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湖号”游轮会在夜间穿越渤海湾，开往位于山东沿海的烟台。船上的乘客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住在统舱内，还有一些住在六人间的小客舱。现在从船上回望大连，只能看见一片黑漆漆的山和一湾黑漆漆的海港，而一百多海里之外的烟台，此刻正沐浴在月光之下。

这艘船上全是爱吐痰的人——这和海上的空气有点关系，还有就是也许大家都想好好清清喉咙。我原本都已决定忽略吐痰的人，但上船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会因为中国人吐痰而困扰不已。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并不擅长吐痰。

然而，他们又无时无刻不在吐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八旗子弟固然多，外国士兵也不少；

我等人人啐一口，旗人大毛都完了。

他们清嗓子的声音很响，几乎淹没了大家的谈话——听起来就像乐通公司的工人在通水管，或者有人在清扫泄洪沟，又或是极可意浴缸在排出最后一加仑的水。他们仅靠双颊发力就能吸上来一口痰：呵——咳！然后他们会咧嘴露出牙齿，再俯身低下头去。你原本以为他们会把痰吐飞到五码之外，就像拉勒米的仓库管理员经常把痰吐过栅栏一样。然而并没有，他们从不用力，痰很少落到几英寸以外的地方。他们不是往外吐，而是往下吐：这是中美之间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异，我来中国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看明白。痰不是“啪”地一声就利索地进了痰盂，而是成滴成滴地慢慢流下，并且经常落在那个恶心容器的外壁，再一股股地接着往下流。中国人吐痰时会弯腰，双膝略弯、背部拱起是他们做准备时的标准姿势。这样的动作没什么爆发力，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他们只是让痰流下去，再继续往前走。唉，这是一个拥挤的国家，你可没办法自顾自地背过身去吐痰而不撞到任何人。但折腾一番后，痰液很快就会顺着自己的通道“啪”地一声落定不动——中国人吐痰的过程经常有点虎头蛇尾，随意得很。

我才适应躺在床铺上航行的感觉并开始做梦，便响起了一阵铃声和雾号声。烟台到了，时间是凌晨四点半。码头上笼罩着一层冰冷的雾气，龙门架上结了冰，我虽能听见海水拍打栈桥的声音，却看不清它们——因为雾气和海水连成了一片。尽管能见度很低，但乘客们并没有停止或放慢他们的脚步。一千多名乘客一股脑儿全都投入到了海上的迷雾之中，他们迈着双腿跨过码头——要去哪里呢？这个时间，既没有公交也没有出租车，而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这座小城的居民。他们得等待早晨的到来，等着又大又破的公交车过来接他们。

中国的交通工具上总是人满为患——很少有空座位，从来没有空车厢，这着实让人郁闷。不论日期、时间和季节，火车、公交和轮船上都是如此。有意思的是，在一个旅游淡季的工作日夜晚，“天湖号”上也载满了人。去大连的火车上全是人，去沈阳的也是。你从来无法确定自己能否在车上找到座位，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挤上车时抢到了位置，也可能随时失去它。在中国搭交通工具往往会很挤，而且总是不舒服，每一次都像一场斗争。这样的经历几乎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乐趣，但是它的过程却是紧张而难忘的。我猜想，在中国旅行后，我会不断地渴望独处。

鉴于已经马不停蹄地往南走了好几天，我决定在烟台停留一天。这地方冷得不合时宜，夹杂着雨雪的风从海上吹来，让整个城市披上了一层薄雪。眼前的风景荒凉破败，碎石堆起低矮的山丘，海滩上巨砾遍布。废弃的砖房随处可见，砖墙上还残留着毛泽东时代的标语。我几乎坐了一整天，一边听海风呼啸一边喝着茶，偶尔写写东西或是在城里逛逛，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晚上吃的是蛋白蒸扇贝，上面还撒了腐臭的菠菜——冬天的蔬菜太可怕了）。然后，我想出了一个计划。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想找个公社看看。我很好奇，1980年时我在广州郊外造访的那个公社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山东是一个以农业公社闻名的省份——至少过去是这样。中国人以前总是吹嘘自己的公社，那么现在既然改革了，这些公社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在烟台的导游胡先生试图劝阻我去参观公社。他说，去锁厂和刺绣厂看看不是更开心么，或者去制造老爷钟的地方看看也行。我想说的是：“你们还在生产蒸汽引擎、帽架、夜壶、羽毛笔和小桌布之类的东西，到底是谁做的市场调查？”

“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公社。”我说。

“1979年就废除公社了，现在一个也不剩。所以你根本没得看。”

“那么以前搞过公社的村庄或合作社呢？我相信它们并没有被烧成平地，胡先生。”

“我替您找找。”

他没有食言。第二天我们开车去了以前的“西关公社”，现在叫“明珠合作社”。这个新名字源自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中称赞它是“山东的明珠”。合作社共由500户家庭组成，大概有1500人。它距烟台市区约二十英里（32千米），看起来像一座小乡镇，不怎么吸引人。但我一到，合作社的党委书记就告诉我这个合作社现在极其富裕。1971年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为100元，而198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000元。人们现在赚的钱除了满足基本需求外还绰绰有余，所以每人每年只领1000元，剩下的都用于村里的投资。

如此迅速的财富增长，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党委书记马卫红给了我一长串解释，但归根结底他是想说，自从政府放松了干预，一切都改变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合作社还是一家公社，当时只有小麦一种经济作物。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本可以做更多事，但那时候不行，因为党不允许。1979年以后，生产开始多样化，我们有了新的作物、新的苗圃，还新建了各种工厂、交通设施、商场和宾馆。这些项目都能赚钱。”

“你们的钱变多了，但购买力提升了吗？”说完我向他解释了“购买力”的意思。

马先生说：“物价确实比以前高了，但除了抵消上涨的那部分，我们还是有富余。”

“只有一种作物的时候，如果你们再勤快一些，可以获得这么高的收入吗？”

“我们以前干得已经很卖力了，”他说，“但单一作物的政策是不对的。”

“那时候你们知道自己在执行错误的政策吗？”

“知道，但那时候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马先生表示，“不过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们和自由市场有了更多联系，我们现在富裕了。”

听到“富裕”这个词从中国人口中说出来，总觉得怪怪的。

我问：“‘富裕’起来是好事吗？”

“是的，好极了。”他交叉着双臂坐在那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这神情是在对我说：下一个问题。

“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态度吗？”

“不是，但我们殊途同归。”

“归向何处？”

“更多的财富和更丰富的物质生活，”马先生回答，接着他又说了一些更离经叛道的话，“告诉你，过去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富要一起富，穷要一起穷’。”

“你还信这个吗？”

“不完全信。我觉得如果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富起来，就应该去那样做。”

“那么你会被当成资产阶级的。”

“绝对不会有那样的危险。”他的语气如此坚定，我想不出更多问题了。他年纪稍长，二十年前就来到此地，当时这里还是一个贫穷的公社。对于这个地方现在的成功，他表现出一点沾沾自喜又有什么好怪罪的呢？我喜欢这个人，因为他很少单独使用“我”这个字。每次回答问题时，他几乎用的都是“我们”——这个“我们”，指的是社会主义中的人民大众，而非旧社会里的权贵阶级。

“如果条件继续改善，最后你有了一大笔钱，你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把它捐给一个贫穷的村子，或者作为税收上交给政府。”

我们是在一个四处漏风的大会议室见面的，他还给了我一些苹果吃，苹果都是合作社自己种的，果肉脆而多汁——这是他们较新的项目之一。马先生说这些苹果会销往全国各地。我们一起出门走了走——胡先生跟在我们身后——他带我去参观了一些别的赚钱项目。这家公社还种植和销售蘑菇。这样的生意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后来我得知他们有大量蘑菇销往美国：必胜客用的大部分蘑菇都来自中国。

我问道：“‘文化大革命’期间，会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这个公社来劳动吗？”

他摇摇头：“没有。即便是这样的地方，条件对他们来说也都太好了。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送去了农村——去了农场和山里。他们去的是最落后的省份，比如青海、宁夏和甘肃。对了，还有内蒙古——很多知识分子最后都去了那里。他们得吃苦，当时我们是这样说的。”

“你觉得吃苦对他们有好处吗。”

马先生答道：“政策又错了。”

然而，这又是一件如此自然的事。我想起了自己身边所有自命不凡的人和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以及那些讨厌的教师、评论家和书评家，我希望他们都被赶上去内蒙古的火车，到那里去铲猪粪，住牲口棚。不过，我当然也会在其中。在中国，不干体力活的人通常都被称作知识分子。这群人太招人烦了，作为惩罚，我们都要在那里挖洞。这样的命运真是悲惨，但很容易就能想到相关政策是怎么来的。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希望过自己讨厌的人被车拉到别的地方去铲粪——尤其是那种四体不勤又心高气傲的人。

马先生带我去了他们的宾馆。这栋楼是两年前盖的，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尽量建得坚固一些，因为烟台只有两家宾馆。这家“明珠合作社宾馆”有40间客房，墙面漆成了黄色和绿色，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里可谓物美价廉。客房会漏风，但是很干净，而且也不贵。我表示自己不介意搬来这里，但马先生说他们目前还不接待外国人。

宾馆大厅有一个黏乎乎的池子，瀑布的水断断续续地从上流下，瀑布上方则装饰了一幅长城壁画和一只乌龟摆件。在较新的中国旅馆，内部装修大都是这个样子，不同的只是水池的规模、乌龟的大小、水藻的深度以及长城是画上去还是绣出来的。这里的长城是画上去的，而且画中的城墙上出现了一个电灯插座。

“胡耀邦去年来视察过，”马先生说，“他在这里开过一次简报会。”

我们走进了会议室，这里没有胡耀邦留下的纪念照，但是有一些别的摆设：一个小的龙形象牙雕、一具中国诗人塑像、十六尊袖珍佛像、许多烟灰缸和一棵棕榈树；除此之外，还有一只带玻璃罩的企鹅摆件，罩子的铭牌上写着：中国南极科考队赠。

“合作社里每个人挣的钱一样多吗？”我问。

“不一样。我们的收入取决于我们家庭的人口数量，以及我们的生产率。”

“如何追踪生产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