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娜变得越来越好奇，她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当读完埃尔帕索公共图书馆（elpasopubliclibrary）儿童专区所有的书后，她开始在我们家的书柜里乱翻，阅读我的哲学和文学作品《贝拉的历史》（bela'shistory）。1957年，当她十岁的时候，她和我、贝拉一起在书房的米色沙发上。她站在我们面前，像个小老师那样打开一本书，并告诉我们，这是她在书架上发现的，它藏在其他书后面。她指着一幅照片，照片上赤裸的骷髅尸体堆成一堆。“这是什么？”她问道。我全身冒汗，天旋地转。我本已预料到这一刻的到来，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那么突然，令人恐惧，就好像我走进屋里，发现来自圣哈辛托广场（sanjacintoplaza）的活生生的鳄鱼跑到我们的客厅里。面对事实，面对我那寻找事实真相的女儿，就像是面对一头猛兽。我从房间里跑出去，跑到浴室的水槽里呕吐。我听到贝拉告诉我们的女儿关于希特勒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故事。我听见他说了一句可怕的话：你妈妈在那儿。我真想打碎墙上那面镜子。不！不！不！我多想尖叫。我不在那里！这不是你该承受的！“你妈妈很坚强。”我听见贝拉对玛丽安娜说。“但你必须明白，你是幸存者的女儿，你必须永远，永远保护你妈妈。”这可能是一个去安抚玛丽安娜的机会，把她从担心和同情中解脱出来。告诉她，她的祖父母会多么爱她。告诉她，没事了，我们现在安全了。但是我不能离开浴室，我不相信自己，哪怕只说一句关于过去的话，也将激起我更强烈的愤怒并造成更大的损伤。我将掉进一个黑洞里，也会把她带到那个可怕的地方。

我关注孩子，关注我能做的事情，我要让所有人在我们的新家感到安全、被认同和快乐。

我们有每日的例行公事，会纪念每一周和每个季节，这些都是我们为了快乐而做的事情：贝拉在早上开车送奥黛丽去学校时，剃了光头，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事情。贝拉跑着去西夫韦（safeway）购物，西夫韦建在我们房子后面广阔的沙漠里。不可避免的是，我忘了在购物清单上加一些东西，于是我打电话到店里找他。杂货店店员听出了我的声音。“埃格尔先生，你妻子打电话找你。”他们用广播找他。我照料我们的花园，修剪草坪，在贝拉的办公室做兼职。贝拉帮助在埃尔帕索所有成功的移民——叙利亚、墨西哥、意大利、欧洲的犹太人，他成为了备受喜爱和值得信赖的会计师。周六，他带着孩子们去见客户，他们对孩子们的爱就像对贝拉一样。星期天，贝拉开车去华雷斯（juárez）的杂货店买新鲜的水果，然后，回家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我们还会听百老汇的音乐剧专辑，跟着演出的曲调唱歌（贝拉可以唱歌而没有口吃），然后我们去基督教青年会游泳。圣诞节那天我们去埃尔帕索市中心的圣哈辛托广场。我们庆祝圣诞节时不买礼物，但是孩子们仍然写信给圣诞老人。我们在光明节交换了实用的礼物——袜子和衣服，我们用丰盛的食物迎接新年和阳光嘉年华（thesuncarnival）游行——太阳女王（thesunqueen），一支高中乐队，扶轮社（therotaryclub）的成员骑着摩托车经过。春天，人们会到白沙和圣达非（whitesandsandsantafe）野餐。秋天，返校学生在阿门·沃德（amenwardy）购物。我用手触摸，感受着最好的布料，还有本事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衣服（贝拉和我都有这些能触知的习惯——对他来说，是选择产品；对我来说，是选择衣服）。我们去墨西哥的农场参加秋收，自制玉米粉蒸肉吃。食物能表达爱。当我们的孩子带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时，我们会带他们去家后面的冷饮小卖部吃香蕉圣代。

当奥黛丽九岁的时候，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游泳队选拔，成为了一名游泳比赛运动员。到她上高中的时候，就像我以前练体操和芭蕾一样，她每天要训练六个小时。当玛丽安娜十三岁时，我们在房子上加建了一个主卧套间，这样玛丽安娜、奥黛丽和约翰尼就都有自己的房间了。我们还买了一架钢琴，玛丽安娜和奥黛丽都在学钢琴，就像小时候我父母做的那样，我们也举办私人乐音会，我们还会举办桥牌派对。贝拉和我参加了莫莉·夏皮罗（mollyshapiro）主办的读书俱乐部。夏皮罗在埃尔帕索以举办专题沙龙而闻名，艺术家和知识人士都喜欢参加他举办的沙龙聚会。我在得克萨斯大学上英语语言课程（esl）。我的英语水平终于有了很大的提高，在1959年，我觉得我可以入学修读本科课程。能继续深造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另一个被延误的梦想，这个梦想现在可以实现了。我坐在一排篮球运动员旁边上第一节心理学课。我用匈牙利语做笔记，并请求贝拉帮助我完成每项作业。我32岁。我们无论是在对外交际还是回到家里，都感到很快乐。

但这时贝拉看待我们儿子的方式有些问题。他希望有一个儿子，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约翰尼患有手足徐动性脑瘫，可能是出生前就患有脑炎所引起的，这影响了他对动作的控制能力，就连做玛丽安娜和奥黛丽小时候会做的那些小事——自己穿衣服、说话、用叉子或勺子吃饭，他也觉得非常吃力。他看起来也和她们不一样，眼睛总是低垂着。贝拉对约翰尼的态度比较尖刻，对他的努力没有耐心。我记得我曾因斗鸡眼而遭到嘲笑，所以我为儿子感到非常心痛。贝拉会因约翰尼带来的挑战而沮丧地大喊大叫（他用捷克语大喊，尽管我希望孩子们能说流利的美式英语，但是他们在家里还是学了一点匈牙利语。即使他们听不明白贝拉的话，但他们能听懂他的语气，所以他们哭了）。我真想躲进卧室。我是个躲藏高手。1960年，当约翰尼四岁的时候，我带他去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克拉克医生（rk）。他告诉我：“你的儿子会成为你所期待的那样，可以做其他人都会做的事，只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到而已。你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这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如果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压力，那也是错误的。你需要根据他的潜力给予适当的压力。”我辍学了，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带约翰尼去语言治疗诊所，去职业治疗诊所，去我能想到的所有诊所，任何有可能帮助他的专家诊所（奥黛丽说，现在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不是在游泳池里，而是在候诊室里）。我选择不去接受儿子永远被疾病缠身的事实，坚信如果我们相信他能成功，他就一定能成功。但当他小的时候，用手吃饭，张着嘴咀嚼，因为这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贝拉看着他的时候是那么的失望，那么的悲伤，我觉得我必须保护我的儿子不受他父亲的伤害。

恐惧像是一股电流穿过我们舒适的生活。有一次，在奥黛丽十岁的时候，她邀请了朋友过来玩，我走过她的房门，就在这时一辆救护车响着警笛，从我们家门前呼啸而过。我捂着头，这是我在战争中养成的顽固习惯，我现在还会这样做。还没等我意识到是警笛声和我的过敏反应，我就听到奥黛丽对她的朋友大喊：“快，到床底下去！”她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并滚到床裙下面。她的朋友笑了，跟着她一起做，认为这是一种奇特的游戏。但我知道奥黛丽不是在开玩笑，她真的认为警报声就预示着危险，必须要躲起来。我无意中，没有任何意识地，就把这一点教给了她。

关于安全、价值观和爱，我们不知不觉中还教会孩子们其他什么东西了吗？

玛丽安娜高中毕业舞会的那天晚上，她穿着丝绸连衣裙站在我们的前廊上，手腕上戴着一束漂亮的兰花。当她和她的女伴走出门廊时，贝拉喊道：“玩得开心，宝贝。你知道，你妈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父母都死了。”

玛丽安娜走后，我冲着贝拉尖叫，诉说着他的冷酷无情，警告他，他没有权利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毁掉玛丽安娜的欢乐，毁掉我从她的欢乐中得到的快乐。如果他不能审视自己，我也不会；如果他不能用快乐的情感来祝福我们的女儿，那他和死了没区别。贝拉辩解道：“这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你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她不在。我希望玛丽安娜为她的生活感到高兴。”“那就别破坏它！”我大喊道。比贝拉的情况更糟糕的是，事后我没再跟玛丽安娜说过这件事了。我假装没有注意到她也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她为自己而活，另一种是她为我而活，因为我不希望她过这样的生活。

1966年秋天，当奥黛丽十二岁时，玛丽安娜在惠蒂尔学院（whittiercollege）读二年级，而十岁的约翰尼实现了克拉克博士的预言：只要有适当的支持，他的身体和学业都能保持稳定。我终于有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了。我重新回到学校。我的英语水平现在已经足够好，不再需要贝拉的帮助，就可以写论文了（在他帮助我的时候，我的最好成绩是中下，但现在我的成绩是优）。我觉得我终于迎头赶上，超越了过去的局限。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将过去和现在的两个世界保持分离，但她们却再一次碰撞在一起。我坐在阶梯教室里，等着我的政治学入门课开始，这时一个棕黄头发的男人坐在我身后。

“你就在那儿，是吗？”他说。

“哪里？”我开始恐慌起来。

“奥斯维辛集中营。你是其中的幸存者，是吗？”

我被他的问题弄得心烦意乱以至无法反问他问题。是什么让他认为我是幸存者呢？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怎么样猜到的？在我现在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的经历，就连我的孩子也没讲过，手臂上没有纹着字。

“你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吗？”他又问。

他很年轻，大概二十岁，大约是我年龄的一半。这个年轻人真诚恳切的本性和声音的强度，让我想起了埃里克，想起宵禁后我们如何跑到电影院看电影；如何拍了我在岸边做劈叉的照片；他如何第一次吻我的嘴唇，并将他的双手搁在我腰间那条细细的腰带上。解放后的第二十一年，我被失落碾碎了。失去了埃里克，失去了我们年轻的爱，更失去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分享婚姻、家庭和激进的愿景。在我被囚禁的那整整一年里，在那一年里，我不知何故逃脱了似乎不可避免的死亡，我因埃里克的那句诗而坚持了下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手。那段记忆是我的救命索。现在呢？我把过去关在门外了，回忆过去就是对恐惧一次又一次地屈服。但在过去，那里有埃里克的声音。在过去，那里有我感受到的爱，还有在我挨饿的那些岁月里，在脑海中响起的歌声。

“我是幸存者。”我颤抖着说。

“你读过这本书吗？”他给我看了一小本平装书《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是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frankl）。这听起来像一本哲学书。作者并不出名。我摇摇头。“弗兰克尔曾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学生解释说，“他在战后写了这本关于集中营的书。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我手里拿着那本书。它很薄，但使我充满恐惧。为什么我还会愿意回到地狱去呢，即使是通过别人的经历？但我不忍心拒绝这个年轻人的好意。我低声说了声谢谢，然后把这本薄薄的书塞进我的包里。整一晚，它在我的包里就像一颗滴答作响的炸弹。

我开始做晚饭，但感到心烦意乱，神情恍惚。我让贝拉去西夫韦买更多的大蒜，然后再买更多的辣椒。我几乎没吃什么饭。晚饭后，我帮约翰尼做了拼写单词的小测验，洗了碗，亲吻孩子们并道晚安。贝拉去书房听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的歌，读当天的报纸《国家》。我的书包放在前门旁边的走廊里，书还在里面。它在我的房子里出现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想不读了，也不需要。我在那里，但我不会再让自己痛苦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我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拿起那本书，在灯光下坐了很长时间。我开始阅读了。这本书并不是对所有事实和事件的描述，而是对他个人经历的描述，这些经历是数以百万计的囚犯一再遭受的，是由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讲述的一个发生在集中营的真实故事。我的脖子后面感到一阵刺痛。他在跟我说话，在代表我说话。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反映在普通囚犯的心中的呢？他描写了一个囚犯生命的三个阶段，从到达死亡集中营、感受到“缓刑的幻觉”开始了第一阶段。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是如何听着火车站台上播放的音乐，说这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还记得门格勒在生死之间摆动手指的样子，他的话语随意得让你觉得宽慰：“你很快就会见到你妈妈了。”然后是第二阶段——学习去适应那些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忍受纳粹囚犯长的毒打，无论多冷、多饿、多累、病得多重都要站起来，喝着稀汤，尽量省下面包，看着自己只剩皮包骨，到处听人说，唯一的解脱就是死亡。即使是第三阶段，释放和解放并没有结束监禁的生活，弗兰克尔写道。它可以在痛苦，幻灭中继续，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幸福而斗争。

我正盯着我本应藏起来的东西。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感到自己被封闭或被锁在那个痛苦的地方。令我惊讶的是，我并不害怕。每读一页，我想写十页。如果讲我的故事能使我轻松而不是更紧张呢？如果谈论过去可以治愈它而不是使它固化呢？如果沉默和否认不是灾难性损失后的唯一选择呢？

我读到弗兰克尔如何在冰冷的黑暗中走向他的工作地点。寒冷是刺骨的，守卫是残酷的，囚犯们跌跌撞撞地走着。在身体上所受的痛苦和非人性的歧视中，弗兰克尔出现在他的妻子面前。他看到她的眼睛，他的心因此在深冬里绽放出爱的花朵。他明白，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仍然会在他所爱的人的心中，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也应感到幸福。我的心扉被打开。我哭泣着，这页是母亲跟我说的话，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的火车上对我说的话：记住，没有人能从你心中拿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不能选择让黑暗消失，但我们可以选择点燃光明。

在1966年秋天，在这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我读了这段话，这是弗兰克尔所讲述的核心：你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所有东西，但有一件不行：人类最后的自由——在所有特定环境下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每一刻都是一种选择。无论我们的经历是多么令人沮丧、无聊、受限制、痛苦或压抑，我们都可以选择如何应对。我终于明白，我也有选择的权利。这种认识将改变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