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科希策下了火车。我们的家乡已经不再属于匈牙利了，它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我们眨着眼，看着六月那明媚的阳光。我们既没有钱坐出租车，也没有钱买任何东西。还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家的老房子是否被别人占用了，更不知道以后该怎样才能生活下来。但我们已经到家了，并已经准备好要去找克拉拉。仅仅几周前，克拉拉还在布拉格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她一定在某个地方，一定还活着。

我们穿过梅斯茨克公园（mestskýpark），向市中心走去。人们坐在户外的桌子和长椅上，孩子们则聚集在喷泉周围。那里有一个钟，当年我们看着那些男孩们聚在那里，期盼着和玛格达约会。那里还可以见到我们父亲商店的阳台，金色的牌子在栏杆上闪闪发光。他就在这里！我敢肯定，我能闻到他的烟草味，感觉到他的胡子就在我的脸颊上。但现在商店的窗户已经全是黑的了。我们向我们在科苏特拉约什路六号的公寓走去。就在这条人行道上，我们被带到砖厂前马车停放的地方，一个奇迹发生了。克拉拉突然从前门走了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的头发就像我们母亲当年的头发一样编成辫子，然后盘起来，背后背着她的小提琴。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把小提琴盒扔到人行道上，向我跑来。她悲伤地呻吟着。“迪库卡，迪库卡！”她哭了，像抱婴儿一样抱起我，她的手臂就像一只摇篮。

“别拥抱我们！”玛格达尖叫道。“我们浑身都是虫子和褥疮！”我想她的意思是：亲爱的克拉拉，我们伤痕累累。她的意思还有：不要让我们见到的事情伤害到你，别让事情变得更糟，别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更不要就这样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克拉拉不停地摇着我。“这是我的小宝贝！”她兴奋地告诉一位路过的陌生人。从这一刻起，她就成了我的母亲。她已经在我们的脸上看到了这个位置是缺失的，而她必须把它补上。

距离和她上次见面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她正在赶去广播电台的路上，去那里举行音乐会。我们极其希望她不要离开我们的视线，生怕再次失去与她的联系。“等一等，等一等。”我们乞求道。但她已经差不多要迟到了。“如果我不演奏，我们就没钱买东西吃了。”她说，“快点，跟我进去。”也许现在没有时间说话也是一种好事。我们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让克拉拉看见我们的身体遭受如此重的创伤，她一定会非常吃惊。没有时间也许也是一件幸事，克拉拉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表达她的爱和慰问，比如正确地引导我们康复，这种康复不仅仅需要休息。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康复，但起码她现在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她把我们带进屋里，脱下我们的脏衣服，帮助我们在父母曾经睡过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躺下，并为覆盖着我们全身的皮疹搽抹上炉甘石液。这些让我们非常痒的皮疹，同时也会传染给她，她就会因得皮疹而全身通红，不能再去开音乐会了。我们的团聚更多体现在身体的接触上。

玛格达和我赤裸着身体，全身上下涂满了炉甘石液，在床上躺了至少一个星期。克拉拉并没有问我们问题，更没有问我们的父母在哪里。她不停地说话是为了不让我们讲。她说话也是为了不想听其他人讲话。她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像是一个奇迹，那么的不可思议。但至少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们是幸运的，很少有人可以像我们这样一家团聚。克拉拉直率地、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小姨和舅舅——母亲的亲弟弟和妹妹，被人从桥上扔下，淹死在多瑙河里。当在匈牙利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遭到围捕时，克拉拉逃过了检测，伪装成异教徒，住在她的教授家里。“有一天，我的教授跟我说，‘你要住进女修道院里，明天你必须学习圣经，不久你就要开始教圣经。’这似乎是将我隐藏起来的最好办法。那女修道院离布达佩斯将近320公里。我按他们的习俗着装。但有一天，学院的女孩认出了我，我便偷偷坐上了回布达佩斯的火车。”

夏天的某个时候，她收到了我们父母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我们在砖厂时，他们写的，告诉了克拉拉我们监禁的地方，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安全，并认为我们很快就会转去一个叫肯尼埃尔梅兹的劳改集中营。我记得在我们从砖厂疏散时，因为没有办法将信寄出，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把信丢在大街上。当时我以为她是放弃才把它扔掉的。但是对克拉拉讲述的她的生存故事，我有不同的看法。在松开这封信的时候，我母亲并没有放弃希望，她是在点燃希望。不管怎样，不管她出于遭受挫败还是寄以希望地扔掉这封信，她都是在冒险。这封信最终还是送到我的姐姐，一个藏在布达佩斯的金发犹太人手上。信封上有她所在的地址。当我们在黑暗中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有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那封信。他本可以打开它，把克拉拉带到箭十字党去。他可以把信扔进垃圾桶，也可以把它丢弃在街上。但这个陌生人在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并寄给了在布达佩斯的克拉拉。对我来说，这和我姐姐的再次出现一样，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这是一个魔术，是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生命线的有力证据，也是在那个时候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善良的证据。在被3000双脚踢起的泥土中，许多人径直朝着波兰的一个烟囱走去，母亲的信却在那里飞了起来。一个金发女孩放下小提琴，撕开封印。

克拉拉还讲述了另一个结局很好的故事。在知道我们已经疏散到砖厂，预计在某一天又会被送走，送到肯尼埃尔梅兹，或者某些人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布达佩斯的德国领事馆，要求把她送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在领事馆，看门人告诉她：“小姑娘，快走开，不要进来。”她不甘心遭到拒绝。她试图偷偷溜进大楼。看门人看见她，打了她，重重地打了她的肩膀，她的胳膊，她的肚子，她的脸。“滚出去。”他又说道。

“他打了我，但他救了我。”她告诉我们。

临近战争结束时，苏联人包围了布达佩斯，纳粹更加下定决心要把这座城市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我们必须携带印有我们姓名、宗教信仰和照片的身份证。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街上查看这些身份信息，如果他们看到你是犹太人，他们可能会杀了你。我不想带着我的身份证，但我担心，在战后，我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我是谁。所以我决定让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帮忙保管身份证。她住在海港的对岸，所以我必须要过桥才能到达她那里。当我到达大桥时，士兵们正在检查证件。他们跟我说：‘请显示一下你是谁。’我说我什么也没有，不知怎么的，他们让我过去了。一定是我的金发和蓝眼睛说服了他们。自此，我再也没去朋友家取回那张身份证了。”

“当你不能从一扇门进去时，就从窗户进去。”母亲常常这样说。没有生存或痊愈的大门，但到处都是窗户。虽然你不能轻易地够着插销，窗格也太小了，没有适合身体通过的空间，但你不能站在原地，你必须要想办法。

德国投降后，我和玛格达在韦尔斯康复时，克拉拉又去了领事馆，这次是苏联领事馆，因为红军把纳粹控制下的布达佩斯解放出来，她试图了解我们的情况。他们没有我们的家庭资料，但他们表示愿意帮助她回科希策，以换取一次免费的音乐会。“我演出时，有200名苏联人出席了，然后我就坐在火车顶上回家。当我们停下来或睡觉时，他们会照看着我。”当她打开门，进到我们的旧公寓时，一切都是那么杂乱无章，我们的家具和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房间之前被用作马厩，地板上还覆盖着马粪。当我们学着吃饭、走路和用韦尔斯语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克拉拉开始为赚钱而开音乐会，并将地板擦洗干净。

现在我们回来了。当我们的皮疹痊愈后，我们轮流着离开公寓。我们三个人才只有一双完好的鞋子。当轮到我穿鞋子的时候，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来回走动，我的身体依然太虚弱了，不能走得太远。邻居认出我来：“我很惊讶看到你能成功地恢复过来。”他说：“你一直是个瘦骨嶙峋的小孩。”我心里感到了胜利的喜悦。尽管困难重重，却是一个开心的结局！但我感到内疚。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能做到呢？没有任何解释。这是侥幸，或者是一个错误。

人们可以分成两类：幸存者和不幸者。在这里，我们不讲述后者的故事。我们外祖母的画像依然挂在墙上。她的黑头发在中间分开，然后向后系成一个紧绷的发髻。她光滑的前额上有几根卷毛。她在照片里没有笑，但她的眼睛比严肃更真诚。她会意且务实地看着我们。玛格达会像母亲过去所做的那样，对着她的肖像说话。有时她会寻求帮助，有时会细声抱怨，有时大声咆哮。“那些纳粹混蛋……该死的箭十字党……”在她的画像下靠着墙的钢琴不见了。在我们以往的日常生活中，钢琴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几乎无处不在。现在，它的缺失影响了整个房间的气氛。玛格达的发怒源于这个空荡荡的地方。随着钢琴的消失，她的一些东西也不见了：她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一个发泄口。她因它的不在而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充满活力的，充分表达的和任性的。我对她这方面非常钦佩。我的愤怒是转向内心的，它凝结在我的肺里。

随着日子的流逝，玛格达变得越来越强壮，但我仍然很虚弱。我的上背依然疼痛，行走困难，而且我的胸部因淤血积聚变得很沉重。我极少离开家。即使我没有生病，也没有想去的地方。当死亡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时，为什么要去散步呢？当与生者的任何互动，都证明了你是在一个不断壮大的幽灵集会陪伴下走过这个世界的，为什么还要说话呢？当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哀伤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想念一个人呢？

我依靠我的姐姐们：克拉拉，我忠实的护士；玛格达，我的新闻来源，让我与更美好的世界保持着联系。有一天，她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钢琴！我找到了，就在咖啡馆里。我们的钢琴！我们必须把它拿回来。”她说。

咖啡馆老板不相信这是我们的。克拉拉和玛格达轮流恳求他。她们描述了在我们的客厅里举行的私人音乐会。克拉拉的大提琴朋友，另一个来自音乐学院的神童强诺·斯塔克，是如何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和克拉拉一起在我们的房子里，演奏他的首场音乐会。她们的话语中没有一个字是摇摆不定的。最后，玛格达寻找到钢琴调音师，他们一起来到咖啡馆，和店主交谈，然后看了印在钢琴盖子里的序列号。“是的，”他一边点头一边说道，“这是大象钢琴。”他召集了一群人把它搬回到我们的公寓里。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有什么东西能证实我的身份，能让我恢复到以前的我？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要找谁来揭开盖子，读出代码呢？

一天，玛蒂尔达姑妈寄来了一个包裹。布朗克斯区瓦伦丁大道，回信地址是这样写的。她寄来了茶和克罗斯克。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克罗斯克，所以也不知道它是用来烹饪和烘焙的黄油的替代品。我们的吃法很简单，直接把它抹在面包上吃。还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茶包。你知道我们用同样的叶子能酿造出多少杯茶吗？

我们的门铃偶尔会响起，我会在床上惊醒。这些都是最美好的时刻，说明有人在门外等着你。过了几秒我们才去打开门，那可能是任何人。有时我会想象外面的是我们的父亲。毕竟，他在第一次选择中幸存了下来。他找到了一种工作的方法，让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显得很年轻。他就在这里，抽着烟，手里拿着一支粉笔，脖子上挂着一条长长的卷尺，就像一条围巾。有时我想象着在门廊上的是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的埃里克。

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思斯的出现让我们确切地知道他已经死了。

有一天，在从韦尔斯到维也纳的火车上，与我们一起的两兄弟中的一个，莱斯特·科尔达敲响了我们的门铃。他来看看我们过得怎么样的。“叫我思斯吧。”他说。他的出现就像为我们那浑浊的房间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一样。我和我的姐姐们一直在回顾往事和继续前行之间徘徊。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恢复和还原那些，在我们丧失家园和被监禁之前所拥有的健康和财产以及生活中的其他东西。思斯为了帮助我们所显示出的热情和兴趣提醒我，要为更多的东西而活着。

克拉拉正在另一个房间里练习小提琴。当他听到音乐时，他的眼睛刷地被点亮了。“我能荣幸地见见那位音乐家吗？”他问道。克拉拉也被迫演奏了匈牙利的查尔达斯舞曲。思斯随着音乐跳起了舞。也许是时候构建我们的生活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重新开始。

在1945年的整个夏天，思斯成为了我们家的常客。当克拉拉要去布拉格参加另一场演奏会时，思斯提出要和她一起去。

“我现在要烤一个结婚蛋糕吗？”玛格达问道。

“不要。”克拉拉说，“他有一个女朋友。他只是出于礼貌。”

“你确定你们没有坠入爱河吗？”我问。

“他记得我们的父母。”她说，“我也记得他的。”

我在家里待了几个星期，虽然还不够强壮，但我还是步行去埃里克的旧公寓。公寓是空的，他的家里没有人回来。我发誓要尽可能多地去他家看看。离开的痛苦比惊醒后的失望来得更强烈。悼念他不是单单地悼念一个人而已。在集中营里，我可以渴望他真实地存在着，并坚守我们对未来的诺言。如果我今天能活下来，明天就自由了。但自由的讽刺之处在于，很难找到希望和目标。现在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结婚的人都不认识我的父母。如果我有孩子，他们也不会认识他们的外祖父母。我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损失而伤心，而是它所波及未来的方式，还有它延续的方式。我母亲过去常常告诉我要找一个额头宽的男人，因为这意味着他聪明。“看看他是怎么用手帕的。”她会说，“确保他总是带着干净的手帕。确保他的鞋子是擦亮的。”她不可能参加我的婚礼了。她永远不会知道我变成什么样，我选择的是谁。

克拉拉现在就像我母亲。她这样做是出于爱和她天生的能力，也可能是因为愧疚。她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保护我们，所以觉得现在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烹饪工作，并把我当成婴儿那样用勺子来喂。我爱她，喜欢受到她的关注，喜欢被拥抱的感觉，这让我感到更安全。但她同时也是令人窒息的，她的好心使我没有喘息的空间。她似乎需要在我的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不是感激或是感谢，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能感觉到，她希望依靠我来体现她自己的使命感和她存在的原因。在照顾我的过程中，她找到了她能幸免于难的原因。但我现在的任务是不需要她的帮助而能很健康地活着。这就是我活下来的原因。

到了六月底，我的背还是没有痊愈。我的肩胛骨之间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刺痛感。我的胸部仍然感到疼痛，就连呼吸也觉得痛，之后我突然发烧了。克拉拉带我去了医院并坚持要给我找一个私人病房，给我最好的照顾。我担心医药费的问题，但她说她会多开几场音乐会并想办法来支付。当医生过来为我检查的时候，我认出他来，他是我以前同学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加比。我记得他妹妹叫他天使加比利。我知道，这个同学已经死了，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问我是否在集中营里见过她。我真希望我能给他一张他妹妹最后的照片，让他拿来作纪念。我还想撒一个谎，想告诉他，他的妹妹是多么的勇敢，并和我深情地谈论过他。但我不会说谎。我宁愿面对父亲和埃里克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的空白，也不愿被告知不真实的事情，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欣慰。自被解救以来，天使加比利给了我第一次治疗。我被诊断患有伤寒、肺炎、胸膜炎和背部骨折。他为我做了一个活动的石膏，覆盖了我的整个身体。这样我晚上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爬进这个石膏壳里休息。

加比的到访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治疗，也没有向我收取任何医疗费用。我们经常坐下来一起回忆过去。我总不能和我的姐妹们直白地诉说自己的悲伤，它太刺心，往事还历历在目。与她们一起悲伤似乎是对我们奇迹般团聚的一种污蔑，所以我们从不相互抱怨和哭泣。但是对着加比，我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悲伤。有一天我问加比关于埃里克的事。加比还记得他，但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因为加比有同事在塔特拉山区的遣返中心工作，他会向他们了解一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关于埃里克的消息。

一天下午，加比为我检查后背的情况。他等到我翻身躺好后，告诉了我他得到的消息。“埃里克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说，“在一月份，解放前的一天，他去世了。”

我爆发出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声。我想我的胸口都碎了。悲伤的冲击是如此强烈，眼泪都无法流出来——喉咙里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呻吟声。就连对我所爱的人，在他生命最后枯竭的那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和所处的精神状态，我也想不出如何去考究，大脑只剩下一片模糊。我被悲痛和因失去他而感到的不公平所折磨。如果他能再多坚持几个小时，甚至多呼吸几次，我们现在就能团聚了。我趴在桌子上大声呻吟，直到声音都嘶哑了。

等到自己的震惊消散，我醒悟到，如果自己从一种特别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其实知道他的死讯所带来的痛苦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仁慈了。我就连父亲有没有死都无法知道。确定埃里克已经走了，对我来说就像在长时间的疼痛之后，开始接受诊治一样。我可以准确地找出受伤的原因，也可以确定应该治疗什么了。

但诊断并不等同于治愈。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处理埃里克的声音，那深刻于心中的话语和希望。

到7月底，我终于退烧了，但加比仍然对我的恢复进度不满意。我的肺部被折断的背骨压得太久，已经充满积液。他担心我感染肺结核，建议我去塔特拉山区的一家结核病医院接受治疗。加比就是在那里打听到了埃里克的死讯。克拉拉将会陪我乘火车去到最靠近山区的村庄。而玛格达会留在我们的公寓里。在经历一番努力争取回来后，我们总是期待着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即使机会渺茫，我们也不能冒着无人在家的风险，哪怕是一天。一路上，克拉拉一直把我当作小孩子来对待。“看看我的小宝贝！”她向其他乘客大声说。我就像个早熟的孩子一样向他们投以微笑。我确实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我的头发因伤寒掉光了，现在刚刚长出像婴儿那样柔软的头发。克拉拉帮我用围巾遮住我的头。当车在山区爬升的时候，我呼吸到了高山干燥而清新的空气，但是我仍然呼吸困难。我的肺里就像长期有一个泥潭。当我不能让自己的眼泪向外流的时候，它们流进了这个泥潭里。我不能不理会自己的悲伤，更没法将它驱赶。

克拉拉将按日期回到科希策，参加广播演出——她的音乐会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所以她不能陪我去结核病医院。我会在那里一直待到我完全好起来为止，但她拒绝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在遣返中心到处询问是否知道有需要去医院的人。结果我被告知，住在附近旅馆的一位年轻人也需要去医院接受治疗。当我在旅馆的大厅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亲吻着一位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