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9日，我和玛丽安娜从公园回到家，见到玛莉丝卡在哭泣。

“他们逮捕了埃格尔先生！”她低声呻吟，“他被带走了！”

几个月来，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自由时光是有限的。除了去年贝拉被赶出公路之外，生意也被查封了，汽车被没收、电话被窃听，但我们运往以色列的财产安然无恙。我们之所以留下来，一方面是等着布里查安排我们离开，另一方面是我们还无法想象离开之后的生活会怎样，但我现在冒着女儿失去父亲的风险，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必须消除我内心的忧虑和恐惧。我要想办法不让贝拉被折磨甚至弄死的事情发生。我必须像妈妈在我们被赶出公寓、送到砖厂的那天早上那样冷静。我必须足智多谋并充满希望，我必须策划好行动计划。

我给玛丽安娜洗了澡，陪她一起吃午饭，并让她躺下睡午觉。我争取时间让自己去思考，我要确保她能得到她需要的一切营养和物质享受。谁会知道我们今晚还有没有觉睡，睡在哪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只知道必须想办法把贝拉弄出来，并保护我们女儿的安全。我收集一切有用但不引起别人怀疑的物品。玛丽安娜睡觉时，我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拿出贝拉在我们结婚时为我定做的钻戒。这是一枚漂亮的戒指——黄金中镶着一颗完美的钻石，圆圆的，但它总是让我感到不自在，所以我从不戴它。今天我把它带上了。我把贝拉从美国驻布拉格领事馆取回的文件藏在我的裙子里，紧贴着后背，用裙子上的腰带紧紧地扣在身上。我不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逃跑的人，不能用装有窃听器的电话给任何人打电话求助，但我不忍心就这样没联系姐姐们就离开。我不指望她们能帮助我们，但我想让她们知道我正处于危难之中，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们了。我打给克拉拉，她接了电话，我即兴发挥地表演起来，试着不哭，试着不让我的声音颤抖或变调。

“我很高兴你能来看我。”我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探望计划，我用的是暗语，希望她能理解。“玛丽安娜一直吵着要找她的克拉拉姨妈。确认一下，你的火车什么时候开啊？”

我听到她开始是想纠正我的话，想问个明白，但又突然停顿了，相信她已经意识到我有些事情想告诉她。火车，探望，她将如何理解这些零散的线索呢？“我们会今晚到达，”她说，“我到车站去。”今晚，她会在火车上和我们见面吗？这就是我们刚才想安排的事吗？还是我们的对话太过迂回以至于我们互相都无法理解呢？

我把护照塞进钱包，等待着玛丽安娜醒来。她从9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上厕所的训练，不过在午睡醒来我帮她穿好衣服后，还是为她戴上了尿布，并把我的金手镯塞到里面。我什么都不带，不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要逃跑的人。在这剩余的时间里，只要能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我说话时就会用我在受到胁迫时的语气来表达，那种既不专制也不霸道，既不畏缩也不软弱的方式。被动就是让别人替你做决定。争强好胜就是为别人做决定。坚定自信就是为自己做决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你是足够好的。

哦，我在发抖，抱着玛丽安娜离开了家。如果我的行动是成功的，我将不会再回到这个埃格尔的宅邸，不只是今天，可能是永远不回来。今晚，我们就要上路，去建立我们的新家。我保持低调，和玛丽安娜聊个不停。玛丽安娜出生后的20个月里，除了哺乳和照料她之外，我还会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女儿，这也是我作为母亲的成功之处。我讲述我们一天都在做什么，给街道和树木命名。言语是我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她的珍宝。她能说三种语言：匈牙利语、德语和斯洛伐克语。“克维特纳。”她指着一朵花，用斯洛伐克语说。从她身上，我重新懂得了什么是安全和好奇。作为回报，这就是我能为她提供的——我无法左右危险的发生，但我可以帮助她认识她的立场和价值。我继续内心的独白，这样就没有空当发出恐惧的声音。

“是的，一朵花，看看这棵橡树，叶子都长出来了，还有那辆牛奶卡车。我们现在去警察局见个人，警察局是一栋很大很大的建筑，就像我们的房子，但是里面有很长的走廊……”我说话的时候，仿佛我们在进行一次普通的短途旅行，仿佛我可以成为自己所需要的母亲。

警察局很吓人。当武装警卫把我领进大楼时，我几乎想转身就跑。穿制服的男人和配枪的男人，我不能忍受这种权力的表现，它让我晕眩，让我非常不舒服。我在他们的威胁中迷失了自己和方向。但多一分钟的等待都会让贝拉增加多一分的危险。他已经表明，他不是一个俯首听命的人。执政党已经表态他们也不能容忍他的不合作。他们会花多少时间来给他一个教训，从他身上获得一些可以想象出来的信息，让他屈从于他们的意志呢？

那我呢？如果我透露了来这里的目的，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从在黑市上买到青霉素的那天起，我便重拾了信心。然而，最大的风险是他会说不。如果我没有违法购买所需的药品，就要冒着失去女儿的风险。今天，坚持自己的观点可能导致报复、监禁和酷刑。然而，不去尝试，也会是一种风险。

监狱长坐在高柜台后面的一张凳子上。他是个大块头。我担心玛丽安娜会注意到他很胖，而且大声喊出来，这样就会毁掉我们的机会。我微笑着和他对视了一下。我不会以他本来的样子来看待他，而是以我相信他能做到的样子来看待他。我会像我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似的和他说话。“谢谢您，先生。”我用斯洛伐克语说，“非常感谢您把我女儿的父亲还给了她。”他听后，困惑地皱起眉头。我把他的目光吸引了过来。我摘下我的钻石戒指，把戒指捧在掌心，朝向他。“父女团聚是一件美好的事。”我继续说着，我在昏暗的灯光下前后转动那颗宝石，使它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他看了看钻石，然后抬头凝视了我很久。他会去找他的上司吗？他会把玛丽安娜从我怀里抢走并逮捕我吗？或者他会为了拿些好处，帮助我吗？当他在权衡选择时，我感觉内心紧张，手臂疼痛。最后，他伸手拿起戒指，把它塞进口袋里。

“名字？”他说。

“埃格尔。”

“来。”

他带我穿过一扇门，下了楼梯。“我们去找爸爸。”我对玛丽安娜说，好像我们是在火车上见他似的。这是一个阴郁、可怕的地方。被关押人的身份也非常混乱，被关押的人中有多少人根本不是罪犯，而是滥用权力的受害者呢？自从我之前也成为过囚犯后，身边就再没有囚犯了。站在铁栏的这一边，我几乎也能感觉到自己的那份羞辱感。我很害怕在这个任意妄为的恐怖年代，我们可能会被迫交换位置，我也成为一名囚犯。

贝拉在单人牢房里，穿着平常的衣服，并不是囚犯制服。当看到我们时，他从折叠床上跳了起来，从栏杆里伸手去握玛丽安娜的手。

“玛库卡（marchuka），”他说，“你看到我那张有趣的小床了吗？”

他认为我们只是来这里探监的。他的一只眼睛是瘀黑色，嘴唇上留有血迹。我看到他的两种表情，一种是看着玛丽安娜时天真快乐的表情，一种是看着我时好奇的表情。我为什么会把一个孩子带进监狱呢？为什么我要给玛丽安娜留下这个印象，让她铭记于心呢，即便她还不能说监狱的名字？我尽量不让自己有太大的心理抵触。我试着用我的眼睛告诉他，让他相信我。我试着用爱温暖他，这是唯一比恐惧更强大的力量。当他本能地知道如何同玛丽安娜玩一个游戏，就可以把这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变得有益无害的时候，我觉得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深爱着他。

监狱长打开牢房。“五分钟！”他大声喊道。他拍了拍装了钻戒的口袋，然后背对着我们，沿着走廊往回走。

我穿过牢房的门，拉住贝拉就跑。我根本无法呼吸，直到我们三个人再次来到街头，贝拉，玛丽安娜，还有我。我用脏手绢帮贝拉擦掉嘴唇上的血迹，立即向火车站走去。我们不需要任何讨论，好像我们早就计划好的：他的被捕和我们的突然出逃。我们一边前行一边安排所有的事情，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就像是快速穿过厚厚的雪地，踩在别人留下的脚印上，却惊奇地发现那些脚印像是专门为我们铺好的一样，适合我们的脚和速度。现在我们跟着记忆来行动就好像我们早已在另一次人生中经历过这个旅程。我很高兴贝拉能抱着玛丽安娜。我的手臂几乎麻木了。

到了火车站，我让贝拉和玛丽安娜坐在一张隐蔽的长椅上等我，我独自购买了三张去维也纳的票和一大包三明治。谁也不知道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再有食物。

下一趟火车需要四十五分钟才能到，也就是说距离贝拉的空牢房被发现又多出了四十五分钟。他们当然会派警察来火车站查看。火车站是追捕逃犯一定要去的地方，逃犯也就是贝拉现在的身份，我是他的帮凶。我保持有规律地呼吸以免颤抖。当我回到家人身边时，贝拉在给玛丽安娜讲有趣的故事：一只鸽子以为自己是蝴蝶。我坐在长椅上，尽量不去看钟，玛丽安娜坐在贝拉的膝盖上，我靠在他们身上，试图把贝拉的脸遮住。时间过得太慢了，我给玛丽安娜打开一个三明治，自己也试着吃一口。

接下来的一个公告，让我的牙齿直打颤，没法吃东西。“贝拉·埃格尔先生，请向信息台报告。”广播员嗡嗡地说。车站里，票务的交易声、父母斥责孩子们的声音戛然而止。

“别看。”我低声说，“无论你想做什么，都不要抬头。”

贝拉一直在逗玛丽安娜开心，逗她笑。我担心他们会发出太大的声音。

“贝拉·埃格尔，请马上来报告。”播音员喊道，同时警报声也响了起来。

西行的火车终于进站了。

“快上车，”我说，“躲进厕所里，以防他们搜查火车。”

我们匆忙登上火车，尽量不去张望警察的身影。贝拉背着玛丽安娜跑，她高兴地不停尖叫。我们没有行李，走在街上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我反而担心没有行李会引起怀疑。到达维也纳需要将近七个小时的车程。即使我们设法离开了普雷绍夫，沿途还是会有警察的威胁，他们可能会在任何一个车站上车搜索。没有时间去弄假身份，我们就只有这一个身份。

我们发现了一间没有人的小客房，我让玛丽安娜站在窗边，我连忙统计着站台上站着的人，寻找着警察的踪影。从监狱里把贝拉救出来后，我几乎不能容忍他离开我的视线，不能容忍危险还在继续或加剧。贝拉吻了我和玛丽安娜，然后躲进了厕所。我等着火车的开动。如果火车能离开车站，我们距离自由就近了一步，距离贝拉回来又近了一秒。

火车还没有开动。妈妈，妈妈，我祈祷。帮助我们，妈妈。帮助我们，爸爸。

小客房的折门猛地被打开，一名警官匆匆看了我们一眼就离开了。我听到他的靴子在过道上发出来的响声，听着其他的房门开了又关，喊着贝拉的名字。我对玛丽安娜絮絮叨叨不停地讲话和唱歌，以掩饰心中的不安。我让她望着窗外，然而又担心我们会看到贝拉戴着手铐，被拽下火车的情景。最后，我看到列车长从站台上搬起连接月台和火车的凳子，登上火车。车门已经关上，火车开动了。贝拉在哪里？他还在火车上吗？他成功躲过侦查了吗？或者他正在回监狱的路上，受到殴打——或者更糟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让我们离得越来越远，离我们共同创造的新生活越来越远。

当我们到达科希策时，玛丽安娜在我怀里睡着了，现在仍然没有见到贝拉的踪迹。我在站台上寻找克拉拉。她会来这里见我们吗？思斯会来吗？她明白我们所处的危险吗？自我们通电话以来的这几个小时里，她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就在火车要离开科希策站时，小客房的门突然打开，贝拉兴奋不已地冲了进来。“我有一个惊喜！”我还没来得及让他安静下来，他就喊道。玛丽安娜睁开眼睛，她迷惑不解，十分惊慌。我左右摇晃着她，伸手去抱我的丈夫，他现在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