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天，玛丽安娜七岁，奥黛丽一岁的时候，我们收拾行装，坐上我们那辆旧的灰色福特车，从巴尔的摩出发，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由于对就业前景感到迷茫，贝拉情绪低落，更厌倦了弟弟的看法和怨恨，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健康。他联系了他的表弟鲍勃·埃格尔，希望能得到他的建议。鲍勃是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的养子。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在20世纪初，离开在普雷绍夫的四弟——贝拉的祖父，和另外两位兄弟一起移民到芝加哥经营批发业务。在战后，贝拉继承了他的生意。20世纪30年代，正是芝加哥的埃格尔家族支持乔治移民美国，也正是他们在战前为埃格尔家族做了登记，所以我们获得了签证的机会。我感激芝加哥埃格尔家族的慷慨和远见，没有他们，我们永远无法在美国安家。

鲍勃现在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埃尔帕索，但是，当他告诉贝拉“来西部吧！”，我还是担心会被这个看似不错的机遇所欺骗，而走进另一条死胡同。鲍勃向我们担保。他说，埃尔帕索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在这个边境城镇，移民很少被隔离或边缘化，而城市的边界地区更是一个让新家庭从头开始、创建美好生活的完美地方。他甚至帮助贝拉找到了一份注册会计师助理的工作，薪水是他在巴尔的摩的两倍。“沙漠里的空气对我的肺有好处。”贝拉说，“我们可以租一套房子，而不再是租一套小公寓。”于是我同意了。

我们试图把这次巨变变成一次有趣的冒险、一次度假。我们的车开在高速公路上，欣赏着风景优美的风光。我们在一个有游泳池的汽车旅馆停了下来，因提早到达，我们可以在晚饭前去游泳池里畅游一番。尽管我感到非常焦虑，不仅是因为搬家以及汽油、汽车旅馆和餐馆的饭菜的费用，还因为我和玛格达之间的距离又再次被拉开，但是我发现自己笑得更频繁了。不是为了让家人安心而戴上微笑的假面具，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从我的脸颊和眼睛深处显露出来的笑，我觉得自己和贝拉之间有了一种新的感情。他教玛丽安娜讲一些俗气的笑话，在游泳的时候将奥黛丽从水里抛起。

在埃尔帕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天空是那么的明净和广阔。北方环城的群山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总是抬头看。在一天当中的某些时候，太阳照射的角度使山脉看上去仿佛被压平，变成一个模糊的纸板雕刻，就像电影场景中的那样。山峰是统一的暗棕色。随后，光线开始移动，山脉像彩虹那样变成了粉色、橙色、紫色、红色、金色、深蓝色，群山突然变成浮雕，像手风琴一样伸展开来，露出所有的褶皱。

这里的文化也同样是多元化的。我原以为这里就像西部电影里那样，是尘土飞扬、与世隔绝的边疆小镇，生活着顽强、孤独的男人，和比男人更孤独的女人。但我觉得埃尔帕索比巴尔的摩更欧洲化，更国际化。这座城市的人们会将两种语言、多种文化融合在一起，而没有明显的种族隔离。这里既是边界，又是世界文化的结合体。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和奇瓦瓦州的华雷斯，与其说是两个独立的城市，不如说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格兰德河贯穿其中，将城市划分为两个区域，由于它的独特性，双方的边界又显得那么恣意。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从科希策，到卡萨，再到科希策，边界改变了所有的一切，而这里的边界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只会很基础的英语，根本不会说西班牙语，但在这里，我觉得自己不像在巴尔的摩那样被边缘化、被排斥。我们之前住在巴尔的摩一个犹太移民社区，本来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栖身之所，但反而发觉自己完全暴露在外面，无法融入整个城市。在埃尔帕索，我们只是融合体的其中一部分。

搬家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和奥黛丽去附近的公园里玩，突然听到一位母亲用匈牙利语呼唤她的孩子。我注视了她好一会儿，那是另一位匈牙利母亲，我多希望能认出她来。但我很快就开始自责了，这是多么天真的设想——仅仅因为她的声音很熟悉，可能有自己的影子，就认为我们可能有某些共同之处。然而，当她和她的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我却无法控制自己，停止对她的跟踪，无法摆脱我认识她的感觉。

突然，我记起了一些东西，那是克拉拉结婚当晚发生的事情：在科希策，一张明信片塞进了玛格达的镜子。在明信片上，一座桥上横跨的：埃尔帕索。我怎么会忘记十年前，拉斯·格拉德斯坦就是搬到这个城市的呀？拉斯，一位在贡斯基兴和我们一起解放的年轻人，他和我、玛格达一起坐在火车顶上，温柔地握着我们的手，从维也纳到布拉格，我当时甚至认为某一天他可能会和玛格达结婚。他来到了埃尔帕索，在他的叔叔和婶婶的家具店里工作，赚钱上医学院。现在住的地方——埃尔帕索，我曾经在明信片里见过，那个地方就像是在世界的尽头。

奥黛丽把我从幻想中唤醒，她想去荡秋千。当我把她抱起来的时候，那个匈牙利女人和她的儿子也走近了秋千架。我情不自禁地用匈牙利语跟她说话。

“你是匈牙利人，”我说，“也许你认识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战后来到了埃尔帕索。”

她用大人看小孩的那种方式愉悦地看着我，好像觉得我是那么悦目娱心，散发着难以置信的天真。“谁是你的朋友？”她配合地问道。

“拉斯·格拉德斯坦。”

她的眼睛瞬间充满泪水。“我是他的姐姐！”她哭了。她从我的言语中，读到了我需要的信息代码。老朋友。战争结束后。“他现在是个医生，”她说，“他现在的名字是拉里·格莱斯顿。”

我该如何解释我当时的感受呢？现在距离我和拉斯，以及其他无家可归的幸存者一起坐在火车顶上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间，他实现了成为医生的梦想。听到这些，我相信似乎没有什么希望或抱负是遥不可及的，他能在美国重塑自己，我也可以。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在炙热的沙漠阳光下，站在公园里，我真的到了世界的尽头，此时此刻的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了奥地利那个闷热的森林——当时的我被扔进一堆尸体里求生。自从战争以来，我也从未敢接近过去的自己，而现在，我几乎是在向一个陌生人承认存在着一个过去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个过去的幽灵相遇，此时我的女儿在秋千上却要求再荡高些。也许前进也意味着回归。

我在电话簿里找到拉里·格莱斯顿的号码，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一位美国人。她为我写下一个留言信息，她问了好几次我名字的拼写方式。我告诉自己，他不会记得我的。那天晚上，鲍勃和他的家人到我家来吃晚饭。玛丽安娜让我做汉堡，我做汉堡的方式和我妈妈一样，就是把碎牛肉和鸡蛋、大蒜和面包屑混在一起，搓成肉丸一样，配上用葛缕子籽做的球芽甘蓝、土豆。当我把饭菜端上餐桌时，玛丽安娜翻了翻白眼。“妈妈，”她说，“我说的是美国的汉堡包。”她想要的是一种扁平的小馅饼，在无味的白面包中间，配上油腻的炸薯条和一摊平平无奇的番茄酱。在她的美国表兄弟迪基和芭芭拉面前，她感到很尴尬。她对我的否定让我感到一阵刺痛，我做了我之前承诺的永远不会做的事情——我让她感到了羞耻。电话铃响了，我赶紧借故逃离餐桌，去接电话。

“伊迪丝，”一位男士说，“埃格尔夫人，我是拉里·格莱斯顿医生。”

他说的是英语，但他的嗓音没有变化。过去的故事飘进厨房，一幅一幅地呈现在我面前，火车顶上那刺骨的寒风也随之吹了进来。我感到头晕，同时我也有种饥饿的感觉，就像我当时饿得半死一样。我的背也开始感到疼痛。“拉里，”我说，从远处传来我的声音，仿佛是从另一个房间的收音机里传来的。我们共同的过去无处不在，却又难以启齿。

“我们又见面了。”他说。我们转用匈牙利语来聊天。他和我谈到他的妻子和她的慈善工作，他们的三个女儿，我也告诉他关于我的孩子和贝拉想成为注册会计师的愿望。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邀请我们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真心希望友谊会延续到我们的余生。当我挂断电话时，天空正变成玫瑰金色。我能听到家人在餐厅里的声音。鲍勃的儿子迪基问他妈妈关于我的事情：“她的是美国人吗，为什么英语这么差？”我的身体开始紧张起来，就像过去的回忆又再靠近我。这就像急刹车时，出于保护的条件反射，把一只手挡在孩子们的面前。当我怀上玛丽安娜，不顾医生的警告时，当我选择我会去照顾更多的生命时，我决定不让死亡集中营给我的孩子们投下阴影。这种信念坚定了一个目标：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想象我饿得只剩皮包骨，在浓烟滚滚的天空下梦见我母亲做的馅饼。这些将永远不会是一个他们必须记住的形象。我会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承受痛苦。然而迪基的问题提醒我，虽然我可以选择沉默，我可以选择其他人因亲属关系或伪装而保持的沉默，但是我无法选择别人在我不在的时候说什么或做什么。我的女儿们会无意中听到什么？尽管我努力把真相隐藏起来，但其他人会告诉他们吗？

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迪基的妈妈把谈话引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她提示迪基和他姐姐芭芭拉向玛丽安娜介绍一下学校里秋季课程最好的老师。贝拉有没有提醒她保持沉默？还是她凭直觉知道的？是为了我，为了我的孩子，为了她自己？后来，当他们一家人聚在门口准备离开时，我听到迪基的母亲用英语低声对他说：“永远不要问迪库卡阿姨过去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我过去的生活是家庭忌讳。我的秘密是安全的。

总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我所选择的，一个是我所拒绝的，我拒绝的世界总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中途插入。

1956年，贝拉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拿到证书。就在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儿子约翰尼（johnny）出生前几个月，我们在嘉年华大道（fiestadrive）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房子后面除了沙漠只有盛开的粉红色和紫色的石南花、红色的丝兰花和充满活力的响尾蛇。在里面，我们为客厅和书房选择浅色的家具。周日早上，贝拉穿过边境到华雷斯农产品市场购买了新鲜的木瓜并买了份报纸。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头条新闻。在匈牙利发生了一场起义，苏联坦克滚滚而来镇压叛乱。贝拉和姑娘们相处得很融洽，结结巴巴地和她们聊天。天气很热，我的肚子很大。我们打开制冷设备，围坐在休息室的电视旁，观看转播的墨尔本夏季奥运会。

我们开始收看节目时，来自布达佩斯的女子体操队犹太人凯莱蒂·阿格奈什（agneskeleti）正在热身，她三十五岁，比我大六岁。如果她是在卡萨长大的，或者我是在布达佩斯长大的，我们可能会一起训练。“注意！”贝拉告诉女孩们。“她和我们一样是匈牙利人。”看着凯莱蒂·阿格奈什上场，就像看见另一个我，我的另一半人生一样。那个没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后来我发现，凯莱蒂从布达佩斯的一个基督徒女孩那里买了身份证，逃到一个偏远的村庄，在那里当女佣，等待战争结束）她的母亲还活着。那位在战后能过上与之前一样生活的人，那位没有让苦难或者年龄毁了梦想的人。她举起手臂，伸展身体，准备开始。贝拉疯狂地欢呼，奥黛丽也在一旁模仿他。玛丽安娜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靠向电视机。她不知道我曾经是一名竞技体操运动员，更不用说我们共同经历的、让生活中断的那场战争——至今仍在侵入我的生活。但是我感到女儿意识到了我屏住了呼吸，意识到了我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睛，来跟随凯莱蒂的身体。贝拉、玛丽安娜和奥黛丽为每个旋转动作鼓掌。我屏住呼吸，凯莱蒂的动作游刃有余，她俯下身去触碰地板，从保持坐姿向前弯曲到向后拱，变成倒立，所有动作是如此优雅和流畅，直到她的动作全部完成。

她的苏联竞争对手占了上风。由于匈牙利的起义，匈牙利和苏联运动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令人担忧。贝拉大声喝倒彩。两岁的小奥黛丽也这么做。我叫他们俩安静。我用评委的视角来观察拉瑞萨·拉提尼娜（larisalatynina），凯莱蒂一定也在观察她。我看到她的高踢腿可能比凯莱蒂的更高一些，我看到她轻盈的弹跳，以全劈叉跪档的方式着地。玛丽安娜为她发出赞叹的声音。贝拉再次发出嘘声。“她真的很棒，爸爸。”玛丽安娜说。贝拉耸了耸肩，他说：“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为匈牙利人欢呼。”最后，凯莱蒂和拉提尼娜并列成为冠军。在颁奖典礼上，两人并肩站在一起，拉提尼娜的肩膀擦着凯莱蒂的肩膀。凯莱蒂在台上开始做鬼脸。“妈妈，你为什么哭？”玛丽安娜问我。“我没有。”我说。

否认，否认，再否认。我在保护谁呢？我的女儿吗？还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