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冷吗？”我问。

“很冷。”田先生回答。他的眼镜上起了一层白雾。

现在是哈尔滨的凌晨五点半，气温达到了零下35摄氏度，外面在下小雪——细小的雪粒像小珍珠一样在黑暗中筛落下来。雪一停，杀气腾腾的风就刮了起来，吹在我的脸上如同刀割一般。此刻，我们正赶往火车站。

“你坚持要跟我一起来吗？”我问。

“朗乡是不准外国人去的，”田先生说，“所以我必须跟您一起。”

“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我说。

“正是如此。”他回应道。

周围还是一片黑暗，街上空荡荡的，人们缩作一团，成群结队地在等公车。在冬日哈尔滨的公车站，他们往往要等很久，这样消磨时间的方式似乎有点残酷。再者，公交车上并没有暖气。意大利记者帝奇亚诺·坦尚尼曾经忿忿不平地记录过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提到黑龙江时，他引用了一位法国旅行者的话：“虽然我们不确定上帝把天堂设在了哪里，但可以确定，他选的肯定不是这个地方。”

风小了一些，但是依然很冷。它吹在我的额头上砰砰作响，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冷得卷曲了起来，我的嘴唇已经发干发裂。我觉得自己跟山姆·麦基一样。我走进火车站的候车室时，浑身哆嗦了一下，仿佛我的脸被人按在了一块冰冷的板子上。这里也没有暖气，我问田先生对此怎么看。

“暖气不好，”他说，“会让你想睡觉，反应也会变慢。”

“我喜欢暖气。”我说。

田先生说：“我去过广州，觉得那里太热了，浑身无力。”

田先生二十七岁，是哈尔滨大学毕业的。他走路的样子有点滑稽，但他十分自信，从不大惊小怪。他很有耐心，也很坦诚，这些品质让我喜欢上了他。因此，虽然他能力不怎么样，但我也觉得无所谓了。到朗乡要坐一整天火车——我们得迎着风雪一路向北。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相处的同伴，我不觉得他会妨碍我什么。

他一个包也没带，也许把牙刷揣在口袋里了吧。他的口袋里还塞着羊毛帽和一双破旧的手套，完全是轻装上阵，没有任何累赘。他是中国人简朴生活的典型代表，睡觉时还穿着秋衣秋裤，吃饭时也不脱外套。他几乎不洗漱。身为中国人，他也不怎么需要刮胡子。看上去他没有任何私人财物，像个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这一点也深深吸引着我。

候车室的广播里传来一阵粗暴的声音，那个每天早上都要播新闻的北京老女人又在喋喋不休了。在中国，新闻好像一种特殊性形式的唠叨，让人不得安宁。

“你在听新闻？”田先生问。

“是的，但我听不懂。”

“wemustabsolutelynotallowahandfulofpeopletosabotageproduction.（我们必须坚决制止一小撮人破坏生产。）”田先生把广播里鸭子叫一般的声音翻译成英文给我听。

播音员正在读《工人日报》的一篇头版社论。候车室里还有其他人，但他们并没有听广播，而是在相互说着话。他们穿得很暖和，戴了皮帽和连指手套，脚上蹬着长靴。他们烟抽得很厉害，不时要起身去用一下痰盂——这可是火车候车室中最重要的东西。泼妇骂街般的声音仍然不断地从广播里传出来，田先生殷勤地给我翻译着。

“bourgeoisliberalismhasbeenrampantforseveralyears.itisapoisoninsomepeople’sminds.somepeoplemaketripsabroadandsaycapitalismisgood,andpaintadarkpictureofsocialism.（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猖狂了多年，它是人们思想中的毒瘤。有的人去国外旅游，说资本主义好，还要抹黑社会主义。）”

我问：“田先生，还有别人在听这个吗？”

“没有，”他回答，此时他看见一个人滴了一口痰在地上，然后用毡靴擦掉了，“他们在忙别的事。”

有时我觉得他是故作幽默，有时我又觉得他高深莫测，但同时在某些事情上，他真的是毫无用处。“需要我做点什么吗？”他经常这样问，可每当我提出一个建议，比如去买张票、打个电话或者确认一下某件事情，他都会无一例外地办砸。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停地表示要帮我干点什么。

太阳刚出来，列车就呼呼啦啦地冒着白烟进站了。这趟车从600英里（965千米）以外的大连开过来，途中每一站都停。正因为如此，车上的垃圾多到让人叹为观止——到处是花生壳、苹果核、啃过的鸡骨头、橘子皮和油兮兮的纸巾。车内又脏又冷，连人们吐在地上的痰都冻成了一坨坨奇怪的黄绿色的冰。车厢的连接处仿佛一条冰雪隧道，窗户上已经结了一英寸（2.5厘米）厚的霜，车上的门都没有锁，一旦有冷风穿过车厢，它们就被摔得砰砰作响。这就是在黑龙江的体验：我悄悄地从寒冷的室外逃进了室内，却发现更冷了。我找到一小块地方坐下，跟别人一样蜷成一团，连帽子和手套都没有脱。当时我正在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于是我在书的空白处写道：

在这些省份，每趟车都跟军用列车似的。我坐的这趟像是刚从前线回来，车上满是病号和伤员。

即使穿了三双袜子和保暖靴，我的双脚还是很冷，而且就算有了厚毛衣、羊皮背心和皮外套，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温暖。我戴着帽子和羊毛衬里的连指手套，像个傻子一样，但恼火的是我还是觉得很冷，或者说至少不暖和。此刻我多么地怀念南方夏日的火车和闷热的“铁公鸡”之旅啊，当时我还能穿着我的蓝色睡衣在车上到处乱转！

田先生问道：“您来自美国哪个城市？”

“波士顿附近。”

“列克星敦就在波士顿附近。”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中学时学过美国历史，所有中国人都要学的。”

“所以，田先生，你了解我们的独立战争？”

“是的，有个人也叫保罗，他也是个重要人物。”

“保罗·列维尔。”

“没错，”田先生说道，“就是他告诉农民们英国人要来的消息。”

“不光是农民，他告诉了所有人，包括农民、地主、走资派、臭老九、少数民族和奴隶。”

“我觉得你在开玩笑，竟然还有奴隶。”

“没有开玩笑。有些奴隶是为英方战斗的，英国人向他们承诺，只要获胜就给他们自由。英军投降后，这些黑奴被送去了加拿大。”

“我在书上没读到过这些。”田先生说。此时，门被风吹开了。

“我很冷。”我说。

“我太热了。”田先生说。

我冷得睡着了。后来田先生把我叫醒，问我要不要吃早餐。我心想吃点东西可能会觉得暖和点，于是就答应了。

餐车的窗户上都是霜，地上都是冰，我桌上有一瓶结了冰的水，瓶子已经胀裂。我的指头太冷，根本拿不动筷子。我把手插进袖子里，缩成一团。

“他们有什么菜？”我问。

“不知道。”

“你想吃面条吗？”我又问。

“除了面条，什么都行。”他说。

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了冰冷的面条，冰冷的腌洋葱，造型像沙滩玩具的午餐肉丁，以及冷冰冰但很好吃的黑木耳——这是黑龙江的特产。田先生还是吃了面条。在中国就是这样，即便有些东西不合你的口味，但当菜单上除了它什么都没有时，你还是得吃。

“这是什么音乐？”我问。广播里正在放一首歌曲，我在别的车上也听到过。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十五的月亮》。”田先生回答。

我请他解释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这首歌的主人公是一名战斗在越南边境的士兵——我在云南坐的那趟车，再往南走一点就是越南了。这名士兵已经结婚，但妻子并不在身旁。他深深地思念着妻子，意识到自己是为她而战——最后他们胜利了，他成了英雄，这一切都出自她的鼓励。这样的叙事代表了中国的一种转变：几年前，他应该还在为毛主席而战，但为另一半奋斗其实要更有意义一些。由此看来，这首歌和《要让炉火燃着》很像。

“我喜欢这首歌，但我不喜欢中国音乐。”田先生说。

“那你喜欢什么呢？”我问他。这时我扔掉了筷子，开始用手把黑木耳抓起来吃。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还有这个——”接着田先生张开了口，发出了一阵乌鸦般哀怨的声音：

ahgoonscambafey!

partysayroomeetie!

renmanbeedawarnhoo-day...

（您正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

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代我向那儿的一位姑娘问好……）

“曲调很熟悉，”我说道，但我想不起歌词了。他盯着我，要求我再回忆回忆。我说：“我放弃了。”

过了一阵子，他告诉我他唱的是《斯卡布罗集市》，这首歌的演唱者西蒙和加芬克尔是他最喜欢的歌手。他们在哈尔滨大学很受欢迎，《恶水之桥》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专辑。

穿越了几小时雪地之后，列车进入了一个山区。山里的村落都很小——短短的三四排平房，有些房子是砖砌的，有些则是泥土和木材搭建的。这些都是最简单的斜顶小屋，样子跟一年级小朋友画出来的差不多：窄窄的门，一扇窗户，粗粗的烟囱里冒出一缕炊烟。

车上的厕所也像是孩子设计的：只是在地板上挖出了一个直径两英尺（60厘米）左右的洞而已。当然，我以前也见过蹲便式厕所，可是这一个还在以每小时50英里（80千米）的速度穿越中国北方的冰雪。厕所里没有管道也没有挡板，低头可以看见车底的冰迅速从眼前划过，寒冷的气流会从洞口钻上来。要是有谁傻到来用这样的厕所，那么他身上那个几乎从来不会受冻的要害部位肯定会被冻坏。它简直就是个拿来冻屁股的冰柜，但尽管如此，乘客们还是一个个地往里钻。而从里面走出来时，他们总是眯缝着双眼，紧咬着牙关，仿佛刚才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夹了一下。

中午时我们到达了桃山镇，田先生告诉我：“大家会来这里滑雪。”有的乘客下车了，但那些人看起来更像伐木工人而不是滑雪者。然而西北方向的确有许多雪山，最具西伯利亚气息的则是一片白桦林。

车里越来越冷了。如果总是要停站和开门，那么供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理由。对于厕所他们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是冷空气可以从地上的洞口钻进房间，那么就没有必要给厕所供暖了。如果不能有效地让房间暖和起来，那么根本就没有必要提供暖气。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的人才从来不脱秋衣秋裤，而且吃饭的时候还要戴皮帽。

我在座位上冻僵了，戴着手套捧着《当代英雄》，用鼻子翻着书。一旁的中国人也许在想：这就是他们鼻子那么长的原因吧！虽然这本书很薄，但我一直没看完，有好多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读的。但它的主人公毕巧林是一个浪漫的朋克，他老想着去死，所以他叙述故事的方式也是断断续续的。我们沿着铁轨一路向前，我读到了毕巧林最具个性的一段观点：

老实说，凡是瞎眼的、独眼的、聋子、哑巴、缺腿的、少胳膊的、驼背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我对他们都有一种执拗的成见。我发现人的外表同内心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一个人五官四肢一有缺陷，他的内心就会丧失某种感情。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在我看来，与之相反的观点似乎更能成立：凡是少胳膊的、瞎眼的、聋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内心会生出一种新的感情。在威尔斯的小说《盲人国》中，真正有缺陷的其实是视力正常的人。我之所以对书里的这段话印象颇深，是因为在车上看到了跛脚的人。后来我在朗乡又遇到了一个驼背，他亲手搭建和布置了自己的房子，为的是方便自己同时从事收音机修理和影棚摄影的工作，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上面这段话。

列车仍在稳步前行，途中频繁地靠站。车门开开关关，冷空气如同冰箱里的冷气一般从外面跑进来，每次都会在车厢内形成一股凛冽的风。我讨厌起身，因为再次坐下时座位又会冻得冰凉。

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有孩子站在屋外看火车经过。他们只穿了薄薄的外套，没戴帽子和手套，其中许多人的双颊都被冻得通红。他们的头发很久没洗，一缕缕的像大钉子一样在头上翘着，脚上穿的是布拖鞋。他们看起来非常耐寒，我们经过那些满是冰雪的村庄时，他们会朝火车大声喊叫。

远处的群山是小兴安岭最南部的一片山峰，山的前面全是森林。这个地区大部分的人类聚居地都只是由伐木场发展壮大而成，而朗乡则是中国伐木业的一个中心。但我之所以过来，是因为这里有一条窄轨铁路可以通向森林深处，人们要从那里把木材运回镇里加工。

这里几乎算不上一个城镇。它只是一个由一堆平房组成的村落，除了中央巨大的贮木场外，还有一条主干道，脸上裹着围巾的人们整天站在那里售卖肉类和蔬菜。有一天我在朗乡见到一个男人，他面前摆了一块方布，布上放着六只冻得僵硬的死老鼠和一堆老鼠尾巴。朗乡的条件真的糟到连老鼠和老鼠尾巴都有人吃了吗？

“你们吃这些东西吗？”我问。

“不不，”一阵模糊的声音从覆盖着冰霜的围巾后面传过来，“我在卖药。”

“老鼠也可以当药？”

“不是，不是！”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个男人的皮肤已经冻成了紫黑色。然后他又开始讲话，但说的是方言，我听不懂。他说话时，围巾上的冰晶慢慢融化了。

田先生解释道：“他卖的不是老鼠，是老鼠药。把这些死老鼠摆出来，是为了证明药效。”

我们到达朗乡时是下午三点左右，那时候天已经开始变黑了。北纬地区的冬季就是这样，夜晚来得很早。我迈出了寒冷的车厢，踏上了冰冷的月台，然后我们去了宾馆，那里也很冷——但我发现室内的湿冷比室外的严寒更加难以忍受。在紧闭的门帘和幽暗的灯光中，这宾馆就像个地下墓穴。

“这里面很冷。”我对宾馆经理丛先生说道。

“会暖和起来的。”

“什么时候？”

“还有三四个月。”

“我是说，宾馆里面很冷。”我说。

“对呀，宾馆也会的，整个朗乡都会暖和起来的。”

为了维持血液循环，我一直不停地蹦蹦跳跳，而田先生只是耐心地站在一旁。

“这里的房间怎么样？”我问。他用很快的语速对丛先生说了一番话。“您是要干净一点的房间，还是普通的？”田先生问。

“我想换换口味，那么就来间干净点的吧。”

对于我的讽刺挖苦，他并没有理会，而是说道：“啊，干净的。”然后他摇了摇头，好像这个要求很无理似的：“那你得等等。”

冷风穿过宾馆大堂，把门帘吹得鼓鼓的，让它看起来像一面扬起的风帆。

“我们可以吃晚饭了。”丛先生说。

“现在连五点都不到。”我说。

“五点就是晚饭时间，哈哈！”这一声“哈哈”是在告诉我：惯例就是如此，又不是我规定的，所以你不要这么难讲话。

朗乡宾馆的餐厅是目前为止我在黑龙江省内到过的最冷的房间。我拉紧了帽子，用手垫着屁股，坐在那里哆嗦个不停。我把自己的温度计放在桌上，上面显示的是华氏36度（摄氏2度）。

丛先生表示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寒冷。他连帽子都没戴！他来自遥远的北方，1950年代他曾到那里拓荒，在一个生产玉米和其他谷物的公社劳动。虽然他年纪不是很大，但却有点像中国人说的老古董。作为来自中国最偏远地区的一名公社工人，新的改革让他感到困惑。他有四个孩子，如今这是个可耻的数字。“因为超过了两个，我们受了罚，”他说，“作为惩罚，你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被调去别的岗位。”

田先生的脸上显露出了无尽的厌倦——但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厌倦——我从中可以看出，丛先生和田先生毫无共同之处。在中国，代沟有着特别的意义，并且不容忽视。

我问丛先生，他所在的公社后来怎么样了。

“它被取缔了，”他说道，“解散了。”

“农民们都走了吗？”

“没有，每个人都分了一块地，给他们自己种。”

“你觉得那样是不是更好？”

“当然，”他说，但我无法分辨他的态度，“生产规模大了许多，产量也提高了。”

我的问题似乎解决了，任何提高产量的政策都是好东西。我心想，如果出现经济衰退的话，愿上帝保佑中国。

整个小镇一片漆黑。宾馆很冷，我的房间也很冷。尽管才傍晚六点半，但我已经爬上床了——总之，我穿了最多的衣服钻进被窝，缩在毛毯里听我的短波收音机。在朗乡的夜晚，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第二天，我乘坐窄轨列车沿着伐木的路线进入了森林深处，最后却感到很失望。我原以为可以见到一片荒野，但那里却满是砍树推土的伐木工人。

“我们会找一天去原始森林的。”田先生说。

“今天就去吧。”

“不行，太远了，改日再去吧。”

我们去了机车棚，在那里见到了地陪金女士。机车棚里弥漫着烟雾和蒸汽，光线也很暗，但同时也很暖和，因为有人正在给锅炉生火，熔炉内也是火光闪耀。我正信步走着，不料金女士却猛地将自己砸向我，直接把我推到了墙上，接着她歇斯底里地笑了，笑得颤颤巍巍的——这是中国人最可怕的笑声之一。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她救了我，不然我就踏进了地上那个深洞，那样我的后背肯定会摔坏。