。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了。“你想要什么呢？”我轻声问。这是一个让人害怕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我受不了！我不想有这种感觉！”

“你想摆脱痛苦。”

“我要那个婊子付出代价！我不会让她愚弄我的。”他再次举起枪。

“你会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我会的。”

我在流汗。帮助他放下枪是我的责任，但没有脚本可遵循。“她是做错了。”

“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就结束。”

“你要维护自己。”

“是的。”

“你会让你儿子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事情。如何成为一个男人。”

“我会教他如何不让别人伤害自己！”

“用杀了他妈妈的方式。”

杰森愣住了。

“如果你杀了他的母亲，不会伤害你的儿子吗？”

杰森盯着手里的枪。每次的到访，他都会告诉我此刻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会告诉我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有时用言语，有时用拳头伤害杰森。这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一个男人是无敌的；男人不能哭；男人要掌控着一切；男人应该发号施令。他会告诉我，他一直想做一个比他父亲更好的父亲，但他不知道怎么做。他不知道如何不通过恐吓去教育和指导他的孩子。当我让他思考他复仇的选择将如何影响他的儿子时，他突然被迫寻找一种之前他一直没有考虑在内的可能性。暴力和不安全感的延续将会把他和他的儿子带进监狱，他不会让这种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不是为了压抑复仇的诱惑，而是为了他的诺言和潜能所提供的广阔天空。

如果我了解那天下午发生的所有事情，了解我的整个生命，就会知道，生命当中最糟糕的时刻，自己被邪恶的欲望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刻，要我们忍受着绝对不可能忍受但又必须忍受的痛苦、我们不得不与爱人分离的时刻，实际上是带领我们去了解自身价值的时刻。这就好像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所得到的一切，以及我们可以选择的——或者不选择，永恒的东西。眩晕、兴奋和可怕，过去和未来，就像一个可穿越的大峡谷一样围绕着我们。虽然我们在宇宙和时间中是那么的渺小，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保持整个轮子旋转的小机构。我们用什么来驱动自己的生命之轮呢？我们会继续用损失或遗憾推动那个活塞吗？我们是否会再重复这过去所有的伤害呢？我们会以抛弃所爱的人来作为我们放弃的结果吗？我们会让孩子们为我们的损失买单吗？还是利用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东西，让我们生命的田地里长出新的庄稼呢？

想象着儿子和自己一样拿着枪，渴望复仇的样子，杰森突然看到了他可以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杀戮，也可以选择爱。选择征服还是选择原谅。自己面对悲伤，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痛苦传递下去。他的枪掉在了地上。他在哭，号啕大哭，连续地抽泣，悲伤的波浪冲击着他的身体。他无法承受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他倒在地上，跪着，低着头。我几乎可以看到不同的感觉在他身上翻腾：受伤，羞愧，破碎的骄傲，被毁掉的信任和孤独，他心目中的男人形象被永远地打破了。他不再是那个从未被击败过的男人。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父亲打他、羞辱他，现在妻子欺骗他。就像我将一直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母亲和父亲被毒气毒死，被烧成了烟雾。我们无法抹去痛苦，但我们可以自由地接受自己是谁，接受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继续前进。杰森跪了下来，哭了。我和他一起跪在地板上。我们所热爱和依赖的人要么消失了，要么让我们失望。他需要别人的扶持。我扶着他，把他拉到胸前，他倒在我的膝盖上，我抱住他，我们一起哭了起来，直到泪水把我的丝绸衬衫都湿透了。

在杰森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他把枪给我。（我把枪保存了好几年，我都忘了它还在我的房间里。当我在准备将我的办公室搬到圣地亚哥时，我发现枪在文件柜的抽屉里，仍然上着子弹，提醒着我们通常选择隐藏的情绪波动和痛苦，提醒着我们会受到潜在的伤害，直到我们有意识地面对它，拆除它）“你现在离开安全吗？”我问他。“你回家安全吗？”

“我不确定。”

“没有枪对你来说会很不舒服。如果愤怒卷土重来，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如果你觉得你必须伤害或杀死某个人呢？”

他说他可以去朋友家，就是那个告诉他这件事并建议他来见我的人。

“我们需要练习好对你妻子说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记录。他把它写下来。他会对她说：“我感到很难过。我希望我们今晚能找个时间谈谈。”直到他们单独在一起之前，他不允许多说，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语言交流而不是暴力。如果觉得不能回家，他可以马上给我打电话。如果杀人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就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或去散散步。“把门关上或者去户外活动一下，就你自己。深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这种感觉会过去的，答应我，如果你觉得失控了就给我打电话。让你自己脱离困境，保证你自己的安全，给我打电话。”

他又哭了起来。“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我。”

“我们两人将会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两天后，杰森回到我的办公室，开始了一段持续五年的治疗关系。但在我知道他的故事将如何发展之前，我要独自面对一个转折点。

杰森走后，我把枪存放好，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深呼吸着，直到恢复了平静。我把助手给我的、在杰森意外到来之前的邮件整理好。在邮件里，我发现了另一封信，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这封信来自美国陆军牧师，威廉·博蒙特的前同事戴夫·沃尔，他当时是慕尼黑宗教资源中心的负责人。在那里，他负责管理所有在欧洲服役的美国陆军牧师和牧师助理的临床培训。这封信是邀请我参加由600名牧师组成的在一个月后举行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戴夫牵头的，我将在会中发言。用另一句话来说，我被吸收成为其中一员了，我为我的价值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因为我的临床经验，以及我成功治疗了现役人员和退伍军人，我被多次邀请在大规模的军事场合中演讲。我感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荣耀，同时还是作为战争时期被解放的囚犯应尽的道德义务。但戴夫的研讨会定在德国举行。而且不是在德国其他地方，是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这是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山脉撤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