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豆。”她说。“如果那些混蛋没有开枪，我们就可以吃上土豆。”

我想象在吃着和苹果一样美味的东西。我甚至不会花时间去擦干净它，狼吞虎咽地把混有泥土的肉和皮一起吃掉。

接着，我们去了捷克边境附近的一个弹药厂工作。这是3月的一天早上，在棚屋宿舍里，我无法从长板床上下来。我发烧了，身体颤抖着，全身乏力。

“起来，迪库卡。”玛格达命令我，“你不能说有病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些无法工作的人，听说会被送往医院，但随后他们就消失了。为什么现在会有所不同呢？这里没有杀戮的设施，没有铺设毒气管道，没有砌好的砖，但一颗子弹也会让你死去。尽管如此，我还是站不起来。我仿佛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漫无边际地和我们的外祖父母闲聊。他们以前会让我们逃课，带我们去面包店，就连母亲也不能拿走他们买给我的糖果。在我的意识里，我知道我出现精神错乱了，但我无法恢复正常的知觉。玛格达叫我别再说话，并给我盖上大衣——她说，发烧的时候，这样可以让我暖和些，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我藏起来。“千万不要动，甚至是一根手指也不能动。”她说。

工厂就在附近，穿过一座建在急流上的小桥就到了。我身上盖着大衣，假装大衣下面没有人，担心着我被发现失踪的那一刻，一个警卫会走进棚子里向我开枪。玛格达能从机器发出的噪音里听到枪声吗？我现在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了。

我陷入了神志不清的沉睡中。我梦到了火。这是一个熟悉的梦——这一年来我梦想着温暖的生活。然而，一股令我窒息的烟味把我从梦中呛醒。是小屋着火了吗？我害怕走去门口，害怕无力的双腿走不动，更害怕暴露自己。之后我听到了炸弹声，到处是呼啸声和爆炸声。我怎么能在轰炸中睡觉呢？我使出全身力气从长板床上起来。哪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我能跑，我要跑到哪里？我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阵喊叫声：“工厂着火了！工厂着火了！”

我再次注意到我和我姐姐之间的距离：我已经成为测量专家了。我们之间有多少个指尖距？有多少步？需要多少个侧手翻？现在我们被那座桥、江水、木头，还有火隔开。我最后靠着棚屋的门框站立起来，通往工厂的桥正在着火，整个工厂被浓烟吞噬了。对于任何经历过轰炸的人来说，混乱是一个喘息的时间，是一个逃跑的机会。我想象着玛格达推开一个窗户跳了出去，冲进树林里去。透过树枝向天空望去。准备跑到那个自由的远方。如果她逃跑了，那我也就脱离现在的困境了。我可以滑到地板上，再也不爬起来。这将是一种解脱。存在变成是一种责任，我让我的腿像围巾一样折叠起来，放松地滑落下来。玛格达就在火光里，她已经死了。比我抢先了一步。我要赶上和她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感觉到火的热度。现在，我可以和她汇合了，马上就可以了。“我立即就到！等等我！”我叫道。

不知什么时候，她从一个幻觉世界里，又变回到真实的世界中。无论如何，她用事实告诉我：她已经穿过了燃烧的桥，回到了我的身边。

“你这个白痴，你可以跑掉的。”我说。

现在是4月，草在山上绽放出绿色，每天的白昼时间在不断地延长。当我们经过一个城镇的郊区时，孩子们向我们吐口水。多么可悲啊，我想，这些孩子被洗了脑，变得这么憎恨我们。

“你知道我要怎么报复吗？我要杀死一个德国母亲。德国人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杀一个德国母亲。”玛格达说。

我有一个不同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那个向我们吐痰的男孩，他已经不再憎恨我了。在我的复仇幻想中，那个对我们大喊大叫的男孩——“肮脏的犹太人！害虫！”捧着一束玫瑰。他说，“现在我知道我没有理由恨你，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互相宽恕，拥抱在一起。我不告诉玛格达我的幻想。

一天黄昏来临时，党卫军把我们推到一个社区会堂，晚上我们可以在那里睡。但又没有食物了。

“任何离开这里的人都会立即被射杀。”卫兵警告说。

“迪库卡，”玛格达倒在我们的床板上，呻吟道，“很快我就会完蛋了。”

“闭嘴。”我说。她吓到我了。她的沮丧比一把举起的枪，更让我觉得可怕。她不像是这样说话的人。她不会放弃的。也许我是她的负担。也许我的病使我坚强，但使她筋疲力尽。“你不会死的。”我告诉她，“我们今晚会吃到东西。”

“哦，迪库卡。”她说，然后朝墙滚去。

我要向她展示。我要让她看到希望。我要去拿点吃的东西。我要帮她恢复精神。党卫军就在门口附近，在晚上最后一盏还没关的灯光下聚集，吃着他们的配粮。有时他们会向我们扔些零碎的食物，只是为了看到我们卑躬屈膝。我跪在地上向他们走去。“请，请。”我乞求道。他们笑了。一个士兵拿着一块楔形罐头肉示意要给我，我冲了过去，但他把它放进嘴里，他们笑得更厉害了。他们像这样逗我玩，直到我累坏了为止。玛格达睡着了。我不能放弃，更不能让她失望。党卫军为放松一下去门外抽烟便结束了聚餐。我从侧门偷偷地溜了出去。

我能闻到肥料、苹果花和德国烟草的味道。草又湿又凉。在一堵灰泥墙的另一边，我看到了一个小花园：小的莴苣头，豆子的藤蔓，胡萝卜顶上长着柔软的绿色嫩叶。我觉得已经品尝到了胡萝卜的味道，就好像我已经摘了它们一样，鲜脆而带点泥土味。爬墙并不难。当我颤抖着翻过墙顶时，我的膝盖擦伤了一点，被蹭破皮的出血处有新鲜空气吹过皮肤，就像是浮出水面一样美好，我开始头晕了。我抓起胡萝卜的顶部，用力拉，根部从泥土中拔出的声音就像缝线被扯开的声音。它们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土块在根部摇摇晃晃地悬挂着。就连泥土闻起来也像一场盛宴——像种子，这里包含了各种可能。我又爬上了墙，尘土落到我的膝盖上。我想象着，玛格达在咬我们这一年来第一份新鲜蔬菜时的表情。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我想让玛格达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顿饭，不仅仅是营养物质溶解在她的血液里：很简单，是希望。我又跳回到地面上。

但我并不是一个人。一个男人盯着我看，他拿着枪，是一名国防军士兵，不是纳粹党卫军。比枪更糟糕的是他的眼睛，眼神带有惩罚意味。你怎么敢？他的眼睛像是在说。我要教你服从。他把我推倒并要求我跪在地上，把枪上了膛对准我的胸口。请，请，请，请。我祈祷，像我对门格勒所做的那样，请求他不要杀我。我颤抖着，胡萝卜撞到我的腿上。他把枪放下了短短几秒，然后又把枪举起来。咔嗒。咔嗒。

比对死亡的恐惧更糟糕的是被囚禁着，但又无能为力的感觉，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抓住我的腿猛地一拉，把我转向玛格达睡觉的那座楼。他用枪托把我推到里面去。

“撒尿的。”他对里面的卫兵说，他们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把胡萝卜卷在我的衣服里。

刚开始玛格达并没有醒来。我把胡萝卜放在她的手掌里，她才睁开眼睛。她吃得太快以致咬了自己的嘴巴内侧。她哭了，感谢我所做的一切。

党卫军一大早就把我们叫醒，又到继续前行的时候了。我极度饥饿，肚子空空的，我想我一定是梦见胡萝卜了。玛格达给我看了看那些塞在口袋里的胡萝卜秧，虽然它们已经枯萎了，但这些是准备以后食用的。在以前的生活中，这些我们会扔掉或者喂给阁楼里的鹅吃，但现在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迷人，就像童话里一个神奇的充满了金子的罐子。下垂的、褐色的胡萝卜须象征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不应该冒险去摘它们，但我去了。我不应该活下来的，但我活下来了。“应该”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它们并不是唯一的行为准则。一定是有一种不同的原则，一种不同的权威的理论在起作用。我们骨瘦如柴，病得很重，营养不良，几乎不能走路，更不用说行军，更不用说工作。然而，胡萝卜事件让我感觉到坚强的力量。如果我今天能活下来，明天我就自由了。我在脑海里唱着圣歌。

在寒冷的早晨，我们为清点人数排成一队，我小声哼唱着歌。在我们即将为恐怖的另一天启程的时候，门口出现了骚动。纳粹党卫军的士兵用德语大喊，另一个人又喊回去，他挤进了我们房间。我屏住了呼吸，抓住玛格达的手肘，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摔倒。是那个在花园抓住我的人。他严肃地看了看房间四周。

“那个敢破坏规则的女孩在哪里？”他质问道。

我在颤抖，怎么也不能让身体平静下来。他是回来复仇的，想公开地惩罚我。或者他觉得他必须这样做。一定是有人听说了他对我莫名其妙的仁慈，现在他必须为他的冒险付出代价。他现在必然是要我付出代价，来偿还他对冒险的付出。我颤抖着，害怕得几乎无法呼吸。我惹了大麻烦了，脑海中清楚地知道我离死亡是多近啊。

“那个小罪犯在哪里？”他又问了一遍。

他马上就会认出我来，或者他会把手伸进玛格达的外套里，然后发现口袋里的胡萝卜须。我无法忍受等待他认出我的焦虑。我趴到地上，向他爬去。玛格达发出嘘声向我暗示，但为时已晚。我蹲伏在他的脚下，看到他靴子上的泥，地板上的木纹。

“你。”他说。语气听起来对我很厌恶。我闭上眼睛，等待着被他踢，等待他开枪。

一样沉重的东西被扔到我的脚边。一块石头？他将用一种缓慢的方式，拿石头杀死我吗？

不。它是面包，一小块黑麦面包。

他说：“那件事情证明你一定非常饿。”我希望我现在能见到那个人。他证明了希特勒统治了12年德意志帝国所带来的仇恨，并不足以抹杀掉人民的善良。他的眼睛就像我父亲的眼睛，绿色的，充满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