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你不想看看我的惊喜吗？”他又把门拉开。还有我的姐姐克拉拉和思斯，一个手提箱和她的小提琴。

“这里有空位吗？”思斯问道。

“小家伙！”克拉拉说着，并把我拉到她跟前。

贝拉想要讲述他如何在普雷绍夫逃过了警察的搜索，而思斯也想讲述他们是如何在科希策发现了贝拉，但我还是相信危险并没过去，不能将还没孵化的鸡蛋当成小鸡来看待。在神话中，沾沾自喜是没有好处的。但必须让他们这些大神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我还没告诉贝拉有关戒指和怎么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的事。他也没有问。

火车又开动了。玛丽安娜头靠在贝拉的膝盖上睡着了。思斯和克拉拉低声地说着他们的计划：维也纳是他们等待澳大利亚签证的完美地点，现在是离开欧洲，到悉尼和伊姆雷会合的时候了。我还不敢去想维也纳的情景，火车每次停站，我都会屏住呼吸。斯皮什新村（spišskanováves）、波普拉德（poprad-tatry）、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liptovskýmikuláš）、斯洛伐克（Žilina），还有三站才到维也纳。特伦钦（trenčín）到了，没有出现灾难，在特那瓦（trnava）也没有发现危机，我们差不多到了。伯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位于边境，是我们度蜜月的地方。在这里火车停站的时间拖得很长，玛丽安娜醒了，周围一片寂静。

“睡觉，宝贝，睡觉。”贝拉说，“嘘。”我也跟着说，“嘘。”

在站台上，我们从黑暗中看到十几名斯洛伐克士兵朝火车走来。他们散开，两人一组走向各节车厢。很快他们就会来敲我们的门，要求我们出示证件。即使他们认不出贝拉，也会看到他护照上的名字，想隐藏已经来不及了。

“我会回来的。”思斯说。他挤进过道，我们听到他和列车长讲话的声音。就在士兵差不多走到车门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走下站台。我永远也不知道思斯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中间是否有钱或珠宝的交易。我所知道的是，在经历了一段煎熬的时刻后，士兵们向思斯脱帽致敬，并转身返回车站。我有时每天都要做出选择，有时候会更久一点，就像选择一支队伍那样，我该如何面对呢？但至少在选择的队伍里，结果很快就会知晓。

思斯回到小客房里。我的心已经安定下来，但还是不敢问他是如何说服士兵们掉头而去的。我们的安全感太脆弱，不能指望它，如果我们大声说出我们已经解脱，就可能把安全感破坏掉。火车正在驶往维也纳，我们互相之间都沉默不语。

自战争结束以来，维也纳有25万人在向以色列、巴勒斯坦或北美寻求避难和移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罗斯柴尔德医院避难，医院所在的区域已被美国占领。这家医院是难民逃离东欧的集中地，我们五个人和另外三个家庭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虽然已经很晚了，贝拉还没等我安顿玛丽安娜上床睡觉，就离开了房间。他试图联系我们的朋友班迪和玛尔塔，告诉他们我们的方位。在我们家，我们计划好，和他们一起去以色列。玛丽安娜睡着了，我抚摸着她的后背，听着克拉拉和同屋的其他女人低声交谈。在罗斯柴尔德医院，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人在等待布里查的帮助。在除夕夜，我们和班迪、玛尔塔一起坐在餐桌前，吃着德国酸菜汤，计划着以色列的新生活。我们在构建未来，而不是逃跑。现在，和其他难民挤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我意识到布里查的深刻意义。布里查是希伯来语“迁徙”的意思。我们在迁徙中。

我们的计划可靠吗？在罗斯柴尔德医院，同屋的女士告诉我们，她们的朋友已经移民到了以色列，但那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经过一年，阿以战争终于结束，这个国家仍然处于战后状态。在严重的政治动荡时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保持着敌对的状态。人们只能住在帐篷里，这并不是我们收拾行装所期待的生活。我们的银器和瓷器放在一个被暴力冲突包围的帐篷里有什么用呢？玛丽安娜衣服上缝的珠宝又有什么用？它们只值别人愿意支付的价钱。谁愿意用刻着我们名字的金盘子吃饭呢？不是工作的艰辛或贫穷让我难以下咽，而是处于战争的现实。如果它只会带来痛苦，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开始新生活呢？

我在黑暗中等待贝拉回来的时候，打开了美国领事馆的文件，这些文件是我强烈要求贝拉从布拉格取回来的，绑在我的背上，穿越了边界。两个捷克斯洛伐克家庭有资格移民美国，只有两个。贝拉在去布拉格时得知，另一个家庭已经离开欧洲，选择移民到以色列而不是美国。该轮到我们做出选择了。我把文件拿在手里，看着那些文字，它们在昏暗的灯光下模糊不清，像等待着被碾碎，然后重组起来。“美国，迪库卡。”我似乎听到了母亲的声音。美国是最难进入的国家，配额非常严格，但如果这封信不是骗局，不是恶作剧，我们就有办法去美国。我们的财产已经被送往以色列。我说服自己相信这封信的内容一定是虚假的，你身无分文，没人想要你的。

贝拉气喘吁吁地进来，吵醒了我们的室友。他已经设法在半夜联系上了班迪，明天晚上他们会出发来维也纳，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在火车站和他们会合，一起先去意大利，班迪在布里查的帮助下，已经安排好去海法的船。我们将和班迪、玛尔塔一起去以色列，那是在新年的前夜就计划好的，我们将在那里建造通心粉厂。我们一到维也纳就可以马上离开，真是幸运，我们不用等待多年。为了去澳大利亚，克拉拉和思斯可能要在这里等待多年。

但是，对于在三十六小时后离开维也纳，逃离战后混乱的普雷绍夫，却重新把我的女儿带回到充满动荡和冲突的战争地区，我并不开心。我坐在床边，膝上放着美国领事馆的文件，用手指沾着上面的墨水。贝拉在一旁看着我。

“有点晚了。”他说，这是他唯一可以讲的。

“我们是否应该讨论一下这个呢？”

“有什么好讨论的？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未来，在以色列。”

他是对的，但只对了一半，我们的财产在以色列，可能在沙漠的一辆货车车厢里烘烤着。我们的未来现在还不存在，而它应该是自己的意愿再加上环境的等式方程。我们的意愿可能会改变或出现分歧。

当我终于躺在床上时，克拉拉隔着熟睡的玛丽安娜对我低声耳语。“小家伙，”她说，“听我说。你必须热爱你正在做的事情。否则你就不应该这么做。不值得。”她要我做什么？和贝拉争论我们已经决定好的事情？还是离开他呢？她是我所期待的，能依靠和支持的人。她会捍卫我的选择，那些我已经做出的选择。我知道她不想去澳大利亚，但她要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她应该理解为什么尽管我不想，但还是要去以色列。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这是她第一次告诉我不要像她那样，不要步她的后尘。

早上，贝拉立刻出门，去取我们去以色列所需要的行李箱、外套、衣服和其他由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jewishjointdistributioncommittee）、美国慈善机构为难民提供的必需品。我和玛丽安娜一起去了城里。我把来自布拉格的文件藏在我的手提袋里，就像玛格达过去藏糖果一样——既是诱惑，也是救援。我们是唯一被允许移民的捷克家庭，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拒绝了，谁会去呢？会没有人去吗？去以色列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是我们竭尽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计划。但现在有一个机会，是在我们敲定移民以色列的计划时不存在的。现在我们有了一种新的选择，一种不需要住在战区帐篷里的选择。

我无法阻止自己。在没有得到贝拉的允许，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我询问了去美国领事馆的路，抱着玛丽安娜走进那里，至少我要弄清楚这些文件有没有弄错或者是一个骗局。

“祝贺你，”当我给警官看这些文件时，他说，“签证一办好，你马上就可以去了。”他给了我申请签证的书面材料。

“要花多少钱？”

“不需要，女士。你是难民。有了新国家的许可，你就可以立即启程。”

我觉得眩晕。这是一种美好的眩晕，就像昨天晚上火车离开伯拉第斯拉瓦时我们一家人依然健在一样。我把申请资料带回罗斯柴尔德医院的房间，把它们拿给克拉拉和思斯看，我仔细研究并寻找资料上的问题。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找到了一个：你曾经患过结核病吗？贝拉有。虽然自1945年以来，他就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但他现在有多健康并不重要。你必须在申请时提交x光片。他肺部有创伤。伤口是显而易见的。结核病永远无法治愈；就像没愈合的创伤一样，随时可能恶化。

那么，明天去以色列吧。

克拉拉看着我把申请资料放在床垫下。“还记得我十岁的时候被茱莉亚音乐学院录取的事吗？”她说。“母亲会不让我去吗？去美国吧，迪库卡。母亲希望你这样做。”

“但是结核病。”我说。我的辩解是为了忠于贝拉的意愿，忠于我丈夫的选择，而不是因为条文上的规定。

“如果你不能从门口进去，那就从窗户进去。”克拉拉提醒我。

夜晚来临。我们在维也纳的第二个晚上，也是我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一直等到玛丽安娜睡着了，等到克拉拉、思斯和其他家庭都睡觉了。我和贝拉坐在门边的两把椅子上，相对而坐。我努力记住他的脸，以便能向玛丽安娜描述他的轮廓。他饱满的前额，完美的、弯弯的眉毛，给人以亲切感的唇形。

“亲爱的贝拉，”我开始说，“我要说的话并不容易接受。这将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但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放弃。”

他美丽的前额皱了起来。“怎么回事？”

“如果你明天遇到班迪和玛尔塔，像我们计划好的那样去以色列，我不会反对你。我不会劝你放弃的。但我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不会和你一起去的。我要带玛丽安娜去美国。”

斯皮什新村、波普拉德、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斯洛伐克：原文捷克语，表示各个火车站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