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的未来。”贝拉一边说一边把它带到我的手腕上。

他这么说，我就知道我人生的方向了。它就象征着，我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孩子。我对她的承诺将会像我手腕上的金环一样完整合一。我知道我的目的：我要活着，以确保她永远不会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从以前的我到现在的她，这种延续将从我们共同的根中生长出来，形成一支新的枝干，一支攀向希望和欢乐的枝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为她洗礼时重新起名。我们的朋友玛尔塔和班迪都用了匈牙利姓氏瓦达斯，意思是“猎人”，代替了他们的犹太名字。

但有什么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吗？玛尔塔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玛丽安娜出生时有4.5公斤重，占了整个婴儿箱。“我可以用母乳喂她吗？”我问德国儿科医生。

“你以为你的乳头是干什么用的？”她回答说。

我的奶水非常充足。除了足够喂玛丽安娜之外还可以供给我朋友艾娃的女宝宝。我的奶水真的很多，她们每次饿的时候我都能让她们得到满足。当我喂奶的时候，我会俯身靠近她，这样她就不用担心找不到我的身体了。这是她的食物，我让她吸吮每一滴奶。当她吸完我所有的奶水时，我的内心是最充实的。

玛丽安娜受到了如此多的保护、拥抱、照顾，并经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以至于我不相信她会生病。我知道她哭闹的原因。我想她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累了。但当我晚上再去看她的时候，她的体温突然飙高，就像烧着的煤炭一样。她的眼神是呆滞的，身体做出各种不适的反应，不停地哭喊着。她病得太厉害了，认不出我就在她身边，或者我在场也起不了作用，她需要的不是喂奶，我抱着她也不行。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次剧烈的，让人窒息的咳嗽呛在她的胸口上。我叫醒全家人，贝拉打了电话给他的医生，然后在他出生的房间里走来走去。那位是为他接生的医生，也是为玛丽安娜接生的医生。

医生对我的态度很严厉。她得了肺炎。“这是生命攸关啊。”他说。他听起来很生气，仿佛她生病都是我的错，仿佛他不能让我忘记，从一开始，玛丽安娜的生命就建立在冒险和我愚蠢并且大胆的行为上。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也许他的愤怒只是厌倦而已。他活着就是为了治病。他的劳动以失败告终也是有一定比例的。

“我们该怎么办？”贝拉问道。“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你听说过青霉素吗？”

“是的，当然。”

“给你的孩子注射青霉素。要快。”

贝拉目瞪口呆地盯着他，医生在给自己的大衣扣扣子。“你是医生。你知道哪儿有青霉素？”他央求道。

“埃格尔先生。这个国家没有青霉素的。没有你可以合法购买的。晚安，各位。祝你好运。”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是的。”医生说，“你必须自己想办法去安排。”

“找执政党，可以吗？”医生离开后，我建议。他们把斯洛伐克从纳粹的占领中解放出来。他们一直在试图讨好贝拉，并看重他的财富和影响力。如果他加入该党的话，他们就会为他安排一个农业部长的职位。

贝拉摇了摇头。“黑市卖家将有更多、更直接的渠道。”他表示。

玛丽安娜又断断续续地睡着了。我必须给她补水，但她不接受水或牛奶。“给我钱，”我说，“告诉我要去哪儿。”

黑市商人会在市中心合法卖家的市场旁边做生意。贝拉会被认出来，但我就可以不暴露身份。我先要去拜访一位屠夫，并说暗语，跟着去面包师傅那里再说另一句暗语，然后有人会来找我。一位贩子在卖花的小贩附近拦住了我。

“青霉素，”我说，“够一个生病的孩子的分量。”

他嘲笑道，我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是没有青霉素的。”他说，“我得坐飞机去伦敦。我可以今天去，明天回来。但这样会花费很大。”他说的价格是贝拉用报纸包起来放在我钱包里的钱的两倍。

我没有动摇。我说我将会付给他我身上携带的全部金额。“必须要做到。如果你不去，我就去找别人。”我想起了我们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那天的守卫、我的侧手翻和他使的眼色。我必须和这个愿意和我合作的人好好谈谈这些。“你看到这个手镯了吗？”我拉起袖子，露出了玛丽安娜出生以来我每天都戴着的金手镯。

他点了点头。也许他会想象着戴在他的妻子或女朋友的手腕上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他在心里盘算着他能卖到什么价钱。

“这是我女儿出生时我丈夫送给我的。现在我给你机会拯救我女儿的生命。”

我看到他的眼睛闪烁着某种比贪婪更伟大的眼神。“把钱给我，”他说，“留着你的手镯。”

医生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为玛丽安娜注射了第一次青霉素。他一直待到玛丽安娜的发烧好转，并接受了我的喂乳为止。

“我知道你会找到办法的。”他说。

到了早上，玛丽安娜已经好起来并能笑了。她含着乳头睡着了。贝拉吻了她的额头，吻了我的脸颊。

玛丽安娜好些了，但其他的威胁还在酝酿中。贝拉拒绝了农业部长这个职位。他的欧宝·亚当敞篷车有一天被赶出了公路，贝拉没有受伤，但司机受了点轻伤。贝拉去了司机家，为他带去了生活用品，并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司机打开了一条门缝，但不愿意完全把门打开。他妻子从另一个房间大声叫道：“别让他进来。”贝拉用力推开门，看到他母亲最好的桌布就铺在他们的桌子上。

他回到家，检查了本来存放着餐布的橱柜。许多东西已经不见了。我希望他会生气，解雇司机，或者其他员工。他耸了耸肩。“整天用最漂亮的东西，”他告诉我，“你永远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拿走的。”

我想起我家的公寓里堆满了肥料，我们的钢琴放在路边的咖啡馆里，想起那些重大的政治时刻——权力交接、边界重新划定，也总是和个人有关联的。科希策成为卡萨然后又再变回科希策。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告诉贝拉，“我不能被视为靶心活着，我女儿更不能失去父母。”

“不能这样。”他同意了。

我想起了玛蒂尔达姑妈。玛格达已经收到了她的移民担保书，正在等待签证。我正打算向贝拉建议，我们应该考虑试着跟着玛格达去美国，但我记得玛格达曾被告知要等几年才能拿到签证，因为即使有担保，移民也会受到配额限制。我们不能依靠一个多年才能通过的流程来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我们需要一个更快的方法离开。

1948年12月31日，玛尔塔和班迪来到我家迎接新年。他们举杯庆祝以色列，祝愿这个新国家能健康成长，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

“我们可以去那里，”贝拉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做生意。”

这不是我第一次想象自己移民，在高中时，埃里克和我曾想象着战后一起到新的国家生活。在偏见和动荡时期，我们无法阻止同学向我们吐口水，也无法阻止纳粹占领我们的家园，但我们可以拥护一个未来的家园，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家园。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接受贝拉的建议，是要把它当作实现那被推延的旧梦，还是担心我们的决定过于依赖一种幻觉，结果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以色列是一个如此新的国家，以致于它还没有举行第一次选举，就已经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了。此外，目前还没有一项回归法案，这项法律几年后才实施，允许来自任何国家的犹太人可以移民并定居在以色列。我们将不得不依靠在战争期间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地下组织——布里查（bricha），来安排我们坐船前往。布里查依然是个地下组织，帮助难民，包括那些被驱逐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和无国籍的人开始新的生活。即使我们能确定可以顺利上船，这个计划依然是一个无法得到保障的赌注。就在一年前，出埃及号轮船带着4500名犹太移民到以色列寻求庇护，希望在那里定居，结果连人带船一起被遣返回欧洲。

但今天是除夕，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并觉得应该勇敢地面对将来。在1948年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基本成形了。我们将利用埃格尔家族的财产去购买在以色列创业所需的全部设备。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经过大量的研究，贝拉认为，投资通心粉工厂是最明智的。我们会用一辆厢型车，运送足够的用品以维持我们在新家的前几年生活。

在匈牙利，晚间喝酒后，不吃酸菜汤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酒会。玛尔塔今天就用碗带来了热气腾腾的酸菜汤。

我们说，“明年在耶路撒冷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贝拉购买了一辆厢型车。我们会用这辆车把埃格尔的财产先运往意大利，然后再用船运到海法。他为通心粉厂购买了主要的设备。我负责把家里的银器、写着金色名字的瓷器包装好。我给玛丽安娜买了足够她再穿五年的衣服，然后把珠宝缝进口袋和衣服的褶边里。

根据计划，我们的厢型车会先行出发，同时布里查想办法帮助我们离开。

在深冬的一天，贝拉出差了，有一封寄给他的来自布拉格的挂号信。我签了名，这是一封我不希望他看到的信。信中说：在战争之前已经移民到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将获准登记那些仍然逗留在欧洲的家庭成员，法律允许这些遭受迫害的人申请美国签证，而不受其他寻求美国庇护的人数配额限制。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20世纪初就去了芝加哥，登记了埃格尔家族成员。我们现在是在战前就有登记，被邀请到美国避难的两个捷克家庭之一。贝拉必须立即向美国驻布拉格领事馆提交我们的文件。

我们的厢型车已经在去以色列的路上了，新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已经选好了。但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我们可以像玛格达一样去美国，而不用等。贝拉出差回来了，我请求他去布拉格提交文件。“要以防万一，”我催促他，“只作为一个预防措施。”他不情愿地去了。我把所有文件和内衣一起放在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