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贝拉边说边用手帕捂着嘴巴咳嗽，“我不会让我们的女儿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我不会。”他咳得厉害，结结巴巴地，几乎说不出话来。

贝拉真的康复了，但他仍然很虚弱，无法再去仓库工作。在贝拉惊人的魅力和幽默的感染下，结核病医院的医务人员承诺，在他出院之前，帮助他做职业规划，以使我们摆脱贫困，并让他康复起来。他们让贝拉完成一个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切实际的能力倾向测试。测试结果出来，显示他最适合做乐队指挥或会计。

“我们可以在芭蕾舞中开创新生活。”他开玩笑地说，“那样你可以跳舞，我来指挥管弦乐队。”

“你年轻时，曾经期盼过学音乐吗？”用假设推测的方式来讲述过去的事情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我小时候真学过音乐。”

我怎么会忘记呢？他和我姐姐一样学过小提琴。当他追求我的时候，在那些信里提及过这件事。现在再听他谈论这件事，感觉就像被告知他过去使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我的老师告诉我，我拉得很好的。如果没有家族企业，我可能会去音乐学院。我想我有可能会去。”我的脸热了起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生起气来，想说些伤人的话，但我不知道我要惩罚的是我自己，还是他。“想想看，”我说，“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会先遇到克拉拉，而不是我。”

贝拉试图读懂我的脸，判断是要取笑我还是要安慰我。“你真的想让我相信，除了和你结婚以外，我就没有别的开心事了吗？那只是一把小提琴。现在都已经无所谓了。”

我终于明白是什么让我心烦了。我丈夫似乎毫不费劲地终结了一个从前的梦想。如果他曾因放弃音乐而痛苦，他会瞒着我。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还依然那么盼望不是这样的？

贝拉在仓库里向他之前的老板展示他的能力测试结果，老板把贝拉介绍给他的会计。这是一位慷慨仗义的男士，同意雇佣贝拉做他的助理，同时贝拉开始学习注册会计师课程，并朝着他注册会计师执照的方向努力。

我坐立不安。我被金钱和贝拉的疾病所困扰，被工厂里密密麻麻的工作流程和数买杂货用的硬币所困扰，好消息也离我而去，千百种忧虑使我无法释怀。贝拉有新的前程，新的道路，但我没有。我换了几次工作，努力赚更多的钱，让自己感觉好些。这些额外的资金帮助了我，而且这些改善确实让我有一段时间会感到振奋，但这种感觉不会永远持续。在一家保险公司，我从一个复印员被提升为资料员。我的主管注意到我工作很努力，愿意培养我。在其他秘书的陪伴下，我感到很开心，很高兴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直到我的新朋友建议我，“午餐时不要坐在犹太人旁边。他们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我必须把我的身份隐藏起来。之后，我在一家行李箱公司工作，老板是犹太人，我想我终于找到合适的地方了。我感到自信，被认可。虽然我是一名办事员，而不是接待员，但有一天，电话铃响了很久也没人接，看到秘书的工作负担如此重，我便扑过去接了电话，我的老板怒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谁允许你的？”他喊道，“你想毁了我的名誉吗？没有一个新人能代表这家公司。我讲明白了吗？！”问题不在于他严厉地批评我。问题是我觉得他认为我毫无价值。

1952年夏天，贝拉康复后不久，玛丽安娜五岁前的几个月，玛格达搬来巴尔的摩。她在我们这儿住了几个月，直到她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在靠近前门的用餐区为她搭了一张床。公寓在夏天总是很闷热，即使是在晚上，玛格达睡觉前也会打开一点门缝。“小心！”贝拉警告说，“我不知道你在布朗克斯住的是什么样的宫殿，但这不是一个安全的社区。如果你让门开着，就会有人进来。”

“真希望是这样。”玛格达咕噜着，眨着睫毛。我的姐姐。她只会把她的痛苦超脱地掩盖在幽默中。

为欢迎玛格达，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乔治和杜伊（乔治是那种不愿意花一分钱的人），还有我们公寓里的一些邻居们，包括我们的房东也过来参加。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朋友纳特·希尔曼（natshillman），一位退休的海军工程师。玛格达讲述了她刚到美国第一周的趣事，玛蒂尔达姑妈在街上给她买了一个热狗。“在欧洲，当你从卖热狗的小贩那里买到一条热狗时，你总是会得到两条热狗，上面都是德国泡菜和洋葱。玛蒂尔达去为我的热狗付完钱回来时，在一个薄薄的小圆面包上只有一条小小的热狗。我认为她太小气了，不愿意付两条热狗的钱，或者她是在暗指我的体重问题。我怀恨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去买热狗，才明白这里就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玛格达，注视着她那张表情丰富的脸，等待着她接下来会说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她总是会遇到很多趣事。纳特显然被她迷住了。客人们走后，玛丽安娜也睡了，我和玛格达坐在她的床上，像小时候那样闲聊。她问我对纳特·希尔曼了解多少。“我知道，我知道，他和爸爸的年龄差不多，”她说，“但我对他的感觉很好。”

我们聊了许多，直到我在她的床上已经困得差不多要睡着了，但还是不想停下来。我需要问玛格达一件事，一件与我内心的空虚相关的事，但如果我向她问起恐惧、空虚的事，那么我必须承认，我已经习惯于假装它不存在了。“你快乐吗？”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我希望她说快乐，这样我也会有同感。我也希望她说她从没快乐过，没有真的快乐过，这样我就会知道空虚不单单只在我身上。

“迪库卡，这是姐姐给你的建议。要么你太敏感了，要么你完全不敏感。当你敏感的时候，你会受到更多的伤害。”

“我们会没事吗？”我问。“在某一天？”

“是的。”她说，“不。我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真的：希特勒把我们弄得非常糟糕。”

贝拉和我现在每周可以挣到60美元，足够要第二个孩子了。我又怀孕了，我的女儿在1954年2月10日出生了。在医院，美国医生都会例行公事般地给每一位产妇实施麻醉。当我从麻醉中醒来时，女儿已经在育婴室。但我想要抱一下我的孩子，给她喂奶。当护士把她抱到我面前时，我看到她长得很完美，还在睡梦中。她不是像她姐姐出生时那么大，小小的鼻子，光滑的脸颊。

贝拉带着已经六岁的玛丽安娜去看宝宝。“我有一个妹妹了！我有一个妹妹了！”玛丽安娜高兴地庆祝着，仿佛我把钱放在信封里存好，然后从产品目录里给她订购了个妹妹一样，仿佛我总是有能力满足她的愿望。她很快就会有一位表妹，因为玛格达也怀孕了，她在1953年嫁给了纳特·希尔曼，他们的女儿将会在10月份出生。她用我们母亲的名字给她取名为伊洛娜。

我们给自己的小女儿取名奥黛丽，是根据奥黛丽·赫本的名字命名的。医生给我注射的镇静剂药物至今仍使我昏昏沉沉的。即使是高强度的生产过程，第一次见到和护理我的孩子，也隐藏着我生活的麻木状态。

这就回应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奥黛丽出生的那几个月，贝拉在准备他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就像在为终极考试做准备一样。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试，它将决定他是否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以及我们是否能有更多的选择。

但他的考试并没有通过。此外，他还被告知因为他的结巴和口音，无论他是否能获得会计师执照，都永远不会得到工作。

他说：“无论我做什么事，总会有一块障碍物挡在路上。”

我反对他的说法，安慰他。我说我们总会找到办法的，但我无法阻止我姐姐克拉拉的声音潜入我的脑海：“两个残废的人。”这将如何是好呢？我默默地在浴室里哭泣，假装开开心心地走出来。我不知道隐藏起来的恐惧只会变得更加严重，不知道这样假装乐于给予，乐于抚慰的习惯，只会让我们的情况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