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见。”他咆哮着。

当我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向他走去时，他还在亲吻着那位女孩。他的头发是灰色的，至少比我大十岁。在九月份，我就满十八岁了，但我瘦弱的四肢、扁平的胸部和光秃秃的头，看起来更像一位十二岁的小孩。当他们拥抱时，我尴尬地站在他们旁边，不知道如何知会他一声。我开始烦闷起来，这就是我要托付的那个人吗？

“先生，你能帮一下我吗？”我终于开口问了，“你应该陪我一起去医院。”

“我很忙。”他说。几乎没有停下他的吻来回应我的迹象。他就像一位年长的哥哥，希望甩掉一个烦人的妹妹。“火车上见。”

在克拉拉不断的讨好和提醒之后，他的轻蔑减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如此困扰。我的男朋友死了，他的女朋友还活着？还是说，我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关注和认可，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危险？

他在火车上给我买了一个三明治，并给自己买了一份报纸。除了交换姓名和基本礼节之外，我们就不再说话了。他的名字是贝拉。对我来说，他只是火车上一个粗鲁的人，一个我不愿意但必须要向他寻求帮助的人，一个只是勉强给予帮助的人。

当我们到达车站时，我们意识到必须步行到结核病医院，现在已经没有报纸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了。

“你在战前做了什么？”他问道。之前没有听他讲过话，我注意到他原来说话带着口吃。当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体操运动员、会跳芭蕾舞时，他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准备接受一个匈牙利式的幽默，准备好迎接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减压时的感受，在那里，我、玛格达和我们的室友们一起举办了一场乳房选美比赛，并在那糟糕的日子里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有一只鸟，”他说，“有一只快要死的鸟。一头牛帮助它，从它的屁股后面让它暖和起来，你知道我的意思的。那只鸟开始兴奋起来了，然后一辆卡车来了，把那只鸟轧死了。一只聪明的老马走了过来，看着路上的死鸟。马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头上有屎，就不要跳舞了吗？’”贝拉为自己讲的笑话而大笑起来。

但我觉得受到了侮辱。他的本意是要弄点笑话，但我觉得他是想告诉我，我的头上有屎。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你真是一团糟。我想他是说，你这个样子，就不应该称自己是一个舞者。在我受到侮辱之前，有那么一会儿，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已经让我松了一口气，这让我很欣慰，因为他问到我在战前是个怎么样的人。非常值得安慰的是，在战争之前，我就是那样的存在，那样的茁壮成长。他的笑话进一步证实了战争对我的改变和伤害。被一个陌生人击垮是非常痛苦的，我痛苦是因为他是对的，我就是一团糟。尽管如此，我不会让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他的匈牙利式讽刺得到想要的结果。我要告诉他，那个活泼的舞者仍然住在我的身体里面，不管我的头发有多短，我的脸有多瘦，堆积在我的胸口的悲伤有多厚。我就是要走在他前面，在路中间做一个完美的劈叉。

事实证明，我没有结核病。他们让我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治疗我肺里的积液。我非常害怕感染结核病，尽管我知道这种疾病不能通过接触传播，也不能通过门把手上的细菌传播，但我还是用脚而不是双手开门。我没有结核病是件好事，但我还是没好起来。我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解释胸部的积液、前额上剧烈的阵痛，我的视野就像是抹上了砂石一样模糊。很久以后，我知道了这种感觉是有一个名字的，叫作抑郁。现在我所知道的是，必须努力地从床上爬起来，为呼吸而努力，为存在而努力。为什么起床？起床后做什么呢？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没有自我放弃。每天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说：“你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一具尸体。”但可怕的预言给了我与之斗争的目标。现在我要恢复心灵的创伤，因为我面临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父母再也不会回来了，埃里克也再不会回来了，这就像是在我心中的恶魔。我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要摆脱痛苦。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贝拉被分到了我楼上的房间，他的房间在我的正上方。有一天，他在我的房间里停下来。“我会把你弄笑的，这会让你好起来的，看着吧。”他摇着舌头，拉着他的耳朵，发出动物的声音，就像对待婴儿的那种。这可能很荒谬，也许还是一种侮辱，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笑声就像潮水一样从我身上高涨起来。“别笑。”医生之前警告我，就像笑声是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物，好像我有笑死的危险。“如果你笑了，你会更加疼痛。”他们是对的，它确实很痛，但那感觉非常好。

那天晚上，我躺着没睡，想起他就睡在楼上的床上，想着跟他讲一些在学校里学到的，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第二天，当他来到我的房间看我的时候，我讲给他听，那晚所能记得的希腊神话，记得迷迷糊糊的神。我还跟他讲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这是埃里克和我一起读的最后一本书。我就像过去在家里为晚宴的客人表演那样地为他表演。在克拉拉表演之前，我会站在聚光灯下，站在舞台上，成为当天节目的焦点。他看着我，就像一位老师看着他的明星学生。他很少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学过小提琴，还喜欢在录音室内录音并在广播里播放这些音乐。

贝拉已经27岁了，而我只是个孩子。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女人，就是在火车站台上和他亲吻而被我打断了的那个女人。他还告诉我，在结核病医院有另一位病人，他的表妹玛丽安娜最好的朋友，一个在他高中时约会过的女孩，那是战前的事了。她现在病得很严重，可能快不行了。他称自己是她的未婚夫，这是满足她临终时愿望的一种形式，也是满足她母亲期望的一种形式。几个月后，我了解到，贝拉还有一个妻子。对他来说，她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他从来没有亲密过的非犹太女人。在战争的早期，他被迫做了一些相关文件的安排，以保护他的家庭和财产。

那不是爱情。是我太饥饿了，非常饿，我在逗他开心。他看着我，就像很久以前，埃里克在书友会中看着我那样，好像在欣赏我的聪明，好像在聆听我那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故事。现在，这样就足够了。

在结核病医院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躺在我舒适的小房间里，我觉得从山的底部，从地球的中心，传来一个声音。这个来自地板和薄床垫下面的声音包围着我，控制着我。“如果你活着，”那声音说，“你必须为某件事站起来”。

“我会写信给你的。”当我们要说再见的那个早晨，贝拉对我说。这不是爱，我无法和他走到一起。

当我回到科希策的时候，玛格达到火车站接我。自从我们重聚以来，克拉拉对我的占有欲就很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和玛格达单独相处是什么感觉了。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呈波浪状，勾勒出了她的脸型。她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她看起来很好。她一直在说我离开的这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一些八卦新闻。思斯和他的女朋友断绝了关系，现在他毫不掩饰地向克拉拉献殷勤。科希策的幸存者成立了一个娱乐俱乐部，她已经承诺我会去表演。而和我们一起坐在列车顶端的拉斯，写信告诉我们，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得克萨斯州亲戚的担保信。她告诉我，很快他就会和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埃尔帕索的地方，在那里，他将在亲戚的家具店里工作，为读医学院攒钱。

玛格达说：“克拉拉最好不要第一个结婚，这样会令我很丢脸的。”这就是我们治愈的方法。昨天，同类相食和谋杀。昨天，在选择草的叶片。今天，通过那些过时的习俗和礼节，规则和角色让我们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地生活，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生命中那段惨不忍睹的插曲所造成的损失和恐惧压到最低。我们不会成为迷失的一代。

我姐姐说：“这里，我有东西给你。”她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们在学校里教的草书。“你的老朋友来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想她的意思是埃里克。他还活着。在信封里的是我的未来，他一直在等我。或者他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但信封不是来自埃里克，它并没有包含我的未来，它为我保留了过去。信封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在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送给我的朋友雷贝卡的，是埃里克为我拍的，一张我在河边做劈叉的照片。她为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在我的手指中夹着一张我还没有失去父母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很快就会失去她的所爱。

那天晚上，玛格达带我去了娱乐俱乐部。克拉拉和思斯都在那里，还有思斯的兄弟伊姆雷。我的医生加比也在那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很虚弱，还是同意去跳舞。我想让他知道我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想告诉他，他对我所付出的时间已经令我有所改变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请求克拉拉和其他音乐家演奏《蓝色多瑙河》，我开始了我的例行动作。这支舞蹈就是在一年多前，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跳给约瑟夫·门格勒的舞蹈，当时我得到了一块面包作为奖励。那些步伐没有改变，但我的身体已经改变了。我不再是清廋有劲，肌肉也不再柔软，我的四肢或内心都失去了力量，剩下的只有一个气喘吁吁的外壳，一个背骨断裂而且没有头发的女孩。我闭上眼睛，就像我在营房里做的那样。在不久前的晚上，我合上自己的眼睛，这样就不用看见门格勒那可怕而凶残的眼睛；这样我就可以在他凝视的目光下，不至于完全崩溃地摔倒在地上。现在我闭上眼睛，这样我就能感觉到我的身体，而无须逃离这个房间，这样我就能感受到来自观众那充满感激的热情。我慢慢找回以前舞蹈的状态，回到熟悉的步伐，高踢腿，劈叉，我在这一刻变得更加自信和舒适。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想象着没有什么比宵禁和黄星更严重的侵犯我们自由的事物了。我的状态恢复得很及时。我在为自己的清白跳舞，为那个跳着走上楼梯、向芭蕾舞室走去的小女孩跳舞，为那个第一次把她带进芭蕾舞室、睿智而慈爱的母亲跳舞。帮帮我，我向她呼喊。帮帮我。帮帮我重新面对生活。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这是贝拉写的。这是他写给我的许多长信中的第一封，是在结核病医院写的，在此之后的信是他在普雷绍夫的家中写的。普雷绍夫是斯洛伐克的第三大城市，在科希策以北32公里处，他在那里出生并长大。当我对贝拉有了更多的了解时，开始把他在这些信中告诉我的事情拼凑成他的生活，那个有着口吃和喜欢讽刺幽默的灰发男人变成了一位有着鲜明轮廓的人。

贝拉写到，他最早的记忆是和他的祖父一起散步，他的祖父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在蛋糕店里，祖父拒绝给他买饼干。当他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将接管祖父的生意，批发该地区农民的农产品，为斯洛伐克的所有人提供研磨咖啡和研磨小麦。贝拉是一个富足的食品储藏商，这些食品足够一个国家的量，他简直就是一场盛宴。

就像我母亲一样，贝拉在很小的时候就过着单亲的生活。他的父亲曾是普雷绍夫市市长，在此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专门为穷人打官司的律师，在贝拉四岁的那个冬天，他去布拉格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刚下火车，就遭遇了一场雪崩，这就是警察告诉贝拉母亲的情况。贝拉的父亲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贝拉怀疑他的死是因为他为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做辩护，影响了普雷绍夫社会名流的利益，结果被谋杀了。但官方的说法是，他被雪压着，窒息而死。自从他父亲去世后，贝拉讲话就开始口吃了。

他的母亲再也没有从他父亲的去世中恢复过来。她的岳父，贝拉的祖父，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和其他男人见面。在战争期间，贝拉的姑姑和叔叔邀请她一起去匈牙利。在那里，他们用假身份证件，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一天，贝拉的母亲在市场上看到一群党卫军士兵时，惊慌失措。她跑到他们那里，大声忏悔，“我是犹太人！”她说。结果，他们把她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死在毒气室里。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因贝拉母亲的招供而暴露了身份，只好设法逃进山里去了。

贝拉的弟弟乔治从战前就一直住在美国。在他移民之前，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大街上行走时，受到非犹太人的攻击，眼镜都被打碎了。他选择离开酝酿着欧洲，与他们在芝加哥的叔祖父一起生活。他们的堂妹玛丽安娜逃到了英国。因为贝拉从小就在英国学习，英语说得很流利，所以他拒绝离开斯洛伐克。他想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祖父就死于胃癌。德国人承诺，所有返回原居地的犹太人都将受到善待，他的姑姑和叔叔被哄骗而走出了山区，结果被带到街上列队枪杀了。

贝拉躲进山里，避开了纳粹的围捕，几乎只能勉强地拿起一把螺丝刀，他写道。他害怕武器，更不想打架。他笨手笨脚的，却成了一位游击队员。他拿起枪，加入了与纳粹作战的苏联人的队伍里。与游击队在一起时，他染上了肺结核。他不需要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但他在山林中幸存了下来。为此，我很感激，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看到从他的眼睛里反射出来烟囱的印记。

普雷绍夫离科希策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有一个周末，贝拉来看望我，从一个包里拿出瑞士奶酪和意大利香肠。食物，这是我马上就会爱上的东西。如果我能让他保持对我的兴趣，我相信他会提供食物给我和我的姐姐们——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对他的态度并不像我对埃里克那样。我不幻想亲吻他，也不幻想着能长时间地留他在身边。我甚至没有卖弄一下——不是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我们就像两个遇到海难的人在海上寻找生命的迹象。我们在对方那里都看到了一道闪光。我发现我又重新回到生活的轨迹上了，觉得自己将要属于某个人。我知道贝拉不是我生命中的挚爱，这和我对埃里克的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并不要他取代埃里克。但是贝拉给我讲笑话，给我写了二十页的信，我需要做一个选择。

当我告诉克拉拉我要和贝拉结婚时，她并没有恭喜我。她转向玛格达。“啊，两个残废的人结婚了，会怎么样？”她说。后来，在餐桌前吃饭时，她直接跟我说：“你还是个婴孩，迪库卡。”她说，“你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你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也没有。他有肺结核。他口吃。你不能嫁给他。”现在我有了一种新的动力，去为这段婚姻做点事。我必须向我姐姐证明，她是错的。

克拉拉的反对并不是唯一的障碍。事实上，贝拉还有一段与一位非犹太女士结婚的合法婚姻，这位女士保护他的家族财产免受纳粹迫害，而且拒绝与他离婚。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除了互相的利益之外，从来没有过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对于她来说，就是为了贝拉的钱；对于贝拉来说，就是为了她的非犹太人身份。她不会同意和他离婚的，至少不会马上同意，除非贝拉同意付给她一大笔钱。

还有他在塔特拉山区治疗肺结核的未婚妻，她已经奄奄一息了。贝拉乞求她的朋友——他那逃往英格兰，但在战后又回来的表妹玛丽安娜，去转告给她，他是不会和她结婚的。由于这件事，玛丽安娜大发雷霆。“你真可怕！”她喊道。“你不能这样对她。我永远不会告诉她，你违背了你的诺言。”贝拉要我和他一起去医院，这样他就可以亲自告诉她了。见了面，她对我非常和蔼可亲，她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当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摧毁得这么严重，我会非常紧张，这太像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了。我害怕站在离死亡之门这么近的地方。她告诉我，很高兴见到贝拉会和一位像我这样精力充沛、生活有趣的人结婚。我很高兴能得到她的祝福。然而，我也很容易会成为一位躺在床上，靠着粗糙的枕头，在言语之间不停地咳嗽，手帕沾满了血的人。

那天晚上，贝拉和我住在一家旅馆里，这是我们之前相遇的旅馆。他以前每次来科希策探望我，我们都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共用过一张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对方没有穿衣服的样子。但今晚不同了，我试着回想起在左拉的作品《娜娜》里的禁忌语。还有什么能让我给他快乐，同时也让我自己去追求快乐呢？没有人对我在性行为方面做过指导，我总觉得裸体是丢脸的，耻辱的和可怕的。我必须再次学习亲密关系。

“你在发抖，”贝拉说，“你冷吗？”他走向他的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系着闪闪发光的蝴蝶结的包裹，里面裹着一个盒子。在盒子里的薄纱纸里是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这是一份奢侈的礼物，但这并不是打动我的原因。他知道我有另外一种保护的需要，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这位未来丈夫的侵犯，而是一种自我提升和拓展的方式，一种让我进入到从没经历过的人生新篇章的方式。当他把睡衣滑过我的头，布料落在我的腿上时，我颤抖起来。合适的服装可以增强舞蹈的能力。我旋转着，展示给他看。

“太高雅了。”他说，“非常漂亮。”

我很高兴有人这样地看着我。他的目光不仅仅是一种恭维，更像是我母亲曾经教导我的，要看重自己的天分。通过贝拉的眼睛，我获得了对我的身体，乃至我生命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