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乔布斯在随后的几年里一门心思地投入创立苹果公司，以便为销售apple2计算机做准备的工作中，他要用apple2计算机给计算机市场带来一次巨大的冲击。乔布斯拥有天下第一流的口才，用艾伦·鲍姆的话说，“他每天忙得四脚朝天……他还向我透露了零配件的进货价格，甚至比hp拿到的价格还要低。”作为一名工程师，乔布斯在技术方面的能力并不出众，但他擅长筹划，他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远见卓识远远超过了普通黑客在这方面的想象力（如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他甚至还清醒地认识到，像他这样刚刚年满22岁、留长发、赤脚、爱穿牛仔裤的毛头小子根本没法驾驭一家大型计算机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缺乏管理和市场方面的经验。他决心不惜花大价钱聘用顶级的管理人才来执掌苹果公司。

那时候，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难能可贵，因为当时像爱德·罗伯茨和鲍勃·马什这样的工程师都认为能造出高质量的计算机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大半，至于管理不是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胜任的。爱德·罗伯茨知道管理工作的繁杂，他有切肤之痛。1976年，罗伯茨已经厌倦了mits公司每天都要上演的这场“肥皂剧”（这是他的原话）——数不清的沮丧的客户，几款新的改进型、但同样让人困惑不解的altair计算机，好几百名员工，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的政治关系，最终惊慌失措的经销商，永远理不清头绪的财务状况，全年没有一天睡过一个安稳觉，等等。他原本一直在设计一款令人激动的新型altair2型计算机——运算能力强、体积小巧得完全可以装进一个公文包——但他却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日常管理中的各种摩擦。终于，他决定要过另一种生活。后来他回忆道：“（创立mits公司）是我生命中的一页，现在到了翻开另一页的时候了。”接着，他做出了一件令整个黑客界震惊的事：将mits卖给一家名叫pertec的大公司。1976年年底，罗伯茨怀揣着他卖掉公司得到的100多万美元退出了这个行业，到佐治亚州南部做了一名农场主。

爱德·罗伯茨的经历告诉大家，出色的工程师未必能运营好一家公司。可是，找到一个有能力管理好公司的人也不容易，特别是这家叫“苹果”的公司（至少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嬉皮士和高中生组成的。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后来提到在1977年初，因为太不修边幅的缘故，乔布斯“甚至被禁止乘坐小巴士和飞机，更不要说走进硅谷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的办公楼了”。不过他成功说服迈克·马库拉加入到苹果公司。马库拉此前曾是一名市场营销方面的专家，现在刚刚三十有五的他已经在几年前从intel公司退休了；自从退休后，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了些事，有的为了挣钱，有的则不着边际，例如发明一个轮盘图来显示吉他和弦的不同手形。乔布斯请他帮助为苹果公司制定一套业务规划方案。马库拉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为这家公司找到了风险投资基金并以首任董事长的身份签署了这项计划。乔布斯还通过马库拉从fairchildsemiconductor公司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名叫迈克·斯科特，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这样一来，当处理器技术公司在缺乏管理经验的硬件黑客鲍勃·马什和加里·英迈的带领下在市场中沉浮的时候，另一家优秀的、也销售“终端计算机”的公司——苹果公司已经蓄势待发了。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对这些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大事无动于衷。通常，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和兰迪·威金顿玩了一通威金顿的那台apple2半成品后会到沃兹家来，就在沃兹狭小的起居室地板上，三个人会一起调试程序和硬件、编写发音程序或焊接电路板，其乐融融。与此同时，乔布斯则做着每天的日常工作。“他每过一段时间就回来看看我们的进展情况，提一些建议什么的，但他绝不参与设计，”埃斯皮诺萨后来说。“他做最后的审查工作，这是他的强项：从验证键盘输入，机箱设计、logo、购买何种配件、pc主板如何布局才好看、零配件的排列、销售商的选择，直至组装方式、分销方式等，都由他说了算。”

在这个过程中，经验丰富且对苹果公司的未来同样非常在意的迈克·马库拉教给了乔布斯很多东西。有一件事他们俩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关注的只是他的计算机而不是整个苹果公司。对沃兹尼亚克来说，apple计算机是他的一件杰作，不是用来赚钱的工具；是他的一件艺术品，不是他的生意。只要能攻克一个个难关、节省更多的芯片并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炫耀一番，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作为黑客，这么做是可以的，但马库拉希望沃兹尼亚克至少也应该把时间全部投在公司的事务上。他让乔布斯转告他的合伙人，如果沃兹还希望苹果公司能够发展壮大，他必须辞去在惠普的差事，全力投入apple2计算机的前期生产工作中来。

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这和那年我们在车库里组装成apple1计算机的情况截然不同，”沃兹尼亚克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如此说道。“这是一家实实在在的公司。我设计计算机是因为我喜欢设计，喜欢在众人面前炫耀一番。我的动机根本不是开一家公司挣大钱。迈克给了我3天时间考虑是否要辞去我在惠普的工作。我喜欢惠普。那是一家很不错的公司，在那里工作我没有什么顾虑，并且那里也有很多我感兴趣的工作。我不想离开惠普，所以我拒绝了迈克。”

当史蒂夫·乔布斯得知沃兹尼亚克的决定后，立刻打电话给沃兹尼亚克的亲戚朋友，请求他们说服沃兹尼亚克从惠普辞职，全身心为苹果公司工作。一部分人这样做了。就在有人问沃兹尼亚克“为什么不为了把apple2计算机推广到全世界而工作呢”的时候，他真的开始重新考虑了。不过，即便他同意从惠普辞职、全力和乔布斯一起工作以后，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符合纯粹的黑客理念了。开一家公司创业和钻研计算机或从事创造性设计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开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用沃兹尼亚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已经踏入了红线”。绝不见利忘义——沃兹尼亚克信任他的计算机并对他们这个小团队有能力制造和销售这款计算机充满信心——可是“我怎么也不可能把苹果公司和进行良好的计算机设计联系起来。设计apple计算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而之后创立苹果公司则是为了赚钱。”

这个重大决定标志着小型计算机功能的转变。既然像沃兹尼亚克一样的黑客开始制作带有终端和键盘的计算机了，这种计算机对普通人的用处就可能要大于对发烧友的用处，还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阶段的微型计算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不再掌握在那些黑客的手中了。这种现象距离tmrc黑客引入tx-0计算机几乎已经20年了。现在，计算机的商业化趋势才是王道。

1977年1月，这家大约只有五六个人的年轻企业（1977年3月才正式注册成为一家公司）搬到了位于库比提诺的stevenscreekboulevard内一间狭小的房间内，不远处有一家"7-eleven"便利店和一家goodearth健康食品饭馆。沃兹尼亚克更喜欢走到同一条街另一头的bob'sbigboy餐厅就餐。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和威金顿来到这家餐厅，点一杯咖啡，喝上一口后，开始评论咖啡的口感不佳，然后把大半杯咖啡都留在桌上。这成了两个人的惯例。沃兹尼亚克喜欢带上一包fizine，那是一种会产生气泡、用来中和胃酸的胃药。他会把它倒进bob'sbigboy店桌上放着的糖罐里，然后等着看看会有哪个毫无觉察的顾客会将这种东西当作食糖放进咖啡里。这种药放进水里后就会让咖啡像火山一样翻腾起来。沃兹尼亚克对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不过更多的时候，沃兹尼亚克会一直说个不停，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话题，有时也会谈到apple计算机。威金顿和埃斯皮诺萨那时都还没从高中毕业，两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乔布斯那策划人般的高谈阔论的影响，喜欢神侃。他们两人坚信，虽然他们搬到了stevenscreekboulevard，但追求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宗旨没有变。“每个人都非常坚定，”威金顿后来说，“我们的动力与其说来自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如说来自对未来将要发生事情的期待。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司会成为一家成功的企业，会给所有人呈现一台前所未有的、最为优雅的计算机。”

他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焊接、设计、编程，不一而足。沃兹尼亚克的另一位朋友也在苹果公司做硬件技师，在工作时他常常会学学鸟叫来取悦大伙。而沃兹尼亚克本人，一会儿乱开玩笑、一会儿玩玩游戏，接着像变戏法似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完一大堆工作。沃兹尼亚克和他的朋友正在设计制作一台和当时销售得最火爆的altair、sol以及imsai完全不同的计算机。史蒂夫·乔布斯和迈克·马库拉意识到apple计算机的市场定位绝不仅仅局限在计算机发烧友，于是他们要让计算机的外观变得再友好些。乔布斯为此专门聘请了一位工业设计师，将apple计算机的塑料外壳设计成光滑、平和的样子，颜色为土壤的浅褐色。他相信，一旦将沃兹尼亚克的这款计算机推向市场，它必将成为众望所归的一台机器。apple计算机的总线和s-100总线一样，可以连接附加电路板来增加其他有意思的功能；沃兹尼亚克还接受了他的朋友艾伦·鲍姆提出的建议，在苹果计算机内设计了8个“扩展槽”，这样其他生产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兼容电路板插进去。当然，这也要归功于apple计算机的“开放式”架构；为了贯彻黑客道德的宗旨，沃兹尼亚克公开了apple计算机的所有技术细节，以利于他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下去。设计中的每一处技巧和方法，basic语言解释器（这个功能是通过用电线连接一块定制电路芯片才附加进apple计算机的）中的每一个编码构思，都在文档中详细注明并免费发布给需要的人使用。

在某些情况下，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还需要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同伴那里得到些帮助。一个典型的示例就是，两人在俱乐部里认识的朋友的帮助下，成功获得fcc（federalcommunicationcommission，联邦通信委员会）生产计算机的许可。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名叫罗德·赫尔特、原本效力于atari公司的工程师，他一直帮助他们设计电源。有一天他失望地地告诉乔布斯，apple计算机和电视机之间的连接器——射频（rf）调制解调器——发出的干扰信号太多，不符合fcc的要求。于是乔布斯就去找马蒂·斯珀格尔帮忙，也就是那个人称“破烂王”的人。

斯珀格尔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常客，他常常会带来很多稀有零配件并免费送给需要的人。“我扫一眼装配件的盒子，然后说‘这个盒子里什么零配件都有，’接着大家以每小时600英里的速度一拥而上，在我把盒子递给他们之前就把它抢走了。”他对电子配件市场的消息灵通，最近又通过一批游戏操纵杆发了一笔小财——在altairs和sol计算机上玩像史蒂夫·东皮耶编写的target一类游戏时可以使用这些游戏操纵杆。有一次，他的公司——m＆relectronics，甚至还进了一套计算机组装件，但从来无人问津。那天，马蒂来到位于库比提诺的只有一间办公室的苹果公司总部，和沃兹尼亚克、乔布斯以及罗德·赫尔特商量有关调制器解调的现状。毫无疑问，苹果公司不能发售装有现在这种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于是会议决定，由赫尔德提供给马蒂·斯珀格尔有关这种调制解调器的详细规格，斯珀格尔负责制作。“我的任务是要让apple计算机不受fcc有关规定的制约，”斯珀格尔后来说。“我要做的就是生产调制解调器，苹果公司要做的就是给用户生产apple计算机。最终用户可以从销售商那里买到调制解调器，拿回去插到计算机上就行了。所以说，防止rf干扰的责任现在落到最终用户的身上了。”

这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避免官僚式的羁绊、“互通有无，共同获益”的典型案例。斯珀格尔又问乔布斯，假如m＆r用"sup'rmod"的名字以每个30美元的价格销售，总共需要多少个这样的调制解调器，乔布斯向他保证说“多得很”，理想的话，大概每月能卖50个。

几年后，斯珀格尔估计他已经卖出了大约40万个"sup'rmod"。

刚一进入1977年，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ddj》杂志的编辑吉姆·沃伦就开始酝酿一个宏伟的计划了。沃伦短发，宽脸，留着络腮胡子，以打听“技术上的小道消息”为乐。他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视为传播“硅矿床”（silicongulch，这是他的原话）中各家企业小道消息的理想平台。一般来说，他的消息还算可靠。除了编辑的本职工作以及八卦各家硅谷企业以外，沃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斯坦福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然而，个人计算机数量的飞速增长远比博士学位更具吸引力。他将家酿计算机运动看作某种自己在"freeuniversity"（指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要投身的事业，那是一种无拘无束、身心愉悦（take-your-clothes-off-and-get-dirty）人文主义盛宴。他对此无限向往。

后来，他参加了在亚特兰大市举办的pc'76计算机展览会后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起初，他由于讨厌亚特兰大这座已经失去往日风采的旅游胜地而无意参加这次盛会，但展览会的推广人员给他打来电话，向他描述与会者兴高采烈的神情，并说作为《ddj》编辑的他更不应错过这次重要的大会。然而，作为《ddj》杂志的编辑，鲍勃·阿尔布莱特每月只付给他350美元的薪水，他只有四处为这次旅行拉赞助，因此颇感沮丧。他认为这次盛会应该在本地——加州举办才对。一天晚上，他和鲍勃·赖林一起闲聊——鲍勃·赖林是菲尔科的一位工程师，他业已默默地接替弗莱德·摩尔担任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新闻通讯的编辑。沃伦感到不解的是，到底为什么微型计算机世界的中心毫无疑问在这儿——美国西海岸的加州，而重要的盛会却都选在东海岸的城市举办。赖林也深有同感。沃伦于是提议他们应该来牵头举办一场展览会。按照黑客的精神，这场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信息交流、设备交换、技术切磋和黑客间互相鼓劲打气；这场预计在马林县举办的年度“文艺复兴节”（renaissancefaire）应该才是货真价实的“计算机展览会”（computerfaire），应该给人以田园诗般的感觉。

他的亚特兰大之旅一直在考虑筹划举办这样一次盛会。在亚特兰大，除了连绵不绝的阴雨和残旧不堪的设施以外，他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期间一直让我激动不已。我碰到了所有通过电话或有过信件往来的人……能遇到正在兢兢业业做事的那些人太让我激动了。”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新交流方式，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比从出版物中获得的信息更直接、更及时。“我们的《ddj》杂志每期间隔时间长达6周，我都要急疯了。每年都会有新一代计算机被发明出来。和人们交流一下他们当周都做了些什么，这种机会简直太难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宣布我们要在西海岸举办一次计算机展览会。”

在赖林的帮助下，沃伦开始筹办这次盛典。他认为理想的举办地点是旧金山的市政（civic）礼堂，但随之就被那里昂贵的场地租金吓倒了——一天就要好几千美元！听到这个报价后，沃伦和赖林大失所望，只好开车来到半岛上的皮特港湾，那是一个位于近岸小船停靠区边上的露天咖啡馆，沃伦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常常让他回想起阿尔布莱特和人民计算机公司那些人的音容笑貌。沃伦说：“我记得自己说，‘哦，我们已经脱不开手了。我们花得起这么多钱吗？’我从大餐巾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在上面大概算了一下。打算办多少场展览会；会有多少人来参加；假如亚特兰大的组织者拉到3500美元赞助，我们应该翻一番，拉7000美元。参展商和观众怎样收费？乘以这个，再加上那个……”最后吉姆·沃伦惊喜地发现，他们不仅可以支付所有费用，甚至还有盈余。再检查一遍，该想的都想到了。

吉姆·沃伦立刻开始给业内大公司的总裁打电话，这些人多是通过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或他担任编辑的杂志认识的。“我在电话里跟鲍勃·马什说，‘嗨，我们打算举办一个计算机展览会’，你有兴趣参加吗？他回答说，‘还用问吗？当然参加！’‘好的，你先交点钱，我们给你预留展位。’我们又给cromemco公司的哈利·加兰打了电话。‘我是吉姆·沃伦，我们正在筹办一个计算机展览会。想来参加吗？’‘当然，一定参加。’‘太好了。我们一有机会就会把展位图寄给你。请先把钱交了，我们要做先期准备。’我记得4天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沃伦突然展现出极高的做推销员的天分。他创立了一份小报，专门为这场计划中的盛会营造喜庆的气氛；顺便再八卦一些他自己的技术消息。这份小报名为《硅矿学报》（silicongulchgazette），上面经常刊登有关这场聚会的报道以及演讲者的事迹简介，当然还包括总策划人吉姆·沃伦本人的事迹。这份报纸对参与筹备计算机展览会的赞助人表示了感谢，包括家酿计算机俱乐部、sccs（南加州计算机社区）、pcc（人民计算机公司）及其分支ccc（社区计算机中心）等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和个人。（曾经利用工作时间协助筹划组织这次聚会的ccc成员乔安妮·考乐特诺后来回忆说，当大家后来发现这次计算机展览会竟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次活动后，“无不感到震惊”。）在那次聚会的进行过程中，沃伦和他的同伴赖林以及两名秘书几乎天天从早至晚连轴转。

除了上述几个人以外，苹果公司的8名员工为了参加计算机展览会也同样忙得不亦乐乎。苹果公司租用了两块10平方英尺的展位，每个展位350美元，此外还趁乱占用了接近展览大厅入口处的一处黄金位置。他们希望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利用休息时间正式推出apple2计算机。虽然很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并没有将apple计算机当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商品（戈登·弗伦奇某天到他们的公司看了一次，离开后甚至还嘲笑说这家公司只是由两个在车库里忙碌的毛头小子组成），但是苹果公司却即将得到一笔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一天，苹果公司的新任总经理迈克·斯科特让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复制一份可以玩《breakout》游戏的演示软件到展示用的计算机里。这款游戏最初是由乔布斯为atari公司编写的，后来沃兹尼亚克用applebasic重写了整个游戏。在游戏的结尾，程序会按照玩家的成绩给出评语。斯科特还顺便问克里斯，能否一道将计算机给用户的评语也改得文雅一点，让屏幕显示“你打得不好”，而不是“你打得比狗屎还臭”。原因是，有几个美国银行的高管要过来跟他们谈贷款问题。

于是苹果公司的人都行动起来，着手准备这次展览会。他们聘请了一位装潢设计师对他们的展位进行设计和布局；准备了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标语以及漂亮的logo图标——一只彩虹色的苹果，苹果上还有被咬掉一口的痕迹。几个人忙得四脚朝天，直到开车将计算机送到旧金山前的一分钟才不得不停下来；他们计划把现有的4台apple2原型机全部用作展示样机。4月15日晚上，机箱终于到货了，都是刚刚注塑成型的崭新机箱。大家小心谨慎地将组成计算机的设备装进机箱，由此可以看出，apple2计算机和其同类产品有多大的差别（也许sol计算机除外）。每台计算机看起来就好像部队里的通讯员背在后背上的那个装置。apple计算机从外面看不到螺钉和螺栓（只有底部有10枚螺钉）；整台计算机就像一台光滑、温暖、友好的、类似打字机的装置，其下部的斜面转角丝毫不显突兀，不仅没有给人以恐惧感，反而体现着未来科技的风味。机器内部则明显带有“沃兹尼亚克制造”的风格。整台机器，他所用的芯片只有令人咋舌的62块，其中还包括功能强大的6502中央处理单元。其实，当打开机器顶部的扣齿，就能看到沃兹尼亚克的“主板”——一块布满了芯片的绿色电路板，这就是apple1计算机——一个大小跟一打乐之饼干差不多、泛着银光的电源，还有8个预示你可以无限扩充这台机器的功能的扩展槽。当把螺丝钉和铆钉插进机箱上的小孔并拧紧，当主板安装完毕，当底盘固定牢靠，当一切测试结束、机箱盖“啪”的一声关上以后，这便是那天早晨在处女秀上惊艳登场的apple计算机。

那天上午，所有apple计算机都已在靠近入口处的展位摆放整齐。其他所有参展公司几乎清一色地采用老套的黄色悬挂式标语，在纸板上以印刷体字母喷涂各自公司的名字。而苹果公司的展位鹤立鸡群，用树脂玻璃制作的六色logo闪闪放光。

当天早晨，吉姆·沃伦很早就到了展会现场，看得出来，在每天16小时的连续劳碌多日以后，他的精神显得异常亢奋。仅仅两天前，他和赖林一起将计算机展览会组委会注册为一个盈利性组织。尽管他认为这个手续完全是“签署一些官样法律文件的无聊手续”，但作为合伙人的赖林提醒他，（假如不办这些手续），他们俩只能以个人名义承担所有可能的损失。因此沃伦只得例行这道手续。毋庸置疑，在当时吉姆·沃伦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作为一名熟知黑客道德的人，他也看到了在他的后院——“硅矿床”正在发生的一切。面对现实世界，现在正需要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黑客文化和工业文化）起牵线搭桥作用的人，否则，假如这两种文化发生碰撞冲突，那么谁赢谁输是不言而喻的。硬件黑客将微型计算机这个新鲜事物面世以后，mits、处理器技术公司和imsai等公司1976年年度销售额就达数百万美元之多，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这是一个迅猛增长的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吉姆·沃伦崇尚黑客精神，但他也是个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假如他赔了钱，或者因坚持采取后嬉皮士式、对官僚制度嗤之以鼻的理想主义态度而遭受无妄之灾，那么黑客主义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而另一方面，他利用主办这次展会赚钱的行为对黑客道德没有丝毫负面影响。即使用他后来的话说，他“根本没把展位、权力、合同和所有这样的东西放在心上，”但他毕竟选择了随波逐流。微型计算机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他用不着任何其他佐证，只需抬头看一眼这座宏伟大厦外的售票处便可感受得到了。这座由希腊风格的立柱支撑在四周的大厦便是会场所在地——旧金山市政中心。

1977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好几千人绕着大会堂分别排成5队，队头几乎碰到队尾；队伍蜿蜒曲折，足有一个街区长。好似项链一样的队伍中有黑客，有立志要成为黑客的人和对黑客感到不解的人，还有的人想了解一下在这个新兴的领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个世界中，操作计算机的人与ibm公司计算机专家的形象（白衬衫、黑领带、鼓鼓的皮夹和僵硬的表情）有着天壤之别。没错，大家之所以排队等在那主要是因为吉姆·沃伦缺乏经验，将入场前的预登记手续和售票工作搞得一团糟。例如，他没有采用单一票价，而是将票价分为几个等级——普通观众每人8美元，学生减半，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5美元等。另外由于检票员每小时的工资有10美元，因此沃伦也不打算雇用太多。现在到场参观的人数几乎是预计人数的两倍，并且每个人似乎都早早地来到会场，情况有失控的危险。

不过情况并没有真正失控。每个人都在左顾右盼，他们根本不相信竟然会有这么多人也对计算机感兴趣，根本不相信自己隐藏在心底多年、立志做一名计算机黑客的欲望（这些事通常会发生在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身上，那些未来的格林布莱特和沃兹尼亚克）原来并非为我独有。喜欢摆弄计算机将不再是一种受到禁止的公开活动。因此，和这么多人一起站在这，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第一届西岸计算机展览会”（firstannualwestcoastcomputerfaire），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时间难熬。正如吉姆·沃伦后来回忆所说：“我们让这些队伍绕着整栋大厦站好，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没有一个人推推搡搡。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参展商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来参观的人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每个人都非常兴奋，他们听从指挥，没有怨言。这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大家就那么站着，相互聊天：‘哦，你买了一台altair计算机？太好了！’‘你搞定了这个毛病？’没有一个人不耐烦。”

当人们先后来到展厅的时候，这里的技术迷早已人山人海了。说话声夹杂着打印机发出的“哗哗”声、计算机模拟出三或四根琴弦弹奏出的微弱的曲调……假如你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必须准确地判定哪一股人流是朝着哪个方向移动的，然后还要奋力挤入那条正确的人流，随着前面的人往前走直至到达目的地。所有参展的大约200家企业，他们的展台前无不围得水泄不通。尤其是processortechnology公司，他们的sol计算机正在运行史蒂夫·东皮耶编写的target游戏。人们甚至还挤进imsai的展位让计算机给他们绘制出人体生物钟。在入口处附近，是一波波展望未来的人群，他们围住的正是苹果公司的展位，apple计算机正在运行一段产生出好似万花筒图像一样的程序，图像显示在一个巨大的advent显示器上。“场面火爆极了，”正和沃兹尼亚克以及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在那个展位的兰迪·威金顿后来如是说。“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要求给他再做一次演示，不过看到大家这么高兴真的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不仅仅对苹果公司的产品如痴如醉。这是硬件黑客的胜利，他们将自己的激情转变为一个产业。当人们东张西望，不相信竟然会有如此众多的计算机迷（难道所有这些人全都是吗）时，你也可以见到那份激动；当吉姆·沃伦打开公众演讲系统并向与会者宣布，这个周末的观众总人数达到1.3万人时，全场一片欢呼。随后，《computerlib》的作者泰德·尼尔森一把抢过话筒。毫无疑问，尼尔森就像是一度受到冷落的达人，走下神坛后立刻被数不清的追随者团团围住。“我就是科克船长，”尼尔森说道，“准备跟我一起升空sup34/sup！”

沃伦本人早就升空了。他穿着一双旱冰鞋绕着整个会场四处转悠，感叹这场黑客运动的影响之深。对他自己和苹果公司、processortechnology公司以及其他几十家公司的人，这次盛会的成功举办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意义；展览会结束不久，用沃伦的话说就是从“兴奋的迷幻”中清醒过来以后，他考虑是否要用这次赚得的钱买一辆梅塞德斯sl轿车。最后他决定还是去买一块他在山坡上眺望伍德塞德（woodside）时就已经看中的40英亩土地。随后几年，他要在这块土地上盖一座木质大房子，有红木做的地板，泡热水澡的时候还能眺望太平洋；那就是他完全由计算机管理的住所，十几名员工会从这里为他建立一个出版物和计算机展览会的小王国。这就是吉姆·沃伦对未来的展望。

第一届计算机展览会对于硬件黑客是一次足以和20世纪60年代和平反战运动中的woodstocksup/sup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就像马克思·雅斯格（maxyasgur）的农场上的音乐会一样，这次盛会既是一次文化上的自白，也是一个信号——表明这场运动的影响之深远已经不再受那些先行者的控制了，但后者的意义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被大家慢慢认识。每个人都情绪高昂，从一个展位到另一个展位，不放过每一种突破性的硬件产品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软件，要么和别人交换例程以及切磋绕线的技巧，要么就参加几乎总数达到100个的研讨会中的几个，其中包括李·费尔森斯坦关于communitymemory的研讨，汤姆·皮特曼有关计算机语言的研讨，鲍勃·卡恩有关劳伦斯科学馆的计算编程的研讨，马克·李布润有关计算机音乐的研讨以及泰德·尼尔森关于未来一片光明的演讲。

在会场附近旧金山酒店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尼尔森是几名主题演讲者之一。他演讲的题目是“未来两年注定令人难忘的事情”（thoseunforgettablenexttwoyears）。尼尔森扫视了一眼因对微型计算机共同的关注而聚集于此的密密麻麻的人群，然后开始发言，“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小型计算机即将重塑我们的社会，这一点我想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于尼尔森个人，这场战斗已经大获全胜——黑客已经战胜垄断者。“ibm马上就会乱作一团，”尼尔森大吼道。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美丽的世界sup35/sup：

现在，微型计算机已经展现出了无限的魔力。它们给世界带来的巨变完全可以和电话与汽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相媲美。看这台小巧玲珑的计算机，你完全可以用你的信用卡把它买回家去；配件应有尽有，包括磁盘存储、图形显示器、交互式游戏、可以在牛皮纸上画画的可编程海龟sup/sup，还有很多好用的东西。我们这次展览会展示了所有新潮的产品，它们会迅速发展，成为人人竞相崇拜的东西。用不了多久，成熟的果实必定会孕育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

新潮！崇拜！用户市场！我们正朝着这一理想飞奔。美国的制造业宣传机器就要兴奋得发狂。美国社会要从密闭的葫芦里跳出来。未来两年注定令人难忘。

通常是一家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居住，包括一个单独的后院/花园/车库（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差异）。

caddy，原意是保护某种介质的外壳或外套。在计算机业通常指围住硬盘驱动器的外壳，也指光盘盘片。本文中借指机箱。

nrzi（non-return-to-zero,inverted，倒转不归零）在电信领域中，这是指一种将二进制信号映射为物理信号的算法。

其实用这种方法并非完全免费，但每次长途计时时间只有几秒钟。约翰·德拉浦借此省下了大笔长途电话费用。

所谓“阿帕”（arpa），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advancedresearchprojectagency）的简称。它最初出于军事应用的考虑建立了arpanet。arpanet是互联网的前身。

woodstockfestival：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指1969年举行的一次以平等、反战、博爱为主题的音乐节。

指1968年麻省理工学院ai实验室发明的教儿童绘图的logo软件，用户需要操作屏幕上的一只海龟不断前进来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