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城里城外都是一样地冷——无时无刻不冷，角角落落都冷。为了让自己暖和起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往南走，离开这座城市，离开黑龙江。从《中国日报》上的报道来看，在700英里之外的渤海湾有座叫大连的港口城市，那里天气应该不错。田先生又跟我说了一遍，温暖的天气会让他感到不适。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对话，田先生和我。他在向我描述“红卫兵”不同派系之间如何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斗殴——学校跟学校斗，工厂跟工厂斗，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是最纯粹的毛泽东主义者。到车站后，田先生又跟我讲墙上是怎样被涂满各种标语。“那完全是糟蹋东西。”他说道。中国人的坦率总能触动我，让我心怀感恩。列车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慢慢靠近，我脱下了自己的羊皮手套、围巾和冬帽，这些都是我为了在此处御寒而特意添置的。我把它们递给了田先生。

“在大连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说。

田先生耸耸肩，和我握了握手，一个字也没说便走开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告别方式：不会徘徊逗留，不会交换地址，不会依依不舍，不会有任何的多愁善感。他们只是在离别时刻背过身去，因为从此你将不再重要，因为他们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要操心。就像中国人聚餐之后的分别一样，大幕砰然落下，然后大家都消失不见。虽然这样的分别方式有些敷衍，但我并不在意——这显然让他们远离了虚伪。田先生渐行渐远，很快便消失在一片穿蓝衣的人群之中。

但我后悔把自己的手套和围巾留给他了，因为这又是一趟没有暖气的列车。他们就没有东西需要加热吗？隔间里的温度只有华氏40度出头，餐车里甚至更冷。地面上全是冰，窗户上全是霜。因为冷到无法安静地坐着，我只好在列车的两端之间来来回回地走。

可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车窗外的雪地上，有人在挖洞修篱笆，有人在走路上班，有人在小屋外头晾衣服。不停撞击车窗的大风同时也在侵袭着这些人。穿上冬衣之后的他们看起来鼓鼓的，像极了塞满棉花的布偶，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他们冻得通红的脸颊。我想象着他们在过怎样的生活，然后决定不再抱怨午饭时的鱼干和软骨。

午后不久我们便到了长春，车站放眼望去都是冒着蒸汽的火车头，而寒冷的天气让蒸汽更加明显。来此处转轨的列车共有十四趟，一阵阵白雾从它们的引擎中翻腾而出。黑色的车轮上挂着冰柱，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蒸汽冲出活塞时发出刺耳的声响。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在满是积雪的轨道上，无论是冰与火的交织，还是黑与白的色调变化，都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中国有一个重要的电影制片厂就坐落在长春，当时电影厂正在跟人合拍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末代皇帝的一生。如果只涉及他在位的时间，那么这部电影将非常简短。这位皇帝于1908年登基时只有三岁，但仅仅过了三年多他便退位了。他的名字叫溥仪，长大后他又取了个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后来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选中了亨利作为傀儡皇帝来执政，一直在长春控制着他。这个莫名其妙的政权崩溃瓦解后，亨利被苏联人作为战犯逮捕。和出生时一样，在他的弥留之际外界也是一片动荡：当时他身患癌症，“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红卫兵们的咆哮声不绝于耳。溥仪代表了毛泽东坚决反对的一切：他来自腐朽的满清王朝，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拥有财富和特权，他投靠日本人，为中国写下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我挣扎着是否要在长春停留，不过很容易就做出了决定。长春太冷了，所以我决定继续往前走。火车内壁上的冰越来越厚，时间慢慢流逝着。我一件件地把所有衣服都穿上了，到下午三点左右，我把双手缩进袖子坐在那里读《论语》，用鼻子翻着书页。

透过车窗上亮晶晶的白霜向外望去，穿得鼓鼓囊囊的行人正在慢慢地穿越雪地。此外，骑自行车的人、赶牛车的车夫和背书包的孩童也都是如此。我看见马匹们绝望地在一丛丛干硬的残草间搜寻着食物。有时眼前会出现白茫茫的一片，其中能辨认出的只有一排电线杆——就是中国常见的那种，连着好几英里都排满了这种丧气的十字架。现在我们到了吉林省境内，一层冰冷的雾气飘荡在满是积雪的大地上。

车里几乎没什么人往窗外看。有人用锡杯吃着面，有人大口啜着茶，有人高声说着话，有人睡着了。最近火车上的规定有所放松，允许乘客在车内玩牌类游戏，很多人正利用了这一点。实际上，他们是在硬座车厢里赌博，还有一些人聚在一起打麻将。

我不停地在各个车厢间穿梭，同车上的人打招呼，交流了几句之后，我总会说声：“好冷啊。”

他们只是笑笑，或者耸耸肩。对于厕所里的冰锥、地面上结的冰、餐车中呼啸而过的风以及在车厢连接处形成的冰窟，他们都无动于衷。我真羡慕这种毫不在乎的态度。虽然我在中国见过很多胆小鬼，但坚忍不拔却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

一个男人朝我挥舞起了双臂，虽然并非有意，但他的动作着实有些危险，因此附近的人都闪开了。然后他开始尖叫：“美国！基辛格！尼克松！”

他继续念叨着这些名字，并且开始跟着我走。

有人说：“他喝醉了。”

“他一直在喝酒。”另一个人说。

但他并不是喝醉了，而是疯了。如果一个中国人老是独来独往而且总表现出攻击性，那么他一定是精神错乱了。

他一直跟着我，于是我吼了回去。“我听见你说话了，同志，但我听不懂！”

众人因此笑了起来，因为这是一套现成的说辞，目的就是为了装糊涂，阻止别人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后来他在吉林与辽宁边界处的四平下了车，下车时仍在胡言乱语。

初冬的傍晚，所有的村庄都烟雾缭绕的，因为到了吃饭时间——所有的炉灶都被点燃了。那些小小的屋子像简单的积木一样排列在山坡上，宛如雪地中的玩具小镇，一缕缕炊烟正均匀地从它们的屋里冒出来。

我在车上闲逛时遇到一个法国人，此人名叫尼古拉，正要返回北京。他是一名来自尼斯的木匠，完全不知道现在自己身处何地。他不会说中文，正在尝试自学英文。他说自己在中国待得一点也不开心。他说，这里的食物令人作呕，宾馆也脏乱不堪。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哈尔滨。

他吃力地用英文告诉我：“iaminharbin.iamverycold.igointoacinematogetwarm.itisnotacinema!itisabigroom.withchairs.chinesepeopleinthechairs.andtheyareallwatchingasmalltelevision.isatthereallday.itwasnotwarmbutitwasbetterthanthestreet.（我在哈尔滨。我很冷。我去了一家电影院取暖。那根本不是电影院！只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椅子，中国人都坐在椅子上。他们都在看一台小电视。我在那坐了一整天。那里并不暖和，但比街上好点。）”

我们相互倾诉着各自在东北地区低温天气中的经历。

他在看一本名为“citeeasystepstoenglish/cite（《轻松学英文》）”的教材，不过才看到第三章。

“这个词怎么念？”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向词汇表。

“比例——五（believe）。”我教他发音。

“不——理——我——”他模仿道。

“要我教你英文吗？”我问，因为这样我便可以借机问他一些个人问题了。他高兴地答应了。

我向他解释了“believe（相信）”作为动词的用法，然后说我们来实际运用一下。

“nicolas,doyoubelieveingod?（尼古拉，你信上帝吗？）”

“non.idonotbooleeveeengott.（不，我不兴三弟。）”

“doyoubelievethatklausbarbieisguiltyofnaziwarcrimes?（你相信克劳斯·巴赫比犯有纳粹战争罪吗？）”

“maybe.（也许吧。）”

“youhavetorepeatthewholesentence.（你应该重复整个句子。）”

“maybeibooleeve—（也许我上兴——）”

我问了他对中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看法，还问了他的旅行经历、他的理想和他的家庭情况。但他的回答不怎么有趣，最后我放弃了努力，建议他学中文。

车上的灯光很黯淡，地板上的雪还没有融化。我已经冻僵了。尼古拉说希望现在就已回到了尼斯。我试着想了想自己愿意待在哪里。我考虑了很多种可能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还是愿意待在这里做现在的事——向南行驶，前往中国的海滨城市大连。在回家乡还是去他乡之间，也许很容易做出选择。显然这次我选择了去“他乡”，不是吗？

列车从哈尔滨开出13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沈阳。我已经受够了这趟车，于是决定明天换一趟车来继续我的旅途。同时，我还可以在沈阳逛一逛。

这又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城市，因此也如同噩梦一般，沈阳今夜的温度是零下30摄氏度——所有东西的表面都结满了细小的冰针和冰花。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在如此黑暗的夜晚，沈阳看起来像是一座黑白老照片中的城市。它安静得无可挑剔，闪烁的灯光寥寥无几，黑与白便是它的色调。我的问题在于，每当呼气的时候，眼镜片上都会泛起一层白霜。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的数字，所有的火车乘客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要去远方的城市参加会议。对于任何工作来说，这都是一份不错的福利。虽然他们的工资可能很低，但那些会议一般都在旅游景点召开，所以说起来是出差，但其实是在度假。美国的公司在举行销售会议时也是这样，比如他们会选择阿卡普尔科或者巴哈马这样的地点。

出远门的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即便在气温低于冰点的冬天也是如此，所以你永远都不能确定是否能找到一家宾馆入住。然而，在沈阳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除了我之外，拥有500间客房的凤凰饭店里只有六名客人。时间才晚上七点半，餐厅就已大门紧闭。我求他们开门放我进去，他们说我可以在里面吃饭，但不能要任何过于花哨的菜式。凤凰饭店的特色菜有熊掌（350元一份）、鹿鼻和“猪里脊肉片”。我吃了脆皮鸡和卷心菜，味道一点儿也不好，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几周以来我第一次有了温暖的感觉，因为这家饭店有暖气。我的房间里满是照明灯具，墙上挂着仿制的动物皮，虽然厕所无法使用，但却有一台电视。

我需要有人帮我搞到去大连的车票，因为去大连的火车总是满员（我之前怎么知道这个？），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买到车票。我就是这样认识孙先生的。

孙先生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在本该上学的日子，他去了农场劳动。但他仍然秉持“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信条，秩序与服从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在他帮我弄火车票的过程中，我们进行过几次很有启发性的对话。他是个直言不讳的强硬分子，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有时我觉得自己遇到的每个人都对过去深恶痛绝。

孙先生带我看了沈阳的一尊巨型毛泽东树脂雕像。作为开国元勋的毛泽东被当作神一样崇拜，他周围还有58个代表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人物。就算没人说我也知道这尊雕像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立起来的。跟成都的毛泽东雕像一样，它也刻画出了这位老人挥手赐福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这样的塑像都造价不菲。

“你觉不觉得应该像对待其他的毛主席雕像一样，把这尊雕像推倒并毁掉？”

“没必要仅仅因为它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的就推倒它，”孙先生说，“毛主席是一位伟人，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功绩。”

孙先生是一名口译员，但他干得不是很好——为了让对方听明白，我们说话时中英文都用上了。然而，他告诉我不久他将要去位于波斯湾的科威特给一个中国工作队做口译，这让我大吃一惊。

“难道你在科威特不要说阿拉伯语吗？”

“不用，其他工人都来自德国、韩国、巴基斯坦和美国，大家都会说英语，这就是他们需要我的原因。”

我问他会不会对新工作感到焦虑。

“我有个朋友刚从那边回来，他说那边的天气很糟糕。”

“跟沈阳差别很大……”顺便说一下，沈阳今天有零下28度，“那里的人怎么样呢？”

“不友好。”

“住宿条件呢？”

“大家都睡在一间房里。”

“吃的怎样？”

“他只有罐头吃。”

“梅林牌牛腱肉、白莲牌猪脚冻、向日葵牌午餐肉和中国食品公司的辣汁无骨鸡块——都是这种东西？”

“是的，还有面条，我觉得是这样。”

我想象着，在这些工作队所住宿舍里，用来装方便食品的木条箱和纸箱可能已经堆到了天花板那么高。

“要在科威特过那样的生活，还要沙尘暴中吃罐装食品，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可以赚了钱在那买东西。”

“你的朋友买了什么？”

“一台电冰箱、三台电视机——其中还有个是带遥控的，一台收音机、一台录像机，还给厨房添了一个炉子——微波炉，一台录音机，还有一辆本田摩托车，全是日本货。”

他说得那家伙像是赢了某个游戏节目的头奖似的。

“他肯定花了很多钱。”我说。

“他每个月能挣107美元。”

还有每天都要以梅林牌枇杷罐头和双喜牌面条为食，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两年，他一定老对同伴说：“阿卜杜勒，请把福鹰牌开罐器递给我。”

“他要那么多电视做什么？”

“一个给他妈妈，一个给他兄弟，一个留给自己。”

“那么你打算在科威特买点什么？”

“一台日本电冰箱。”

“你要它做什么呢？”我问，因为孙先生跟我说过他同父母一起生活。

“我会需要的，在科威特工作两年之后，我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他告诉我，中国北方的法定婚龄是男性26岁、女性24岁；而在南方的话男女要各小一岁。但几周之后我买了一本中国婚姻法的小册子，里面的规定好像和孙先生说的不一样。

“那就是你要的全部吗——一台电冰箱？”

“我还想要一台摄像机。我想把科威特和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拍下来，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些照片给我妈妈看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沈阳。”

那天的沈阳烟雾弥漫——天空阴沉沉的，道路上结满了冰。这里和哈尔滨一样冷。

孙先生说：“你应该在这待久一点。”

“太冷了，”我说，“我要到南方去。”

“你来自美国哪里？”

“离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不远。”

他看起来有些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于黄帝和唐朝之类的古代历史了如指掌，但却对比较近的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呢？

我问他：“你知道《朴次茅斯和约》吗？”

《朴次茅斯和约》是日俄战争结束时签订的一项和约，正是它把沈阳（当时叫奉天）的控制权交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就发生在80年前，大概是孙先生祖母生活的时代。泰迪·罗斯福提议并在小镇朴次茅斯签署了这个和约——具体的签署地点是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这个地方刚过新罕布什尔州的边界，位于缅因州的基特里，但我觉得这只会让孙先生感到更加混乱。

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他想让我看看沈阳一些比较著名的东西——除了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还有这里的工厂和汽车装配厂。中国人不仅还在生产蒸汽引擎、痰盂和羽毛笔，他们也在制造全新的老爷车——他们的红旗牌轿车，很像1948年产的帕卡德汽车略微发胀以后的样子。我拒绝了去抚顺的提议，那里有中国最大的露天矿藏——总宽度超过四英里（6.4千米），深度达到了1000英尺（304米）。在这样一个雾蒙蒙的霜冻天气里，根本不可能看到矿藏底部，更不用说瞥见矿山对面的风景了。我想要离开这座黑乎乎的大城市。

孙先生还在坚持自己的提议。我知道辽宁省旅游局推出了不少特别的旅游项目吗？游客有很多选择，比如“单车游”“本地美食游”“康复游”或“疗养游”——“使用传统中医理疗方法，治疗和康复效果更好”。然而沈阳远远算不上疗养之地，在我看来，即便是最健康的人来到这里，最后也会患上支气管炎。

这些旅游项目的推出，是各省旅游局相互竞争的结果。孙先生还提到有个项目叫做“律师游”。“任何对中国法律和我们的法律制度感兴趣的外国朋友都可以参加这个项目，他们可以旁听庭审和参观监狱，”他说，“这给了他们一个了解中国另一面的机会。”

这个项目我倒是愿意去，但短时间内却无法成行。我们聊起了法律制度，然后又谈到了死刑——在同中国人聊天时，我总是会提到死刑。他极力支持死刑，但却声称死刑犯的致命一枪是从头前部打进去的，可我坚持说子弹对准的是后脑勺。

我问了他对于中国死刑的看法，过去三年中，总共有一万人被执行了死刑（将来人数会更多）。

“中国的死刑，”他说着顿了顿，“一击毙命。”

天气非常冷，我看到骑车穿行在雪地上的人们脸上挂满了冰霜，凛冽的寒风一阵接一阵地刮着，过低的温度让我感到自己快要被冻伤。最后，我向这一切屈服了。

孙先生帮我搞到了一张离开沈阳的车票，但当我们坐汽车去火车站时，他挤眉弄眼地说道：“这个司机很晦气的，上次我坐他的车，他把车给撞了。”

这是一个霜冻的早晨，时间是七点半，古老的奉天城乌压压的一片。我们有半小时的时间去车站，但刚出发就遇上了堵车（无轨电车的集电杆与电线脱离，阻塞了交通）。滞留十五分钟后，我们重新出发，汽车猛地侧转了一下，后轮轰地响了一声：爆胎了。

“我跟你说过的，这个司机很晦气。”

“我该怎么去车站呢？”

“你可以走过去，”他说，“但是得先付钱给司机。”

“我为什么要付钱给他？他又没有把我送到车站，而且搞不好我还要误车！”

“那么你给十块钱就行了，不用十五块。这样便宜些，你还省了钱！”

我把钱扔向那个晦气的司机，然后急匆匆地用双脚在冰面上朝车站滑去。开车前最后一分钟，我终于赶到了——又是一趟冰冷的列车，但至少它是往南开的。

我在这趟车上遇到了理查德·乌，他在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工作，两年来一直在沈阳和周边地区活动。我问他，做这份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我来自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啊，这就解释了一切。他还通晓所有的行话。“我们把整套设计卖给他们……还会针对工厂提出一些意见。”然而，联合碳化物公司并不会参与工厂的修建，他对中国工人有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