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12日，我和贝拉·埃格尔在科希策的市政厅登记结婚。我们可以在埃格尔的宅邸举办一场奢华的庆祝活动，可以选择一个犹太仪式。但我还是一个女孩，只有19岁，从未有机会完成高中学业。我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我的父母都已经离世。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是一个非犹太人，他一直都来探望我和我的姐姐们。他还是一名法官，在贝拉的弟弟乔治（george）上法学院的时候，便认识了乔治。他是贝拉的家庭和我家庭的纽带，他是我父亲和外界关系的纽带，所以我们选择他为我们主持婚礼。

在贝拉和我相遇后的15个月里，我那像绒毛般稀疏的头发，已长成一头齐肩的长发。我让它垂下来，在额角上别了一个白色的发夹。我穿着一件借来的及膝黑色人造丝结婚礼服，礼服的肩部是蓬松的，有白色的领子和锥形的袖子。我拿着一小束用宽缎带系着的、由百合和玫瑰组成的花球。我在父亲商店的阳台上微笑着照相。参加婚礼的只有八个人——我、贝拉、玛格达、克拉拉、思斯、伊姆雷，还有我父亲的两个老朋友，一个是银行行长，另一个是法官，他们是我们的证婚人。贝拉结结巴巴地说出他的誓言，克拉拉给了我一个眼色，是要警告我。婚礼的接待处就在我们的公寓里。克拉拉煮好了所有的食物。烤鸡、匈牙利蒸粗麦粉、土豆加黄油和欧芹，还有多博什果子奶油蛋糕——7层的巧克力蛋糕。我们试着让这一天过得很开心，但所有应该出席却缺席的人都在拖慢我们快乐的脚步。稍后我听到别人说我们是由于父母的原因而结婚的，孤儿和孤儿的婚姻。但我要说，我们结婚是因为一件尚未结束的事。对贝拉和我来说，这件尚未结束的事就是悲伤。

我们在多瑙河畔的伯拉第斯拉瓦度蜜月。我和丈夫一起跳华尔兹，我们在战前就已经知道这支舞了。我们参观了麦斯米兰的喷泉和加冕山。贝拉假装是新国王，用他的剑指着北方、南方、东方、西方，承诺要保护我。我们参观了用于加强对土耳其人防御的旧城墙。我们都认为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在旅馆里的那天晚上，我们被敲门声吵醒了，一队警察冲进我们的房间。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使我们的生活成了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制度，生活中每个细枝末节都需要用到官方的许可证。警察会无时无刻地检查每位平民百姓，几乎不需要任何借口就能把你送进监狱。因为我丈夫很富有，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被跟踪并不稀奇。但我还是很惊讶和害怕（我总是害怕），同时也会感觉尴尬和愤怒。这是我的蜜月，他们为什么要打扰我们呢？

“我们刚刚结婚。”贝拉用斯洛伐克语，企图让他们安心（我从小只说匈牙利语，但贝拉能说一口流利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以及其他批发业务所需的语言）。他给警察看了我们的护照，结婚证书，戒指，所有能证明我们身份的东西，还有我们来酒店的理由。“请不要打扰我们。”

关于侵犯我们的隐私和对我们的怀疑，警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他们跟踪贝拉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把他错当成别人了吗？我尽量不把这次的闯入视为一个预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丈夫口吃的声音里。我们没什么好隐瞒的，但高度警觉性是我的常态。我不能甩开那种自己有罪的潜意识，害怕自己会被发现。

我不当的行为却酝酿了一个生命。一种小心谨慎的喜悦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们有一个包间。与旅馆相比，我更喜欢它那多一点点的雅致。我可以把自己编入一个故事中去。我们可以是探险家，或是开拓者。火车的移动减少了我大脑里的忧虑和混乱，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贝拉的身上。或者可能是床太小的关系，我身体的反应让我惊讶，快乐是一种灵丹妙药，一种安慰剂。火车在夜间奔驰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互相触摸对方。

当我们回到科希策，见到我姐姐们时，我马上跑去洗手间。我反复地呕吐。这是个好消息，但我还不知道。我只是在想，经过一年多的缓慢恢复，又再次生病了。

“你对我的孩子做了些什么？”克拉拉尖叫着。

贝拉用凉水洗了洗手帕，然后帮我擦了擦脸。

当我的姐姐们还继续在科希策生活时，我开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奢华生活。我住进了埃格尔家族在普雷绍夫的大宅子，一个有五百年历史的修道院，很宽，很长的一栋大房子，马匹和马车沿着小道在排队等候着。贝拉就在楼下工作，我们住在楼上。大房子的其他部分都租给了租户。有一个女人给我们洗衣服，煮床单，熨衣服，洗干净所有的东西。我们用着为这个家庭特制的精致陶瓷餐具来吃东西，餐具上面用金色印着他们的姓氏——也是我的新姓氏。在餐厅里，有一个可以供我按下的按钮。玛莉丝卡（mariska），我们的管家，就会在厨房听到我的召唤。如果她给的黑麦面包不够，我就可以按下按钮，要更多的面包。

“你吃得像猪一样。”她小声对我抱怨道。

她没有掩饰她对我加入这个家庭的不满。我的到来对她的生活方式，对她管理房子的方式是一个威胁。看到贝拉把买日常用品的钱递给她，我就觉得很难受。我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

“请教我做饭吧。”有一天，我对玛莉丝卡说。

“我不想让你进厨房。”她说。

为开始我的新生活，贝拉把我介绍给普雷绍夫上流社会的精英们，律师、医生、商人和他们的妻子。在他们旁边，我显得是那么高瘦笨拙、年轻和缺乏经验。我遇到了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人。艾娃·哈特曼（avahartmann），一个时尚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富有的、年长的男人，她喜欢把她的黑发梳到一边。还有玛尔塔·瓦达兹（martavadasz），嫁给了贝拉最好的朋友班迪（bandi）。她有一头淡红色的头发和一张和蔼、耐心的脸。我紧紧盯着艾娃和玛尔塔，思考着我该怎么做，该说些什么。艾娃、玛尔塔和其他女人喝干邑白兰地，我也跟着喝干邑白兰地。艾娃、玛尔塔和其他女人还喜欢抽烟。在艾娃家的晚宴结束后的一天晚上，她弄了些我所吃过的最好吃的碎肝，配着青椒和一点点洋葱——我给贝拉留下的印象是，我是他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不吸烟的。第二天，他送给我一个银烟盒和银烟嘴。我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如何把香烟插入它的末端，如何吸气，如何把烟从嘴唇边吹出来。我试着模仿其他女人。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优雅的、穿着漂亮衣服的学舌鹦鹉，而这件衣服并不是爸爸为我做的。

他们知道我去过哪儿了吗？坐在客厅里，围坐在华丽的餐桌旁，我凝视着我们的朋友和熟人，惊叹不已。他们有人失去了同我和贝拉一样的东西吗？我们从不谈论这个话题，否认是我们的护甲。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通过切断与过去的联系，通过试图对问题保持沉默所能造成的伤害。我们都相信，我们越是安全地把过去封锁起来，我们就会越安全、越快乐。

我尝试着放松自己，享受着从未拥有过的优越和财富。我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大声敲门打扰我休息了，只有羽绒被和洁白床单带来的舒适，更没有饥饿。我吃着玛莉丝卡做的黑麦面包和德式面根饺子，有一批饺子是用德国酸菜做的，另一批是用羊奶干酪做的，斯洛伐克的羊奶酪。我的体重增加了，回忆和失落只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小部分。我不断地推开它们，让它们知道自己应该待的地方。我看着自己的手把银烟嘴举到我的面前，然后拿开。我假装这是一种新的舞蹈，我能学会每一种姿态。

我增加的体重不仅仅是因为丰富的食物。在早春的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都没有来月经。也许是持续的痛苦和饥饿让我们的月经周期停止了，或者可能是体重的极度减轻造成的。但现在，我的身体，这个曾经饱受饥饿、消瘦、被遗弃等死的身体，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我数着从上次月经到现在的周数，估计贝拉和我一定是在度蜜月时怀上这个孩子，也可能是在火车上怀上的。艾娃和玛尔塔告诉我，她们也怀孕了。

我本希望我的医生能够祝贺我。他是埃格尔家族的家庭医生，也是在贝拉出生时接生的医生。但他反而教训起我来。“你不够强壮。”他告诉我。他敦促我尽快安排堕胎，但我拒绝了。我哭着跑回家，他紧紧地跟着我。玛莉丝卡让他进了客厅，“埃格尔夫人，如果你要这个孩子，你会死的。你太瘦，太虚弱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医生，我准备献出我的生命。”我说，“晚安。”

贝拉跟着他走出门口。我能听到我的丈夫在为我的冒犯行为向医生道歉。他解释道：“她是裁缝的女儿，不太懂得这个。”他所说的保护我的话，在我仍然脆弱的自我意识中造成了另一个伤口。

但当我的子宫不断膨胀时，自信和决心也随之膨胀。我不会再躲在角落里。我的体重增加了22公斤，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就会把肚子撑出来，看着橱窗反射着我从它面前滑过的影像。我当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种感觉。后来当我再回忆起来，这就是快乐的感觉。

在1947年的春天，克拉拉和思斯要结婚了，贝拉和我开着绿色的欧宝·亚当汽车去科希策参加他们的结婚典礼。这是另一个没有父母出席的重要时刻，另一个因他们的缺席而减少了欢笑的快乐日子。但我怀孕了，生命是充实的，我不会让悲伤拖垮我。玛格达弹着家里的钢琴，唱着父亲过去常唱的曲子。贝拉挣扎着，在与不同的思想观念斗争：是在舞蹈中把我横抱起来，还是让我坐下休息呢。我的姐姐们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我身体里的新生命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这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也是我们父母和祖父母的一部分，将继续下去，直到未来。

当音乐暂停我们中途休息的时候，男人们点燃了雪茄，大家围绕着未来的生活开始了交谈。思斯的弟弟伊姆雷很快就要去悉尼。我们的家庭已经很小了，我不希望我们再次分开。住在普雷绍夫，已经让我感觉离我的姐姐们太远了。在我和贝拉要开车回家的那天清晨，克拉拉把我和玛格达拉进了卧室。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小家伙。”她说。

从玛格达皱起的眉头，我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克拉拉要说什么了。

“如果伊姆雷要去悉尼，”克拉拉说，“我们也会一起去。”

在普雷绍夫，我们的朋友也有在谈论移民的事情，也许到以色列，也许到美国，但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是最宽松的。艾娃和她的丈夫也提到了悉尼。但它是那么的遥远。“你的事业怎么办？”我问克拉拉。

“悉尼也有管弦乐队。”

“你不会说英语。”我在为她留下寻找各种借口。好像这些都是她没有想到过的反对意见。

“思斯曾经做出过承诺。思斯的父亲在临死之前，要求他要照顾弟弟。如果伊姆雷要去，我们也要去。”她说。

“所以你们俩都抛弃我了。我们为了生存而做出了努力，我想我们应该是团结在一起的。”玛格达说。

我还记得两年前四月份的那个晚上，当时我担心玛格达会死，我冒着被打或更严重的危险爬上一堵墙，给她摘新鲜的胡萝卜。我们熬过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幸存下来，因为我们有对方作为保护，也因为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可以活下去的目标。我要感谢我的姐姐给了我生命。

“你很快也要结婚了。”我向她保证，“你要明白，没有人比你更性感。”

我还不明白，姐姐的痛苦与其说是与孤独有关，不如说是与她不值得被爱的信念有关。在她看到痛苦、黑暗面、不足之处和伤害时，我看到的是另一样东西，看到了她的勇气。看到了她的胜利和力量。这就像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天，她的头发被无情地剃光了，但这让我看到了她眼睛的美丽。

“你对谁感兴趣啊？”我问她。我希望像小的时候那样去调侃她。玛格达总是能讲出别出心裁的词语，或扮演出滑稽的样子——她能让沉重的事情变得轻松。我希望让她继续做梦。

玛格达摇摇头。“我想到的不是一个人，”她说，“我在考虑一个地方。”她指着放在梳妆台上镜框里的一张明信片。图上显示了一个贫瘠的沙漠，一座桥。从图像的说明文字可以看出一个地名，埃尔帕索。它是拉斯寄来的。“他逃去那里了，我也能。”玛格达说。

对我来说，埃尔帕索就像地球的尽头。“拉斯有邀请你加入吗？”

“迪库卡，我的生活不是童话。我不指望有人来救我。”她用手指在膝盖上敲着，好像在弹钢琴。她还有更多话要说的。“你还记得妈妈死的那天，她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吗？”

“克拉拉的胎膜。”

“还有一美元钞票。玛蒂尔达姑妈从美国寄来的一美元。”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原来母亲有那么多的小东西用来表达她的希望。不只是我不曾记得的那张美元钞票，还有我记得的胎膜，还有她在砖厂打包准备烹饪的鸡油和寄给克拉拉的那封信。玛格达似乎就是我们母亲的现实版，包括她的希望。

“拉斯不会和我结婚的。”她说，“但不管怎样，我要去美国。”她已经写了信给玛蒂尔达姑妈，请求她寄一份移民担保书。

澳大利亚，美国。当我的下一代还在我身体里翻动时，我的姐妹们却向我预示着要去我都无法触及的地方。战后，我是第一个选择新生活的人，现在她们也要选择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然而，我想起了战争期间的那一天，我病得不能工作，玛格达独自去弹药厂工作，结果工厂被炸弹袭击了，玛格达本可以逃跑并获得自由，但她却选择跑回营房来救我。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美好、幸运的生活了。她没有必要再照顾我的生存问题。但如果说地狱的哪一小部分是值得我怀念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它让我明白生存必须依靠互相依赖，独自一人是不可能生存的。在选择不同的方向时，我和我的姐姐们，是否会因解开魔咒而面临危险呢？

9月的一个清晨，贝拉出了城，我第一次感到宫缩。它不断地缩紧，剧烈的疼痛让我觉得身体几乎要断裂。我打电话给克拉拉。当她两小时后到达时，医生仍然没到。我在贝拉出生的那个房间里，在他出生的同一张床上分娩。我弯下身子，强忍着疼痛，感受着和当年在这里分娩的贝拉的母亲同样的痛苦，一个我没有机会见到的女人。我将要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孩子，会没有祖父母。医生还没有来。克拉拉在我身边徘徊，给我喂水，为我擦脸。“走开！”我对着她大声喊。“我受不了你的气味。”我不能像一个婴儿那样去生孩子。我得活得像自己，但她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在极度疼痛，已经产生模糊意识的分娩过程中，我想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个两条腿被绑在一起而无法分娩、受痛苦折磨的孕妇。我无法阻止她的脸出现，她的声音也在这房间里，围绕着我。她萦绕在我的心头，同样也激励着我。当她和她的孩子都已经面临无法形容的残酷死亡，在她身体里，在她的内心，每一次冲动都预示着一个生命。一股悲伤贯穿我的全身，我彻底崩溃了，似乎在用她那痛苦的刀刃把自己给撕裂。我接受这种痛苦，因为我们都别无选择。我接受我的痛苦，因为这样可以抹去关于她的记忆，也可能会抹去所有的记忆，因为如果这种分娩的疼痛没有摧毁我，那么记忆会。医生终于来了，我的羊水破了，我感到一个婴儿从我身体里喷出来。“是个小女孩！”克拉拉喊道。过了一会儿，我才完全恢复感觉。我在这里，我的宝贝女儿也在这里，一切都那么地恰到好处。

我想给她取名安娜玛丽，一个浪漫的名字，一个听起来像法语发音的名字，但是在政府提供的新生儿可采用的名字的名册里，安娜玛丽没有被记录在册。所以我们选择了把这个名字倒过来：玛丽安娜，这是对贝拉表妹玛丽安娜的怀念，那位因我破坏了贝拉和他女朋友之间的婚礼而叫我哑巴鹅的人。贝拉的女朋友现在已经死了。贝拉到处分发雪茄。他不会屈服于只给儿子发雪茄的传统，他的女儿将通过每一个仪式，每一个骄傲的举动来得到祝福。他给我带来了一个首饰盒。里面有一只金手镯，连接着几片有邮票大小，由两种黄金制成的正方形。它看起来很重，但实际上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