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的夏天，玛格达和我意识到不再有匈牙利犹太人到达集中营了。我们后来得知，在7月，摄政王霍尔蒂厌倦了向德国当局屈服，将驱逐犹太人出境的政策搁置了。他搁置得太晚了。数十万的犹太人已经被送到各个集中营，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我们中有40万人丧生。到10月，霍尔蒂政府落入纳粹分子手中。仍留在匈牙利的20万名犹太人——大部分在布达佩斯，没有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被迫向奥地利行军300多公里。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对生活和战争都一无所知。

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们排在另一支队伍中。寒风刺骨。我们要纹身了。我依次等候，卷起袖子，展示我的手臂。我根据要求做动作，不由自主地做出反应。太寒冷、太饥饿了，寒冷和饥饿使我几乎麻木了。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吗？我以前每时每刻都在想，但现在这个问题浮现在我面前是如此得慢，仿佛我走进了一团不散的浓雾。我记不起过去是怎么想的了。我必须想起埃里克的样子，但在我很刻意地想他的时候，总是不能重塑起他的容貌。我不得不通过回忆来欺骗自己，不知不觉地抓住了自己。玛格达在哪里？这是我醒来时第一件要问的事，是我们进入工作时第一件要问的事，也是在进入睡眠之前第一件要问的事。我会急促地四处张望，确认她仍在我身后。即使我们没有眼神交集，我也知道，同样地她也会留意我。我开始把晚餐的面包节约并储存下来，那样我们就可以在早上分享。

那个拿着刺针和墨水的军官正站在我面前。他抓住我的手腕，开始刺，但很快把我推到一边去。“我不会把墨水浪费在你身上。”他说。他把我推到另一支队伍里。

“这支队伍是死亡队伍，这就是生命的终结。”离我最近的女孩说。她由里到外完全是灰色的，好像被灰尘所覆盖。我们前面有人在祈祷。在这经常受到死亡威胁的地方，这一刻的情景刺痛了我。我突然想到死亡与死气沉沉之间的不同。奥斯维辛是两者兼而有之。烟囱不停地冒着烟，任何时刻都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刻。那么为什么要理会呢？为什么要费神呢？然而，如果这一刻，这一次，是我在地球上最后的时刻，我必须在放弃和失败中浪费时间吗？我必须像已死去一样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刻吗？

“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队伍意味着什么。”我告诉离我最近的女孩。如果我们用因未知事物产生的好奇心代替了内心的恐惧，又会怎样？然后，我看到了玛格达。她被选入了不同的队伍。如果我被派去死，如果我被派去工作，如果我被疏散到其他营地，跟已经被派去的人一样……除了我能和姐姐待在一起，姐姐也能和我在一起，其他都不重要。我们是为数不多幸运的囚犯，还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家庭。毫不夸张地说，我为我姐姐而活。说我姐姐为我而活，也同样一点不夸张的。院子里乱哄哄的。我不知道各支队伍意味着什么。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必须和玛格达一起面对将来，即使在前面的是死亡。我看着我们之间的地面，铺满了被踩硬的雪，卫兵围绕着我们。我没有计划。说时迟那时快。玛格达和我交换了眼神。我看见她的蓝眼睛，然后我就开始行动。我开始做侧手翻，手着地，脚朝天，一圈，两圈。一个警卫盯着我看。我看他上、下、上、下轮流颠倒着看我。我预料任何一秒都会有子弹打来。我不想死，但我不能阻止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翻滚。他没有举起枪。是他太吃惊了，才没对我开枪吗？我是不是太头晕才没看到呢？他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发誓我看见他使眼色。好吧，他似乎说，这次你赢了。

在我吸引他全部注意力的那几秒钟里，玛格达跑过空地，来到我的队伍里和我站在一起。我们又重新回到女孩们的队伍，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我们被驱赶着穿过冰冷的院子，往火车站台走去。6个月前，我们到过那里。在那里，我们和父亲分开了；在那里，母亲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走过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时还播放着音乐，现在却是那么寂静。如果风是寂静的，那不断涌来的刺骨的寒意，为冬天和死亡发出的叹息，对我来说也不再是一种噪音。我脑海里充满疑问和恐惧，但这些想法持续太久了，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种想法。结局总是历历在目，如泣如诉。

我们得知，我们只是去一个地方工作，直到战争结束。如果我们能听哪怕两分钟的新闻，我们就会知道战争本身就可能是另一次伤亡。当我们站在那里，等着爬上狭窄的坡道进入运牛车厢，俄军正从一边向波兰靠近，美军也从另一边靠近。纳粹正在一点点地撤离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些留下来的囚犯，如果他们能在奥斯维辛再多活一个月，就会赢得自由了。我们坐在黑暗中，等待火车把我们拉走。一名士兵——德意志国防军，而不是纳粹党卫军，把头从门外伸进来，用匈牙利语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吃东西。”他说，“不管他们做什么，记得吃东西，因为你们可能很快就会自由了。”这是他给我们的希望吗？还是虚假的承诺？一个谎言？这名士兵就像砖厂里的箭十字党民兵，散布谣言，用权威而又带着讨好的言语消除我们内在的戒备心。谁会提醒一个饥饿的人吃东西啊？

虽然车厢里十分黑暗，他的脸还是被数公里的栅栏背光与雪的反光所照亮，我敢说他的眼神是善良的。这种善良现在看来，就像一种光的魔术，这是多么奇怪啊。

我不知道我们的车开了多长时间，我和玛格达睡在对方的肩膀上。突然，我听到了我姐姐的说话声。她正和一个我在黑暗中无法辨认的人讲话。“我的老师”。她解释道。那个来自砖厂、她的婴儿不停地哭的老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有带小孩的妇女从一开始就被毒气毒死了，她还活着，只意味着一件事：她的孩子死了。我想知道，我作为一位失去母亲的孩子和那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到底哪一种情况更痛苦一些呢？当车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到德国了。

我们只有不超过100人。我们住在一个儿童夏令营里，有双层床和一间厨房，我们用少量的配给准备自己的饭菜。

早上，我们被派到一个线厂工作。我们戴着皮手套，停止机器上转动的轮子，防止线跑到一起。即便是戴上手套，轮子也会把我们的手割破。玛格达以前的老师坐在玛格达旁边的轮子前，大声地哭着。我本以为是因为她的手在流血和疼痛让她崩溃，但她却是在为玛格达哭泣。“你需要你的手！”她呻吟道。“你弹钢琴，没有手你怎么办？”

负责监督我们工作的德国女工头的话使她沉默。“你现在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她说，“你很快就会被杀死。”

那天晚上，在警卫的监督下，我们在厨房准备晚餐。“我们已经逃过了毒气室，”玛格达说，“但我们会死于线的生产过程。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并非死于战争。”我们可能不会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但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我为晚餐削土豆皮。由于经历过因定量供应而造成的饥饿，我不舍得浪费任何一点食物。我把土豆皮藏在内衣里，当警卫在另一个房间的时候，我用烤炉来烤土豆皮。当我们用疼痛的手匆忙把土豆皮送进嘴里时，它太热仍然吃不了。

“我们已经逃出了毒气室，但我们会死于吃土豆皮。”有人说。我们从内心深处笑了出来，我们不知道内心还会有欢笑。我们笑了，就像我每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做的一样。当我们被迫献血，供给受伤的德国士兵的时候，即使我的手臂上还插着针，坐在那里还是会和自己开玩笑。

祝你用我和平主义舞者的血液赢得一场战争！我不能把我的手臂拿开，否则我就会被枪毙。我不能用枪或拳头反抗压迫者，但我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获得我自己的反抗能力。现在我们的笑声中有力量。我们的友爱、我们的轻松让我想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个夜晚，我赢得了美胸竞赛。我们的谈笑就是我们的支撑力。

“谁来自最好的国家？”一个叫哈瓦的女孩问道。我们为此而争论，都歌颂自己的家乡。“没有哪个地方像南斯拉夫那样美丽。”哈瓦坚持说。但这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比赛。家不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种既广泛又有特殊意义的感觉。如果我们过多地谈论它，我们也就可能面临着失去它的风险。

在线厂工作了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早上，纳粹党卫军来找我们，用条纹连衣裙代替我们的灰色衣服。我们登上另一列火车。但这一次，我们被迫穿着条纹制服坐在车厢顶，用人做诱饵来阻止英国人轰炸火车。火车装满了弹药。

“从线厂到子弹。”有人说。

“女士们，我们得到提升了。”玛格达说。

车顶上的风是对我们的惩罚和摧毁。但至少在这么冷的时候，我不会感到饥饿。我宁愿死于寒冷还是火烧呢？气体还是枪呢？这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即使是在火车顶上有人类囚犯，英国人的炸弹还是嘶嘶地向我们投来，发出隆隆的爆炸声。烟。呼喊声。火车停了，我跳下车。我是第一个跳下去的。我向着那被雪覆盖的山坡直奔上去，它被一条通向小树林的铁轨环抱着。在那里我停下来，在雪地里屏住呼吸寻找我的姐姐。玛格达不在树林里，我没看见她从火车里跑出来。炸弹在铁轨上发出嘶嘶声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我能看到在火车旁边有一堆尸体。

我必须做出选择。我可以跑走，逃入森林，捡回一条生命。自由是如此接近，只是几步的事情。但是如果玛格达还活着，我抛弃了她，谁会给她面包？如果她死了呢？就像百叶窗的叶板在翻动。咔嚓：森林。咔嚓：铁路。

我跑回山下。

玛格达坐在沟渠里，一个死去的女孩在她的膝盖上。这是哈瓦。血从玛格达的下巴上流下来。在附近的火车车厢里，一些男人在吃东西。他们也是囚犯，但不像我们。他们穿的是平民服装，而不是制服。他们有食物。我们猜他们是德国的政治犯。无论如何，他们比我们享有特权。他们在吃东西。哈瓦死了，我姐姐还活着，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食物。那个漂亮的玛格达正在流血。

“现在有机会去要点食物，你看上去是可以做到的。”我责骂她，“你伤得那么重，没法再去调侃了吧。”只要我能对她发火，我就可以从由内而外被倾倒出来的恐惧和痛苦中抽离出来。我并没有感到欣喜，并没有感恩我们还活着、又在另一个致命的时刻活了下来，而是对我的姐姐大发雷霆。我迁怒于我的姐姐。我对上帝、对命运感到愤怒，但我把困惑和伤害转移到我姐姐那张流血的脸上。

玛格达没有回应我的侮辱，也没有把血擦干净。守卫们围上来，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并用枪戳着倒在地上的尸体，以确保那些不动的人真的死了。我们把哈瓦的尸体留在肮脏的雪中，与其他幸存者站在一起。

“你本可以逃跑的。”玛格达说。她说得我像是个白痴。

在一个小时内，弹药被重新搬回到新的火车车厢里。我们穿着条纹制服再次坐回车顶上，这时玛格达下巴上的血已经干了。

我们是囚犯，是难民。我们早就忘记了日期和时间。玛格达是我的启明星。只要有她在附近，我就有我所需要的一切。一天早上，我们从弹药车里被拉下来，排成一队连续走了好几天。雪开始慢慢融化，枯草露了出来，也许我们已经走了几个星期了吧。炸弹落下的地方，有时会很近，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在燃烧。我们在德国各地的小镇上停留，有时向南迁移，有时向东迁移，被迫在沿途的工厂里工作。

统计囚犯人数是党卫军最关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还剩多少人，也许我不数是因为我知道每一天这个数字都在变小。这不是死亡集中营，但死亡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路边的沟渠被鲜血染红了，鲜血都是从那些被射中后背或胸部的人流出来的——那些试图逃跑的人，那些无法跟上的人。有些女孩的腿被冻住了，完全冻住了，她们像被砍倒的大树一样倒下了。疲惫、寒冷、发烧和饥饿，即使守卫不扣动扳机，身体也会自动倒下。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食物了。我们来到一个山顶，看到有一座农场，一间外屋，和一个用来饲养牲畜的围栏。

“给我一分钟。”玛格达说。她在树林里东躲西藏地奔向农场，希望不被那些停下来吸烟的党卫军发现。

我看着玛格达呈“之”字形地向花园的篱笆跑去。现在摘春天的蔬菜为时过早，但我可以吃牛饲料，可以吃植物的根茎。如果一只老鼠跑进我们睡觉的房间，女孩们就会向它扑过去。我尽量不让玛格达注意到我的目光。我把目光移开，但当我再回头看时，已经看不见她了。只听见一声枪响，又一声。有人发现了我的姐姐。卫兵对我们大喊大叫，拔出枪来，数着我们的人数。又响了几声枪声，还没有见玛格达的踪影。帮帮我，帮帮我。我意识到我在向我母亲祈祷。我在跟她讲话，就像她过去向钢琴上方她母亲的画像祈祷一样。玛格达告诉我，即使是在分娩过程中，她也这样做。在我出生的那个晚上，玛格达听到我们的母亲在尖叫：“妈妈，帮帮我！”然后玛格达就听到了婴儿的哭声，那是我。母亲说：“你帮了我。”面临死亡时的祈祷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

妈妈，帮帮我们，我祈祷着。我看到树之间有一道灰色的闪光。她还活着。她躲过了子弹。现在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她从党卫军的眼皮底下逃脱了。在玛格达回到我身边之前，我都紧张得不能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