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尼尔森的这次演讲绝非是被规划者过于大规模整合而冲昏头脑后的胡言乱语。在随后那令人难忘的两年中，由硬件黑客无意间建立起来的微型计算机王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地发展壮大起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黑客要么自己创业，令市场上迅速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的公司，形成了微型计算机行业迅猛发展的良好开局；要么继续埋头他们一直从事的工作——钻研计算机。而那些已经视小型计算机的诞生为传播黑客精神的手段的规划者，他们根本没有停下来对当前的形势做一个客观的评估：由于这一切进展得太迅速了，他们自己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被这场风起云涌的运动抛在一旁的是像弗莱德·摩尔这样纯粹的黑客。有一次，他在一篇题为“要信任人民，不要金钱至上”的论文中指出，金钱是“过时的、无价值的、和生命背道而驰的东西”。金钱是计算机的功能得以传播所使用的工具，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的黑客注定要（或许快乐地）活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他们要么靠arpa资助的社群（比喻由政府资助的企事业单位——译者注）、过着拮据的日子，要么在小型集体企业中每天为衣食发愁、工作中更是捉襟见肘。

“西岸计算机展览会”那时已经成为硬件黑客从硅谷的车库中迈向千百万普通美国人家庭坚实的第一步。在1977年底前，第二步也跟着迈出了。投资上亿美元的各家计算机公司纷纷向市场推出了把计算机和终端机结合在一起的新型计算机，这种计算机无需用户自己组装，就像普通家用电器一样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在这些计算机当中有一款名为commodorepet的计算机，它的设计者便是曾经设计apple计算机的核心部件——6502芯片的那个人。还有一款叫做radioshacktrs-80的计算机，这种计算机是在塑料的组装线上制造出来的，并同时在遍及美国的数百家radioshack连锁店中销售。

制造计算机此时已不再是一个艰苦奋斗和学习的过程了。那时，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先驱已经有不少人不再自己装配计算机，他们已经开始制造计算机了。这些人并没有共同建立一个企业的打算，他们各自通过竞争在市场中谋得一席之地。但这么一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那长久以来分享技术技巧、鄙视技术保密和自由传播信息的优良传统便受到了影响。想想当年比尔·盖茨为altair计算机编写basic时，大家曾齐心协力维护黑客道德。现在，当这些黑客成为拥有数百名员工的企业大股东时，他们才发现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因此，似乎在一夜之间，大家便都开始保守秘密了。

“看到这些人突然换了思路，这太让人惊讶了，”丹·索科尔后来回忆说。“大家都不怎么来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此时仍由李·费尔森斯坦主持，他凭一己之力让黑客的火焰继续燃烧下去）还是一个无政府的组织：有人会问你有关你的公司的事情，但你必须说：‘我不能告诉你这些。’别人这么做，但我不会。我不想既参加聚会，又不把自己知道的和别人分享。要让自己做到心安理得实在太困难了。”

尽管如此，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每次聚会仍然有数百人参加，它的通讯录上已经有1500多人了——不过里面有很多是初学者，他们的问题在那些老手看来根本不值一提，因为早在制作计算机还看似不可能的年代这些人就已经自己制作出计算机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对于很多老手不再是非参加不可的活动。像在苹果公司、processortechnology公司和cromemco等公司工作的人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并且这些公司内部也有各式各样可以信息共享的小圈子。

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示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他的两个年轻朋友——埃斯皮诺萨和威金顿——为公司的事忙得分身乏术，没法继续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后来解释说：“西岸计算机展览会以后，我们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越来越少了，到1977年夏末以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我们实际上（在苹果公司内部）组建了我们自己的计算机俱乐部，我们这些人更专注，把精力更多地用于制造某些产品上面。从加入苹果公司那天起，我们就发现自己很想专心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想把时间都花在能使自己的产品变得更加完美的工作上，进而扩展其功能或以此为基础做些其他的事；我们想深入研究某个课题，不想在这个领域内面面俱到或只是看看其他人在做些什么。这就是公司的工作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苹果公司库比提诺总部里的这个“计算机俱乐部”折射出了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相同的社区感受以及分享精神。这家公司的正式目标也和其他公司一样——挣钱、发展、在市场上站住脚——同时也需要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保守公司的秘密，尽管他认为开放性乃是他所信仰的黑客道德的核心原则。但这个计算机俱乐部的成立意味着公司里的人更可以齐心协力了。他们必须就basic的浮点运算或并行打印机卡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有时，这个小圈子也显示出其松散的一面——他们接受了一些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老成员。例如，1977年中期，他们就接纳了约翰·德拉浦。

这位前“嘎吱船长”当时正在走霉运。毫无疑问，有关当局曾禁止他主动将电话公司的秘密告诉任何向他询问的人；fbi探员跟踪他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安插了一个线人来引诱他出轨，让其透露蓝盒子的秘密，而那些fbi探员正等在一旁将他逮捕。对于第二次犯罪，他被判处短期监禁。但是入狱让这位爱和人抬杠、如果有人在20英尺外吸烟他就会像一只6英尺高的土狼一样尖叫的“船长”倍感不适。出狱后，他迫切希望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这时沃兹尼亚克帮助了他，聘用他为咨询顾问，专门设计电话接口卡，也就是一种可以插到apple计算机的扩展槽、将电话和计算机连接起来的设备。

德拉浦工作得非常快乐。在苹果公司工作的人都对他的编程风格忍俊不禁，有时他的头脑中可以迸出智慧的火花，有时又透着稀奇古怪、不懂变通的迂腐。德拉浦的编程风格是“防御性的”。克里斯·埃斯皮诺萨有一份不值得人羡慕的工作，就是要随时关照一下这位难以捉摸的“船长”。他后来解释道：“假如你在写一段程序时你发现自己犯了个错，比如每次启动程序的时候都会弹出一个按钮。绝大多数程序员会检查源代码，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按钮弹出，然后修改程序让它不会再弹出来。德拉浦也会检查他的程序，但会在按钮弹出那些语句前后插入代码，这样一来，如果这个问题再度发生的时候，程序就知道它犯了个错误，然后自己改正它。德拉浦不是直接在出错的那个地方修改错误代码。让人发笑的是，如果德拉浦写一段加法程序，假如最终得到这样的结果：‘2+2=5’，他就会在程序中插入这样的语句：‘if2+2=5,then2+2=4’。大体上他就是这么编程的。”

约翰·德拉浦独特的编程风格最终演变为一款颇具特色的产品。正当苹果公司的黑客对此感到开心时，负责苹果公司业务的高层也听说了有关德拉浦所设计产品的功能。这些人不喜欢这个产品。苹果公司可不是展示奇思怪想的橱窗，这里也不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约翰·德拉浦设计的电话卡可以做一些极其巧妙的事；它不仅能将电话和计算机连接起来，甚至还能产生和电话公司一模一样的音频——这完全就是一台计算机驱动的蓝盒。斯图尔特·尼尔森十几年前在pdp-1计算机上实现的功能现在在家里就能办到了。受黑客本能的驱使，应该要进一步探索这台硬件设备的所有潜能，它也许能让你具备探索世界上所有（电话）系统的能力。虽然苹果公司觉得它有可能从黑客道德中获益，如在传播计算机内部结构的信息方面、在将apple计算机作为完整的系统让人去探索其功能方面等，但是苹果公司的目标可不是推广黑客精神，它毕竟是一家商业公司，有自己的信用额度和由衣着光鲜的商人提供的一批风险投资，而这些人对盗用电话这样的事连听都没听说过。“当迈克·斯科特弄明白了德拉浦设计的电话卡的功用之后，”埃斯皮诺萨后来说：“他立刻取消了这个项目。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那简直太危险了。”

终止这个项目对苹果电脑公司蒸蒸日上的主营业务倒不无好处，因为当时苹果公司的电脑销量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并且这家公司正变得越来越受瞩目，其发展步伐令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其他黑客的公司相形见绌。比如，到1977年夏末，兰迪·威金顿发现，这家公司的发迹史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公司的发展过程。正是在那一年，所有人都到迈克·马库拉家里参加庆祝当月销售额突破25万美元的聚会。但这只不过才是个开头，5年后，苹果公司将一跃成为一家市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大企业。

在这段时间内，苹果公司的所有人都对日益增长的销售业绩感到欢欣鼓舞。公司财源滚滚，每个人都收入颇丰，其中很多人的身家甚至直逼千万美元——这些财富让他们新近跻身于千万富豪榜。与此同时，约翰·德拉浦却待在家里玩他的apple计算机。他把自己制作完成的那块电话卡插到他的apple2计算机上，连上电话线。然后启动以便它开始“扫描”整个电话交换系统，搜寻可能会暴露对方也是一台计算机的音频信号。如果找到这样一台毫无防备的计算机，他就可以侵入进去并探索一番。他自己编写了一个程序，让计算机拨打自己的电话号码。“这好像是一件无害的事，”他后来说。就用这种办法，这台计算机每小时可以拨打150次电话。每次，它都能发现电话线另一端的一台计算机，接着连接到计算机的电传打字机就能将对方的电话号码打印出来。仅仅9个小时以后，约翰·德拉浦就打印出了一台3位数交换机中所有计算机的号码。“我只是想收集这些号码，”他后来解释道。这台设备也可以侦测到watsextender服务sup/sup号码，有了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拨打长途电话了。（《战争游戏》电影中一个年轻黑客入侵的计算机的情节，正是以当初约翰·德拉浦设计的带有电话卡的apple2计算机为原型的。）

不走运的是，电话公司已经新研制出了一些防止电话被盗用的侦测设备，这样的报警系统无处不在。约翰·德拉浦在1周内拨打超过2万次电话，这一史无前例的记录不仅让有关人员提高了警惕，而且连电话公司实时记录不正常现象的打印纸也常常告罄。有关部门再一次找上了约翰·德拉浦。这是他第三次被判有罪，也是第一次因使用家庭计算机被定罪。对于通过个人计算机盗用电话的新纪元来说，实在是出师不利。

有人认为，建立了一个廉价的个人计算机产业就意味着大功告成。他们相信，计算机的大面积普及、前无古人的开拓性创举及其与生俱来开放性体验，就其最终结果来说，无疑促进了黑客道德的发展。但是，对于李·费尔森斯坦，这场战争才刚刚打响。他内心深处有一股要重建communitymemory项目的强烈意愿。他仍旧做着那个在利奥波特唱片商店外转瞬即逝的旧梦。说起来，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小型计算机行业的发展竟然部分得益于他发明的pennywhistle调制解调器、vdm视频卡，当然还有sol计算机——哪一样设备都可以在神秘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上找得到，但这种机器只有摆在communitymemory的各个分支上、让每个人都可以动手操作才能起到作用。说它始料不及，是因为李·费尔森斯坦越来越多的同伴都认为这个一度大胆的communitymemory概念——还有汤姆·斯威夫特终端本身——已经被家用计算机的概念所取代。当然，将一台公用的终端作为信息中心的核心也未尝不可，它可以集“图书馆分馆、游戏中心、咖啡厅、城市公园和邮局”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人们已经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地用apple计算机通过电话接口连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数据库，为什么非要走出家门，找到一台communitymemory的终端来做这些事呢？

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可能已经被束之高阁了，但李·费尔森斯坦却没有放弃他的目标。由他自己扮演主人公的这部科幻小说的情节愈加曲折了，同时也证实李·费尔森斯坦的工作确实非常重要。那次成功的“计算机展览会”之后“令人难忘的两年”内，他目睹了processortechnology公司盛极而衰的全部过程。这家公司是因发展太快、但管理太差而最终一蹶不振的。整个1977年，sol计算机订单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这家公司的生产能力。在第一个财年间，据鲍勃·马什后来估计，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550万美元，总共卖出了约8000台计算机。公司后来将总部搬到了湾区东部一处占地3.6万平方英尺的地方。

尽管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鲍勃·马什和加里英迈合计着当销售额达到1500万美元或2000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卖掉公司就可以挣到很多钱），但是由于缺乏规划以及难以和更新型、更便宜、线条更流畅的计算机（如apple、pet或trs-80）竞争，这家公司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了。马什后来说，他们当时考虑过进入低端市场，但是又害怕竞争不过其他企业，因为那些公司已经宣布推出价格不超过1000美元、包括显示终端的计算机了。他想，processortechnology公司也许应该将sol计算机定位为一件价格更昂贵、质量更高的商品，就像音响业中的麦金托什（macintosh）功效一样。但由于其磁盘驱动存储系统质量不过关，因此失去了一次大幅提升业务的极好机会。此外，他们也不能准时为其计算机发布系统软件。在该公司的新闻通讯上，他们曾宣布即将推出一款新机型。可几个月过去了，无论是软件程序还是硬件外设连影子也没看到。还有一次，一个新成立的、名为computerland的计算机连锁商店主动提出代理销售sol计算机，马什和英迈认为他们目的不纯而断然拒绝，因为这家连锁店的老板同时也是生产imsai计算机那家公司（该公司也举步维限，不久就宣布破产了）的老板。因此，在computerland连锁店销售的、包括终端在内的计算机便只有apple计算机一种了。

“我们当时就像米老鼠一样，想想真让人难堪，”马什后来承认。他们没有任何业务规划。发生的事情不能准时传达给公司主管，再重要的客户也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加上公司在发货环节常常发生错误以及处处表现出来的缺乏专业素养的态度，以至于供应商给他们的评价是“傲慢和贪婪”。

“我们违反了某些基本的自然法则，”马什后来说道。当业绩平平的时候，公司的财务状况也变得拮据。这是第一次他们希望能找到投资商。亚当·奥斯本在这个新兴产业内口碑不太好，他介绍了几个愿意投资的人给马什和加里·英迈，但是他们两人却不想放弃公司的控股权。“贪得无厌，”奥斯本后来这样评论说。几个月后，当公司濒临破产之际，马什又回来要接受原先的那些条件。但此时已经时过境迁了。

“我们本来可以像苹果公司一样成功的，”鲍勃·马什几年以后说道。“很多人说，1975年是altair年，1976年是imsai年，而1977年则是sol年。这些都曾是主流机型。”不过，在那“令人难忘的两年”行将过去之际，那些既以零配件形式也以整机形式销售的、同时也是硬件黑客热衷于摆弄的计算机，连同由工程师管理的、它们的制造公司一道销声匿迹了。市场上小型计算机的主流机型是apple、pet和trs-80，在这些机型中，硬件方面的创新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人们购买这些计算机的目的是为了钻研软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