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一个灰色的黎明，我在潮湿的街道上登上了去往巴尔的摩的公交车，将要去服装厂工作。我每天的工作是剪小男孩拳击运动短裤上的线头，可获得每打7美分的报酬。这家工厂让我想起了德国的线厂。当时，玛格达和我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带走后，就去了线厂工作。厂子里空气干燥、尘土飞扬，还有冰冷的混凝土，机器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女领班说话时，必须要大声喊叫。“减少上厕所的时间！”她喊道。但之前的女领班告诉我们，我们会一直工作到筋疲力尽，直到死亡为止。我不停地工作，最大化地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地提高微薄的薪水。但同时也是因为，不停地工作，在过去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不可丢弃的习惯。如果我能一直待在嘈杂和紧迫的环境之中，我就不会有空暇去胡思乱想了。我很努力地工作，回到家后，手会在黑夜里不停地颤抖。

因为收留了玛格达，所以玛蒂尔达姑妈和她的丈夫没有空余的空间或资源来收留和接济我们了。我们已经开始的新生活，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在布朗克斯，而是在巴尔的摩。在这里，我们和贝拉的弟弟乔治、乔治的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女儿一起住在一套狭小的、没有电梯的公寓里。乔治曾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律师，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刚移民入境到美国芝加哥时，是在福勒刷子公司工作，上门推销刷子和清洗产品；现在在巴尔的摩卖保险。在乔治生活中所出现的一切都是苦涩的、令人担忧和气馁的。他紧跟着我走过公寓的每个房间，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抱怨我没有把咖啡罐的盖子盖严。他对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感到愤怒——他曾在伯拉第斯拉瓦遭到袭击；在芝加哥，他在众目睽睽下遭到抢劫。他对现状也感到愤怒，不能原谅我们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不能原谅我们放弃了埃格尔家族的财产。我在他面前感到很难为情，有他在的时候，我在下楼梯的时候一定会绊倒。

有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时，满脑子都是在想不开心的事，工厂的咔嚓咔嚓声，还混合着乔治的不愉快和对钱的不断担忧。过了很久，我才注意到公共汽车并没有开动，仍靠在路边，其他乘客都盯着我，皱着眉，摇着头。我开始冒汗，感到头皮发麻。这种感觉，如同我听到带着武器的箭十字党民兵在黎明敲我们家的门，把我吵醒的感觉。如同我捡起胡萝卜后，德国士兵用枪指着我的胸口时的感觉。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感觉自己将会受到惩罚，生存和死亡就是赌注。危险和威胁的感觉使我疲惫不堪，连发生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我用了在欧洲坐车的方式上了公交车，坐在座位上，等待售票员过来卖票，而忘记在美国需要把硬币放在投币箱里。公共汽车司机对我大喊：“要么付钱，要么下车！”即使我能说英语，也听不懂他说的话，我被恐惧所征服，被铁丝网和枪炮的影像所征服，被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所淹没，被过去的监狱围墙包围了。这与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个晚上为约瑟夫·门格勒跳舞所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那时，我想象自己并不是在集中营，而是在布达佩斯歌剧院的舞台上，我的内心世界拯救了我。现在，我的内心世界把一个简单的错误、一个误解解读为了一场大灾难。这并不是什么大是大非，无可救药的事情。那个男人因为误解我，我也不能理解他，所以觉得生气，沮丧。即使大喊大叫和争执，我也没有生命危险。然而，我把现状看为：危险，死亡。

“要么付钱，要么下车！”司机喊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走来。我趴在地上，捂着脸。他现在在我上方，抓住我的胳膊，想拉我的腿。

我蜷缩在公共汽车的地板上，哭泣着，颤抖着。一位乘客同情我，她和我一样是移民。她先是用意第绪语问我，然后用德语问我身上是否有钱，并在我汗水淋淋的掌心里数出硬币。她扶我回到座位上，坐在我的旁边直到我能再次呼吸。公共汽车开始上路。

“愚蠢的新移民。”有人从过道走到座位上的时候，低声说。

当我写信告诉玛格达这件事的时候，我把它说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关于移民的“新手闹剧”。但从那天起，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二十多年以后，我通过参加语言和心理的训练来弄明白这些身体反应的原因。在我的脑海会突然重现以前的情景，并出现情绪不安的身体表现——心跳加速、掌心冒汗、视线变窄，就像那天的情况（在我的一生中，即使是现在，在我80多岁的时候，我仍然会多次出现），是人在面对精神创伤的自然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将精神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称为一种失调。这不是一种对精神创伤的失调反应，而是一种常见而自然的反应。但在11月清晨的巴尔的摩，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认为自己的崩溃意味着我有严重的缺陷。我希望我能够认识到我不是一个被打垮的人，是受困于被无情打断的生活而产生的后遗症。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在死亡行军中，我通过描绘我的内心世界活了下来。即使在我被饥饿、折磨和死亡包围的时候，我也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找到了希望和信念。在我第一次回想起以前的情景时，便开始相信我的内心世界就是恶魔们居住的地方。我的内心世界不再是我的支撑，而是成了我痛苦的源泉：无法忘却的记忆、失落和恐惧。我在卖鱼的柜台前排队，当店员叫到我的名字时，他的脸和门格勒的对调了。在走入工厂的清晨，我会看见妈妈就在我身边，看着她转身离去。我试图将过去的记忆驱逐出我的内心，认为它对于自己的生存造成了威胁。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逃避并不能治愈伤痛，反而会使痛苦加剧。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远离我从前被禁锢的监狱。但在这里，我的心理比以前受到更大的束缚。我逃避过去的恐惧，但没有得到自由。我为心中的恐惧做了一个牢房，通过沉默把它封印起来。

值得庆幸的是，玛丽安娜过得很好。我想让她感觉正常，正常，一切都正常。她做到了。尽管我很担心她会发现我们很穷，她的母亲总是害怕在美国的生活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但她却很快乐。她可以免费参加日托中心，因为负责日托中心的鲍尔太太（mrs.bower）同情移民。她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并成为鲍尔太太的小助手，当其他孩子哭闹时，她帮忙照顾他们。没有人要求她那样做，她天生对别人的悲伤敏感，对自己的力量也有与生俱来的信心。贝拉和我称她为小亲善大使。鲍尔太太会送她回家，还给她一些书，用来帮助我学好英语，就像帮玛丽安娜那样提供尽量多的支持。我试着读《小鸡》。我不能把人物角色理顺。谁是幸运小鸭（duckylucky）？谁是露西鹅（gooseyloosey）？玛丽安娜笑话我，又教了我一遍。她假装愤怒，我假装我只是在玩，我只是假装不懂。

比起贫穷，更让我担心的是女儿的尴尬，担心她会因我而感到羞耻。周末的时候，她陪我去洗衣店帮我操作洗衣机，带我去杂货店找日夫牌花生酱，还有其他十几种我从没听说过的食物，那些名字我既不会拼写也不会发音。1950年，玛丽安娜三岁，她坚持要我们像她的同学一样在感恩节吃火鸡。我怎么能告诉她我们买不起呢？在感恩节前一天回家的路上，我在施赖伯食品店门前停下来，我运气真好，他们在做火鸡的促销活动，60美分一公斤。我选择了一只最小的。“看，亲爱的！”我一到家就呼叫起来。“我们有一只火鸡。一只小火鸡！”为了她——为了我们一家三口能过感恩节，我是多么想要这只火鸡呀。

疏远是我的长期状态，甚至当我在与我们的犹太移民朋友接触时也是如此。那年冬天，我们受邀参加光明节派对，所有的孩子轮流唱光明节的歌曲。女主人邀请玛丽安娜唱歌。我很骄傲地看着我那聪明而成熟的女儿，她快乐、热情、急切、自信地接受邀请，走到房间中央。她已经把英语当成她的第一语言。在幼儿园，她参加了一个我并不认识的犹太人举办的课外活动，这个犹太人已经信奉了基督教。玛丽安娜朝客人们微笑，然后闭上眼睛，开始唱道：“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客人们盯着她和我。我的女儿已经学会了我最希望她拥有的技能，无论在哪里都能表现得像在家里一样。而现在，由于她对区分不同人群的规则缺乏理解，这下让我感到非常尴尬，想钻到地板下瞬间消失。甚至是在我自己的社区里，不是来自外面，也会出现这种尴尬和这种流放者的感觉。相信自己不应该活下来，永远不值得被他们接纳，这是自我禁锢的一部分。

玛丽安娜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贝拉和我却过得很艰难。我仍然受着自己恐惧的折磨——噩梦般的记忆，在平静的外表之下酝酿着恐慌。我也害怕贝拉的怨气。他学英语不像我那么费劲。他小时候在伦敦的一个寄宿学校读过书，他说英语和说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德语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语言一样流利，但是在美国他的口吃变得更加明显，这像一种信号，告诉我，我强加给他的选择使他痛苦。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运沉重的箱子。我们知道这对肺结核患者是不好的，但乔治和他的妻子杜伊（duci）认为我们有工作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杜伊是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曾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工资低得可怕、劳动要求高、对人格贬低，这就是对移民的写照。移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律师，更不是市长，无论他们曾受过怎样的培训和拥有怎样的专业技能〔除了我那了不起的姐姐克拉拉（klara），她和思斯移民后不久就在悉尼交响乐团（sydneysymphonyorchestra）获得了小提琴家的职位〕。移民只能开出租车、在工厂做计件工作和给杂货店的货架堆货。我内化了这种无价值的感觉，贝拉也很抗拒，因而脾气暴躁，反复无常。

在巴尔的摩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杜伊带着买给玛丽安娜的儿童滑雪服回家。玛丽安娜想马上试穿一下。它的拉链很长，在玛丽安娜的衣服外面套上舒适的滑雪服需要花很长时间。我们终于穿好准备好去公园了，慢慢地走下五阶楼梯，来到街上。当我们到达人行道时，玛丽安娜说她需要尿尿。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贝拉要爆炸了。他从未对玛丽安娜大吼过。

“我们搬离这间房子吧。”那天晚上我低声说。

“你想好了，公主。”他咆哮道。我仿佛不认识他。他的愤怒使我害怕。

不，我最害怕的是我自己的愤怒。

我们设法攒够了钱，搬进了巴尔的摩最大的犹太社区——帕克高地（parkheights），在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女仆的小房间里住下。我们的女房东是曾经来自波兰的移民，但她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移民，在美国待了几十年了。她叫我们新手，嘲笑我们的口音。她带我们看浴室，希望我们对室内管道感到惊奇。我想起了玛莉丝卡和埃格尔宅邸里的小铃铛，每当我想要更多的面包时，就把它摇响。为符合我们在房东太太心中所期待的形象，装出惊讶的样子比向她解释，甚至是向自己解释以前和现在之间巨大的鸿沟，要容易得多。

贝拉、玛丽安娜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玛丽安娜上床睡着了，我们把灯关掉，坐在黑暗中。我们的沉默不是亲密的，而是紧张沉重的，就像一根绳子在负重的重压下开始磨损。

我们尽力做一个正常的家庭，1950年，我们就连去帕克高地大道（parkheightsavenue）自助洗衣店隔壁的电影院看电影也觉得非常奢侈。在开启洗衣机后，我们带着玛丽安娜去看《红鞋》（theredshoes），这是一部由匈牙利犹太移民埃默里克写的剧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值得我们学习并引以为豪。我对这部电影印象很深，因为它从两个方面打动了我。坐在黑暗中，和家人一起吃着爆米花，我感到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捉摸不定——一切会变好，我们坚信可以过上幸福的战后生活。但是电影的角色和情节颠覆了我。打破了我悉心维系的面具，让我注意到我那有缺陷的真面目。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叫维姬·佩奇（vickypage）的舞蹈演员，她引起了鲍里斯·莱蒙托夫（borislermontov）——一家著名芭蕾舞公司的艺术总监的注意。她在扶手杆上练习着芭蕾舞的高踢腿，充满激情地跳着天鹅湖（swanlake），渴望得到莱蒙托夫的关注和重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觉得是在观看自己的一生。如果没有希特勒，没有战争，我会继续像她那样生活着。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坐在我旁边的是埃里克，我忘了我有个女儿。我只有23岁，但感觉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电影中有一段，莱蒙托夫问维姬：“你为什么想跳舞？”她回答说道：“你为什么想活着？”莱蒙托夫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必须这么做。”维姬说：“这也是我的答案。”在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就算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也会这样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束永恒的光芒，就是从不放弃对生活的渴望，对我来说，就是尽情地享受生活和跳舞。现在，我做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表现得让我女儿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

这是一部悲剧，维姬并没有得偿所愿。当她在莱蒙托夫的新芭蕾舞中担任主角时，她被恶魔纠缠。这部电影的这一部分太可怕了，我几乎看不下去。维姬的红色芭蕾舞鞋似乎控制了她的双脚，那鞋子让她不停地跳，直到临近死亡边缘。她在自己的噩梦中，在萧瑟荒芜之地，和一群食尸鬼及一个用烂报纸做成的舞伴跳舞。她根本停不下来，因为她无法醒过来。维姬把红鞋藏在抽屉里，试图放弃跳舞。她爱上了一个作曲家，并嫁给了他。在电影的结尾，她被邀请再跳一次莱蒙托夫的芭蕾舞。她丈夫恳求她不要去。莱蒙托夫提醒她：“没有人能有两次生命。”她必须做出选择。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一个人做一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维姬又一次穿上红鞋。这一次，鞋子迫使她跳到大厦的边缘，接着掉了下去，死了。其他的舞者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继续跳着芭蕾舞，聚光灯落在维姬在舞台上应该站着的地方。

这不是一部关于精神创伤的电影。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我正遭受着精神创伤。但是《红鞋》给了我一张由图像组成的词汇表，它教会我去了解自己内心与现实经历之间的紧张状态。还有关于维姬最后一次穿上红鞋和坠落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选择，是被迫做出的自然反应。她到底害怕什么？是什么驱使她这样做吗？是有些东西出现了，逼迫她呢？还是有些东西没有了，她就不能活了呢？

“你会选择跳舞而不是我吗？”贝拉在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问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那个在维也纳的夜晚。我告诉他，不管有没有他的陪伴，我都要带玛丽安娜来美国。他已经知道我有能力选择某人或某事。

我用打情骂俏的口吻化解了他的问题。“如果当时你看到我跳舞，你就不会让我选了。”我说，“你从没见过像我这样的高踢腿。”我假装，我假装。我憋住一声尖叫，把它埋藏在内心深处。我并没有选择！我内心的沉默代表着狂怒。是希特勒和门格勒为我做了选择。我并没有选择！

贝拉是第一个在压力下崩溃的人。这发生在工作的时候。他正在举起一个箱子，结果摔倒在地上，呼吸困难。在医院里，x光片显示他的结核病复发了。同我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逃到维也纳的那一天相比，他看上去更没有表情，脸色更苍白。医生把他转移到结核病医院。我每天下班后都带玛丽安娜去看他，但担心玛丽安娜会看到他咳血，这样的话，尽管我们努力隐瞒她父亲的病情，她也会觉得父亲可能会死。她四岁了，已经会看很多书，为了让爸爸开心，她带来了鲍尔太太的图画书，她告诉护士什么时候父亲吃完了饭，他什么时候需要更多的水。“你知道什么能让爸爸高兴起来吗？”她对我说，“一个小妹妹！”我们没有打算再生一个孩子，因为太穷了。现在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尽管贝拉在康复期间，我拿着微薄的薪水，我们却没有因为要多解决一个人的温饱而有压力。但看到女儿渴望有个伴，我的心都碎了。她的孤独，使我想念我的姐姐。玛格达现在在纽约有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利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裁缝技巧，为伦敦雾公司制作大衣。她不想在一个新的城市再重新开始，但我恳求她来巴尔的摩。1949年，在维也纳，我曾短暂地幻想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变成这样：把玛丽安娜带到我姐姐身边，而不是我丈夫身边。然后，为了不让女儿在战区苟延残喘，这是一种选择，一种牺牲。现在，如果贝拉死了，或者他成了一个病人，这个想法就将成为必然了。我们住的公寓稍微有点大，租金也高，即使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剩的钱也才勉强够吃饭。我无法想象我一个人要负担这么多钱。玛格达同意考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