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态度不同于欧洲或美国的工人。他们动作很慢，工资很低。不是中国工人不好，而是制度太糟糕。如果给他们一些激励的话，他们的表现会更好。”

我本不打算问他们公司在沈阳生产什么产品，因为我觉得他说了我也听不懂，但我实在太无聊，所以还是问了。

“防冻剂。”乌先生说。

列车继续在平坦的雪地中穿行，薄薄的积雪之下都是犁沟、田埂和残草。路旁还有工厂——在冰霜的装点和烟囱蒸汽的笼罩之下，它们的轮廓显得朦胧而柔和，宛若隔了一层银色的白纱，好看极了。

车上也许有卧铺床位，但即便如此，我到现在也一个都没见到。我很担心一起身自己的座位就会被人抢走，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现在我们距大连还有近300英里（480千米），我可不想连着站上六小时。事实上，车厢内已经拥挤不堪，乘客们比肩接踵——有人抽烟，有人吃面，有人吐痰，有人气管炎犯了，有人在剥橘子。

这趟车上没有餐车。一名妇女头上戴了个类似睡帽的东西，正推着一辆车走来走去，车里有鱼干和大块的鸡蛋糕——这是中国人外出时最喜欢吃的零食。我选择了鱼干。它的口感很硬，吃起来像一张旧鞋垫（看起来也像）——而且是中国的鞋垫，少数民族穿的那种。它的包装上写着“少数民族风味鱼干”。

天气依旧很冷，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我讨厌寒冷，就像讨厌无所事事的状态和讨厌污浊的空气一样。那是一种浑身疼痛的感觉——也许对于死亡的恐惧左右了我的情绪，我才会感到严寒是如此恐怖。在我看来，零度就意味着死亡。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容易抹杀人性，我深深同情着那些不得不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然而众所周知，这些省份的人都特别乐观——中国内陆地区的人民总是以情绪高昂而著称，他们把自己视作拓荒者。

然而，我却被寒冷的天气困扰着。寒冷这种东西很难描述，也不大可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这倒是一件好事。我当然对低温天气没有任何记忆，所以后来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这一个月天寒地冻，我并没有什么难忘的感受——只是有些视觉上的印象：人们脸上落满了冰霜，围巾上黏着被冻住的唾沫，腿脚裹得肥肥的，戴着连指手套，脸颊总是红彤彤的；中国人乌黑的头发上，总能看见小小的冰晶，雪地也被他们踩得硬硬的；稍大些的城市经常罩着一层雾气，即便是最阴冷的城市也变得奇幻起来；白霜在日光下闪闪发光——只有在零下30度时才能见到那种特别的钻石般的微光。

列车行驶了几百英里后，积雪终于越来越薄，最后到达瓦房店时，它们突然诡异地全部消失了。因为看惯了窗外被积雪覆盖的样子，此时的风景显得有些破败萧条。此后再也见不到雪了，这样的变化似乎有些太快。

千山脚下整齐地分布着许多果林，林子里的树木纤细而多枝，枝条上并没有叶子，远望是一片棕褐色。在离大连不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很多小石屋。这一切让窗外的风景有了苏格兰山区和农场废墟的模样。

***

我踏上大连火车站的月台，有位年轻的中国女士正冲我微笑。我看得出来她非常时髦：满头动感十足的卷发，戴一副太阳镜，绿色外套上有一圈毛领——是兔毛。她说自己姓谭，是奉命来接我的。

“可是，请叫我cherry（樱桃）。”

“好的，cherry。”

“或者叫我cherryblossom（樱花）。”

这样的名字还真挺难叫出口，但我还是努力试了一下：“cherryblossom，到烟台的车票多少钱？”她的回答总是很迅速，通常都是些“这会让你搭上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之类的话。她喜欢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她把我带到外面，我们就在大连火车站外的阶梯上站着，她问我：“你觉得大连怎么样？”

“我来这里才七分钟。”我说道。

“要是玩得开心的话，时间一眨眼就飞走啦！”cherryblossom说。

“不过既然你问了，我就说说吧，”我继续道，“我对大连印象非常深刻，这里的人们乐观勤劳，经济欣欣向荣，生活质量很高。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这肯定得益于新鲜的空气和繁荣的经济。港口很热闹，我想各种市场里的商品一定琳琅满目。我目前见到的这些，只会让我想去看更多。”

“那就好。”cherryblossom说。

“还有，”我说道，“大连看起来像波士顿南部，波士顿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事实的确如此。这是一个日渐老去的港口城市，建筑大都用砖块砌成，它有着宽阔的街道、鹅卵石铺的小路、电车轨道以及一个海港应具备的所有设施，比如货栈、干船坞和起重机。我仿佛觉得，一直往前走的话，最终我可能会遇到“三叶草酒吧烧烤屋”。这里的天气也和波士顿很像——气温很低，云朵在天上飘荡，偶尔透出些许阳光；除此之外，两地的建筑也都差不多。大连有许多砖砌的教堂，它们也许曾用过“圣帕特”“圣约瑟”和“圣雷米”之类的名字，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幼儿园和托儿所，其中有一个成为了现今的大连市图书馆。然而改革开放后，这里也有了“热面包西饼店”和“红星剪烫”之类的商店。

“连男人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去红星烫头发，”cherryblossom告诉我，“嗖嗖地，他们就进去了。”

这里的大街小巷让我想起波士顿。大连的主干道叫做“斯大林路”，但这不打紧，它看起来还是很像“大西洋大道”。

俄国人以前把大连叫做“达里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他们曾计划把大连建成一个大型港口，用来停泊沙皇的舰船。从对抗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极具价值，因为它不同于海参崴，冬天不会结冰。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大连放风筝，每只风筝上都写着“俄国人投降了！”从此，这座港口城市被交到了日本人手中。他们后来完成了俄国人的计划，把原来的小渔村变成了大型港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地方都很繁荣。后来日本战败，苏联人根据《雅尔塔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夺回了这座城市的控制权。苏联人在这里一直待到了中国解放，解放后这座城市才更名为“大连”（“伟大的连接”）。这里的空气咸咸的，经常有海鸥出没，我喜欢这里。

“你来大连要完成什么心愿呢？”cherryblossom问。

我告诉她，我是来这里取暖的，之前在东北实在太冷了。我表示需要一张船票，从大连坐船穿越渤海湾去烟台。她能帮我搞定吗？“请交叉着手指为我祈祷吧！”她说。

说完这话她便消失了。我找到了一家旧宾馆——一栋日本人在战前修建的宏伟建筑，但却被拒绝入内。一家单调乏味的中国宾馆收留了我，这家宾馆是新建的，有点像华美达旅馆，大堂内的鱼池里都是死水。一整天我都在找古董店，但唯一找到的那个还很令人失望。一名男子试图向我兜售一座奖杯，它是日本一所高中在1933年举行的男子标枪比赛中奖励给获胜者的。“纯银的，”他低声说道，“清朝的。”

第二天我见到了cherryblossom，她没有带来任何关于船票的消息。

“您得保留着希望！”

我们约好稍后再见，而再次相见时，我看到她在笑。“交到好运了吗？”我问。“没有！”她笑着回答。她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脸长得圆乎乎的，上面稍微有些疙瘩。她系了一条砷绿色的羊毛围巾，用来搭配头上的羊毛帽，那顶帽子是她自己在单位的女工宿舍里（她有四个室友）织的。

“我彻底失败了！”

那她为什么还在笑？天啊，我讨厌她那顶愚蠢的帽子。

“但是，”她说着动了动自己的手指，“等等！”她的嗓音很尖锐，搞得每句话都跟在惊叫一样。她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塑料手提包。

“票在这里！这其实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现在她正冲着我摇头晃脑，一头浓密的卷发动起来跟弹簧似的。

我问：“cherryblossom，你刚才是在耍我吗？”

“是的！”

我真想打她。

“中国人就是这样恶作剧的吗？”

“噢，是的。”她咯咯地笑了。

可是，所有的恶作剧难道不都带有施虐的意味吗？

我去了一个1979年就已开放的自由贸易市场，各式鱼类、贝类和海草都能在里面找到——一磅大虾才卖三英镑，却已经是最贵的东西了。除此之外，他们还卖鱿鱼、鲍鱼、生蚝、海螺、海参和大堆的蛤蜊、比目鱼。卖鱼的看上去不像典型的中国人，他们有着蒙古人般扁平的脸，也许是满族人，在这个半岛和中国北部，总共居住着五六百万满族人。逛完市场之后我食欲大增，当天夜里我便吃了蒜蓉酱炒鲍鱼，美味极了。

cherryblossom说夏天时大连会有外国游艇停留，游客们会在这里待上半天。

“半天时间在大连能看什么？”

她说，那些人都是坐大巴去参观贝壳雕刻厂、玻璃厂、示范小学（那里的孩子会唱《音乐之声》里的歌），然后回到船上，继续前往烟台或青岛。

“我想去斯大林广场看看。”我说。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里，广场中央有一尊苏联战士雕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地方曾为苏军占领。

“cherryblossom，苏联自己都没有斯大林广场，你知道吗？”

她说不知道，她觉得很惊讶，于是向我问及原因。

“因为有人认为他犯过一些错误。”我说。

“cherryblossom，大连有毛泽东广场吗？”

“没有，”她说，“因为他犯过错误，但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我告诉她，我在书里读到过，林彪曾生活在大连，但她表示并非如此。她从小就生活在大连，没人跟她说过林彪和此地有关系。

然而，年纪稍长的司机却表示，林彪的确在大连住过。

cherryblossom用中文对司机说：“我不知道林彪在大连住过。”然后她用英文对我说：“天太黑了，他的故居不好找，不如我们去海边吧。”

我们开始朝大连市南部出发，要去一个叫做“付家庄海滨浴场”的地方。由于道路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路面又曲折不平，所以司机开得很慢。cherryblossom说道：“这车开得就像一月的冷蜂蜜流下时一样慢。”

“cherry，你的表达总那么生动。”

“是呀，我就是像鱼儿一样古灵精怪。”她又捂着嘴咯咯地笑了。

“你一定快乐得跟蛤蜊一样吧。”我说。

“我太喜欢这个说法了！感觉比捡到一百万美元还开心。”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瞎扯本来挺累人的，但一个中国人能表现得如此风趣却是件新奇的事，所以我很享受同她的对话。我喜欢这位姑娘，因为她并没有装得一本正经。她知道自己有点磨人。

这时我们开始下坡，付家庄越来越近了——眼前是巨大的岩石峭壁，铺满黄沙的海岸空空荡荡，一月的风从海上吹过，海浪随风拍打着沙滩。离海岸不远的海湾上，漂浮着五座隐隐绰绰的小岛。一对男女正在沙滩上亲热——中国人亲热时喜欢站在风吹不到的地方，他们通常会选择岩石或者建筑物的后方，而且总是和对方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一直在亲来亲去，但看见我们时便走开了。一个醉酒的渔夫正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的大木船，那船仿佛是从中国古画中搬出来的：船底是利落的圆弧形，船身非常笨拙，总体呈现出一只木鞋的形状，也许这样的设计很适合在海上航行。

我问cherryblossom会不会带游客来这里，她说那些人并没有时间过来。

“有些人的脸长得很好笑。”她说。

“cherry，你见过最好笑的脸长什么样？”

她尖声说道：“就是你的脸！”然后，她用手捂住眼睛，大笑起来。

“cherryblossom，你又开了个莽撞的玩笑！”

我们去了一家又大又空的餐厅喝茶。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的客人。这家餐厅位于付家庄的一个悬崖上头，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

“你想去看看‘龙洞’吗？”

我答应了她，于是她把我带到楼上，那里还有一家装饰成岩洞的餐厅。餐厅的墙是用纤维玻璃做的，里面摆着鼓鼓的棕色塑料假山，闪烁的灯光从塑料钟乳石内透出来，每张桌子都被固定在一条墨绿色的裂缝中，桌子周围铺有仿造的苔藓和石子。这家餐厅背后的创意也许并不糟糕，但它却再次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中国人做起事来永远不知道适可而止。这样的装修不但庸俗不堪，而且毫无造型和艺术可言，十分怪诞可笑。它就是一个复杂的灾祸现场，到处皱皱巴巴、臭气熏天，像个已经开始熔化和发臭的巨型塑料玩具。你就坐在那堆皱皱的岩石上吃着鱼脸肉配鲜姜，一不小心额头就会磕上钟乳石。

cherryblossom问我：“你觉得浪漫吗？”

“也许有人会觉得浪漫吧，”我说着指向了窗外，“我觉得那才浪漫呢。”

夕阳已经沉入渤海湾，将大连的小岛、悬崖和空无一人的长滩都染成了橘色。

cherryblossom对我说：“让你的想象力飞起来吧！”

我们离开了“龙洞”（我心想：加利福尼亚肯定有个类似的餐厅）。我说：“我知道有一种康复游，大家都到你们省来体验中医疗法。”

“是的，类似于减肥中心。”

“cherryblossom，你是从哪知道这个的？”

“我们学院有美国外教，他们教了我很多东西！”她很热爱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度过的学习时光。如今她已经二十二岁了，但她坚持要继续学习和工作。她不打算结婚，在向我解释原因时，她一改之前的幽默作风，变得沮丧起来。她不结婚的决定是在一次访问北京之后做出的。当时她带领了一群来访的医生去参观一所中国医院——看那里的人如何工作，如何对待病人，如何做外科手术，等等。那些医生表示有兴趣观摩产妇分娩。cherryblossom当时在场见证了整个过程，她说婴儿出生的那一刻她差点晕过去：小孩子的头被挤得扁扁的，脸上都是血，产妇的羊水哗啦啦地流，满屋子都是母亲和孩子的嚎叫声。

但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分娩。

“真是一团糟，”她边说边厌恶地摸了摸她那圆嘟嘟的脸蛋，“我很害怕，我讨厌这样。我绝对不生孩子——绝不。我不要结婚。”

我说：“也不是结了婚就一定要生孩子的。”

她一直在摇头，认为这样的想法荒谬得很——她无法接受。如今，结婚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生孩子。虽然现在强调，最理想的婚姻应当同工作联系起来，夫妻双方最好来自同一单位，来自同一个忙碌的小分队，但cherryblossom无法忘记在北京首都医院的产房里见到的一切，她无法克服那种恐惧。她说，她想一直待在单位的女工宿舍，继续自己织东西。

我打算坐船去烟台，但当我们穿越整个大连来到港口时，已经是深夜了。途中我们经过了以前属于资产阶级的郊区，那里的房子都是日本人和苏联人建的。在这些街区倾斜的道路上，分布着一些破旧的半独立式洋房和灰泥平房，房子上方都是些光秃秃的树。我在中国还从未见过类似的房屋。郊外的街道、尖桩的栅栏和砖砌的围墙都与这些房屋相得益彰。后来我还在它们的前院里看见了晾晒的衣物，在窗户旁边看见了中国人。

我经常像这样走在街边，边走边观察那些带有山墙、飞檐和竖窗的阴森森的大别墅，但这样的场景往往是在噩梦里出现。那些房屋初看上去跟我梦里的很像，但后来我在窗边看见邪恶的面孔时，我便意识到自己不再安全了。在噩梦中，我有多少次被追逐在这样的街道上啊！

“你就要走了，我很难过。”到达游轮时，cherryblossom这样对我说道。

在我的中国之行中，她是唯一这样跟我说话的人。虽然言行举止都很老套，但她人真的很好。我祝她一切顺利，并同她握了手。我要告诉她，我很感谢她的照顾，可是刚开口就被她打断了。

“保罗，祝你一路顺风。”她说完又咯咯地笑了，对于自己的爽朗，她感到很得意。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bertolucci，1941—2018）执导的《末代皇帝》，由尊龙、陈冲等主演，1986年在北京、大连、长春等地拍摄，1987年上映。

阿卡普尔科（acapulco），墨西哥重要港口城市。

巴哈马（bahamas），位于大西洋西侧的岛国。

编者注：中国大陆法定结婚年龄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海军基地，日俄双方代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宣告了日俄战争的结束。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昵称泰迪（teddy），美国第26任总统，人称老罗斯福（以区别于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1906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1908年签署法案，将半数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因其影响力，位列拉什莫尔（rushmore）“总统山”四头像之一。著名的玩具“泰迪熊”也是以他的昵称命名。

帕卡德（packard），美国老牌豪华汽车生产商。

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加拿大产粮大省，冬季极为寒冷，平均气温达零下25摄氏度。

三叶草酒吧烧烤屋（shamrockbarandgrill），应为波士顿的一家酒吧烧烤屋。

大西洋大道（atlanticavenue），波士顿的一条主干道。

达里尼（dalny）,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遥远的地方”。

编者注：大连旧称“青泥洼”，1898年被沙俄强行租借，命名为“达里尼”。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1905年改称为大连市。1945年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驻。1950年改名旅大市，取旅顺、大连各一字而得名。1955年苏联撤离。1981年复称大连市。

华美达（ramada），美国知名酒店连锁品牌。

作者注：她的说法不对。真正的原因是，毛泽东曾发起过一项决议，禁止各省、市、城镇或广场以他本人或其他在世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现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