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中，所有能让你惊喜若狂的事情都来自于内心。”我的芭蕾舞导师告诉过我。在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前，我从来不明白他所说的意思。
玛格达盯着母亲走进去的那栋楼楼顶的烟囱。“灵魂永不灭。”她说。她在寻找自我安慰的话语。但我很震惊，失去了知觉。我无法想象这些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能想象我的母亲已经被火焰吞噬了。我完全不能接受她已经离世了。而且我不能问为什么，至少现在不能，我甚至不能悲伤。我的所有注意力都要放在多活一分钟，多呼吸一次上面。如果我姐姐还在，我就能活下来。我会把自己和她绑在一起，我要像是她的影子一样紧紧地跟着她，我就能活下来。
在寂静得只剩下一阵一阵的大雨声中，我们被集中起来，残忍地剪掉了头发。我们光着头，赤裸地站在外面等待发放我们的制服。考波什和纳粹党的军官向我们发出的嘲笑声带来的疼痛，就像一只只箭头擦过我们裸露的、潮湿的皮肤那样疼。比他们的话语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眼神。我敢肯定，他们盯着我们，那种厌恶的眼神，就像是要撕裂我的皮肤，劈开我的肋骨。他们的仇恨是那么自我和目空一切，这让我很不舒服。我曾经以为，埃里克会是第一个看到我赤裸身体的人。埃里克将永远不可能再看到我那没有伤疤的身体了。那些伤疤是军官们的仇恨造成的。他们已经使我成为比人更低级的动物了吗？我还会是以前的那个女孩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你的手。”我必须保持一个完整的我，即使不为自己，也是为了埃里克。
我转向我姐姐，她陷入了让人震惊的沉默中。她成功地应对了每一次的迁徙造成的混乱和危机，在每支拥挤的队伍里，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现在她像是看到太阳从天上掉落那样，手里拿着被剪掉的浓密头发颤抖着。我们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了，她还是紧紧地抓住她的头发，好像握着自己的头发，就能坚持自身的完整和自己的人性。她离我很近，我们几乎贴着，然而我却思念她。玛格达，那个自信、有着各种笑话的性感女孩，她在哪？她似乎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她在那团参差不齐的头发上寻找着自己。
这个地方违背常理的行为使我感到不安。我们见识到了，杀人在这里是很高效的，系统性的。但是，在分发制服方面似乎又没有任何系统性可言，我们已经等了差不多一天了。守卫们残酷而且死板，似乎没有人是管这些的。他们对我们的监视并不代表我们的价值高，只意味着我们被世界遗忘的程度。没有东西是符合逻辑的。但这次，完全没有理由需要漫长等待，这一定是故意设计好的。我怎样才能让自己在一个只有围栏、死亡、侮辱和不断翻滚着烟雾的地方保持心情稳定呢？
最终玛格达跟我说：“我看上去怎么样？”她问，“告诉我真相。”
真相？她看起来像一只长着疥癣的狗，一个赤裸的陌生人。我当然不能告诉她这些，但是任何谎言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想象不到的答案，一个不会让她受伤的真相给她。我凝视着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想着她提出的问题，“我看上去怎么样？”这个是我所听过的问题中最勇敢的。这里没有镜子。她要我帮她找到并面对自己。所以我要告诉她一件真实的事情，是通过我说出来的。
“你的眼睛，”我告诉我姐姐，“它们很美丽。当它们被头发遮住时，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有一个选择：选择注意我们所失去的，抑或是选择关注我们仍然拥有的东西。
“谢谢。”她低声说。
我想问她或告诉她一些其他事情，似乎比无言以对要好得多。语言无法清楚地表达这些刚刚发生的事。无法清楚地表达我靠在身穿灰色外套的母亲肩膀上的时候，火车继续开着的事实。无法清楚地表达我父亲的脸上满布阴暗的事实。无法清楚地表达我不愿意让那些又黑又饿的时光再回来的事实。无法清楚地表达我的父母被杀，火化成烟雾的事实。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必须假设我父亲也死了，我要鼓起勇气问玛格达，是否我们该勇敢地希望：我们并没有在一天的时间里完全变成孤儿。但我看着玛格达让她的头发从手里滑落下来，落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
他们拿来了灰色的制服，这不合身的衣服是用粗糙的棉花和羊毛制成的。天要黑了。他们把我们驱赶到阴郁简陋的营房，我们将睡在多层床架上，6个人睡同一块木板。在那间丑陋的房间里，看不见没完没了冒着烟的烟囱是一种解脱。那个抢我耳环的年轻女人是囚犯头目，她给我们分配床铺，解释这里的规则。晚上任何人不允许外出。这里有一个水桶，那就是我们晚上的洗手间。玛格达和我试着和室友们躺在最上面的板子上。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交替着头和脚，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没有人能在不占用别人床位的情况下翻身或调整自己的位置。为了可以一起转身和调整位置，我们制定出一套规则。囚犯头目给每个新囚犯分配一个新的碗。“别弄丢了。”她警告道，“如果把碗弄丢了，你就没东西吃。”在昏暗的营房里，我们站着等待下一个命令。我们会有饭吃吗？我们要去睡觉吗？我们听到音乐，我想我是幻听到了管弦乐队在演奏。但另一个犯人解释道：这是由一位世界级小提琴手带领的集中营乐队在弹奏。克拉拉！我想。但她提到的小提琴家是维也纳人。
我们听到从营房外传来短促的德语说话声。当听到咔嗒咔嗒的开门声时，囚犯头目直起身子。我认出了站在门槛上那位穿着制服的军官，他是引导我们选择队伍的那位。我知道就是他，他那裂开嘴唇笑的方式，门牙之间的那条空隙，他就是门格勒医生，一位有教养的杀手，一位艺术爱好者。他晚上在营房里围捕，寻找有才能的囚犯来娱乐。今晚，他和他的助手一起走进我们的营房，把目光洒向我们这些穿着松垮衣服和被草草剪掉头发的新人身上。我们站着不动，背靠着房间边上的木床。他巡视着我们。玛格达非常巧妙地用她的手轻轻擦了一下我的手。在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前，门格勒医生喊出一个问题。离我最近的女孩，她知道我在卡萨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和体操运动员，她把我往前推，靠近那个死亡天使。
他观察了一下我。我不知道我的眼睛该朝哪看。我直直地盯着那扇敞开的门。乐队就在外面集合，沉默地等待着他的命令。我觉得我就像在地狱的欧律狄刻，等待着俄耳甫斯在竖琴上拨动心弦，使地狱冥王哈得斯的心融化，释放我。或者我是为继父希律王跳舞的萨洛米，在揭开一层一层的面纱后露出她的肉体。是跳舞赋予了她力量，还是跳舞把她的力量剥夺了？
“小舞蹈家，”门格勒医生说，“为我跳舞吧。”他指挥音乐家们开始演奏。熟悉的华尔兹舞曲《蓝色多瑙河》前奏，飘入到这个黑暗、封闭的房间里。门格勒睁大眼睛瞪着我。我很幸运，我知道《蓝色多瑙河》舞蹈的常规动作，闭起眼睛也会跳。但是我的四肢很沉重，就像在一场噩梦里，有危险时，你逃也逃不掉。“跳啊！”他再次命令，我觉得我的身体开始动了。
首先是高踢腿，然后是单脚尖旋转和转身，劈叉和提起“裙摆”。当我踏着舞步，弯腰和旋转时，我听见门格勒在跟他的助手说话。他一直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但他在观看之余，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能在音乐之外听到他说的话。他在和其他官员讨论，在场的百名女孩中哪一名将会被处决。如果我跳错了一步，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他不快的事情，那个被处决的人就会是我。我跳舞，跳舞，我在地狱里跳舞。我无法忍受看着这个决定我们命运的刽子手。我闭上眼睛。
我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已训练多年的常规动作中——身体形成的每一条直线和曲线都像诗歌中的音节一样优美。我的身体在演绎着一个故事：一位女孩参加舞会的故事。她在兴奋和期待中旋转。然后她停下来反思和观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会发生什么？她会遇见什么人？她转向一个喷泉，手臂向上扫去，环抱着它。她弯下身去摘花，再把花一朵朵地扔给她的崇拜者和一同狂欢的人，向人们扔花，分发爱的信物。我能听到小提琴的声音激昂起来，我的心也随之加速跳动。在黑暗中，我听到音乐下的窃窃私语声，听到母亲的话语又回荡在我的身边，仿佛她就在这空洞的房间里。“只要记住，没有人能够把你放在心上的东西拿走。”门格勒医生，我饿得要命的狱友们，幸存下来的反抗者，很快都会消失，就连我心爱的姐姐也会不见，唯一存在的世界就是我脑海里的那个我。《蓝色的多瑙河》已奏完，现在我听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营房的地板变成了布达佩斯歌剧院的舞台。我在为歌迷观众跳舞，我在炽热的灯光下跳舞。当他在舞台上把我高高举起的时候，我为我的爱人罗密欧跳舞。我为爱跳舞。我为生命跳舞。
当我跳舞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种永不磨灭的力量。我永远不会知道，多么神奇的恩赐允许我有这种洞察力。即使在恐怖的时期结束之后，它也多次地拯救过我的生命。我可以看出，今天早上杀害我母亲的老练杀手——门格勒医生，比我更可怜。我在我心中是自由的，他永远也不会自由。他总是不得不生活在他所做的一切里。他比我更像囚犯。我结束了我的舞步的最后一个动作，一个优雅的劈叉。同时我祈祷，但这不是为我自己祈祷。我是为他祈祷。为了他的利益，我祈祷他没有杀了我的必要。
他一定是对我的表演印象深刻，因为他扔给我一条面包——结果证明，这个举动在不久后挽救了我的生命。由傍晚到夜晚，我和玛格达以及我们同床的伙伴分享面包。我很感谢有面包。我很感激还活着。
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星期，我学会了生存法则。如果你能从守卫那里偷来一块面包，你就是英雄；但是如果你从同狱犯人那里偷东西，你就是耻辱的，你会死。竞争和统治使你无法立足，合作是这个游戏的名字。为了生存，要超越自己的需要，把自己交托给某个人或某样东西。对我来说，这个人就是玛格达，这样东西就是希望，希望明天在我自由的时候再次见到埃里克。为了生存，即使我们睁开眼睛，依然需要召唤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一个避风港。我记得一个同住的犯人，她设法保存了一张自己在拘留前的照片，一张她留着长发的照片。她能够提醒自己是谁，这个人仍然在。这种意识成了她维持生存的避风港。
我记得几个月后的冬天，我们发了旧大衣。他们只是把大衣胡乱地扔给我们，不理会大衣的尺寸是否合身。他们只是想让我们为找一件适合自己的大衣而打斗。玛格达很幸运，他们给她一件厚厚的暖和的大衣，又长又重，一直扣在脖子上。如此温暖，令人垂涎欲滴。但她立刻和别人交换了。她选择的大衣是一件轻薄的，勉强到膝盖，露出大面积的胸部。对玛格达来说，穿着性感的衣服比穿保暖的衣服会更有效地让她生存下去。对别人的吸引给了她尊严，比身体的舒适更有价值。
我记得，即使是挨饿的时候，我们也会举行盛宴。我们一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煮东西。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庆祝，为你在匈牙利辣鸡肉里该放多少辣椒，或者如何做最好的七层巧克力蛋糕而争吵。为了挺过阿佩尔，我们幻想能闻到烹调肉散发出来的丰富充盈的香味。我们行进到日常的劳动场所——一个叫加拿大的仓库，在那里我们被命令整理新来囚犯的物品；到营房，我们必须不停地打扫，打扫，再打扫；或者去火葬场，最不幸的那些人会被迫从等待被烧的尸体那里，收集金牙、头发和人皮。我们就像去菜市场那样聊天，计划每周的菜单，如何测试每种水果和蔬菜的成熟度。我们会一起讨论菜谱，例如如何制作薄煎饼，一种匈牙利薄煎饼。煎饼必须要多薄、需要用多少糖、要多少坚果。你有把葛缕子放进你的撒凯利炖牛肉吗？你用两个洋葱吗？不，三个。不，只用一个半就够了。我们为我们想象中的菜色流口水，当我们一天只有一餐——清水汤，一块不新鲜的面包时，我会谈论到我母亲在阁楼里养的鹅，每天喂玉米使得它的肝脏越来越胀。到宰鹅时，会把肝脏打碎混合成鹅肝酱。当我们晚上躺在床上睡着的时候，我们也梦见了食物。村里的钟在上午10点响起，我父亲手里拿着一个从街对面屠夫那里得来的包裹，溜进了我们的公寓。今天，他在报纸里藏了一块肉。“迪库卡，来尝尝吧。”他招手说。“你像什么榜样，”我母亲抱怨道，“喂女孩子吃这么多，不督促她保持身材。”但她几乎笑了。她正在制作果酪馅饼，她用手将面团铺在餐桌上，然后在下面吹气，直到生面饼像纸一样薄为止。
母亲制作的馅饼里有强烈的胡椒和樱桃的味道；她的魔鬼蛋；她用手工切意大利面条，切得太快了，我甚至怕她会切掉一根手指。尤其是我们星期五晚上的白面包，对我母亲来说，食物创作和最后品尝菜色有着一样的艺术性。在奥斯维辛，食物的幻想支撑着我们。正如运动员和音乐家可以通过精神训练使得他们的技能变得更优秀，我们是营房艺术家，总是忙于各式各样的创作。我们在头脑中创造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精神上所需的支持。
一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在营房里举办了一场选美比赛。我们穿着灰色的、没有造型的衣服，穿着脏兮兮的内衣做模特。匈牙利语有一句俗话，美全部体现在肩膀上。没有人能摆出像玛格达那样的姿势，她赢得了这次盛会。但是没有人准备睡觉。
“再来一场更好的比赛，”玛格达说，“谁有最好的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